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21) 上實公司源遠流長
大陸駐港機構對外是商業機構，但肩負政治任務，因此「對敵鬥爭」的弦繃得很緊。1986年春節期間，公司被破窗入內盜竊。這類事件照例應報警，但馬上警覺起來，立即請示新華社（中共黨委），新華社指示不要報警，因為一報警，香港警察封鎖現場進行調查，公司的市委內部文件可能曝光。盜賊見失竊卻無動靜，半個月後第二次遭竊，兩次失竊但文件櫃和保險箱未觸動，可見不是政治動機，只是副總經理程關達的一部照相機被竊，是他剛買準備帶回上海的。中資公司待遇偏低，一部相機就是一個月工資，我決定由公司補償了事。
大陸駐港機構，除了最低級工作人員如一般文員，中級以上都由大陸外派，每年可回大陸探親一次由公司報銷路費。但我妻子在美國，我要探親就得去美國，這是超出政策範圍的新問題，在香港所有中資公司幹部中，我是唯一家屬不在內地而在美國的。辦公室經理趙津華女士，她先生是香港中資銀行金城銀行副總黨委書記，她認為應一視同仁，我來回機票也應由公司報銷，她打報告向新華社請示，居然獲得批准，再報上海市委組織部。
不過我在職七年從沒去美國探過親，因為1985年11月我妻從洛杉磯來了香港。上實公司派車去啓德機場接，到住處後我妻給司機十美元致謝，第二天我到公司會計部交一百港元作爲車費（若乘的士約需五十元），主任不肯收，說派車接公司負責人家屬很正常，我說這是私事，絕對不能無償用公車，公司是否有此規定我不知，但我内心厭惡這種公私不分的陋習，我在上實公司七年，從未占用過公司一分錢，這點我自己是十分注意的。
中共年年高叫反貪廉政，實際上越来越嚴重，反貪我沒能力，只有做好自己，捫心無愧，心安理得。當年外派幹部是肥缺，但一是制度比較嚴格，二是工資留在上海，自己再拿一份津貼大約港幣二千左右，每年回家探親可帶兩個電器大件，這在當時已屬特權，所以我在上實時，公司的幹部都是廉潔的。我九十年代離開後，制度越來越松，人也越來越「精」，一些領導幹部上梁不正，後來的風氣是敗壞到無以復加【注】。
【整理者注】2024年4月30日最高檢發布，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原總裁周軍涉嫌貪污罪、受賄罪，已提起公訴。指控周軍在2019年至2023年，利用擔任上實(集團)總裁的便利，夥同他人共同貪污達幾十億之巨，依法以貪污罪、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大陸駐香港的公司有上千家，一級公司如中國銀行，華潤公司，招商局，都是部一級機構，上實和粵海（廣東）、華閩（福建省）都是二級公司即省市一級，地方級的公司多如牛毛，很多合資公司更是魚龍混雜，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無法無天。廣東福建的機構一相比較胆大，上海人天生怕事，循規蹈矩，上海實業公司在八十年代，很是小心謹慎。
這時我和上海外派來港的幹部都住在南洋煙廠的灣仔南洋大廈，我的住房有兩臥一廳、一浴一廚。妻子未到前，我中飯在公司吃，夜飯除了有應酬在外面吃以外，大多是自己煮一包方便麵。妻子來後就由她操廚，晚上有魚有蝦有肉。徐鵬飛從上海來香港參加南洋煙草公司八十週年活動，就住在我宿舍，每天我妻準備的西式早餐，他吃得很落胃。
1985年聖誕夜，商人葉超然在錦江輪上開酒會，邀我夫婦和徐鵬飛參加，我與葉的情婦陳聰跳了舞。陳聰原是北京電視台播音員，與葉在香港同居，三年後與葉分手，分了葉一半財產，但不久不知什麼原因被殺。葉超然這種人就是舊上海冒險家樂園的流氓，中國開放初，他倒賣日本鋼廠舊設備獲得暴利，當時大陸對電視顯像管需求很大，他在元朗開了一家顯像管廠，但因為不懂技術，質量不過關。他來找我，要上海實業買下他工廠，我知道此人不擇手段，婉言拒絕，他就去找王光英談。
王光英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弟弟，1948年在天津開過一個小厰，文革中就因這區區一年的資本家身份被整得九死一生，文革後倍受重視，1983年國務院在香港成立光大實業公司，王光英為總經理，以超級大富豪和國家企業總裁雙重身份，顯赫降臨，趾高氣揚，其實他對生意一竅不通，葉超然一番花言巧語，王光英就買下了那個瀕臨破產的工廠，葉將工廠脫手得款後從此在香港消失。王光英的投資當然一敗塗地，反正是國家的錢。那時大陸官員胡亂投資受騙上當，稱為「付學費」，但付了學費卻沒人在乎是否學到什麼，于是一次又一次「付學費」。
