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胡适之
作者:
茨冈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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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读书开始，就没见过胡适之先生的真模样，大陆50年代突然开始了对他的批判，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以及他的诸多朋友、学生开始咒骂他，如郭沫若、李达、范文澜、金岳霖、冯友兰、侯外庐、黄药眠……他们给他贴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标签：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洋奴、买办、美国豢养的走狗等等。
奇怪的是，对岸也不待见他，蒋介石在日记里形容他的语言呈五色缤纷之状，计有：狭小妒忌、甚觉奇怪、猖狂、狂妄、胡说、狐仙、无赖、可耻、可耻之极、政客、无耻政客、反动派、反对革命之学者、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等等。
只是没有对他进行大批判。
对胡适之态度和立场的一致，是两岸领导人难得的一次共识。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胡适之的名字开始频频在大陆的讲座、课堂和媒体上出现。与此同时，摘掉了一顶顶贬损的帽子，戴上了一个个夺目的光环。
最牛逼的一个光环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给的，他说：“如果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冷时节冷的在冰棱上卧，热时节热的在蒸笼里坐。
其实，我们把被人们不由分说强加的各种帽子和光环一一去掉，适之先生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的计算、懦弱、乐趣、毛病、薄情、背叛……还是那句古罗马人的名言——
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有。
先说说他被人诟病的几件事。
第一件是去见溥仪——1921年，15岁的废帝溥仪闹着要装电话，身边人都反对，说电话这个玩意儿是西洋的奇技淫巧，不合祖制。溥仪说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意儿，祖制里都没有，先皇帝不也都用了吗？身边人又说外界随意便可打电话进来，如果冒犯了龙颜怎么办？溥仪说快拉倒吧，我天天都从报纸上看到冒犯的文章，眼睛看和耳朵听有什么不一样？
电话装上了，电话局还奉送一个电话簿。这下溥仪有的玩儿了，成天翻看电话簿上的名字——那时家里能装电话的都是达官贵人名门望族，他看到了京剧名角杨小楼的电话号码，便打了过去。那边杨小楼一接电话，他就学着京剧里的韵白腔问：“来者可是杨小楼？”杨小楼哪儿知道是末代皇帝啊，还以为是哪位朋友起哄呢，哈哈笑着说：“我就是杨小楼，您哪位啊？”
溥仪已然挂断电话。
这样的骚扰电话他没少打。
1922年5月17日，百无聊赖的溥仪从电话簿上看到了胡适之家的电话，胡适之那时名声多大啊，又是五四运动又是白话文，他就想跟胡适之聊几句，听听他的声音。
溥仪在他的那本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描述了他和胡适之的这次通话——
溥仪：“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之：“您是谁啊？我怎么听不出来呢？”
溥仪：“哈哈，甭猜了，我说了吧，我说宣统啊！”
胡适之：“宣统？您是皇上？”
溥仪：“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可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虽然溥仪只是想瞅瞅胡适之，但胡适之还是郑重其事的。当晚，他在日记里记载了此事——“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为了这次让溥仪“瞅瞅”，胡适之做了许多功课。他先去拜访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了解溥仪的近况。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之这样写着——
“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是自行其意了。”
阴历五月初二是阳历的5月30日，22岁的胡适之与17岁的溥仪见面了。他对溥仪鞠躬致意，两人从白话诗开始聊，一直聊到溥仪说他想出国留学。溥仪还对胡适之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才到了今天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有很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一周后的晚上，胡适之想起溥仪，写下了这首题为《有感》的白话诗——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说实话，胡适之不仅是不会写古体诗，白话诗也很差。
但是，字里行间还是充满了对溥仪的同情。
就这一次短暂的会见，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国人以及舆论所不能容忍的，是你胡适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怎么能去见封建皇权制度下的帝王，即便他已经是废帝！
大家极想弄清的还有一件事：胡适之如何称呼溥仪？
为此，胡适之专门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来说明。文字不长，全文照录——
宣统与胡适
胡适
阴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他穿的是蓝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纸十几种，内中有晨报、英文快报、炕几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
