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98：“三·三”连环命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4年第05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一、“柏记客栈”命案
195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四川省，设立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区，分别建立了隶属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政权组织机构，1950年8月前称“行政公署”，简称“行署”。其中川西行署成立于1950年2月7日，下辖温江、绵阳、眉山、茂县四个专区，包括一个地级市(成都)和三十八个县。解放后的成都市依旧保持旧时行政区划，全市有十四个区。本文讲述的这个案子，发生在第四区三槐树街天灯巷路口的“柏记客栈”。
“柏记客栈”已经开了七八十年，算得上是成都旅馆业的老字号，传到现任老板柏永川手里，已是第三代了。这家客栈原是在东门街上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本部机关迁移到山城重庆后，在全川扩展势力，省会成都自是第一目标，看中了七处地址，预作为“军统”西南区和成都站分支机构的秘密据点，其中一处就是位于东门街的“柏记客栈”。
“军统”方面遂派人跟柏永川洽谈转让事宜，最先打的是沿海沦陷区逃往成都避难的子虚乌有的某老板的名义，尽管出价不算低，可柏老板恋祖念旧，拒不点头，还抬出袍哥后台警告对方不要纠缠。不料不提袍哥还好，一提袍哥反倒点醒了对方：“军统”跟袍哥的关系非同一般，袍哥中的一些大佬本身就是“军统”特务。那就好办了，“军统”干脆不出面了，交给袍哥去办吧。
袍哥作为一个江湖帮会，跟青帮、洪帮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各地袍哥之间没有谁统御谁之说，大佬们也不论辈分，因此，不能像青帮、洪帮那样找个辈分高的发声强令柏永川如何如何，只能通过关系给柏永川所属袍哥组织中职位较高的头目递话，请他们帮着做柏老板的工作。
有袍哥头目发话，柏永川就只能服从了。不过，袍哥头目也要维护手下弟兄的利益，说服柏永川把房子出手后，又请“军统”弄一处差不多的房产赔给柏永川。“军统”方面表示同意，遂以“没收敌产”为名，把第四区三槐树街天灯巷路口的窦家祠堂占了下来。
窦氏家族原是本地的名门望族，这处祠堂属于他们的产业。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窦家家道随之衰落，家族里的几个顶梁柱或死于非命，或逃亡海外，或移居外埠，还出了几个汉奸，分别在上海、南京、香港担任伪职，故按照战时惩治汉奸相关法令，将其在成都的祖产收归国有，随即将窦氏祠堂查封。
窦氏祠堂所在街口比较热闹，占地面积也比“柏记客栈”的原址大不少，论市价要比东门街的客栈高出一倍以上，柏永川自是满意。
“柏记客栈”迁至三槐树街天灯巷口后，果然生意兴旺。柏永川乃是一个老江湖，对于人情世故甚为通透，他担心窦家日后索要房产，干脆抢先一步把占祠堂总面积五分之二的后花园向社会开放，作为相邻的“私立天资小学”学生上体育课以及课外活动的场所，市民也可自由进出，健身休闲。
“私立天资小学”是当时成都的一所贵族小学，学生多是达官贵人、名门望族子弟，校董会成员清一色是在省市政府任职的国民党官员。柏永川这么一出手，自是没人再敢动“柏记客栈”的脑筋了。
“柏记客栈”自1940年迁到新址后，转眼十年过去，柏永川算算账，相较东门街旧址十年间的收入，可以说是赚翻了。生意人都有些迷信思想，柏永川寻思看来不单单是自己经营得法，而是冥冥中有神明在保佑啊！这不，以往在东门街的时候，客栈每年总会遇到点儿麻烦，不是旅客死亡就是走水失火，至于歹人落脚警察查案惊扰旅客更是常事。而打自迁到新址，整整十年，这样的麻烦竟然一次也没遇到过。于是，柏老板在成都解放后的第一个大年夜，与客栈账房、厨师、茶役等一众员工在后花园举行了一个祭拜上天的仪式，并发表迎春贺词，大意是肯定了神明的十年佑护，祈求继续给予照拂。
当然，柏永川作为老江湖，也没忘记得顺应新社会的新思想新潮流，对员工进行了遵纪守法教育，表示自己要带头严守人民政府法令，做好“防特防盗防火”的“三防”工作，云云。不料半个月，3月3日元宵节早晨，“柏记客栈”就发生了一宗命案！
头天傍晚，客栈入住了两个来自武汉的旅客，按照规定进行了登记，住进客栈后院(原祠堂中院)的一间双人套间。客栈辟有伙房，向旅客有偿供应三餐。这两个旅客入住后即向茶役老唐要了菜单，点了几个菜肴和两瓶酒。茶役老唐对于这二位的酒量有些吃惊：“这是五十多度的烈酒，每瓶一斤，二位客官……”
他的话被其中一位打断：“谢谢提醒！没啥的，不就两斤白酒吗？喝光是否尽兴还难说呢！”那老唐就只有照办了，心里已经做好了明天早晨好好打扫客房的准备，谁知道这二位会喝成什么德性。
次日上午，也即3月3日清早，老唐发现自己头天的判断似乎不太准确。两个客人喝光了两瓶酒，房间里竟没出现诸如呕吐、砸东西等任何酒醉迹象，甚至连吃空了的几个菜碟子连同酒杯、筷子都收拢起来，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靠墙位置，那两个空酒瓶也端端正正地放在窗台上。可见这二位的酒量是不小的。
两侧卧房的门都没开，估计此时还在睡着，老唐不便打扰，收拾好碗碟，他就出去打扫走廊了。没多会儿，那两个旅客之一名叫周晓武的那位从房间里出来了，睡眼惺松地询问老唐，有没有看到他那位旅伴刘先生。
说话间，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老唐赶紧闪避一旁，摇头说没看见。周晓武返回房间穿上衣服，拔腿就往外跑，逢人就问：“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瘸子了吗？”来到两个院落之间的月亮门处，迎面碰上往后院客房送水的伙计，伙计告诉他：“先前我在后花园挑水时，看见一个穿黑衣的先生在井台上比画着打拳呢，头上戴一顶米色薄呢鸭舌帽，瘸不瘸的我倒没注意。”
周晓武一听，连连点头：“没错！就是他！”遂直奔后花园而去。
后花园那口水井边上围着几个人，周晓武还没走近，就听有人喊着“井里有人”。周晓武三步并作两步窜过去，探身井口查看。井里黑咕隆咚瞧不真切，待眼睛适应了光线，他终于看到井里的水面上浮着一顶米色帽子——掉落水井之人无疑就是他的旅伴刘安存！
成都解放后，“私立天资小学”关闭，但后花园依旧向社会开放，类似街心公园，每天都有过来健身、遛鸟的居民，也有老人自带茶杯、热水瓶坐在亭子里喝茶聊天。听见这边的喧哗，井台很快就被争先恐后看热闹的居民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喊“陆保长来了”，人们才让出一条通道，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眼镜貌似教书先生模样的男子来到井栏旁。
其时保甲制度尚未废除，不过，新政权对保甲长人选进行了调整，甲长基本留用，保长大约有一半留用，另一半有民愤劣迹或者历史问题的，则予以裁撤，由区政府任命合适人选出任新保长。稍后，保甲制度由居民委员会替代，这部分保长大多成为居委会主任。此刻过来的这位陆保长，以前确是一所私立学校的教书先生，因投资人有政历问题，担心中共找他算账，来了个举家出走，去向不明。学校没了经济来源，被迫解散，陆先生失业了。还没找到新工作，成都解放，区政府就让他接任了保长。
陆保长看到井里浮着的帽子，情知果真有人落水。客栈柏老板也带着几个伙计，拿着长竹竿、粗绳索赶来了，于是他吩咐柏老板：“把客栈、花园前后门都封闭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
柏永川说：“前门已经封了，花园这边的大门我也叫人去把守了，里面的人不许出去，外面想看热闹的人也不能入内。”
这时，一个伙计用竹竿往井里捅了捅，果然有人！柏老板哑着嗓子吩咐：“去个人到伙房拿一瓶烧酒来，小耿你喝几口，下去捞人！”
片刻，烧酒取到。个头儿瘦小却透着一副精悍相的伙计小耿喝了几大口，脱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往腰间拴了绳索下到井里。
早有人向附近派出所报告了情况，待落水的刘安存被打捞起来，老杨、小王两个民警也赶到了现场。陆保长、柏老板让众人离开井台，又请来附近一个在红十字医院工作的内科医生检查了尸体，发现死者右侧腹部有个刀口，正是肝脏的位置。肝脏被捅了一刀，即使没掉进井里，恐怕也性命难保，何况连淹带呛，不死才怪。
柏永川自是懊恼无比，刚刚拜祭了天地，怎么就闹出人命？正待向两个警察解释几句，却被老杨拦住：“这会儿啥都不说了，人命案子，要向分局报告，说不定还得惊动市局。你让伙计们保护好现场，回头会有刑警、法医过来调查。小王，你去所里报告，我在这里看着。”
一会儿，分局刑警和市局派出的法医及刑技人员赶到了。柏老板已经让伙计在井台边就地搭了一张床板，四周用几幅床单围住，作为临时解剖点。法医解剖时，刑技人员同时进行现场勘查。为首的钱姓留用专家认为有必要下到井里，看是否有凶器或死者随身的物品。这回不必麻烦客栈伙计小耿了，早有几个年轻刑警跃跃欲试。第四分局刑队队长澹台岩指定刑警小赵下水。小赵在井下摸索一阵儿，没有任何发现。结合现场勘查和法医尸检，综合情况如下——
一个多小时前，刘安存不知为何来到井台上，由于井台、井栏上的痕迹均被先前看热闹的群众破坏，无法判断刘安存和凶手在井台上发生了何种交集，只能进行大致的推测。刘安存身上未发现任何财物，有可能是凶手劫财，用刀逼着被害人交出财物，在将刘安存推落水井的同时，冲其右腹部捅了一刀。刘安存掉落水井时应该尚未断气，是在带伤沉入水底后溺水而亡的。
凶手行凶时，动作非常麻利敏捷，不过青石井栏上还是留下了少许血迹。凶手用刘安存掉落在井台上的鸭舌帽擦拭掉血迹，又把帽子扔进了水井。但血液已渗透进青石井栏的纹理，还是被化学试剂显现出来了。至于帽子上的血渍，尽管被水浸泡过，依然比较清晰，肉眼就能分辨。
从创口判断，作案凶器是一把被江湖上称为“小攮子”的无护手双刃尖刀，结合凶手瞬间致人死命的杀人手法以及消除作案痕迹的动作，估计凶手是个惯犯。
接下来，该了解死者的情况了。柏老板马上差一个伙计去请死者的同行旅伴周晓武，谁知伙计回来报告，那位周先生不见了！
之前陆保长赶到伊始，即吩咐柏老板封锁前后门了，那这个名叫周晓武的旅客是怎么离开的呢？看来，他是在发现刘安存掉落水井一命呜呼后的第一时间就离开了。
此举自然令人生疑。澹台岩遂要求柏老板把一应伙计召拢，了解周晓武、刘安存两人昨天傍晚入住“柏记客栈”后的情况。
结束现场勘查的法医、刑技人员返回市局后，向市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汪良相进行了汇报。凭着长期从事根据地公安工作的经验，汪良相认为该案的案情颇为蹊跷，跟刑队另外两位领导通气后，请示上级获批，汪良相率两名刑警前往现场，与澹台岩等刑警组成联合专案组，汪良相、澹台岩分任正副组长。
专案组驻地就设在“柏记客栈”后花园内，把后门关闭，贴出一纸告示曰：因故暂停开放何时恢复，等候通知。后花园一侧有几间平房原是客栈的库房，柏老板让伙计打扫一番，搬来桌椅，收拾的工夫，专案组八名刑警已经在后花园中间的亭子里开始调查了。
