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看中国”记者肖然对江林的访谈。经“看中国”和江林的同意,转载与此)
六四见证人、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看中国摄)
【看中国2024年5月31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六四见证人、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于2019年六四30周年前夕首次在外媒公开披露她在“六四”血腥屠杀中的亲身经历。在六四35周年前夕,《看中国》对她进行了专访,她首次披露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7上将上书前曾单独上书中央要求不要开枪的信件内容,以及从未披露过的骇人听闻的屠杀以及销毁民众尸体黑幕,她相信英国情报处六四屠杀造成两万死难者的估计。她还揭密当时戒严部队新闻处的内部运作如何颠倒黑白,洗脑民众。
六四当天,她与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时任总参军训部战役局局长)一家三口一起去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的一幕,令她无法接受、心痛不已,也造成她30年来被噩梦缠绕。
前军官江林已年过7旬,35年前的六四她36岁,拥有中校军衔。下面是《看中国》对江林的专访全文第一部分(为表达清楚,下文经过编辑)。
记者:请你回忆一下35年前的6月3号和6月4号,在北京见证了什么?
江林:我真的见证了非常恐怖的一幕。其实六四屠杀是有前兆的。
89年3月,拉萨戒严,当时我作为《解放军报》记者到了拉萨采访。就是共产党建政以来的历史第一次,对老百姓大开杀戒,我们去的时候已经镇压平息了,拉萨市一片瓦砾,都是烧杀那种景象。采访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人,包括政府,管拉萨民族事务的主要官员,他们都不赞成拉萨戒严,特别是拉萨公安局长说拉萨人这么少,我们公安局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根本不用你们(军人)来。
1989年3月,江林在西藏拉萨采访参加戒严的部队官兵。军报记者江志顺摄。 (江林提供)
1988年,江林在山西采访总参战役演习。军报记者摄。(江林提供)
我当时觉得很诧异,我说你现在说这话有什么用,军队都来了,就证明你们无能,你们解决不了问题,军队才来的。
他说你要不相信的话,我带你到监狱看一看。我就跟他去了,一进监狱门,所有的人叫他爸爸,我就很奇怪为什么管你叫爸爸。他说‘因为我都认识他们,所以他们这样称呼我,现在你可以相信了吧。’
我采访其他的人,包括医院的医生,还有很多援藏的人,在拉萨生活了几十年,用中国报纸上的话,说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他们都是不赞成戒严的。他们说你们戒严开了杀戒,就破坏了我们和藏人之间的关系,你们开了枪走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开枪,整个性质都变了,等于是我们汉人对藏人欠下了血债。
这是我当时从拉萨回来的见证。现在回想以来,这就是六四血腥镇压的预兆。
回来不久就赶上北京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当时我也在现场,因为我每次从回家的路上一定要经过天安门。我非常震惊,胡耀邦去世能引起百万人上街纪念他。
天安门的纪念碑全部都是花圈,路上也都是。我回去跟其他人讲,从人数看超过了76年四五天安门纪念周恩来的规模。他们都不相信,说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后来因为四二六社论(定性动乱),学生开始游行悼念胡耀邦,当时我们看到游行的场面,学生非常有秩序,因为他们害怕一些不法份子混入到学生队伍,假装学生干扰学生运动。所以他们一路上都是拉着手往前走,旁边有维持治安的,外人是进不到学生队伍里的。他们害怕再次重演86年悲剧,所以他们这游行队伍设计的非常好,组织非常有秩序,根本没有任何一起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我非常关注这个运动,从军队的报纸来说,我们没有责任去干涉,因为我们的职责就是报导军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军队的状态是好的,因为改革开放已经到了1989年的时候,反思文革和反思我们这个体制,这种深度已经开始了。就是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在政治上把这个体制改革一下,包括军队,要不要从党军转变成真正的国防军。军队职能只是保卫国家,而不是对内去镇压老百姓。这个职能应该是很明确的,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我们没有对这个学生运动进行报导。
我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心里是非常明白的,而且对这个学生的运动也不是很反感的,有多么赞成也未必。从我自己本身来讲我并不是很赞成学生一个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绝食,长达几个月。我希望他们能够适可而止。因为我目睹了1986年的学生运动迫使胡耀邦这样的一个改革派领导人下台。我觉得在国家转型时期,这种抗议应该有节制,跟政府能达成一些妥协。因为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可以逐步的解决。但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解放军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出动坦克机、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和北京市民开枪。