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过旧诗，近来也试做新诗。我提起他近来亲自出宫去看陈宝琛的病的事，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如他出洋留学等事。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是他说的“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有很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谈了二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是大致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还捏造出“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请求免跪拜”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件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但是，胡适之去见溥仪，胡适之的想法和人民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胡适之认为自己仅仅是去见一个17岁的少年，而人民认为你是去拜谒一个皇帝。
而且，人民有城府，胡适之没有城府。在称谓问题上，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这样的话！
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居然称一个废帝为皇上！
我不久前刚刚去了他的老家安徽省绩溪县上庄，还到他的故居瞻仰了一番。上庄很美，很整洁。胡铁花的故居离胡适故居很近，我问门口卖票兼收票的上庄大妈，胡铁花的故居为什么没有和胡适故居在一起？上庄大妈解释说因为不是由一个单位承包的，我们承包的是胡适故居，他们承包的是胡铁花故居。
很明显，这个村里的村民居然有不知道胡铁花是胡适亲爹的。
这里的文化，毫无疑问对皇帝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敬畏。
胡适之也一样。
十年后，上海《申报》登了一则新闻：蒋介石召见胡适之丁文江
鲁迅看到了，立刻想起胡适之见溥仪的旧事，写了一篇题为《知难行难》的杂文，后来收到《二心集》里——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 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
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 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 “垂询”些什么……
除了对蒋介石的讽刺之外，字里行间也透着对胡适之当年见溥仪称皇上的蔑视。
会见溥仪两年后，胡适之的倒霉事又来了，还是与这个废帝有关。1924年11月5日，
取得北京实际控制权的军阀冯玉祥以武力驱逐溥仪出宫。当晚，胡适之立刻给当时的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了一封抗议信——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11月9日，这封信在《晨报》发表，立刻引发轩然大波。叫好的寥寥无几，斥责的铺天盖地。
且不说那些骂他是清帝走狗、鹰犬的人民群众，先看看大人物是怎么说的——
汉奸周作人那时候可是响当当的革命者，他首先给胡适之写了一封态度平和但立场坚定的信。他认为胡适之是受了外国势力的蛊惑煽动，他尖锐的指出：那些为溥仪说话的外国势力都不是中华民国的朋友，若是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只有上当受骗。然后，他针对胡适之振振有词的“民国违背契约论”再次尖锐的指出：违背条约的首先是清室自己。他说：“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
1924年12月13日，法学家周鲠生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说：严格的说来，在张勋拥戴清室复辟的时候，清室已经犯了背叛民国的罪行，已经丧失了继续享受优待条件的权利。优待条件是因为清帝赞同共和逊位之后而给予的。清帝复辟，自己已经破坏优待条件存在的依据，民国在道义上已无再承认这项条件的义务。
1924年11月8日，章太炎给当时的国务总理黄郛写信，大加赞赏：知清酋出宫，夷为平庶，此诸君第一功也。溥仪妄行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今诸君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
包括孙中山。1925年1月，孙中山抱病北上，来京不久就收到了清室内务府的函件，要求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这样回答：清室未践移宫之约，而又有民国六年复辟一事，已自行破坏优待条件，更无责人践约之理。
舆论显然是一面倒的，胡适之成了众矢之的。
胡适之的形象第一次严重受损。
但是前总理唐绍仪在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说了这样一番话：
“如果民国需要改变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的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久，上海的鲁迅和北平的胡适都相继加入。鲁迅被推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胡适之被推选为北平分会主席。
北平分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经张学良的同意，胡适之、杨杏佛和成舍我三人前往视察监狱和陆军反省院。
他们会见了一些在押人员，这些人向他们诉说伙食不好，戴脚镣太痛苦以及虽然允许读书但不准看报。
普通人胡适之不平则鸣，立即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改善的要求。
有关当局闻过则喜，张学良的幕僚王卓然当即给胡适之复信：“先生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远见，良殷心倾。所提各节，然即向汉公商办，冀能逐一实现，不负先生苦心。”
其时，他已经收到了许多在押人员的来信。
例如被关押的北大学生杨韶秀来信说：“学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问题被羁押，一周之中辗转三处，严刑加身。”