先是请客栈账房林先生拿来旅客人住登记簿，说说昨天傍晚死者刘安存和周晓武入住的经过。两人出示的是一纸盖有武汉市汉口千家街“应康药材批发行”店章的介绍信，二人系该批发行派赴四川收购中药材的员工。昨天傍晚二人走进客栈时，给已经做了三十年旅馆账房的林先生的印象是，这两个旅客中，名叫刘安存的瘸子是此次出差的正主儿，他的衣着气质及言语举止完全符合大城市里有一定规模商行职员的标准；至于那个周晓武，尽管长相谈不上猥琐，但那副气质却使人觉得他只是那位瘸子刘先生的跟班。两人向林先生说询问中药材批发市场的情况，还说准备去西康地面看看。
林先生告诉他们，西康尚未解放，最近解放军大部队正在往那里开拔，这当儿你们可能过不去，去了也危险得很。两人听了连连点头，说回头给商行老板发个电报，请老板定夺。
林先生离开后，茶役老唐等客栈员工依次被叫来谈话，最后是客栈老板柏永川。结合之前在当地派出所协助下对案发现场晨练市民的询问，专案组梳理出以下情况——
刘安存是清晨五六点钟来到后花园的，那时天气尚可，后花园里能见度不错，几个刚刚来到花园亭子里挂好鸟笼正在闲聊的老爷子看到他在水井旁边的那株大树下面比划八段锦。之后，雾气渐起，影响了视线，也就没人去留意那个瘸子了。
同行旅客周晓武自然有作案嫌疑，但刑警认为可能性不大。当然，周晓武可以借着雾气的掩护杀人行凶，再溜回客房假装睡觉，问题是，他既然制造了一系列假象，就没有必要不辞而别。他这一跑，之前的那番做戏不是成了无用功？还不如杀了人之后马上逃跑，那岂不是更容易脱身？
正是因此，周晓武在得知刘安存突然死于水井里之后的不辞而别之举让刑警感到严重不解。周不但没有跟账台结账，甚至连行李也不曾带走，让人奇怪的是，刘安存的行李却不见了。据账房林先生回忆，昨天傍晚这两人入住时，周晓武提着一个中号旅行包，刘安存背着一个质地优良的黑色牛皮挎包，大小尺寸跟军用挎包差不多。
刑警搜查了周、刘二人下榻的房间，除了指纹足迹，并无其他跟案情可能相关的发现。那个中号旅行包里是两人的替换衣服、漱洗用品以及香烟等，至于那个消失了的黑色挎包里装着什么，那就无从猜测了。林先生说从外表看，那个包里应该没放什么重物。刑警推测，或许这个挎包里装的东西才是周晓武在案发后不顾一切迅速离开客栈的原因。
刘安存的遗体从水井里打捞起来后，衣服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客栈账房先生和昨天上夜班的茶役小麻清晰地记得，昨天傍晚办理入住手续以及晚餐点酒菜时，都是由刘安存付的钱，他的西装口袋里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精致考究的褐色羊皮钱包，打开时露出一厚沓钞票，还能看到武汉到重庆的船票、重庆到成都的长途汽车票票根。刑警下到井底搜检，并未发现这个钱包，可见钱包是被凶手劫走了，但也不能排除被周晓武拿走的可能。
关于凶手，刑警从其作案手段、行凶技能、反侦查意识、犯罪心理等综合特征分析，应是一个具有长期作案经验的惯匪大盗。
案情梳理至此，专案组长汪良相和副组长澹台岩个别交换了意见，然后向众刑警宣布：“咱们面临的这起案件看来不简单，接下来大伙儿得辛苦一阵了，眼下要做的是三件事：一是由澹台队长、纪胜先、姜慈琨三位同志调查凶手情况；二是由凌友亮、张鑫端、金晖三位同志调查那个不辞而别的周晓武的下落；我和楚元超同志留守驻地，负责协调……大伙儿有什么不同意见吗？没有？那好，立即行动！”
一干刑警按照分工，分头行动。坐镇“柏记客栈”专案组驻地的汪良相和楚元超也没闲着，楚元超前往市邮电局，给武汉市公安总局拍发了一份由汪良相起草的加急电报，请对方协助了解刘安存、周晓武的情况；汪良相则协调派出所，请他们派人对附近的住户进行访查，询问今天清晨他们中是否有人注意到什么反常迹象。
这里有一个小小插曲需要交代：楚元超原是成都市电话局(亦包含电报业务)机房的技工，他那一手技术还是少年时代混迹上海时，在公共租界英商电话公司吃了三年“萝卜干饭”，凭借自身的聪慧机灵连“偷”带学方才入了门的。二十岁出头时被家乡成都的电话局作为人才引进，返回蓉城。由于其岗位的特殊性，被地下党看中，专门派人与其接触，又是考察又是考验，整整铺垫了两年，才正式跟他摊牌。如此，他就成了中共四川省委情报部门直接领导的一名情报人员，解放后被分派到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担任中队长。
由于工作繁忙，楚元超回来后还没去市电话局跟以前那班同事哥们儿见过面。这天去电话局营业窗口发了加急电报后，他顺便去机房跟老同事聊了聊，当然不是闲聊，而是跟早年的搭档、现已是线路室调度员的一个哥们儿提了个“不情之请”：悄悄开张派工单，给“柏记客栈”后花园的专案组驻地急装一部临时电话。
当天下午，市电话局就派了师傅过来，给专案组驻地装了一部电话机。这在现今不足挂齿，但在七十多年前的建国初期，那可是一桩不得了的事。专案组长汪良相就有一种大跌眼镜的感觉，暗叹自己的这些部下里，简直藏龙卧虎啊。
傍晚，外出调查的两路刑警返回驻地，汪良相已准备好了饭菜：“大家辛苦了，咱们先吃晚饭。”
众人边吃边谈，期间收到了武汉市公安总局关于“应康药材批发行”的回电：该药行于1938年春开张，坐落于汉口千家街69号。十多年来生意做得不温不火，在行业间基本没啥影响，但这家打着中药批发名义的商行，竟是国民党“军委会二厅”在汉口设置的秘密据点，从老板、账房到店员、杂役共十七人均是特务。抗战胜利后，“军委会二厅”改组为“国防部二厅”，内部代号为“扬子鳄”的“应康药材批发行”原封不动留下，继续从事特务活动。1949年5月武汉解放，“扬子鳄”奉命潜伏。去年12月，中南公安部在香港的情报人员获悉一条线索，跟武汉的这家中药材批发行有关。中南公安部随即组建专案组，对该批发行进行密查，掌握了“应康药材批发行”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
2月28日，亦即三天前的深夜，报请国家公安部批准，中南公安部、武汉市公安局联手端掉了这个潜伏特务组织，十七名特务中，除一个名叫董清甫的漏网，其余全部归案。被捕特务供称，董早在十天前即自行出走，不知去向。
董清甫的年龄、相貌及左腿伤残，均与成都警方请求核查的刘安存相符。武汉警方当即报告中南公安部，中南公安部指令武汉警方派专人赴蓉查验刘安存的尸体，如果验明正身确是董清甫其人，后续如何调查，将在中南公安部与川西行署公安局沟通后再予定夺。
专案组闻知这个消息，自是震惊。汪良相稍稍定神，尽管估计到成都市公安局领导应该已经知晓上述情况，但根据组织纪律和工作程序，还是必须向上级汇报的。他立刻抄起电话，接通市局。果然，领导说刚接到川西行署公安局电令，责成成都市公安局侦办这起案件。汪良相来电话之前，市局领导已交换过意见，决定组建“三·三”案件侦查专班，由政保处长宋德龙主持。侦查专班下设两个侦查组，一组由宋处长兼任组长，从市局政保处抽调五名精干侦查员；二组就是目前驻地设在“柏记客栈”的由八名市局刑警和四名分局刑警组成的原专案组，正副组长不变。指挥部与一组驻地设在市局，二组可继续留在“柏记客栈”。在未接到指挥部新的通知前，二组应按照既定的侦查部署开展工作。
二、喋血锦江
汪良相刚刚把上述内容向专案组众刑警传达完毕，电话响了，是身兼市局政保处长、“三·三”案件侦查专班负责人、侦查一组组长三职的宋德龙打来的。宋处长告知，市局值班室接到第一分局的报告，称其辖区内锦江河面的一条游船上发现一具男子尸体，其身上携有“柏记客栈”的住宿钥匙牌，极有可能就是早晨“柏记客栈”发生命案后不辞而别的周晓武。宋处长命令二组全体出动，会同正在赶往出事地点的一组侦查员勘查现场。
锦江流经成都市第一区，沿岸常年有一些经营性的游船。这些游船大小不一，论吨位大的不过十来吨，小的则跟江南的乌篷船相似，连颜色也是一样的乌黑一片。与广州珠江江面上的花舫不同，这些游船虽然也有餐饮服务，但不搞异性伴游，不论船家、厨子、水手都是清一色的男子。
这天午后1点多，一条乌篷船的船老板陆允大刚刚送走了一对在船上午餐的大学生模样的游客，在岸边停泊了片刻，就迎来了另两个游客。这二位，一个四十来岁，身高架大，络腮胡子，穿一件军绿色细帆布御寒夹克，估计是从美军的剩余物资中淘来的；另一个三十五六岁，脸面黝黑，獐头鼠目，背着一个黑色牛皮挎包——就是“柏记客栈”那位不辞而别的周晓武。其时他还不知道，他的生命行程只有短短两个小时了。
两人从船头上了乌篷船，钻进船舱。船家陆允大在船尾恭问：“二位先生是用餐还是饮茶？”
那个络腮胡子粗声粗气地说：“这几天倒春寒，弄瓶烧酒和几样简单的下酒菜吧，主食嘛，一会儿下两碗汤圆就行。”
陆允大依言照办，送上一壶烧酒和麻辣花生米、五香豆腐干、怪味凤爪、川味烧鸡各一碟。刚要问客人把船往哪个方向行驶，那络腮胡子已经开腔吩咐了：“船家，我们就在原地喝酒闲聊，还要结算一笔账目，不劳驾你踩船了(乌篷船是以船尾的脚踩橹桨为行驶动力的，故又名脚划船)。”
陆允大自是求之不得。先前为那对用餐的大学生忙碌了两个小时，正有些乏力，不用踩船，那就休息会儿吧。于是，他又给二人沏了一壶沱茶，把一个装满开水的竹壳热水瓶送进船舱，对客人说：“我去岸上晒太阳，您二位有啥子事，吆喝一声就是。”
陆允大是单身汉，这条乌篷船是他自己的财产，不必像那些向船行老板租船的船家那样为份子钱担心。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单身汉的小日子还过得去。不过，他手头通常并无几个余钱，因为他有玩牌九的嗜好，而且总是十赌九输。今天他原本并无玩一把的念头，只是想上岸去晒晒太阳，抽一筒水烟。也是凑巧，他上岸后看见街心花园聚着几个牌九老友，吆五喝六玩得正酣，一下子被勾起了赌瘾，不知不觉就移步过去。先是旁观，等有人输光退出，他按捺不住，不待人家发出邀请，就坐上位置补缺。
还别说，这天陆允大转了运，手气出奇地好，耍了两个小时，把几个赌友的口袋都掏空了才歇手。这时，陆允大突然想起忘记招呼船上的客人了。
这么想着，他三步并作两步回到泊船处，一脚踏上船尾就感觉出了异样。陆允大常年漂泊水上，行船经验丰富，脚刚刚落在舱面上，根据船身摇晃的幅度，就意识到船上那两个客人已经有一个离开了。
陆允大上了船尾舱板，掀开防寒棉帘，一头钻入狭窄的船舱，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夹杂着血腥气的焦糊味儿。陆允大定睛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躺在血泊里的男子，从衣服式样判断，应是两个客人中那个獐头鼠目的黑脸汉子。
三、独行大盗和惯匪
成都市公安局第一分局接到报案，分管治安的副局长康永昶即率刑警队指导员何真及数名刑警出警。市局指派的法医和刑技警员也很快抵达现场，其中那位法医，就是上午前往第四区三槐树街“柏记客栈”检验刘安存尸体的钱姓留用专家。检查尸体时，他发现死者手腕上套着“柏记客栈”的住宿牌，马上想起那个不辞而别的周姓旅客，一说，一干警员马上意识到眼前这桩凶杀案不简单。康永昶下令暂停勘查，保持现场原状，同时向市局报告，等候上级指示。
“三·三”案件侦查二组在接到专班总指挥、政保处长宋德龙的电令后，全组出动，火速赶到第一区周晓武死亡现场。侦查一组的五名侦查员金雍笙、孙瘦铁、诸葛仁、包介敏、施培忠已在宋德龙的带领下，指挥法医和刑技人员勘查检验；一分局副局长康永昶则带领一干刑警走访附近游船的船家和游人(警方控制现场后，这些游船已奉命靠岸，暂时不许离开)。待侦查二组组长汪良相率员赶到，宋德龙安排他们与一分局的刑警一起走访。
当晚，“三·三”案件侦查专班举行案情分析会，参会的不仅有侦查一组、二组，还有刚刚成立的由一分局五名侦查员组成的侦查三组。
会议的第一个内容是汇总下午对周晓武命案的一应调查情况。根据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推断当时乌篷船里的情况是这样的——