1985年12月25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舉行八十週年慶祝酒會，徐鵬飛是董事長，專程從上海來香港主持酒會。南煙由南洋華僑簡照南、簡玉階兩兄弟於1905年在香港創辦，因受英美煙草公司打擊，開廠三年資本已虧蝕殆盡。得其叔父簡銘石支援，1909年推出「紅雙喜牌」香煙，起死回生。1916年去上海設廠，但繼續受英美煙草公司打擊，1930年又面臨危機，1937年宋子文資本乘虛而入，控制了南煙。全國「解放」後，上海工廠作為官僚資本被接管。香港南洋煙廠由上海市府經營，對外是私營，內部按合營處理，保留少量華僑股權。但當年派出來的幹部首先看政治是否可靠，業務都是外行，經營不善，到文革後期已幾乎維持不下去。
1981年上海市政府在香港成立上海實業公司，將兩家名義上是私營企業的南煙兄弟煙草公司及天廚化學味精工廠劃歸上海實業公司管理。南煙廠設備老化，工人勞動強度高，管理落後，上海實業於1983年投資一億港元，在九龍城道擴建廠房，向英國訂購自動化成套設備，年產量從七十年代三萬大箱，猛增到六十多萬大箱，銷售額達五億五千萬港元。同樣規模國內煙廠要五、六千人，香港南煙僅235人，人均年產量高達2600多大箱，人均年利潤達55萬港元，經濟效益不可同日而語。南煙在五十年代出售了不少地產，八十年代又購入九龍城道五座工廠大廈，以及美孚新村住宅樓一幢。包括原有在摩利臣山道的南洋大廈等一批物業，總資產達十三億港元。
徐鵬飛解放前就是地下黨員，1937年抗戰爆發由黨組織派來香港。抗戰時中共在上海設立廣大華行貿易公司，四十年代在香港開設廣大華行，總經理盧緒章，徐鵬飛是盧的助手，公開身份是資本家。當時中共在香港還有三家貿易公司，都以「私商」面貌出現，分別為「合眾」、「南星」和「港企」。「解放」前夕，盧緒章調回上海，徐鵬飛接任廣大華行總經理，「解放」後，四家中共企業合併成華潤公司，公開作為中國外貿部的駐港代表機構，從事進出口貿易。徐是廣大華行最後一任總經理，結業後調回國。盧緒章回大陸任華東經委負責人，徐調回上海任進出口辦副主任。「解放」初商人看到盧、徐身穿軍裝，大吃一驚，才知道這兩位在香港商界十多年的大老闆，原來都是中共幹部。
當年香港地下黨最主要領導人是潘漢年，後來徐鵬飛受潘案牽連，被冷落多年，在上海對外開放中，汪道涵從新起用徐鵬飛，負責籌建上海投資信託公司，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徐則既通英語，又會說廣東話，是外貿老手，是共產黨裡著名的「洋務派」。
徐鵬飛是上海市長汪道涵的「四大金鋼」之一，其他三人是汪的秘書侯敏、錦江集團總經理任百尊、市府辦公廳主任張世平。汪下任後從康辦遷出，侯敏為向汪擦鞋，指令上海市警備區司令周潤林把他住的大宅騰出，讓汪遷入，遭到不少人非議，不得不另覓住地。與此同時市委書記陳國棟的司機仗勢敲詐，市委書記胡立教的兒子玩女人胡作非為，民憤極大。在鄧小平的授意下，整肅黨紀，胡子終於被判死刑。當時社會上流傳「陳國棟的車子，胡立教的兒子，汪道涵的房子」，比喻高官之惡劣影嚮。
上海市府將南煙劃歸上實公司管轄後，委徐鵬飛任董事長。徐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可自由進出香港。但他主要工作在上投，對南煙無法兼顧，所以在南煙八十週年後，市委組織部決定由我繼任南煙董事長。
南煙起家于南洋華僑簡氏兄弟，董事會中還有一位簡氏家族的代表，簡照南長女簡竹堅，思想左傾。抗戰初期，由當年香港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潘漢年的情婦董慧吸收為情報交通員。董慧是香港道亨銀行董事長董仲維之女，董慧和簡竹堅兩位都是名門閨秀，1942年日軍佔領香港前，潘漢年將董、簡都安全轉移到大後方，抗戰後重回香港。1947年潘漢年和董慧在香港結婚，49年後董隨潘到上海，潘任副市長，董任統戰部秘書長，1955年潘漢年蒙受冤獄，董慧一直跟隨丈夫不離不棄，後來死于江西勞改營。潘案後，簡竹堅也從此深居簡出，只保留南洋煙草公司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