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巴赫猜想

我娘是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但在我认识她的这些年里，她从未给学生上过一堂物理课，也没有跟我们讨论过任何物理问题。她的学历存疑。

但是那一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时，连我娘也坐不住了。光明日报全篇刊载了这篇报告文学，我娘用略带普通话的方言，在我家用来吃饭、睡觉、争吵的万能房间里，向我们通读了这篇文字。家里很安静，像是突然闯入一个奇观，也像是生平看了第一部真正的电影，或者说一扇天窗被打开了。

这种气氛的形成，跟陈景润独特的气质和成绩有关，跟徐迟的文字能力有关，也跟我们周围见过的诸多数学老师有关。他们是榜样，是诱惑。

我们住在一所中学的家属区，周围的邻居基本上都是这所中学的老师。文革期间，这所中学里有校办农场，有校办工厂，有芭蕾舞班，有乐队，有各种与时代相关的组织，也有数学教研室。

数学教研室要单独拿出来说，是因为那间办公室总是亮着灯，在别的教研室的老师都回家休息的傍晚和夜晚，数学教研室总有人在那里看书攻读。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大概是对数学书的描述。

报告文学出来的那一年，我开始上初中，就在我居住的这所中学。每一位数学老师都很优秀，或者说，回头看，这所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很特别，很优秀。

我最喜欢的数学老师，曾经考上了清华大学。由于家庭原因，他只上了一年大学，就辍学回到老家，当了中学老师。现在的标准看，犹如从哈佛大学辍学，展现的是另一个级别的优秀。他一直热爱数学，站在讲台上或者备课的时候，他就站在了人生的高点上。他把课讲得特别容易，特别通透，让人觉得谁都能学得像他一样好。但离开那个讲台，他得靠酒精维持生命的正常，所以他来上课时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像一个巨星，聚集出自己的高光时刻需要观众的等待、盼望、焦虑和惊喜。

另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学老师，在文革后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次考试中成功考取了省城大学的研究生。

他曾经是我家隔壁邻居女主人的未婚夫，他俩去北京旅行结婚，回来后就分手了。女子后来嫁了一位医生，生了两个孩子，住在我家隔壁，日子过得轰轰烈烈。男子后来娶了另一位老师的亲戚，亲戚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终归是个女人，略微能操持一点儿家务。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不懂人间冷暖，很鄙视有精神病的女人。

男老师大概有了更多坚守数学教研室的理由。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孩儿，十分机灵、眼睛明亮身上有点儿脏的女孩儿。无法想象女孩儿如何跟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母亲一起呆在家里，她们说什么，吃什么，有没有冲突和矛盾？

数学老师考上研究生后带走了女儿，忘了他妻子的下落。有时，人生需要数学来拯救。

我考初中那年是文革后重点中学第一次招生，暑假里临时加了一场录取考试。这所学校的老师们摩拳擦掌，甚至亲自去各个煤矿的学校监考，亲自把试卷拿回来。考试是神圣的。

那次考试，我的数学试卷被扣了五分或者十分，这不影响我被中学录取。但我跟我爹讨论如何解答试卷时，他也懵了，他不懂我的算数逻辑。大概阅卷老师也不懂，只能看到一个正确答案，过程像是PS上去的虚假皮肤。我把思路一五一十地讲解给他听后，爹觉得应该去向同事解释、推广这个思路。

我的试卷被改成了满分，好像老师们查阅了几位其他同学的卷子，类似的解题方法也调整了分数。这件事现在被想起来，是想说，世界是不公平的，如果我没有一个在这所中学里任教的爹，我的试卷活该被扣几分，老师并不总是理解学生的思路，但老师有生杀予夺的位置。阅卷者的权威是一种流动的力量。数学的温暖是自己的，他人的评判只是一次交头接耳而已。

我的最后一位高中数学老师是北大数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他留给我的印象，一是他给我们讲数学史上的故事，下课了大家还安静地听他讲，恨不得铃声被屏蔽；二是他感叹我的高考成绩发挥了水平。他大概不好意思说我是超水平发挥吧，但总归还是表达了他没想到我的临场发挥。好像我是个不怎么样的学生似的。

但这不影响数学在我心中的地位。以至于我刚遇到现在的老公时，我的第一担忧，是怕他数学不好。我没考他修水管、整院子、洗衣做饭的能力，却考了他一道数学题。以至于如今，我们总是生活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把儿子送进了数学系。

儿子上数学系这件事，是我和公婆之间为数不多的矛盾之一。公婆认为上数学系，是走上了死路，九年了，每次提起来他们都唉声叹气，好像孙子被坏人拐跑了似的。我也没法儿向他们解释，这是一个吃肉和吃素的问题，数学是肉，好吧？

我一直鄙视写作，女儿和我爹总在梦想当作家，我像我的公婆一样把写作看成一条死路。儿子好歹在用数学养活自己，女儿和我爹，是不可能用写作养活自己的。

这几天又想到哥德巴赫猜想，开始问自己：徐迟对我的影响，到底是数学方面的，还是煽情方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