周晓武与那个络腮胡子进入船舱后，面对面隔着那张类似北方炕桌的小方桌盘腿而坐，喝酒吃菜。从酒菜消耗量判断，两人吃喝了大约半个小时，气氛发生了变化。周晓武应该是受到了络腮胡子的训斥，这种训斥很可能让周晓武感觉到了某种威胁，因而吓得双手发抖，刚刚用筷子夹起的凤爪先是落到桌面上，又弹到餐桌旁边的舱板上，留下了浓稠的酱汁印记。络腮胡子的训斥继续升温，惊得周晓武以爬行姿势离开其盘腿而坐的位置，跪在络腮胡子面前哀求——他裤子的膝盖位置沾上了凤爪酱汁。
就在他下跪求饶的那一刻，络腮胡子下了杀手。根据周晓武的跪姿和伤口位置判断，络腮胡子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杀手，他下手时竟然保持着盘腿而坐的姿势不变，右手伸出，一把揪住周晓武的头发，同时左手持凶器-估计是一把锋利的单刃匕首，快疾、准确地割断了周晓武的右侧颈动脉，继而右手发力，把被害人的头部拽到餐桌旁的炭火盆(正月时节，四川的气候阴冷潮湿，故锦江的游船上都设有炭火盆)上方往下按压，周晓武脖颈创口喷出的血几乎把炭火浇灭。
络腮胡子此举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鲜血沾到自己身上，以便杀人后能够顺利脱身。显然，他的目的达到了。尽管他上岸之后遇到了几个在岸边招揽游客的船家，但因为他全身上下干干净净，只是背着周晓武上船时带着的那个黑色皮挎包，根本没有人怀疑这主儿刚刚行凶杀人。
此人的心理素质堪称极佳，事后侦查员在现场走访调查时，有一个船家反映说，络腮胡子离开时与其打了个照面，目光对视间，对方不但朝他露出“友善的笑容”，还驻步掏出烟盒，取了一支叼在嘴上，又指了指船家正在吸的香烟，示意“借个火”。点燃香烟后，还微笑着向船家点头道谢。如同陆允大所言，凶手操川西口音，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成都话。
情况汇总完毕，接着进入案情分析阶段。要点如下：
其一，发生于“柏记客栈”后花园的刘安存被杀案与发生在锦江游船上的周晓武被杀案，凶手是不是同一人？
专班的一致意见是：否！
两案在作案手法上的确有相似之处，比如干脆麻利，比如凶手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杀死刘安存的凶器是一把双刃小攮子，杀死周晓武的则是一柄单刃匕首；杀死刘安存的方式是“捅”，杀死周晓武的方式却是“割喉”。而且，络腮胡子是个左撇子。
两个凶手都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但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上午那个凶手很仔细，为避免留下痕迹，用刘安存的帽子擦拭血迹；而下午那个络腮胡子却根本不考虑消除痕迹，反正左撇子就是一个无法消除的痕迹，而且之前吃喝了半个小时，指纹、足迹都是少不了的，那就随它去吧，老子只要顺利开溜就是。因此，他要做的就是一点，自己身上不能沾上血迹。
上述不同特点，对于专班里这些经验丰富的资深刑警和政保侦查员来说，足以对两个凶手进行“刻画”了：前者大抵是一个以抢劫为职业，也许曾与警方打过多次交道甚至可能被抓捕过的独行大盗，其作案风格细腻；后者则是大刀阔斧的风格，丝毫不考虑善后，大概率是一名“有组织”的匪伙的惯匪，只要顺利逃离现场就行，至于留下痕迹什么的，他根本不在乎，那是警察的事。而剿匪则是军队的活儿，没听说过军队去剿匪时，还会向警方要求提供什么作案痕迹的。
其二，两个从武汉来成都的神秘旅客在同一天死于非命，他们会不会是由于同一个原因被杀的呢？
专班经过反复剖析，认为应该不是。如果是同一个原因，何必让两个凶手分别作案，把两个目标一起解决了，不是更省事？尤其是以络腮胡子的身手，如果有什么人指使他把两个武汉来客干掉的话，根本不必另请一名独行大盗。络腮胡子一个人就可以大摇大摆进入“柏记客栈”，眨眼间把刘、周二人干掉，而且有把握做到“杀人如草不闻声”，然后从容脱身。
由此专班推断，两个凶手分别受不同的人指使，杀害刘、周二人的原因也应该不同。刘安存的被害，可能是偶然被那个以杀人越货为业的江洋大盗盯上；而周晓武的被杀，多半跟那个先由刘安存背着，继而由周晓武背着，最后落到络腮胡子手里的黑色牛皮挎包有关。
其三，就要说到那个黑色牛皮挎包了。当然，挎包里放着什么东西，眼下还无从猜测。周晓武发现刘安存毙命于客栈后花园的水井里，不管不顾，连自己的行李也不要了，回客房只取了这个挎包就玩失踪，足以说明这个挎包里装的东西非常重要。刘、周二人从武汉来成都，也许就是为了和某人交割这个黑色牛皮挎包。
午后，他是带着那个挎包去跟络腮胡子见面的，也许络腮胡子就是交割的下家。络腮胡子跟周晓武见面后，并未立刻下手，两人上船吃喝，边吃边聊。据此推测，络腮胡子起初可能并不打算杀人行凶的。至于为什么会勃然大怒，把周晓武吓得魂不附体，磕头求饶，其中的缘故，可能也跟那个挎包有关。总之，就是这个目前还不知道的“缘故”，让络腮胡子动了杀机。
专班最后得出结论：这两起案件串案并侦，关键点不是两条人命，而是那个黑色牛皮挎包里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样开展调查呢？宋处长决定兵分三路：一组派三人急赴武汉，调查持“应康中药材批发行”的介绍信赴成都出差的职员刘安存(董清甫)的一应情况，另两人留守驻地负责协调；二组调查刘安存命案；三组调查周晓武命案。
3月4日上午，“三·三”案件专班下辖的三个侦查组按照昨晚的分工，各自行动。
先说说由汪良相、澹台岩担任正副组长的侦查二组的工作情况。对于二组一干刑警来说，其实他们的活儿跟最初“柏记客栈”刘安存命案发生伊始准备进行调查的方向是相同的，区别在于，现在已经清楚“三·三”案件并非寻常刑事案件，十有八九是一宗政治案件，市局领导之所以让原专案组人员作为由政保处主导的“三·三”案件专班的一部分参与侦办，是因为刘安存命案发生后，最初的勘查、案情分析等工作都是二组做的，而且该案发生在第四分局辖区，第四分局刑警熟悉本区的情况，在调查的时候比较顺手。
二组组长汪良相对人员分工作了安排：汪良相与凌友亮、楚元超前往“四大监”(该监狱同时关押市公安局承办案件的未决人犯，稍后更名为“成都市公安局看守所”)，向里面关押的曾在川西黑道上活动的各类罪犯调查杀害刘安存凶手的线索；澹台岩与金晖、张鑫端、姜慈琨、纪胜先等侦查员分头前往各分局看守所，向在押人犯作同样的访查。
汪良相、凌友亮、楚元超这一组随即前往位于市区宁夏街188号的“四大监”。所谓“四大监”，并不是说此处有四座监狱，而是因该监狱竣工投入使用后，内部分为内(关押已决犯)、外监(关押未决犯)、女监和病监四个部分，故而被坊间称为“四大监”。这是清末改良运动期间，四川藩、臬两司仿效张之洞在武汉修建的湖广模范监狱而建，故又称四川模范监狱。民国时改称四川陆军监狱，后又更名为四川省第一监狱。
刑警向狱方道明来意，接待他们的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甄股长即让人取来花名册，上有犯人的姓名、籍贯、年龄、案由、刑期或拘捕时间等基本信息。三刑警中，留用警员凌友亮曾是旧警局刑队缉盗科的刑警，自十六岁入警以来直到成都解放，长期跟江洋大盗打交道，凌友亮浏览花名册，发现其中颇有一些熟人，当下指着其中一个显得有些奇特的姓名——“赛神仙”说：“这家伙是江湖上有名的盗贼掮客，他本人没有作过一起盗劫案件，但是对黑道上盗劫分子的情况非常熟悉，早在十五年前就做起了黑道分子之间的‘业务中介’，道上称他为‘调度员’，要不咱们先跟他聊聊？”
汪良相对“赛神仙”这个上了监狱花名册的名字觉得奇怪：“这人都坐牢了，怎么使用绰号登记？按说这不符合规定啊。”
凌友亮说：“还真不是绰号，他祖上就姓赛，老爸当过清廷的武官，‘神仙’这个名字是他老爸找城隍庙的算命先生取的，后来这家伙做黑道掮客收入颇丰，过着神仙一般的滋润日子，道上都说那算命先生算得准呢。”
赛神仙跟凌友亮算得上老相识了，像他这种特殊职业者，警方肯定时不时要找他了解情况的。旧警局刑警在破获案件后，也掌握了一些他为江洋大盗提供的“调度服务”，按说这也是犯罪，但考虑到今后破案需要，通常都不为难他，网开一面算了，交换条件是赛神仙给他们做变相线人。此刻，这个老相识被看守员带来，一看见凌友亮，乐了：“哎！是凌警官呐！”
“你这次是几时进来的？”
“正月初三晚上。”
“犯啥事儿啦？”
“没啥事儿，过了一回堂，说我跟西康过来的一个马贼搭上了，还给他介绍了两笔买卖，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逮捕了？”
“没有，说是收容审查，还说态度不好就要请我吃逮票。凌警官找我有啥事儿？”
凌友亮指了指汪良相：“这是市局汪队长，让他跟你说吧。”
汪良相说：“我们来向你打听一个人……”遂将“柏记客栈”刘安存命案的概况略略说了说，问赛神仙黑道上是否有这号抢劫财物连带着将苦主一并解决掉的残暴角色。
赛神仙拧眉沉思良久，缓缓摇头：“成都道上应该没有这么一个角色。”
这是意料之中的，如果该凶犯活跃在成都黑道上的话，老刑警凌友亮不可能没听说过。
“那成都以外呢？”
“川西也没这号角色，我估计应该是川东那边过来的……能给支烟抽吗？”
凌友亮给他点了支烟，这支烟快要抽完时，赛神仙想起来了：“是川东涪陵人！”
汪良相又给他扔去一支烟：“如果你提供的情况对政府有用，是可以作为立功表现的。政策我就不再宣讲了，你肯定清楚。”
赛神仙于是打开话匣子，讲述了一段江湖掌故。
四、书生的复仇
川东涪陵早年有一个金盆洗手的惯匪，名叫刁绍云，湖北孝感人氏。此人做了二十多年独行匪盗营生，年近五十时不知怎么想的，忽然宣布退出江湖，去巴东那边的一座古刹出家做了和尚。三年后，悄然还俗，在涪陵定居，用积下的不义之财开了一家茶叶店。这个超级老江湖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因此生意做得还不错。一年后娶妻，又一年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分别起名叫刁文道、刁武道，故一干亲友都称这哥儿俩“文武双道”。那还是民国早年的事儿。
“文武双道”生长在既是茶商，又有惯匪积蓄的老爸刁绍云身边，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刁绍云给双胞胎儿子起的名字非常贴切，小哥儿俩六七岁时就已显出符合各自名字的特征：哥哥刁文道对读书写字非常有兴趣；弟弟刁武道则喜欢看人家舞枪弄棒，如果家门口来了个打拳卖药的江湖汉，这小子啥都不顾了。
已经被人们张口闭口叫惯了“刁老板”的刁绍云看在眼里，心里有了主意：既然各有各的爱好，那就顺其自然吧。于是，给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老大刁文道加小灶，请了一个老秀才做家教。至于老二刁武道，在惯匪老爸看来，得自己上场了。
刁家祖上当过清朝武将，最高做到四品游击，比照民国时的官场职级，相当于旅级军官或者下辖数个县的专区老大。那时打仗是要凭武功的，没有点儿本领的，不能也不敢出任武职。一般来说，武职家庭是要把武功传给子孙的，不管子孙长大后是否担任朝廷武职，都有责任把功夫代代相传，这叫做“薪火不熄”。到刁绍云这一代，他的武功练得不错，只不过家道败落，武职是做不成了。他倒也想得开，朝廷不要他做官，自己这一身武功也不能白学。其时他的父母都已去世，弟兄分家另立门户，他因为沉溺赌博，经常债台高筑，就把脑筋动到黑道上去了。
金盆洗手之后，刁绍云改做良民了。他生怕被人识破真面目，就不再练功，人也胖了一圈。此刻为了小儿子，决定亲自出马。其时刁绍云金盆洗手已有十年，他自认为应该已经没有大盗身份泄露之虞了。哪知，这竟是一招败笔！像刁绍云这种行走江湖杀人越货的大盗，注重的是“独行”，说白了就是为了保密，有时即便不抢劫也要杀人，也就是灭口。如此，江湖上肯定是有仇家的，不幸的是，其中一个仇家就住在涪陵。