在这个期间有预兆的,我路过天安门广场,正好赶上38军的几辆满载士兵的军车,被学生团团的围住,这些学生很理性的在跟这些车上的军人在讲,我们是和平请愿,戒严是没有必要的,你们不要对我们采取行动。就是讲道理,而且呼喊都是很和平的口号,类似“军民一家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口号。
所以我回到报社跟领导提议写一篇内参,建议中央军委考虑要求参加任务的解放军全部换成武警的衣服,因为武警是执行对内任务的,解放军对内没有职责,如果他们来做这件事情,矛盾会继续激化。我也是从拉萨戒严看出来这个问题,拉萨戒严当时是动用的武警,然后是西藏军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开枪,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但是没有人听我的建议。
我心里很不忿,就去找了(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儿子张胜,他在总参军训部战役局任局长,我跟他讲你能不能跟你父亲讲一下,让军队不要参与。几天后,他给我打个电话,说我父亲还有七位上将联合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说几位老军人建议人民解放军不要进城,更不要对老百姓开枪,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就这么几句话,讲明了军队的性质、军队需要做的方法、应该采取的态度。这封信让邓小平还有当时的领导非常害怕。当时,我用笔记下来了。
我把这封信的内容打电话读给我特别熟悉的一位《人民日报》副总编,他是《人民日报》的七个编委之一,版面由他们七人决定。他说这个太及时了,我们马上留版面,争取在第一版上见报,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反响。(后来并未见报)
因为大家在戒严令下来后,从各个方面都在努力,看怎样化解矛盾,不要对广场学生产生伤害,特别是回到学校以后,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想平息这个事情。所以7上将当时就想化解这个矛盾,因为戒严本身已是第二次激化矛盾,第一次是四二六社论。
这个社论出来以后,整个党政军机关全部上街了,就到了这种程度。你没有平息下去,又来了更狠的,就是我要戒严,调动的军队非常多。我们军报知道,15个集团军要来包围北京。这么点学生,调这么多军队来干嘛?20万军队用得着吗?那些年轻的学生真的是手无寸铁,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七上将的那封信我在2019年时才说出来,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也没人知道张爱萍在这之前已单独上书但未果。
记者:你在6月3号目睹了军人向学生、老百姓开枪的过程,请讲述一下当时的情景。
江林:6月3号上午我在回家的路上,当时北京戒严没有公交,我就腿走,那时候是中午了,因为是星期六,走到天安门广场时我感觉广场人比平时少了很多,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学生,但是广场仍然很活跃,很多人在散发传单,油印的传单红红绿绿的,满地都是。我就捡了几张。
走的太累了,就走到张胜的总参宿舍,他们刚刚吃完晚饭,我就简单跟他们讲了情况,把传单给他看。我在他们家吃晚饭时,他去接了个电话,出来就跟我说:坏了,开枪了。他的部下在五棵松目睹了开枪。他说看来这个事态激化了。我说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我是记者,我一定要去。他说我跟你一起去。他的儿子准备考大学,说他也要去,他太太一听,说那我也去。
我们四个人就一人一辆自行车出发了。走到西单路口时就过不去了,北京市民把路都挡住了,就跟人墙一样,密密麻麻的人群,对面就是公安的那拨人,他们冲这边密集的人群投掷催泪弹,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爆炸的时候真的眼睛看不见了,全部都是泪水,人群就散开了,这些警察就往前走,老百姓把眼泪擦干后又重新聚集,然后又把警察往那边推,就这样不断的拉锯。
我们就看这个根本过不去啊,也没有看到军队,听到开枪这个消息还是不相信,一定要见证一下是不是真的。后来我们就想走长安街的北边的一条平行的路,走到木樨地那个桥的时候,发现桥上火光冲天,有很多辆满载士兵的军车,桥的一侧全部都是老百姓,中间带是好几辆燃烧的公共汽车,是市民设置的路障,不让军车向天安门开进。
我们就看到在立交桥上的军车上的士兵向立交桥下面的市民开枪,我们看到受伤的市民被用平板车、自行车拉着往医院跑。
然后我就想接近这个军车,看看到底是哪个部队(开枪),当时我们(指她和张胜一家人)都穿着便衣,就趴在地上匍匐前进,试图接近这个军车,但是接近不了,因为燃烧的公共汽车烤的脸特别疼。后来看到这个军车开始动了,这些老百姓喊“打倒法西斯”,这边就一通机枪扫射,这边一喊,那边一通机枪扫射。军车开进的非常慢,凭我们军人的经验,立交桥通向天安门的通路已经打通了。最后伤亡到什么程度真的是不敢想像了。
我就想到中午看到的天安门学生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原道返回,走西华门直奔天安门,一路看到更多被打伤的老百姓,这些人一路就喊“打倒法西斯!明天要罢工罢课,绝不去上班去给他们卖命!”在西华门已经能听到天安门那边的枪声了。我就开始流眼泪特别伤心,我们家都是军人,从小的教育都告诉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今天居然调转枪口向老百姓开枪,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啊,所以我一路走就一路哭。
从西华门进来的时候,天安门的枪声是最密集的,密集到可以用鞭炮来形容,此起彼伏!从天安门那个门洞看,就是一片火光,能够看到那些士兵的钢盔剪影,后来袁木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简直胡说八道!
