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ense of confidence in the courts is essential to maintain the fabric of ordered liberty for a free people and three things could destroy that confidence and do incalculable damage to society: that people come to believe that inefficiency and delay will drain even a just judgment of its value… …
对法院的信任感，对于维护自由的人民所生存的有序自由社会结构至关重要。但这种信任可能会被三件事所摧毁而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法院的低效和拖延，使公正的裁决在人们的眼中变得并无价值……
——摘自美国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E. Burger1970年在美国律师协会的讲话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120）
——“拔得头筹”
7月26日下午两点，是与“李锐资料归属权案”法官审前会面的时间。下午一点半左右，我和先生到了奥克兰市的美国联邦法院。入口处有几个警卫站在那里聊天，见到我们，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我们报上法官的名字和法庭室号，一位警卫即要求查看我们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掏出加州驾照交给警卫，验明正身后便放我们进入门厅。我不由地想到，这种常规作法何以到选举美国总统投票时会被民主党认为是“歧视少数族裔”，“制造投票障碍”呢？
法院的门厅意外的小，刚进门就一头撞到机场的那种安检传送带和安检门。安检后面是个小小的电梯厅，乘电梯上了二楼，左右两间法庭，右手为第五庭室，左手便是审理“李锐资料” 案法官泰格/Tigar所在的第六庭室了。
进入庭室，我和斯坦福大学聘用的校外律师利特维柯及张玉珍的律师福塞特已经在里面了。不一会儿，两位大概是法庭的办事员从侧后门走了进来，与远程的庭审记录员检查了一番双方律师和法官使用话筒的录音效果。双方律师各有一个面对法官的讲台，上面除了话筒，还有一个可以清楚看到对方和法官的频幕。法官的位置在办事员工作区后面的高台上，若眼神不好，还真看不清法官的面部表情。利特维柯律师指给我看法官左手边那个稍矮一些，被围在木制护栏后面的座位，告诉我那是证人回答问题的地方。控、辩双方各有一张垂直于法官案台的长条桌，供证人和不提问的律师入座的每把椅子前也都有一个屏幕，可看到背对着桌子站在讲台处的双方律师。这个区域的后边又是一个护栏，栏后是几排供旁听者入座的木制条凳。庭室右侧供陪审团员使用的座椅则十分舒适，皮面，软垫、靠，可旋转。
两点零八分，身着法袍的法官泰格进入庭室，瘦高的身量，戴着眼镜。两位办事员中的一位宣佈法官到庭，在场所有人起立如仪，然后她示意可以坐下。法官询问了双方律师的姓名，我被律师介绍给法官。法官询问张玉珍的律师他客户的姓名如何发音，然后直入主题：庭审时间共计两周，每周三天，每天四小时，连续听审，没有午餐休息，只有两次上洗手间的暂停。并说此案是法官审案，没有陪审团，本法官会提很多问题，双方证人回答时若绕圈子，本法官的容忍度为“0”。
2013年12月25日，我委托律师向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对北京机场海关扣留《李锐口述往事》一书提起法律诉讼，迄今得到法院27次延审通知，开庭之日尚不可知。2019年5月24日，斯坦福大学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澄清李锐资料所有权”诉讼。此案后诉，而先于“李南央诉北京机场海关”案开庭，在与中共的“比拼”中“拔得头筹”。
中国共产党躲在父亲李锐第二任妻子张玉珍的背后，在美国整整横行了五年零两个月，期间我向张玉珍/中共，提交了数千页的证据及录音、录相，花费了数以百计的小时复读父亲的所有资料，背下和理解了近千个英文法律单词的含义，阅读了数千页的法律文件，之后经历了审前举证，终于与法官会面，真是感慨万千！
1995年离世的，美国最高法院第十五任首席法官沃伦·伯格，1970年在美国律师协会的一次讲演中说：“对法院的信任感，对于维护自由的人民所生存的有序的自由社会结构至关重要。但这种信任可能会被三件事所摧毁而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法院的低效和拖延，使公正的裁决在人们的眼中变得并无价值……”
庭审定于8月19日上午八点半钟开始，向公众开放，如无特殊情况将不会变更。7月26日与法官的会面也是向公众开放的。一位在文学城网，名为文革传人的博主，从美国的加州到欧洲的瑞士，在地球上绕了一个大圈跟我取得了联系，出席了那天的旁听。见面方知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巧的事情，这位博主与我们同居一个小城已有25年，我们却从未在城里的任何地方头碰过头。文革传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已经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开庭后他会每天到场旁听，或许会写出“旁听散记”发在自己的博客上？也未可知。欢迎关心此案的网友们届时到他的网页查看。
2024.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