此公名叫上官培石，其出身若以建国后评定家庭成份的标准，应该算是城市平民。上官培石的老爸是“福盛川地土特产批发行”的一名采购员，业余喜欢健身，会一些拳脚功夫。上官培石十八岁那年，其父奉批发行老板之命前往武汉跟客户结账收款。旧时生意场上少有“三角债”，生意人受行业公会以及商会的管束，经商活动中比较注重信用。因此，老上官这趟差出得颇为顺利，在武汉跟客户结算账款后，因款项数额较大，为安全计，花些汇费也是值得的，遂电报请示老板获准，通过银行将款项汇回涪陵。老上官身边只留了些许旅费，带上客户赠送以及自己采购的一些礼品，踏上了回程。
当时从武汉到涪陵，只有走水路。老上官搭乘长江客轮，随同全船数百旅客一起逆流而上。有数百人同行，而且还有船上的水手机匠和轮船公司专雇的护航武装水警，他这个普通城市平民的生命安全应该有保障了吧？哪知就是这么巧，客轮途经巴东码头时上来一位旅客，就是独行大盗刁绍云。
老上官买的是四等舱船票，按说入不了独行大盗的贼眼，原本他是可以逃过一劫的。可世事难料，老上官在轮船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私塾同窗发小任鸿顺。
任鸿顺在私塾读了三年，随其父举家去了上海。其父在洋行觅得一份差使，任鸿顺得以在沪上租界的教会学校上完中学，又考上了由教会资助的赴美国学贸易的留学生。毕业后返回上海，被外资银行聘为职员。几年后，他离开银行，自己做起了类似“私募”的业务。在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这相当于踏上了实现阶层跨越的快速通道。任氏其时不过四十来岁，却已是业内有些名气的成功人士。
这次，任鸿顺携新娶的姨太太回涪陵老家探亲。以其财力，自然坐头等舱，两人一间的包房。不料此举却使这对新婚夫妇遭了厄运，不但随身财物被劫，连性命也一并被刁绍云给弄没了，还捎带上了老上官。
那天晚上，老上官是被老同学请去头等舱喝酒用晚餐的，酒后，任鸿顺让姨太太沏了一壶好茶，两人喝着聊天，姨太太小鸟依人般在任鸿顺身旁听着他们叙旧。一会儿，关闭着的舱门被叩响。姨太太过去应门，是船上的茶役送开水来了。
这个茶役就是独行大盗刁绍云。他早在巴东上船伊始，就已经在物色作案目标了。以其长期作案练就的那副眼力，很快就盯上了任鸿顺夫妇，而且弄清楚两人是去涪陵的。根据客轮沿途停靠码头的时间推算，船抵万州时大概是深夜11时许，正适宜下手。客轮要在万州码头停靠两个小时，按照惯例，轮船上的茶役是在开船后才查票并向头等、二等客舱送开水的。也就是说，他作的案子得在船抵万州至少两小时后方才会被人发现。这时候，只怕连福尔摩斯也没法追踪到他了。
刁绍云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目标在旅行途中邂逅少年同窗这一节，而且还把发小请到包舱饮酒品茗。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必须连同老上官一并灭了！更让他意外的是，老上官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一个生意人，却也是练家子，而正主儿任鸿顺在沪上也玩过西洋拳击。两人遂奋起反抗自救。不过，他们即使联手对抗，也不是独行大盗的对手，况且刁绍云还有凶器，所以三个大活人就变成了三具尸体。
尽管这番搏斗对刁绍云来说是小儿科，但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担心暴露，遂匆忙搜刮财物离开，没再检查两个男人是否死透，也没有补刀之类的操作。老上官当时并未断气，两个多小时后被查房的茶役发现时，还有心跳呼吸，甚至还能挣扎着说话。弥留之际，老上官留下了线索，告知茶役那个凶手是个螳螂拳好手。老上官遇害后，批发行李老板念其系出差身亡，给予遗属优厚抚恤，并将其子上官培石收为义子，后又尊其心愿，安排他到涪陵警察局当刑警。
上官培石之所以要当刑警，就是为了报仇。入警后，他少说话多干事，刑警业务逮着什么就学什么。业务之外，则四处走访螳螂拳师，不是学拳，而是对这种创始于明末清初的传统拳法进行研究。时间一长，在理论层面上，上官培石对螳螂拳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攻防特点、习练技法了如指掌，用如今的说法，已经达到了中华武术理论研究学者专家的水平。
根据自己的研究，上官培石将螳螂拳分成“太极螳螂”、“梅花螳螂”、 “七星螳螂”、“六合 螳螂”、“少林螳螂”、“小架螳螂”等几大派别，对照其父及一同死于独行大盗之手的任鸿顺身上的伤痕，最后得出结论：独行大盗习练的螳螂拳应属于内外兼修的“太极螳螂”一类，但又跟当时社会上常见的“太极螳螂”有所不同，估计是独行大盗或者其师父对老派“太极螳螂”进行了改造，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改造未能进行彻底，独行大盗练的就是这种“半吊子”拳术。
领悟到这一点，上官培石意识到，要寻觅独行大盗刁绍云的踪迹，先得找到还在习练这种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实用性极强的“半吊子”螳螂拳的人。独行大盗既然长期活动于川东地区，那就先从川东着手进行访查吧。
上官培石有着刑警身份，又有扎实的武术理论根底，经济上得到了义父的资助，这种访查得以维持数年。涪陵警察局刑队长官知道这小伙子为父报仇的执念，又有批发行李老板的面子，有意成全，但凡有去川东出差的机会，总是安排给上官培石。可是，前后耗去了七八年时间，上官培石却什么也没访查到。
他是一介书生式的身体素质，刑警职业本就辛劳，加上为父复仇常年奔波，他在当刑警的第十个年头亦即二十八岁那年患上了肺结核。好在有其义父的面子和财力，警局批了病假，义父提供营养品(当时能够对付肺结核的青霉素尚在研发阶段，并未投入市场)，让他好好休养。
三个月病假快要结束时，一天下午，上官培石散步经过某小学门口。正逢学生放学，几个男孩子一边往外走，一边用书包当流星锤互相打闹。其中一个男孩儿的穿着显然有些鹤立鸡群，书包也是在涪陵这种小城难得一见的舶来品双肩背，这就不能作为流星锤来玩耍了。几个小伙伴发现这是一个可以作为集体攻击目标的主儿，于是分站前后左右，四个书包从四个方位往他身上招呼。
令上官培石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男孩儿一边往前走，一边闪身躲避，双手不慌不忙地推挡“流星锤”的攻击。如此前行了一段距离，四个“流星锤”竟然一个也没砸到他。那四个攻击者已经气喘吁吁了，小男孩儿却是气定神闲，笑道：“你们是砸不到我的！”
上官培石顿时一个激灵，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半吊子”螳螂拳吗？
前面说过，上官培石对螳螂拳只是进行理论研究，并没有实际去练过任何招式，但他对螳螂拳的诸多技法了如指掌。旧时习练螳螂拳者，不但讲究一招一式的标准，更注重实战价值，在进行日常训练时，有两种基本功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种是“抓沙袋”。以帆布缝制一个边长大约九寸的袋子，里面灌入五至七斤重的沙子，一手将沙袋朝上方抛甩，另一手在沙袋掉落到一定高度时迅速抓住，随即抛甩出去，再用另一只手抓住，如此左右双手轮番抛甩，要求“目随物视”，这同时又是在训练“眼捷”的本领了，每天至少得练百来遍。“抓沙袋”的功夫练熟了，往下接着练第二种功夫——甩石担。
上官培石发现，眼前这个小学生的身法，应该是熟练“抓沙袋”的。当下，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独行大盗销声匿迹十年有余，江湖上传说已被仇家暗杀了，看来这厮没死，就藏匿于涪陵城里呢！天道轮回，该让这厮尝尝我复仇的滋味了！
那往下该怎么办？自然是先盯住这孩子再说。待那几个学童打闹累了各自散去，上官培石隔着马路在对面人行道上暗暗尾随。
上官培石做了十年刑警，又是在涪陵地面上，有了这条线索，来个顺藤摸瓜还不是易如反掌？
也就不过两天时间，上官培石已经吃准这个茶叶行老板就是当年闻名鄂西川东的独行大盗了。往下该如何操作？上官培石根本不考虑报官，旧警局的花头大着哩，警匪勾结之说适合于国民党政权治下所有警局。于是，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做出了一个决定：直接将其击毙了事！
1928年3月29日清晨，刁绍云像往常一样，清晨6时出门，去了距住所一箭之地的“来福茶楼”。他是该茶楼的茶叶供应商，又有饮茶嗜好，茶楼老板给他在楼上临街窗口留了一副座头。他每天早上准时进茶楼，在老位置上落座。这个超级老江湖深知祸从口出的危害性，很少跟其他茶客搭腔，偶尔茶楼钟老板有空时，坐过来跟他聊上片刻。若是钟老板没空，刁绍云则拿出随身带着的报纸或一本线装书籍，一边喝茶一边翻看。一小时后，茶楼伙计帮他去对面的面馆端一碗浇头面过来。
这天早上，茶楼伙计照例端了一碗熏鱼大肉双浇面放在刁绍云面前，道声“刁先生慢用”，就忙活自己的事去了。刁绍云吃完面，拿过一旁的礼帽戴上，刚要站起离开，忽然传来一个声音：“刁老板留步！有笔账要跟你算一下！”
刁绍云扭脸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隔着过道的那副座头边，站着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双手各持一支手枪，枪口正对着他，眼见得就要扣扳机了！
刁绍云毕竟是见多了风浪，片刻的失态后，迅速恢复镇定：“这位小哥，你我素不相识，我刁某没得罪过你啊？”
“那就让你死个明白！十年前，你在万州江面的客轮上，为谋财劫杀两男一女，其中那个用少林拳术跟你交手的就是家父！”
话音甫落，枪声已响。上官培石报仇心切，双枪齐射，刁绍云根本来不及作任何反应,就已中弹跌倒。事后验尸，这个独行大盗身中十枪，待最后一颗子弹击碎他的脑袋时，其实他已经断气了。
上官培石击毙独行大盗后，先去向义父李老板说明情由，由李老板陪同着去警察局投案自首，被收监的当天，就由义父担保离开了看守所。此事在当地乃至全川影响甚大。一年后，上官培石因肺病不治而殁。
刁绍云毙命后，其家产被官府抄没，其妻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养活自己和一对儿子。双胞胎儿子中的老大是一块读书的料，但家道败落，无法继续上学，进船厂做了学徒；老二刁武道继续练武。没了老爸的约束，他活得虽然贫苦，倒也自由自在，而母亲是管束不了他的。没过两年，他留下一纸条子，说是投奔少林寺学武去了。之后五年没有任何消息，第六年，涪陵发生一起大案，已故上官培石的大姐一家四口悉数被杀，凶器是一把小攮子，凶手在墙上留字曰：杀人者，独行大盗刁武道是也！
涪陵警方未能侦破该案。据刑警收集到的情报称，刁武道原本还要杀老上官的小女儿上官婉儿全家的，那天上官婉儿一家去乡下走亲戚，侥幸避过。得知情况后，上官婉儿连姐姐一家的丧事都没敢露面，与丈夫计议再三，不久全家离开涪陵远走他乡。
刁武道作下灭门血案，似是对川东“印象良好”，从此就流窜于川东各地作案，有时官府追缉得紧，就逃往湖北避风头。
以上内容，就是“黑道掮客”赛神仙回忆起来的独行大盗刁绍云的儿子刁武道的情况。
汪良相、凌友亮、楚元超三刑警随即返回驻地向领导汇报，几个人正商量着是否要派员分赴涪陵和河南少林寺访查刁武道的情况时，另一路前往各区看守所的刑警突然提前回来了，他们意外获得了可以说是第一手的关于独行大盗的线索！
五、文道和武道
按照分工，侦查二组副组长澹台岩与金晖、张鑫端等侦查员前往市内诸分局看守所，向在押人犯进行调查。澹台岩是中共地下党，潜伏国民党成都市警察局多年，担任刑警队的一名组长，对成都市各区的看守所都非常熟悉。成都解放后，不少旧警看守员被留用，大半与其相识。