甚至在视察时被选出跟胡适之他们谈过话的周默秋也给胡适之通过关系寄来了信，他说：“自从那天和你见面之后，即向写信给你，可是我们是不许有笔墨的。如果我们在监房里被搜出了笔，是要受严重的处罚的。受审时，我挨了三次酷刑。”
还有一位叫关仰羽的囚犯，寄来了六千字长信，详细叙述了他自己在被关押北平宪兵司令部的13天中遭受“酷刑拷打，惨无人道”的经历。
但是，普通人胡适之在接受英文的《字林西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监狱状况大体满意，在押人员个个无拘无束，没有任何酷刑。
2月5日，英文报纸《燕京报》看出了宋庆龄的签名信件以及北平军分会反省院在押人员的控诉书。胡适之读毕立刻写信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反省院是我们三人前几天亲去调查的，有许多犯人和我们很详切的谈话。他们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戴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如孙夫人控诉书中所说的。”
这封信收在《胡适全集》第二十四卷。
事已至此，3月4日的上海《申报》刊载了一条消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昨日开会，决议：开除该会会员胡适之。
你以为胡适之是受了当局的蒙蔽了吗？
那你就太小看胡适之的智商了！
胡适之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权的保障》的文章，他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
他严肃警告同盟的领导人：“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
此文收在《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
杨杏佛与虎谋皮，被虎咬死了。他的葬礼在恐怖的气氛下举行，很多朋友都劝鲁迅先生不要去了，但先生还是去了，只是出门前留下了家里的钥匙。
葬礼完毕后先生回到家里，挥笔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的好朋友胡适之没有去。
他正好在上海，但是没去。
他不谋虎皮，他要躲着虎。
这期间中国发生的事情令胡适之应接不暇：日本人在东北建了一个满洲国，他的少年皇上溥仪上台了；十九路军在上海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真让老蒋彻底懵圈了。
九一八事变后，老蒋一直奉行的是对日退让妥协政策，不抗日不说，甚至不许宣传抗日，以至于上海的文艺团体在演出活报剧的结尾只能高呼“打倒某某帝国主义”！他认为日本人对他应该是领情的，但怎么好端端的就卢沟桥事变了呢？
7月8日，他把痛苦的思索写进了日记——“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远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但是很快，他便拿定了主意：抵抗。
普通人胡适之急了。
何谓普通人？第一是善良，第二是任何时候都不情绪化。
史料记载，胡适之在事变后两次觐见蒋介石，并且给蒋上了一个“条陈”——
“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
方针：
（一）中华民国政府在下列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
1、在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得自由选择其国籍；
2、在东三省境内，中华民国之人民享受居留、经营商业及购置土地产业之自由；
3、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国家；
4、在相当时期，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
5、热河全省归还中华民国，由中国政府任命文官大员在热河组织现代化之省政府，将热河全省作为非武装之区域；
6、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
（二）中华民国全境内（包括察哈尔全部、冀东、河北、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上海、福建等处），日本完全撤退其驻屯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此后在中国境内居留之人民，其安全与权益，完全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
（三）中国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努力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谋亚洲东部之永久和平。
（四）中国与日本共同努力，促成太平洋区域安全保障之国际协定。（五）日本重回国际联盟。
普通人胡适之并不一定是就要卖国，他实在是认为中国内政外交一塌糊涂，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与其战而败，不如以土地换和平，然后卧薪尝胆，以图将来。
但蒋介石的决心已定：跟丫小日本死磕！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遗，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19日的日记里又写道：“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但是普通人的这番宏论却震惊了中国。
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会议上，程潜将军直言不讳：“胡适之是汉奸！”而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坚决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重要角色，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的居正，则要求“立即逮捕胡适之”。
当然，胡适之很安全。因为他没有卖国行为，仅仅是建议而已。言者无罪。
胡适之一直都在唱衰中国，因为他实在看不上这个民族。学生上街的时候，他骂学生是发“爱国癫”，他说中国人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民族。”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
