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知道，在各个国家，是神学学生多，还是历史学学生多。不出意外，我想这个分布，一端是中国，另一端是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可以代替历史，在中国，历史担起了宗教的功能。犹太人的历史，要到《圣经》字缝里去抠。孔子削了本《春秋》。却成了儒教总经。这先经后史，还是先史后经。决定了地位高低。
究其历史原因。在世界其它地方拜物教、多神教、一神教间打得头破血流时，周的先人们选择了崇拜祖先。从此走上了历史的玄道。宗教的天堂在天上；中国人的天堂在历史中，在遥远的过去。其他人要进天堂，要信神拜神修行。中国人追寻天堂，则要法圣王法三代。神还可以通过神坛教堂仪式祭司等及时沟通。而先王的治和法，只能靠历史来提供。拿破仑需要教皇以上帝的名义加冕，而中国新朝代可以靠替前朝修史来取得法统传承的合法性。
中国人对历史的宗教般的虔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代我们一般认为可以将宗教和历史区分清楚，但有一点其实是区分不开的，就是对“真”的追求。旧约圣经的唯一目的，就是证明神是真的（真存在与真厉害）。它选择性地记载了一些历史事件，唯一选裁标准就是是否能证明其上帝是“真”的。而宗教对“真”的追求是绝对的。为此不知几亿人枉死。摩西因为犹太人拜了个金牛“假”神，不过夜就“击杀三千人”。所以宗教的“真”需要特别理解，那是建立在绝对信仰基础上的，因信成真。与历史上有没有“真的”发生过没有关系。那么历史呢？很遗憾，殊途同归。
我们能读到的历史，都是为了证明某种其它东西而创作的。“真实地记录历史”是不可能的，无意义的，也是没有人做得到的。定下今天使用的历史这个名称和内容之间联系的，是希罗多德。他写那部书，既是心血来潮，又不尽是。因为他一心想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规范教育。为了宣扬神的荣光，或者为了他自己的伦理道德观背书，希罗多德毫不犹豫地编造。他在《历史》第一卷中，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与梭伦就“幸福观”进行对话的情景。实际上这段描写是不符合事实的虚构，因为梭伦赴小亚细亚游历之事，发生在克洛苏斯当政前的三、四十年，这二人是不可能对话的。对他来说，为了神而说谎，一点也不卑鄙下流，就像当时贵妇在神庙里卖淫奉献一样，是神圣的和应尽的义务。所以他毫无负担的宣称：“我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
希罗多德与整个西方历史的传统，都在于证明神。而中国的历史，一直关注“治”。孔丘、司马光，削则削，笔则笔。选裁都以证明 “治”“乱”为纲。历史是不是“真”的标准在于能不能当工具（资治）用。孔子遮掩和修改春秋的行为，被徒子徒孙们欢呼为“从此乱臣贼子惧”。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历史学家，开创人，从来不以是否“真实”记录为标准，甚至认为这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更是不道德的事。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两处均出自司马迁本人之口，道出他裁剪历史的主要依据，就是看文字是否“雅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道出了著史的文艺创作本质。固然，“雅驯”的目的，无非是让读者相信这一家之言，比其它百家更“真”些。可这种“真”的要求，只是“真” 的能“资治”，用来证明治乱的根源“真”的就是我主张的那一套。而不在于其它。
历史中是有些重大事件的记录。这些记录我们今天把它们当作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但是它们自身不是历史，只是些可供演绎的“原料”。历史的产生，是一种区别于这些机械记录的创作冲动。专门的历史创作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而这些目的，从来就不是忠实地记录事实。自从人们开始编写历史，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有用”。而历史的编写是有典范的，只有符合这一典范的作品，才会被接纳，不管名称叫做《历史》还是《春秋》。
历史的历史，告诉了我们， “信史”的意思，就是因信成真。世界上亿万人，每天说亿万话语，发生亿万事件。当时都是真的，即使是当事人，也只能记录本身所见所闻的那亿亿分之一。如何取舍，简繁分配，采用谁的视角，录取谁哪一句言语。都需要有一个指导方针，这就是历史学的规范。是去证明神、还是揭示治乱，还是政治正确，等等。这些是逃不过的。亿亿万万的事，像一张铺天盖地的纸，用历史的剪刀，可以裁剪出任意的花样。同一段时间地点的历史，可以有百家之言。
几百年几千年之后的读者，如何去判断哪一家真实地反映了“真实”模样？其实读者对当年亿万琐事，并不关心。只需要历史能让他们在花了两小时的阅读后，就对百年历史“了然在胸”。而历史的作者们，只有顺应读者的需求，才能让自己编的文字，得到 “真”的认可。帝王将相都在舞台上转一圈，再点缀几个才子佳人，才能看起来像个正史的样子。作者和读者几千年的磨合，终于让历史的真实性有了典范。不在于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在于读者想看到历史中有什么，在于这历史能证明了什么。该隐就隐，当编则编，真在其中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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