三人首先走访了第三公安分局看守所，提审了两个在成都解放前夕被旧警局抓捕的职业抢劫犯，也算得上是成都黑道上的成名角色了。澹台岩以前办案时曾跟两人打过交道，当下就像熟人见面似的聊了一阵，两个家伙都表示没听说过动不动就用小攮子捅苦主的大盗。
正要离开时，看守所长成为松来提审室了。成所长和澹台岩是旧相识，先前澹台岩三人到达看守所时，成所长去分局开会了，刚刚回到所里，得知澹台岩来本所公干，便过来问候。此时已是中午11点，成所长挽留三人留下午餐，说昨天他在看守所后院园子里下了几个套，今晨过去一看，竟然抓住了两只野兔，正好打个牙祭。
那时候还没有“八项规定”或“五条禁令”什么的，既然难得有肉吃，成所长就让人拿了个空瓶去零沽了一斤低价烧酒。几人用餐时，澹台岩向成为松打听看守所近日关押了些什么案由的人犯，这一问，竟然就问出了一个惊喜！
之前曾说到过，独行大盗刁绍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老二刁武道子承父业继续干独行大盗的勾当，老大刁文道在老爹死后，去船厂做了机修工。成为松告诉三刑警的情况，就是有关这个刁文道的。
头天晚上9点多钟，一个自称来自川东涪陵名叫刁文道的男子来到看守所门外，竟然拿了块砖头乱砸大门。站岗的公安大队战士问他干甚，他说要见看守所领导。值班看守员出来询问何事，答称前来投案，要求关进看守所去，这样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看守员看看这主儿不像是脑子有问题，便问原因，对方却只是摇头，说得见了看守所领导才能说。
看守员是个留用老警，从警三十来年一直在看守所待着，却从未遇到过这等角色。于是告诉对方，看守所不直接办理案件或接受检举，有事可以去找分局。这个回答按说没错，哪知刁文道听了，二话不说猝然出手，冲老警脸上就是一拳！老警的鼻子被砸破，顿时鲜血淋漓。岗哨立刻将其制服，上了手铐。
按照看守所的规矩，即使把眼前这个可以算得上袭警的家伙抓了现行，也不能马上关押进来。看守所收押人犯，必须凭分局出具的手续。因此，刁文道虽然被铐起来了，也进了看守所大门，但还不能把他押进监房，而是暂时囚于一间提审室里。然后，由值班看守员打电话向分局报案。这事归分局治安股管，可昨晚治安股忙得不可开交，听说就这么一桩小事儿，说先找空房子让他待一夜，明天再说。
今天一早，成为松来看守所上班，得知情况后觉得蹊跷，便去了提审室。考虑到这人还没吃早饭，就把上班途中买的两个肉包子连同一杯热开水带过去，让刁文道先吃。一起过去的看守员告诉刁文道：“这是我们所长。”
刁文道一听，肉包子也顾不上吃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所长，您要救救我啊！”
成为松赶紧把他扶起来，寻思看此人的言谈举止，应该是个正常人，莫非真的有什么重大隐情？成为松心思缜密、性格沉稳，凡事恪守原则，当下安抚了刁文道一番，随即回办公室给第三分局局长打电话报告此事，请示该如何处置。局长说那你就先讯问一下吧，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正好分局有个会议要你来参加，到时再告诉我原委。
成为松讯问下来，了解到刁文道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刁文道打自其老爸被杀后，生活境况一落千丈，被迫辍学，早早去船厂当了一名学徒。他跟双胞胎老弟刁武道的关系倒是比较融洽的，但互相之间谈不上帮助，因为他帮不到老弟什么，而老弟倒是凭着在同龄少年里那份出类拔萃的打斗功夫和胆大包天的禀性，连涪陵地面上的帮会分子都不敢惹他。如此，刁文道在船厂做学徒的日子倒是好过了不少，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弟弟，也就没人难为刁文道了。当然，刁文道是个老实少年，从来不惹是生非，由于老爸的原因，他也不想跟别人交朋友。
稍后，刁武道离家出走去少林寺学武，兄弟俩一直没见过面。后来刁武道潜回涪陵杀了老上官大女儿全家四口制造灭门大案，旧警局也只是过来跟刁文道母子谈过一次话，之后没再找过他们。
两年前，刁文道的母亲因病去世，刁文道就独自生活。他的钳工手艺在涪陵业界处于中上水平，收入还不错。多年前他就开始喝酒，母亲去世后无人唠叨了，酒喝得更厉害了。前日，船厂有急活需要加班，刁文道完工后已是晚上10时许，回家路上途经江北街，便在路边一个排档坐下来，要了些酒菜。刚要开吃，忽然从背后来了个汉子，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俯身耳语：“哥,把酒菜带上，跟我走！”
听那声音，正是多年未见过面的老弟刁武道。刁武道当下吩咐摊主添几样卤菜，用干荷叶包好，再拿两瓶老酒一并带走。一边说着，一边掏出钱钞放在桌上，说不用找零了，多余的是小费。
刁武道招停了一辆出租马车，两人上车后，刁武道并不言语，只是朝前方指了指，待马车往前驶了一段距离方才吩咐：“去码头。”
看来，刁武道此举事先是经过周密策划的。马车抵达长江码头，两人下车，候船的旅客正在排队等待检票，远处传来长江客轮低沉浑厚、穿透力甚强的汽笛声。刁武道并不去排队，而是示意哥哥和他一起走向另一个关闭着的检票口。两人刚在检票口驻步，一个中年码头管事就从不远处走过来，用目光询问来人何意。刁武道不慌不忙，掏出两张头等舱船票递给对方。船上的头等舱类似民航的商务舱，享受优先上船的待遇，而且上船后有船员引领进客舱。如此，“文武双道”在客轮刚停稳泊岸、其他旅客还未放行时就上船了。
客轮起航后，刁武道打开从排档打包带来的酒菜，对刁文道说：“跟哥哥分别多年，今天难得见面，该好好喝一顿。”
刁文道心里不安：“这船是去重庆的，咱到那儿干什么去？而且我也没跟船厂请假。涪陵船厂已经由解放军军管了，颁布了新制度，我这种情况属于旷工，回头被船厂开除都有可能……”
刁武道打断他的话：“这些年来我手里的人命少说十几条，所以我不能公开露面去找你，只好采用这种方式。至于找你的原因，其实也是为你好。咱爹他老人家为匪多年，犯下的案子肯定多了去了。可我最近听说他早年曾跟四川的共产党有过联系，为中共干过一些活儿，还有人说咱爹当年是参加了共产党的。对于咱爹来说，这些或许已经没意义了，可对于你刁文道却有意义，而且有重要意义！爹爹为匪是事实，但如果查明当年他帮共产党做事也是事实的话，就应该一码归一码，好是好，坏是坏，坏的已经被国民党警察清算了，好的也应该要求作一个认定嘛！哥你说是不是？”
像刁武道说的这种情况，初解放时的确发生过。刁文道也听过不少类似的传闻，觉得老弟的话可信度颇高。
刁武道给他的杯子里斟酒：“要想让咱爹的历史情况得到公正的认定，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证人。我最近打听到两个证人，一个姓郭，一个姓丁，论年岁都是咱们的父辈。先说那位郭老，是辛亥革命四川省的元老之一，早年间跟共产党的关系很熟，咱爹就是由他介绍给中共方面的。
“然后就要说到另一位丁老了。他可是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是四川省方面的负责人之一，江湖帮会和黑道归他料理。这两摊活儿最难干，因此这个丁老绝对是牛人！他从郭老那里把咱爹的关系接过去，也就不过四五个月时间，咱爹就入党了。
“不瞒哥哥说，兄弟为打听这两个能够证明咱爹历史情况的大佬，耗费了半年多时间啊！最近我终于查清了那二老的下落，他俩后来都因为各种缘由脱离了中共，说白了就是奉命隐蔽身份，作为‘暗棋’埋在成都。目前，他俩都过着一份优哉游哉的生活。听说共产党对他俩还是很尊重的，成都解放后第三天，军管会领导就去登门拜望了。我想，咱爹加入共产党的事如果有他俩作证，那也算是当年的那份出生入死没白折腾。我想去拜访二老，恳请他们为咱爹出一个证明。这事本该我自己去办，不过，哥你也知道，这些年老弟恶名在外，我只要一报名字，前脚刚进门，后脚公安就能把那宅子给包围了！思来想去，还是请哥哥出面为妥。”
刁文道的性格可能遗传自母亲，根本没有独行大盗老爸的那份心计，听刁武道如此这般说得天花乱坠，而且还蛮符合逻辑的，哪有不信的道理？而且，这些年因为老爹和老弟作的案子，他一向谨言慎行，尤其是成都解放后，天天担心公安来找他麻烦，如今刁武道说的这个故事，真正说到了他的心里。
刁武道继续说：“要说咱爹这事儿吧，即使一切都有证明，得到共产党的承认，跟老弟我也没关系了。我手上沾血太多了，如今是新社会，谁也救不了我。那我为何还要这么做呢？第一当然是要给咱爹讨个说法，第二就是为哥哥你了。如果咱爹的名誉能够挽回一些，新政权对你的情况肯定会有所考虑，虽说不至于给你个一官半职什么的，但至少不会折腾你吧。”
刁文道问：“如果咱爹的历史整明白了，武道你打算怎样？”
“我早就想好了，做成这件事就偷渡境外。我在江湖上行走多年，交了不少朋友，他们有办法把我弄出去。当然，这一去，跟哥哥就是永别了……”
说到这儿，刁武道声泪俱下，兄弟俩抱头痛哭。那时客轮航速慢，长江上这个季节夜间又有雾，从涪陵到重庆大约一百三十公里的水路，行驶了六个多小时。客轮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已是清晨，兄弟俩上岸后，去了民族路抗战胜利纪功碑(即今解放碑)附近的一家旅社。由刁武道出面登记住宿，刁文道注意到，老弟随身带着不少空白介绍信，都盖着不同城市私营企业的章子。这次取出的介绍信是湖北省鄂州市“荣记木器行”的，他俩的姓名分别是“印元声”和“史一金”，系木器行的采购员。
刁武道登记住宿时，跟柜上说只住一天。刁文道听在耳里，寻思即使只待一天，往下还要去成都，在成都拜访老弟说的那二位证人，顺利的话也得一天工夫，不顺利就不好说了。等返回涪陵，恐怕要一个星期之后。而他这次外出，涪陵方面任何人都不知道，船厂恐怕以为自己失踪了。军代表对纪律抓得很紧，加之自己的老爸老弟都有独行大盗的黑历史，别到时候再弄出什么误会，那不是麻烦了吗？好歹得想个法子解决这个问题。
哥儿俩进了旅馆，刁文道对弟弟说想去趟邮局，往厂里发一份电报请假。刁武道说：“这还不简单？你也不用自己去跑，只管起草电文，我让柜上指派一个伙计去邮局走一趟就是。”
刁文道想想也好，当下起草电报内容，写上收报人名址，刁武道已经领着一个年轻伙计进房间了。刁文道把电报稿递给伙计，正要掏钱，伙计说这位先生已经付过费用了。
两人吃完早餐，外出的伙计回来了，说已经办妥了，选择了加急业务，又拿出盖有邮戳的业务回单，连同找零一起交给刁氏兄弟。刁文道把那纸业务回单放入钱包作为返回涪陵后向单位请假的凭证，心里总算踏实些了。一夜没合眼，这一放松下来，顿觉睡意袭来，往床上一躺，转眼就打起了呼噜。
刁文道此刻还不知道，他已经着了老弟的道儿。原来，这是职业惯匪刁武道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
尘封档案之“三·三”连环命案（三）
2024-06-04 22：58·龍王破山剑
六、危险的旅途
刁武道多年在川东、湖北部分地区流窜，之所以能一次次逃过旧警局的侦缉，除了他的格斗技术、精明的头脑以及丰富的江湖经验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警匪一家”。他跟一些旧警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他可以在作案后溜进某个警局，到警员宿舍里住上几天，等风头过了再大摇大摆离去。
解放后这种办法就行不通了，刁武道终于体验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他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般到处乱窜，还曾在武昌、鄂州、信阳被捕过，不过只是被当做寻常毛贼羁押于派出所待查，结果让刁武道钻了空子，趁看押松懈之机施展手段逃脱。