这不是我瞎讲，请去《胡适全集》第四卷查找。
他还有一句更雷人的话：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他是不是疯了？
普通人没有疯，但是受了刺激。胡适之曾写过三篇著名的文章，即《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
胡适之在文章里说：
“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道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我说出那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去，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
还好，胡适之对抗战的认识很快因为一个战役而改变。这个战役的名称是：淞沪会战。
其时，日本人已经狂妄的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胡适之也信了，认为中国不堪一击。但是，极其惨烈的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几乎调集了所有的精锐跟日本人血拼。
整整打了三个月，中国失败了，但中国没有灭亡。
1937年9月，胡适之离开南京时对他的“低调俱乐部”诸位同仁说：“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他特别致信给惧战主和的老朋友陶希圣：“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议。”
他甚至在他主办的《独立评论》发文宣布：“我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和平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蒋介石立刻派胡适之以非正式使节身份出访欧美，用他的声望和人脉，游说欧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文人在关键时刻总要拿一把的，胡适之也不例外。他坚辞不受，慷慨激昂的说“战争已经很急迫了，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还是他的学生傅斯年来了，傅斯年哭哭唧唧的说“如果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这是为了抗日！”
然后胡适之慨然允诺。
说起来胡适之也是蛮拼的，他1937年9月26日上午飞抵旧金山，连时差也顾不上倒，吃过午饭便去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向美国人表明他对抗日战争的清醒认识。9月29日，他又在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题目是“中国能赢吗？”9月30日，又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接着，又连夜草拟要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出的英文演讲稿“中国能赢吗？”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收到胡适之的演讲稿后，认为讲稿中犀利的批判美国的中立政策即绥靖政策，对美国是一个伤害，因此要求修改。胡适之的书生脾气上来了，答复：可以不播，不能修改。结果他一生气，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倒客气起来，说不改就不改，晚上播。
当天晚上，胡适之在电台对全美做英语广播，题目是“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批评了美国的绥靖主义倾向。
抵达华盛顿后，驻美大使王正廷陪同胡适之去拜访罗斯福总统。罗斯福非常关切中国的战局，担心中国军队不能支持到过冬。胡适之给了罗斯福肯定的答复：中国军队一定会抗战到底，他告诉罗斯福：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51天的欧美之行，胡适之演讲56场。
1938年7月20日，胡适之在巴黎收到蒋介石先生的电报：敦请胡适之担任驻美国大使，代替即将卸任的王正廷。
胡适之当然不愿意，他一生不爱做官，也没做过官。普通人胡适之愿意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远离政治，但可以抨击时事；远离官场，但可以批评政府。
但是，国家眼下正在危急时刻。
他慨然应允。
不仅胡适之不愿意当官，连他的胖媳妇江冬秀也不愿意他当官。显然两夫妻对此是有共识有约定的，因此，胡适之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并决定接受之际，立刻从巴黎给江冬秀写信通禀，信中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很对不住你。”
1938年9月17日，胡适被正式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消息一披露，胡适之第一时间再给胖媳妇写信解释：“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
这边是胡适之老大不情愿的去赴任，那边新闻界却是一派欢欣。
《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胡适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
《纽约时报》也在大洋彼岸发表社论：“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美中两国人民现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
确实，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令世界耳目一新。
这是中国最惨淡的一段岁月。广州沦陷，武汉沦陷，大半个中国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他一到美国，就对沮丧悲观的使馆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国家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最后的希望，绝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胡适之完全不懂应该怎样做大使，这个人西化的很厉害，接人待物都很抠门儿，完全没有中国人的吃喝气派。大使馆这种地方，除了办外交以外，就是个国内达官贵人的接待站，迎来送往，大吃大喝。但胡适之这个大使不肯，因公的一律从简，因私的自己招待。
