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30)對改革絕望
徐慶熊是我見識過最典型的共產黨幹部，來香港前是上海市經委副主任，經委內部對他的議論，說這尊菩薩是一個「眼睛朝上，只看領導，私心太重，心眼太小，有撈就撈，擦吹捧貪的全才幹部。」他來香港前就準備了幾個鏡框，是他和和江澤民、朱鎔基的合影，一到香港，就掛在辦公室墻上，暗示江、朱是他後台。他對我說，他要見江，不必通報，可以直登江家之門。說朱鎔基到上海，一下飛機就問，徐慶熊同志在哪裡。他有幾個故事是上海經委人所盡知的，說有個禮拜天他騎自行車去看江，江了大加贊揚，說徐是保持革命作風的好幹部。還有年夏天朱鎔基約好去徐家，他早一天趕緊把空調拆去，客廳裡放了好幾把扇子，朱來了問你家怎麼連空調也沒裝？他說節約一點好，朱說他是好幹部等等，這類故事很多，可見此人心計之深。
他在自己名片上用中、英文印上「教授」（Professor）頭銜，幾位港商問我：「你們徐董事長是哪個高等學府的教授？教什麼的，有著作嗎？」我告訴他，他一臉尷尬，重印名片時去掉了這個頭銜，其實他不過初中文化。這種心態非常奇怪，共產黨幹部都歧視知識份子大學教授，但他們自己當上高官，又都冒充博士教授。
徐慶熊雖是上海經委副主任，其實對經濟一竅不通，從未接觸過經貿實際事務，沒處理過具體商業實務。他對香港，對市場經濟，對董事會制度，完全外行。他來香港後一味貶低永安中心、東方商廈、免稅店等投資項目，這些項目全都成功獲利。我將這些項目的歷史背景、商業環節、細數測算一一向他詳述，他兩眼望著天花板不作聲。他抱怨大家不尊重他，我說，你現在不是上海市經委副主任，你是香港公司董事長，不要用國內機構老一套來工作，他聽不懂。
當時我覺得徐慶熊是國內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幹部，對香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太不了解，我還好心地想開導他，我說：「公司最高權力決策機構是董事會，董事會領導下總經理負責。如果改成董事長領導下總經理負責制，董事會就成了虛設。」他無法理解，專門去上海問副市長李肇基，李是上海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李對徐說，董事長只是董事會召集人，董事會討論公司重大方針，長遠規劃和年度計劃，董事長檢查總經理工作，但不能干預。這些對徐慶熊是聞所未聞的新課題，回來對我說，董事長沒實權，那我有什麼意思。
徐慶熊還是不斷干預公司業務，直接指揮辦事人員。有次，他心血來潮要做黃金買賣，擅自指揮做股市的一個辦事員，買進幾百兩黃金，幸虧被張昌謀及早發覺而阻止，才避免了損失。他聽說美國大量需要乳膠手套，自作主張和上海某廠安排貨源，結果行情下跌，客戶不提貨，損失上百萬美金。一次又一次無端付學費，這是黨官經商的必然。至於他向港商客户撈點小外快，更是防不勝防，要客户帮他兒子去加拿大，丟人現眼。
八十年代後期，中資機構已是香港重要的經濟力量，華潤、粵海、華閩和招商局，都有自己的辦公大樓，而上海實業公司作為上海市駐港機構，辦公樓還侷處于一棟小商業樓宇，形象上很不相稱，所以大家都希望能有一棟具氣派的大樓。
1988年4月老譚來看我，說軒尼斯道十八層高的華光大廈要出售，是個好機會，建議我買下。華光大廈業主葉謀遵是上海人，我早認識，葉在華光大廈頂層Penthouse請我和譚吃飯，他開價三億三千萬港元。我們測算，全棟除自用三份之一樓層，其餘出租，預計每年租金收入約1000至1200萬，譚與業主洽商買下。
我把收購方案告知徐慶熊，他兩眼呆呆望天，這種交易完全在他的知識範圍以外。過了兩天，他反問我：「老譚為什麼這麼積極？他會不會從中撈好處？我們腦中要多一根弦。」這就是徐慶熊這種幹部慣常的思維方式，我對他說：「在香港暗中撈油水是要吃官司的，對方若給老譚私人好處也是要吃官司的。沒有真憑實據，不可以憑猜想判是非。我認為對公司有利無弊，就可以做。」徐冷冰冰地說：「既然你定了，那就你拍板你負責。」我說：「好，我負責。」我立即寫了一份保證書，黨委書記朱世雄知道了，也來簽了字。
購進華光大廈後，更名「上實大廈」。物業市道向好，房價彪升，第二年租金收入不是1000萬而是1800萬，89年租金收入達到我們預測的翻倍2400萬。
不多日上海電機廠廠長李文華來香港，在飯桌上徐慶熊高談闊論，大言不慚地說：「我買下一座大樓，已昇值一倍。」明明他反對我買華光大廈，竟然在我這個當事人的面，如此信口雌黃，真是厚顏無恥，歎為觀止。
徐慶熊這類幹部不是個別，是大陸幹部的多數，他們沒有市場經濟的知識，更沒有世界全局的見識，對上阿依奉承，對下趾高氣揚，這是他們的基本功。而徐慶熊這類幹部，就是江澤民、朱鎔基眼中的好幹部。這種思想，這種作風，這種體制，這種幹部，中國要改革要進步，實在難哪 ！
朱世雄、張昌謀、程關達等幾位副總多次向李肇基、黃菊兩位副市長反映徐慶熊的問題，市府感到事態有點嚴重，1988年12月派市委組織部長趙啟正【注】來香港調查。
【整理者注】趙啟正（1940-）河北人，1962年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畢業，進上海廣播器材厰，1979年加入中共，1984年任上海工業委員會副書記，1993年任上海市副市長，浦東新區首任主任。1998年上調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
趙下車伊始就定了調子，強調「安定團結」，趙分別找各位副總談話，用「組織紀律性」封大家的嘴，朱世雄談得最坦率，不料趙對朱說：「老朱同志，你是黨委書記，你對徐竟那麼不滿意，我看你還是適可而止，否則你要付出代價的。」意思是徐有後台，碰不得。朱聽後很悲觀，堂堂一個市委組織部部長，出來作調查，竟然不講原則，公然袒護受調查的對象，甚至對揭發者語帶恫嚇，朱對我說：「一個組織部長居然說出這種話來，我真要吐血了！」
趙特別約我到天廚廠去談，他說在上實辦公室「不方便」。我不懂他這是什麼意思，其實在任何場合，我都不會談徐某，我對共產黨這一套虛偽的作法，實在看得太多了。他們早就有一個框框，你談的符合他的框框，他接受，不符合他的框框，他心裡反而對你反感，共產黨的任何調查、聽意見都是假的。相反他們要看看誰在下面有意見，任何意見在他們眼中，都是一種反叛，「提意見」是他們最不能容忍的。趙啟的所謂調查不了了之，官官相護之下，徐慶熊更加有恃無恐，盛氣凌人。
過了半年，1989年9月上海紀委又派十人小組來香港調查，還是走過場不了了之。在這種氣氛之下，程關達通過關係調走了，吳如華也走了，我也辭職了。
香港灣仔的上海實業大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