尽管一次次侥幸逃脱，但刁武道也意识到，这种流窜作案的日子要到头了，遂决定逃亡境外。不过，他虽然为匪多年，江湖经验丰富，但对如何偷渡越境却不知从何着手，只得去向一个老友求教。
这个老友名叫金欣然，四十挂零，是武汉市公安总局的一名留用警员，原是刑侦中队长，解放后被安排到治安处下面的机动中队当了一名普通警员。多年前刁武道在涪陵作下“上官氏灭门案”后逃往武汉避风头，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老金。
其时身为刑警的金欣然跟刁武道的境遇可有一比。金欣然有两个不良嗜好，一是赌，一是色，都需要钱。刁武道干着抢劫行当，不缺钱钞，而老金又是嫖又是赌，经常捉襟见肘，刁便时常予以周济，一来二去，两人结为兄弟，你图我的钱，我图你的权，互相利用。
解放后，金欣然被留用。为了避人耳目，两人的来往减少了，但双方都捏着对方的把柄，都不敢暗使绊子，否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但刁武道的存在，确实成了老金的心病。据其落网后交代，他连做梦都能梦见他这个结拜兄弟挂了，经常半夜笑醒，而醒来之后的沮丧也可以想见。
正所谓怕啥来啥，刁武道找上门来，说打算逃往境外，特来征求金哥的意见。老金喜出望外，寻思把这尊瘟神送往境外，那不是一劳永逸吗？金欣然就为刁武道支招：“你不是有个长相酷似的双胞胎哥哥吗？那就好办了，可以假借其姓名身份。我去找人刻几枚涪陵警方的公章，让精于仿真工作的老手弄一套齐全的身份证明和证件，到时就能以‘刁文道’的名义出境了。”
出境证明好办，金欣然手头就有。去年5月武汉刚解放时，中南社会部下发过一批统一印制的居民出境证明，当时有些省市还未解放，为方便起见，那些证明上省市一栏都是空白的，由各地公安局签发时填上。当时金欣然留了个心眼，瞅个机会截留了几份，现在正好用得上。
不过，个人身份证明有点儿麻烦，金欣然说：“你那个双胞胎哥哥不是在涪陵船厂工作吗？那厂子是国营的，肯定发了工作证，照片、姓名什么的只字不改，拿过来就能使用。你有办法搞到你哥哥的工作证吗？”
刁武道的心眼可谓玲珑剔透，一听就明白了，冷冷一笑：“索性连他的命一起拿掉算了。”
金欣然心里一凛，暗忖得赶紧把这尊瘟神送走，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放过，哪天杀到我头上也难说呐！
要说刁老二的心智，那还真的不敢小看。他把如何将老哥骗到成都的整个过程考虑得极为周详，连刁文道在得知“真相”后要往涪陵其供职的船厂发电报请假的情况也料想到了，早有应对之策。哥哥刚刚提出要发电报，他立刻不动声色地把这事揽了过来。
刁武道去柜上跟伙计商量：“我弟（刁武道故意称‘弟’，是出于发生万一时的提防）喝高了，非得要发份电报。辛苦你去邮局跑一趟，不必真的发什么电报，只要从柜台取一份业务回单，把我弟应付过去就行。”
要说这业务回单，乃是旧时川东地区邮电行业的一个特色。倒不是说回单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用户取回单的方式比较另类。窗口的柜员每天一上班就先把一本盖上当天邮戳的业务回单用麻线串起来，挂在柜台一侧供用户自取。刁武道借此做了手脚，刁文道信以为真。
当然，如果刁武道真能做到滴水不漏，那三·三“案件专班侦查员就不可能知道这世上还有”文武双道“这么一对双胞胎哥们儿了。刁武道自认为这个计划严丝合缝，却没想到最终坏事还是坏在自己身上——他爱说梦话，尤其是喝酒之后。
次日一早，哥儿俩退了房，前往长途汽车站（其时重庆和成都之间的成渝铁路尚未修建）。那时一天一共只有三班长途汽车，他俩买到了最后一班的车票，于午前发车。
因路况差、弯道多，以及汽车质量问题（那年月汽车全靠进口，或进口零件拼装，用于长途客运的车辆均是淘汰下来的旧货，维修不易），一路走走停停，两天半后总算抵达成都。途中汽车分别在荣昌、内江两地停车过夜，刁武道的梦话就是在内江过夜时说的。
当天晚上，哥儿俩下榻于内江汽车站附近的一家简陋旅馆。刚入住，外面就下起了川地这个季节常见的牛毛细雨，淅淅沥沥，湿冷异常。武道提议喝酒驱寒，文道也嗜酒，自是一拍即合。两人喝了两瓶酒，都有些醉意，早早上床睡觉。下半夜，刁文道渴醒，起来倒水喝，忽听弟弟说梦话：“爹，我把文道杀了……不要怪我，不然我没法出去啊……”
可以想象，刁文道该是何等的震惊！他并没有听错了或者弟弟说胡话之类的疑惑，他太了解这个同胞老弟与生俱来的那份德性了，别说杀他这个哥哥，只要碍他事，连父母都下得了手！
刁文道吓得瑟瑟发抖，好在思维还正常，暗忖他编了这么一大套说辞，把我骗往成都，原来是为他逃遁之需啊。天可怜见，幸亏被我听到，否则到了成都，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哩！往下该怎么办？这就滑脚开溜？溜不了，内江有城墙，晚上是关城门的，出不去。向公安局报告？也不妥。这小地方的警察料想没多大本领，怕也对付不了，还是明天到了成都再说吧……
次日，3月2日黄昏，长途汽车终于到达成都。刁武道对成都很熟——他以前在川东作案后，马上变换身份，使用伪造证件化装成正儿八经的外埠商人到省城挥霍。两人在成都东门车站下车，一起上了车站外面揽客的一辆三轮车，刁武道吩咐车夫去八宝街的“福三元旅馆”。
刁武道落网后交代，他在成都有几家关系稳熟的固定下榻旅馆，老板账房伙计都知道他是一个来自湖北的出手大方的生意人。这次因为准备制造凶案，他没去那几家旅馆下榻，而是选择了从未光顾过的位于八宝街的这家“福三元旅馆”。
刁武道本打算次日与刁文道一起游览锦江，再喝点儿小酒，酒后在江边散步时伺机下手。即便尸体被发现也无妨，锦江哪年不漂来几具尸体？况且他把哥哥骗出来，兜了一个大圈子，又是坐船又是坐长途车，就算警方查明了刁文道的身份，也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那时候，他早就身在境外了。
这，就是二代独行大盗习武道的如意算盘。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为自己的梦话，导致计划前功尽弃。
刁文道心中已有主意。随同老弟入住“福三元旅馆”后，他竭力让自己的神情举止保持自然，只是晚饭喝酒时偷偷留了点儿量。刁武道自信满满，根本没想到此番竟然会阴沟里翻船，还寻思着毕竟要对同胞兄弟下手，不免有些免死狐悲的伤感，酒喝得也比平时多些。
当晚，刁武道沉沉睡去。刁文道则按照预案，出门“溜达醒酒”去了。离开前，他临时起意带走了刁武道随身的背包。他知道包里放的是盘缠，而刁武道若是没了盘缠，醒来之后想追踪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了，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直奔公安局报告，成都是省会，省会的警察应该能对付得了这个本领高强的老弟了。
出门后，他向旅馆对面卖混沌的摊主一打听，此地离最近的第三公安分局还有一段路。刁文道马上就为自己的打听之举后悔不已。大半夜的，没有公交，三轮车也不见一辆，去分局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如若刁武道突然醒来，肯定会出门寻找。旅馆门前就这么一个夜宵摊点，老弟多半会像自己一样，向摊主询问其出走方向，如此一来……乖乖，那还得了？
无奈之下，他决定前往离得最近的警务单位——第三分局看守所（该看守所与第三分局是两个地址）。只要进了看守所，就好比进了保险柜，刁武道能耐再大，也不可能闯进看守所要自己的命吧？不料，看守所门卫对于他求见领导的要求置若罔闻，反倒让他去分局报案。担心老弟随时可能追上来，刁文道也顾不得许多了，于是就有了“袭警”一幕，总算如愿以偿被关进了看守所……
三位侦查员听看守所长成为松如此这般一番陈述，大喜：好家伙，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赶快向“三·三”案件专班报告，全城搜捕刁武道吧！但愿这主儿还没离开成都。
澹台岩忽然想起，刁文道不是说昨晚离开旅馆时带走了刁武道的背包吗？那个背包哪里去了？一问，刁文道说他来看守所途中经过江边，看到停着一条残破船只，就把背包藏在船上一个隐蔽旮旯了。他是船厂技工出身，熟悉船舶结构，知道藏在哪个位置比较稳妥。
刑警随即去破船上寻找，果然找到了。背包里有数份不同私营公司商铺的盖章空白介绍信，还有六百多万元钞票（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
接到“三·三”案件专班的报告，市局领导下令全城搜捕。3月5日凌晨3时许，刁武道在一家旅社落网。让人意外的是，这家旅社居然就是位于三槐树街天灯巷口的“柏记客栈”！
原来，睡在“福三元旅馆”客房里的刁武道起夜，发现哥哥不在房间，而且自己的背包也不见了，自是大惊。出门向馄饨摊主一打听，心知不妙，当下拔脚就逃。去哪里先不考虑，离这个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刁武道身上只有入住旅馆登记时顺手放在衣袋里的一纸出差证明和一些零钱，寻思先得弄些钱钞，然后找遍全城也要把刁文道找到。次晨，他就随机闯入了“柏记客栈”那个向社会开放的后花园，巧的是，井台上有个瘸子正在练八段锦，看其装束，应该是有些钱钞的，遂借着渐渐升起的雾气的掩护抢劫行凶。
当天稍后，警方在寻找“柏记客栈”凶杀案的凶手，刁武道则在寻觅哥哥的踪迹，找了一天无果，便使用那纸昨晚用过的出差证明入住“柏记客栈”——他玩灯下黑玩惯了，认为警方不可能想到一大早在这家旅馆抢劫杀人的主儿，傍晚竟敢常而皇之上门登记住宿。
刁武道落网后，因为有其老兄这个活证据在，对之前的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川东行署公安局责成涪陵专区公安处派员将其押解涪陵，于1950年初夏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七、瘸子特务
侦查二组破获“柏记客栈”抢劫杀人案之后专班总指挥、市局政保处长宋德龙指令二组全体刑警与侦查三组会合，集中两个组的力量调查3月3日下午发生在锦江游船上的“周晓武命案”。
之前，侦查三组已经对“周晓武命案”调查了两天，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侦查二组一干刑警加入后，两个组聚在一起开了个案情分析会，重新对周晓武命案的一应情况进行分析，检视了三组定下的调查方向，认为没有偏差。既然方向没有问题，只要调查足够细致，是应该能发现破案线索的，遂决定两组合力沿着此前的方向继续查下去。
谁知，二组、三组十几人忙活了整整两天，竟然还是白板一块。3月7日晚上，宋处长出席案情分析会，和大伙儿一起研讨侦查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会议还没开始，市局总机的电话就打进来了，说赴武汉开展调查的侦查员来电，要求直接跟宋处长通话。宋德龙马上意识到：有戏！
宋德龙在“三·三”案件侦查专班组建伊始的首次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他头脑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观点：死在“柏记客栈”后花园水井里的那个瘸子旅客刘安存，是已被中南公安部、武汉市公安局联手破获的“应康药材批发行”特务案中的漏网之鱼董清甫。按说此人侥幸逃脱，应该设法销声匿迹才对，他却拿着药材批发行的介绍信入住成都的旅社，多半涉及武汉潜伏敌特跟川西潜伏特务组织相勾结进行的某个破坏活动。