搞得怨声四起。
他自己首先不占国家一分钱便宜，就连劳累到心脏病住院，也是自己掏钱。孔祥熙专门给他汇来三千美元费用，他如数退回。
自中国从清朝有了使节开始，我想，再没有一个大使如他这般一尘不染。
但是他也不会办外交，因为他完全没有政客的计谋和韬略，有的只是诚实和公开的立场。然而，就是这种“诚实和公开”，为他赢得了驻在国的信任和理解。吴健雄当时正在美国留学，她说她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从上到下都对胡适之“崇敬备至”。
胡适之最拿手的就是演讲，他在美国到处演讲，同时大量收获博士帽子，虽然是没有什么含金量的“名誉博士”，他也欣然笑纳。赴美之前，胡适之已经有了四顶博士帽子，担任大使期间，他又足足弄回来三十六顶博士帽子。
《华盛顿邮报》曾经有一篇报道：“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
此举为许多人诟病，包括他的老板蒋先生。1942年10月13日，胡适之还在太平洋这端演讲的时候，蒋先生在太平洋那端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老蒋的话虽然有些道理，但是不大公正。
所谓国家威信，其实就是他的威信。胡适之会在乎他？呵呵。
再看他的演说，绝对是大有益于中国的。
他就任大使后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讲是1938年的12月14日。
地点：纽约
题目：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
胡适之真的是很会演讲的人，八十多年后再看这篇演讲，依旧让人热血沸腾。他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假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概括的说明中国的种种现状。我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中国正流着鲜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
在描述了抗战的惨烈，介绍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后，他说：“必须经过绝大的艰难和牺牲，我们才能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必须认清这次抗战是革命的战争，正像美国的独立战争一样。”
巧妙的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联系到一起之后，胡适之讲述了美国人耳熟能详的那段历史，他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现在遇到的艰难情况，跟当初华盛顿率领军队在福奇山谷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那时士兵没有冬衣，给养极度困难，几乎面临绝境，英国人乘机出来诱降，以便结束战争。当时如果华盛顿和他的军队动摇了，接受谈判，现在就没有独立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了！由于华盛顿和他的军队的苦撑坚持，终于得到了法国的同情和援助，最终取得了胜利。就同当年华盛顿需要法国的援助一样，现在苦战中的中国也亟需美国的援助！
五天以后他又进行了一次演讲，这次因为是在美国历史协会演讲，所以是学术性的。但是，我们来看看胡适之先生是如何演讲学术的。
他的演讲题目是“论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他首先承认日本的现代经济是成功的，而中国是失败的，所以他把日本强大而中国孱弱。但是，他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日本是一个野蛮愚昧的国家。他的论证是：“为什么中国终于推翻其古老的文化而达成了中国的文化复兴，而日本却无法抛弃其古老习俗坚实的核心。”胡适之宣称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共和，而日本仍然是封建的天皇制国家。
真能忽悠。
第三次演讲就更神了，题目是“中国的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生活方式”。他上来先夸了一顿美国人，说“你们知道你们是为什么而作战的，你们是为了保卫你们的生活方式而作战的。这种生活方式，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自由与和平的生活方式。就西方世界而言，问题的关键乃是专制与民主的对垒。而中日冲突的形态就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然后，他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他说中国和美国一样，是一个有着自由、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国家，早在两千一百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实现了国家的大统一。而落后的日本一直是封建幕府统治，直到美国的佩里将军用武力打开门户，才实行了明治维新。中国的官员虽然不是选举产生，但是科举考试比日本的世袭制度要先进的多。因为是考试，贫家子弟也可以脱颖而出。而且在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使武力强盛的时期也不对外扩张，而日本历史上就侵略成性。中国几千年的统治都是“和平与无为而治”，与美国人主张的自由十分相似。中国古老的民歌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美国式自由思想。然后把小日本又拎了出来：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和平的生活方式正面临着日本的严重威胁。
一句话：老大你管不管？
先别说老大管不管，胡适之的一番忽悠让日本人急眼了！
未完待续......
【转载者注：可惜本文的中与下都被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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