1989年6月4日凌晨,士兵在天安门广场准备清场(合成图:原图来自六四档案图)
1989年六四事件,图为平民伤亡。(六四档案图)
有人不让我们前行,我说我们从东华门出去,话刚一落,我就被武警的电棍打倒,电警棍一万伏高压加上力度,把我打飞了,放在我胸前口袋里的记者证也飞出去了。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任何一个人说明自己的身份,都不会挨打,因为我们军队的身份太显赫了。但我们都没有说自己的身份,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想的是一样的,觉得那天就是一个军人的耻辱。我想你打我吧,你打死我我都不说我是军人,那天我就不是军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我要忍受这个痛苦,我也不要这个名分。
那天我们四个人被电棍打伤了非常严重,我的整个后背被打的皮开肉绽,当时张胜去救我,帮我挡了好多。第二天在我们家他整个身上全部都是绷带。张胜感觉他的肋骨被打断,张胜太太的额头被打出一个洞(后来一直流脓),他的儿子被打断了一个小拇指。
我被外国记者送到协和医院后,才发现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地下到处是血,大批受伤的人,太惨了。
我后来对那天的所见所闻做了一个非常长的记录,记录上写着,就像看到你的妈妈被人强奸一样,你是什么感觉,你根本不能接受,就是那种感觉。
第二天,张胜来看我,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证明这个事态严重到什么程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江林你记住,我们永远都不是英雄,哪怕有一天就是被平反了,我们也不是,我们就是一个目击者,就是一个过路的人。’
张胜的儿子后来走散被逮起来,小手指被打断了,就是那电警棍打的,他被关在天安门的临时拘留所。
当时武警一边打一边把我们赶着往天安门走,最后一棍打到我头,就觉得那血哗的一下出来了,我就喊我死了就晕过去了,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就觉得有人把我往外拖,我当时穿着一个新的凉鞋,一条新的裙子,裙子有一溜黑的珠子,在拖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了,后来把我放下了,他问我可以走吗?我一看是张胜,他把我从午门拖出来。我说走不动,他说那我背你,我趴在他身上,头上的血顺着他的脖子流在他的T恤衫上,他就背着我也特别缓慢,到东华门的那个门口把我放下来了,他说要休息一会背不动了。他喘气说觉得肋骨断了,感觉呼吸都很疼,骨头扎在肺里面的那种感觉,后来他说也是被电警棍给打的。
正好这个时候,旁边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学生,张胜就跟他说把我给拉走,我说你也受伤了,我们两个一起走。他说我不能走我老婆和孩子还在里面。我一听我心里面特别难受,我提出来要来采访,然后把他们一家人都给连累了。他就跟那个小伙子说一定要让他把我带走,那小伙子让我坐他那车后座,我就坐不住,我一坐我就往下倒,因为头部伤,后来他就让我那个趴在他身上,然后他推着自行车跑。正好碰见一辆外国记者的车,就把这个车拦住,车上的女记者拉开车门,让我上车。
女记者把我送到协和医院,当时一个大公共汽车就拦在进医院的通路,车上司机下来一边哭一边喊,快来救人!我车上全部都是伤员,死的死、伤的伤。协和医院急诊室跑出来好多人去救那些人。女记者和自行车那个学生两个一边一个架着我往里面走,当时我满脸满身都是血,我后来把那个血衣捐献给纽约的六四纪念馆,反复洗都洗不掉血迹。送进去后,医生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清创(指消毒),只能直接给你缝,你回家后一定要打一周的抗生素。缝到最后她说没有麻药了,你能不能忍住,我说我可以忍住你缝吧,我拉着她的白大褂,就觉得最后那针特别痛。医生说你看那么多人都比你的伤重,他们都是枪伤,你这个是棍棒伤。让我到护士那打一针破伤风针。然后把我送到体疗室,协和医院体疗室非常大,有好多体操的垫子,只有一个很小的床。垫子一个挨一个,伤者一个一个输液瓶挂着,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放在一起躺在垫子上。我属于被优待的(因我说自己是《人民日报》记者),所以把我搁在唯一的床上。
让我特别震惊的是,这些中枪伤的伤员没有一个人叫疼,诺大的体疗室鸦雀无声,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1989年六四事件,图为平民伤亡。(六四档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