为查清敌特的真实目的，必须对武汉“应康药材批发行”即代号“扬子鳄”的潜伏特务组织的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头天部署调查分工时宋德龙即指令三名政保侦查员金雍笙、孙瘦铁、诸葛仁赶赴武汉。此刻，这个三人小组为首的侦查员金雍笙打来长途电话，想必是已经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
宋处长一接电话，金雍笙向其汇报了情况——三人小组到达武汉后，想了解董清甫的履历以及此次他赴成都所谓“出差”的情况。可是，这些情况武汉警方竟然也不知晓——“二厅中南第066潜伏组”除中校组长亦即批发行老板贾必樾以外的十六名特务，虽然长期同处一“行”，但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各自的底细。想了解这些人的详细履历，只有问贾老板。警方端掉“应康药材批发行”时，贾老板是与其十五名部属（董清甫已经化名刘安存潜赴成都）一起被捕的，问这老小子便是。可是，贾必樾在警方抓捕时负隅顽抗，开枪打伤两名警员。警方不得已开枪还击，贾必樾受了重伤，在医院昏迷不醒。中南行署首长已向上海方面求助，即将有几位沪上顶级的中西医专家飞抵武汉进行会诊。
三人小组趁这个空当儿，前往看守所提讯那十五名落网特务。当然，旁边是有武汉公安总局的政保侦查员陪着的——三人小组的讯问内容只限于董清甫，不能涉及其他案情。
经上海医学专家的抢救，贾必樾于次日苏醒，随即接受高规格调理。两天之后，贾老板终于可以接受讯问了。但讯问有先后，武汉警方肯定排在前面，他们要弄清的问题还不少，不抓紧时间，谁知道这主儿会不会突然伤情恶化，一下子就伸腿咽气了呢？三位成都侦查员只好继续等着。
好不容易武汉这边完事，轮到成都侦查员提讯了。同样，有规定时间，而且旁边照例有鄂方政保侦查员陪同。三人小组早已反复做好功课当下按轻重缓急进行了讯问。万幸，讯问期间贾必樾神志一直保持清醒。讯问中，侦查员了解到以下内容——
董清甫，1910年出生于江南太湖之滨西南岸浙江省长兴县城雉城镇，上至初中二年级时，辍学进了著名的汉阳兵工厂做徒工。他有文化，悟性高，被兵工厂中的“兵器奇匠”、高级技工宫伯堂相中，收为徒弟。三年学徒满师，有了满身的本事。
汉阳兵工厂是国民政府兵工企业的龙头老大，蒋介石非常重视，军委会二厅还专门派了特务加强管控。对于董清甫这样有本事的青年，特务组织很是欣赏，遂将其招致麾下。
当时，蒋介石正处心积虑要把刚刚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剿灭，下令汉阳兵工厂仿制枪榴弹，董清甫参与其中，在一次测试枪榴弹时发生了事故，他的腿被炸伤，变成了瘸子，而且瘸得比较厉害，走路时间稍长就需要借助手杖。抗战爆发后，董清甫离开兵工厂，在“应康药材批发行”潜伏下来。
1950年2月11日零点20分，“应康药材批发行”的电台收到一条密电，内容为：近日将有江南客户持09号暗语前往接头。两天后，果然有一个操上海口音的“药材掮客”来到“应康行”。贾必樾与其用暗语接头，对方口头传达了来自台北“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的指令：西南方面的数股武装力量，将于稍后发起旨在占领成都周边数个县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国防部”为助力顺利攻克诸县城，决定向这些武装提供“杀器”。因地理位置及军事态势的限制，该批“杀器”无法空投。经高层研究，决定指派你处“011”同志携带武器图纸密赴西南，对遴选出的西南方面精英同志实地培训该“杀器”之技术及使用方法，并自行装配。西南方面将派联络员一名赴你处接应，并护送“011”前往。
“掮客”传达完郑介民的指示后，取出了2月11日台北“二厅”总部发来的那份密电中所谓的“礼品”——枪榴弹图纸。而那个代号“011”的特工，自是曾在汉阳兵工厂测试枪榴弹并因此被炸断了一条腿的董清甫了，那份图纸他并不陌生，不过是在当年试验品的基础上做了些改进。
图纸用密写药水绘在一套1948年上海新月书局出版的《说岳全传》线装书里。“二厅”策划此事的特工专家考虑得很细致，把图纸分别绘于《说岳全传》的上下册内。随同“礼品”起送来的还有一瓶显影药粉，届时用液体溶解涂在线装书上，即可将图纸显现出来。
稍后，已获得“中华民国川康（四川、西康两省的简称）第七反共特别纵队”番号的西南政治匪伙派出代号“天麻”（即周晓武）的土匪抵达汉口，来“应康药材批发行”跟贾必樾接上了头。
贾必樾为董、周二位践行，席间得知周曾是成都帮会“大洪堂”成员，该堂口后被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剿灭，仅有包括周晓武在内的三人漏网，也算是命大之人。
董、周二人前脚出发，贾必樾就跑了一趟邮局，把伪装成上海仙康制药公司出品的“醒脑灵”的显影药粉，连同几瓶鱼肝油一起，装在一个邮用木匣里，以“挂号邮寄，留局待领”的方式办理了邮寄手续。
“留局待领”是当时邮政业的一种服务方式，客户可以把邮件（包括挂号信、包裹、汇款）寄到开通这项业务的全国任何一家邮局，在办理邮寄手续时，要把一组不少于六位阿拉伯数字的密码填进单子，邮件寄达后，不论何人，只要准确报出这组密码，无须出示其他凭证，即可顺利取走。贾必樾设置的密码以及成都的收件局，是事先告知董清甫的。如果董清甫没遇到大盗刁武道，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他将在抵达位于成都郊区的“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秘密据点跟“二厅”特派员接上头之后，方才可以交出那套《说岳全传》，同时告知收件邮局和取件密码。
宋德龙了解了情况后，立即指派姜慈琨、纪胜先两名侦查员持公函前往邮局调查这份来自武汉的特殊邮件的下落。一个小时后，终于把这个特殊邮件拿到手。我方专家对其进行了检测，发现这种由美国研制的显影药粉堪称同类产品中的翘楚，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调整剂量，以控制密写内容显示出来的时间，最快的，显影几秒钟就会消失。
八、调查“大洪堂”
目前已可以断定，周晓武拿走的那个包里装的就是《说岳全传》，众人对下一步怎样抓获杀害周晓武的凶手“络腮胡子”进行了研究。有侦查员提出，之前特务头子贾必樾交代，周晓武曾加入“大洪堂”，被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剿灭。从正常办案程序来说，当年成都警备司令部审理“大洪堂”一案的卷宗里，应该记录了周晓武的社会关系，说不定能从中发现“络腮胡子”的蛛丝马迹。
宋德龙表示赞同：“这个思路不错，只要我们的调查工作充分细致，一定会有收获。”
3月8日下午3时许，“三·三”案件侦查专班十多名侦查员前往原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查阅1939年“大洪堂”间谍案的卷宗。成都解放前夕，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虽然接到焚毁全部档案卷宗的命令，但当时人心惶惶，根本没人认真执行命令了，所以档案得以保存。侦查员进入库房大门，眼前是成堆的卷宗！大伙儿只有叹气，没奈何，那就一张一张翻寻吧。十几人一番折腾，长达十多个小时，终于把“大洪堂”间谍案的所有卷宗找出来，待到按册号页码理齐，已是3月9日午前了。
按规定，由警备司令部保管的档案是不能带离库房的，只能在库房内翻阅。侦查员遂分成两拨，一拨查阅、摘抄，另一拨人则裹着军大衣在库房角落里睡觉，两小时调换一次。如此一直折腾了六个多小时，总算完成了查阅工作。
虽然辛苦，但收获不小。诚如所料，当年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破获“大洪堂”间谍案后，果然曾对侥幸逃脱的周晓武等三名案犯进行追捕，但最终一无所获。
卷宗里保留着这三名逃犯的基本资料。周晓武的情况已在之前提及，不再赘述。其余两名一个名叫单和福，1920年生，四川内江人氏，少年时流浪至成都，在“威猛武馆”当小厮，系馆主、蓉城名拳师柳大有的记名弟子，几年后因违反门规被柳馆主开革，遂投奔“大洪堂”，做了一名专职打手。另一个名叫裴兴海，重庆人氏，1917年生早年随舅舅去上海，在沪东一家日本人经营的纱厂做徒工，因头脑活络，被日本厂主安排到厂部，从事清洁卫生及跑腿的杂役。这人确实聪明，几年下来，竟然能够用日语跟日方管理人员进行日常交流。抗战爆发前，纱厂的日本老板及职员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上海市警察局联手查封，员工四散，裴兴海离开上海，到成都投奔一个远房亲戚薛医生。
薛医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成都开了一家内科诊所。其医术一般，但有从境外购买紧俏西药的渠道，诊所的经营情况还过得去。裴兴海在诊所打杂，凭着他那份机灵，跟前往诊所看病的“大洪堂”老大龙三爷打了几次交道，就被收为弟子。后来受战事影响，薛医生在境外的进货渠道断了，诊所无法经营下去，便去重庆谋了一份卫生署公务员的差使。裴兴海没跟着去重庆，被龙三爷安排到一家茶馆当跑堂。
这家茶馆是潜伏成都的日本特务接头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裴兴海生性虚荣，平时喜欢卖弄自己的“不凡”，一个雨天，茶客寥寥，老板外出未归，几个跑堂闲极无聊，他们知道裴兴海会日语，又有一副天生好嗓子，就撺掇他唱一首日本民歌。裴兴海正好借机展示才艺，当下便一展歌喉。两个化装成中国人正在接头的日本特务闻之暗惊，立刻对裴兴海予以关注。以职业特工的那份手段，弄清这个茶馆跑堂的底细当然不算难事。很快，裴兴海的情况被报到了日本潜伏特务头目的案头。
特务头目对裴兴海产生了兴趣，认为此人通晓日语，又是黑道帮会成员，可加以利用——利用其茶馆跑堂身份，给潜伏特务组织跑交通；利用其与“大洪堂”老大龙三爷的师徒关系，在日特与“大洪堂”之间建立一条渠道，进而收买“大洪堂”为日本人效力。至于怎么把裴兴海拉下水，那更是易如反掌，这人没有丝毫民族气节，又贪图小便宜，随随便便就能上钩，如此，“大洪堂”就由黑道帮会进一步堕落为民族罪人。
在对“大洪堂”其他的成员的审讯中得知中，周晓武、单和福、裴兴海三人比较谈得来，侦查专班据此认为，1939年“大洪堂”被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端掉后，周晓武三个侥幸漏网，四处躲避追捕，难免同病相怜，他们之间应该有联系。如果能找到单和福、裴兴海中的一个，他们也许知道周晓武逃亡的细节，说不定就能发现“络腮胡子”的线索。
那么，怎么才能找到这两个家伙呢？宋处长的思路是，“大洪堂”这两个漏网分子中，单和福是武师出身，后加入“大洪堂”做了专职打手，可想而知，这家伙的身手不错。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气，这种角色的周围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因而在单和福的朋友圈里，应该是武人居多。那时的武人比较注重义气，不一定达到义薄云天的程度，但在单和福落难时伸手帮一把，提供一下临时性的救援还是可以的。侦查员推测，十年前单和福遭遇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追缉时，正是依靠朋友圈的帮助才逃过一劫。他几乎一直在成都活动，长期从事武师职业，缺乏其他谋生手段，不大可能逃离成都地区，多半就潜藏于郊区避风头。待到抗战胜利，追逃风头已过，他多半还会潜回成都，改头换面，靠昔日朋友圈的人脉找一份职业谋生。
另一个漏网分子裴兴海，是自幼就在上海滩混世界的机灵角色，这种人别说在国内逃亡，就是逃到境外去，谋生也不成问题，况且他日语尚能自学成才，学习其他语言料想也不费劲。因此宋处长估计，寻找这主儿踪迹的难度要比单和福大得多，当然，再难也得找。
根据以上分析，宋处长决定首先在成都市内追查单和福、裴兴海的下落，重点是前者；如果市内查不到线索，再考虑扩大调查范围。至于分工，还是以专班下辖的侦查组为单位，侦查二组负责单和福，侦查三组负责裴兴海。
次日，3月10日下午2点多，侦查二组侦查员姜慈琨、纪胜先找到了“威猛武馆”老馆主柳大有。其时武馆已经关闭，柳大有多年前就中风失语瘫痪卧床了，无法回答任何问题，好在他儿子柳成欢知道单和福的下落。
诚如宋处长的分析，当年单和福侥幸逃脱后，由于军警布控甚严，不敢往他熟悉的川东地区逃窜，遂投奔了早年跟柳大有有八拜之谊的师弟、西郊五将军庙的住持应善和尚。
宋德龙遂派侦查员去五将军庙，得知单和福早已死去多年。原来应善和尚得知了单和福跟随“大洪堂”为日本人做事的情况后，毅然清理门户，打死了单和福并埋于后山竹林。宋德龙闻报，当即联系市局法医室及刑技人员，随同数名侦查员前往西郊五将军庙，法医对从后山竹林里挖出的尸骸进行了检验。七十多年前当然没什么DNA检测，不过，当年国民党警察局发出的通缉令上提及，汉奸逃犯单和福有一颗金牙，和竹林里那具尸骸的特征相符，应该就是单和福无疑了。
至此，单和福这条线索算是彻底断了，侦查专班想通过“大洪堂”间谍案的三个漏网分子顺藤摸瓜追查“络腮胡子”的踪迹，唯一的希望就是裴兴海了。三个侦查组也不必再分工了，宋处长下令，两人一组，全力以赴查找裴兴海的下落。
让侦查员们没想到更不敢想的是，他们竟然跳过了寻找裴兴海这一步，直接抓到了“络腮胡子”！
九、菜鸟侦查员立大功
1950年3月11日，“三·三”案件侦查专班分为多个小组，开始了新一轮调查。其中一个小组的两名成员一老一少，分别是一分局侦查员姚达诚和沈仿仙。
小沈刚刚入警，菜鸟一枚。可“三·三”案件的侦查工作进行到这当儿，恰恰就是这个菜鸟脑子里闪过的一个念头，致使调查方向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对于“络腮胡子”来说，乃是一场灭顶之灾。
3月3日下午法医解剖周晓武尸体后，排除了死者中毒的可能。这一点，有那条乌篷船上遗留的酒菜，以及船家陆允大的证言为佐证。小沈是学西医的，上学时曾解剖过尸体，而且心特别细。他给法医室打电话，想了解一下周晓武胃里尚未消化的食物有没有留下检材或记录。对方查了一下验尸报告，告知从死者胃内检得食物七种，引起沈仿仙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种：疑似马肉和黑芝麻相混合的某种食物的残渣。
沈仿仙对姚达诚说：“3月3日的现场勘查报告有一部分是我起草的，其中包括乌篷船那个陆姓船家提供的酒菜品种，我记得里面并无马肉，也没有黑芝麻。看来周晓武跟‘络腮胡子’见面前，在其他地方吃过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朝这个方向了解一下？”
姚达诚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沈仿仙：“后生可畏。小沈，你这个想法可以啊，案情分析会上怎么不说出来？”
小沈不好意思地笑笑：“也是刚刚冒出的一闪念，没把握，先听听您的意见。”老姚站起身：“那咱就别磨蹭了，赶紧去‘马永斋’打听打听！”小沈不解：“‘马永斋’是什么地方？”
“马永斋”是第一区督院街的一家只有一个半门面的小吃铺，一年到头只出售两样食品：秘制熏马肉和马肉芝麻火烧。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儿，性格有些古怪，不大愿意跟人沟通，对公家人也不待见，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说明来意后，姚、沈最担心的是这小老头儿来一句“都七八天过去了，哪记得住有没有你二位说的这号顾客”。好在他没有马上打回票，仄着脸作思索状，思索时间似乎有些长，长得侦查员以为他是在故意装腔作势。半晌，他终于开口，却不是回答，而是询问：“你们所说的那男子是何许人？”
阅人无数的姚达诚当机立断：向对方道明原委。跟这种人打交道，必须坦诚相待，对方才肯跟你说实话。“掌柜的，不知您有没有听说过，前些天锦江乌篷船上有个人被杀了，我们向您打听的这个人，就是乌篷船上的死者，他长相有些猥琐……”
“3月3日，哦，是那个人，我想起来了。早上8点多他就过来了，坐在店堂角落里，说先不点东西，等朋友来了再点。这一坐，至少待了两三个小时，就这么呆呆地坐着，抽过几支香烟。快到中午时，我给他送去一壶大叶茶，说是奉送的，不收钱。他喝了茶，可能觉得饿了，就要了两个火烧。一个还没吃完，我过去想给他续茶，这是从外面来了个人，他忽然一跃而起，一边嚼着火烧，一边冲门口招呼，他嘴里嚼着东西，我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来者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看得出，周晓武对“络腮胡子”甚是恭敬，似乎急于解释什么，说话声音都有点儿发颤。这回店主听清楚了，他管“络腮胡子”叫“何二爷”。“何二爷”打断他的话，说咱们找个地方一边喝酒一边聊。他说话时，眼睛直盯着周晓武寸身不离的那个黑色挎包。
令店主夫妇印象深刻的是，此公动作神速，没见他胳膊动弹，手掌往前一伸，两根手指间已经夹着一张一万元的钞票放在桌上。店主让老婆找零，对方说“免了”，转身出了店门。周晓武紧随其后。店主照例礼送，见两人上了一辆出租马车。侦查员从时间上推算，马车应该是直接去了锦江边的乌篷船停泊处，周晓武的生命旅程也就到此为止了。
姚、沈两位侦查员查摸到这个情况，自是激动。不过，这仅仅是查明了“络腮胡子”和周晓武的接头地点，往下如何寻找这个“何二爷”的踪迹，还没有头绪。他们接着询问店主夫妇之前是否见过“何二爷”，店主夫妇都说没有印象。两人又去向“马永斋”周边四邻八舍的商铺、住家打听，转了一圈，依然没有收获。这时已是中午，两人商量，打扰了店主夫妇这么长时间，午餐就在“马永斋”吃了吧，也算是略微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老姚要了瓶酒，一杯下肚，话就多了，脑洞也似是开大了，围绕着“何二爷”下落的问题聊了一阵，忽地一拍额头：“我想起一个人来，他没准儿知道这个川西惯匪！”
姚达诚说的这人名叫曾彪，是个旧警察，时年四十出头。这人在国民党成都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当了二十来年刑警，却没穿过一天警察制服，因为他搞的是刑侦情报，对四川一带的黑道非常熟悉。老姚曾救过他的命，曾彪对此非常感激。现在，脑洞大开的老姚想起了曾彪，如果“何二爷”确如专班分析的系川西惯匪，而且在成都地区活动的话，曾彪肯定听说过。
说到这儿，老姚酒也不喝了，两人直接去找曾彪。成都解放后，曾彪被新政权留用，不过刑侦情报不让他做了，军代表考虑到找曾彪外调的太多，干脆让他去后勤科当内勤，天天守着仓库，也不耽误外调。
姚、沈两个赶到市局后勤仓库时，曾彪刚刚接待完两个外埠来蓉城外调的便衣，一见老姚叫着“恩公”迎上前来。老姚遂把打听“何二爷”的来意说了说，曾彪说：“恩公您算是找对人了，我和这个‘何二爷’打过交道，这主儿是新津那边的股匪‘黑云帮’的三舵把，干的是兄弟以前的活儿，也是搞情报。‘何二爷’是化名，其真名叫杜宜鑫。前两天，还写来一封信函，信上说他有一个亲戚，是汽车司机，原在成渝公路跑运输，解放前夕运输行老板把汽车都卖了，全家跑到境外，亲戚失了业，杜宜鑫问是否可以帮忙在成都这边找一份开车的工作，还请我抽空去他在西马棚街29号经营的大车店坐坐。我倒是答应了，不过还没来得及过去，你们就来了。”
姚、沈二人一听，立马联系宋德龙，对杜宜鑫实施抓捕。杜落网后，对自己的一应罪行供认不讳。这个二十年匪龄的惯匪，系股匪“黑云帮”的三舵把，负责收集情报、窝赃销赃以及对外联络。半年前，“黑云帮”匪首被“二厅”收编纠集附近数股匪伙合并为“中华民国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杜宜鑫被授子少校军衔，继续负责情报工作，并且统管其他数股匪伙的情报人员，算是“特别纵队”下辖的“情报支队”。其实这是一个空头名号，其他数股匪伙连各自情报人员的花名册都没给他，更别说“统管”了。他这个支队长也没有“队部”，还是待在成都西马棚街29号的大车店里。
不久前，杜宜鑫接到“黑云帮”匪首、“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司令长官熊三畏的通知，让他去一趟“纵队司令部”驻地新津普兴场。他过去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二厅”的特派长官蔡源声抵达了。蔡传达了郑介民的命令：于1950年春夏之交发起武装暴动，周边将有多股力量配合，要求必须占领新津县城。“二厅”将为暴动提供武器弹药、行动经费、特务器材，武器弹药中就包括“轻火器中的重杀器”——枪榴弹。不过，这种“重杀器”目前还停留在图纸上，将指派兵工专家携图前往，指导制造及使用。为此，熊三畏、蔡源声做了分工，摊到杜宜鑫头上的活儿就是派员前往武汉迎接兵工专家刘先生。
杜宜鑫受命返回成都，即派人召来“情报支队第一大队上尉大队长”周晓武，对他下达了死命令。当时周匪拍胸脯保证，一定不辱使命，把刘先生安全接过来。
3月2日傍晚，周晓武、董清甫抵达成都下榻于“柏记客栈”，这是杜匪事先指定的。哪知3月3日清晨出了事，而他派出的暗桩守在客栈门外，并不知情。稍后周晓武发现情况不对，匆忙拿了那个持包逃离客栈，认出了暗桩，即让其速回大车店报信儿。周晓武还让暗桩转告“杜支队长”：按规矩，他不能直接去大车店，故会在“老地方”候见——这个“老地方”就是“马永斋”，是周接受任务时杜亲口交代的，暗桩并不知道具体位置。
杜宜鑫闻报大惊，当即前往三槐树街打探情况，又去督院街“马永斋”附近暗作观察，一直磨蹭到中午才进店跟周晓武见面。其后，他把周带到锦江的乌篷船上。往下杀害周晓武，均与侦查专班的分析相符。
3月4日，杜宜鑫派手下喽啰前往新津“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窝点报告，得到的指令是：小心谨慎，按兵不动。没提要他承担责任的话头，他稍稍放心。杜寻思周晓武已死，“情报支队”其他成员都没出事，最重要的是图纸还在自己手里，那就安心等待熊老大派人来交接吧，没想到，等了个把星期，没等到熊老大派来的人，却等来了警察。
当时川西匪患猖獗，政治土匪敢在光天化日的成都近郊公开作案，我军方正根据中央统一指挥部署剿匪，本案破获后，明知新津盘踞有多股匪伙，只能暂时按兵不动，“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得以继续嚣张了两三个月。不过，郑介民许诺的“重杀器”成了一个肥皂泡，再加上我方迅速加强了新津县城的守卫力量，“二厅”精心策划的武装暴动阴谋因此破产
不久，解放军的剿匪行动开始，“川康第七反共特别纵队”逃窜西康，于1950年秋被解放军剿匪部队彻底消灭。其时，惯匪特务分子杜宜鑫已经被处决半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