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前世今生（19）

晚年以前的蒋经国是绝对的杀伐决断、冷酷无情，连毛人凤见了他都胆寒。几乎所有研究台湾史的学者都一致同意，蒋经国是台湾一九五0年代白色恐怖的主要指挥者，所有重要的政治案件里都有他的影子，他应为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精英人士和普通民众家破人亡的悲剧负最大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像发动机一般的努力勤勉和如芒刺背的警觉。作为在丧失大陆江山的最后时刻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对失去民心的教训，他的体悟比旁人更为深刻。为了这块最后立足的台湾岛，为了有个太平的现实与未来，蒋经国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曾经在戒严时期受到打压的民进党人而言，蒋经国就是"暴政的代表"。曾经因为美丽岛事件而被军法审判处刑的民进党创党元老之一的姚嘉文曾经在演讲时说，蒋经国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就是"死得早"。

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十五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二0二二年一月，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原蒋经国官邸“经国七海文化园区”的开幕式时引用蒋经国曾说过的中华民国能生存，主要是坚决反共，并称蒋经国的“保台”立场无疑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

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通过“脸书”表示，“蒋经国路线就是国民党的路线，包括捍卫中华民国、保卫台湾、建设台湾、民主自由”。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中批评民进党扭曲事实，煽动“抗中保台”。当被问及大陆是如何评价蒋经国时，朱凤莲表示，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主张国家统一。

戒严中的第一次示威游行

一九七八年的台湾还在戒严中，戒严法明确规定公民不能有结社（组党）的自由，所以党外的组织只能玩擦边球。台湾民主的发展都靠选举，“组织”开初的名义就是“党外人士助选团”，发起人是黄信介，操盘手是施明德。助选团提出了十二条共同政见，这十二条有结束戒严、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和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的自由民主诉求，也有“废除保护资本家的虚假保护企业政策”、“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和“制定劳动基准法，厉行劳工法和承认劳工对资方的集体谈判权”等左翼要求。民进党的建党理念属于左派社会主义政党。公开主张台独在当时是直接进监狱的签证，所以在十二条里不见踪影。

台湾当时的“全国民意代表”选举，除了各个地方的代表与候选人之外，还有“工农兵”代表，一个工人候选人可以代表整个台湾的工人弟兄，参选工人代表的杨青矗是党外大将，根据法律，杨可以去台湾任何地方举办选举活动，于是那个“党外人士助选团”就以杨青矗助选团的名义，到各地搞竞选，许多助选演讲的场子规模很大，甚至能搞到万人以上，用杨青矗的话说就是:“助选团所到之处，有如秋风扫落叶，看得国民党都脚底发冷”。

然后发生了台美断交，蒋经国停办选举。选举没了，“助选团”也就不需要了，刚有的组织眼看就要黄掉。

党外大佬们顿时怒火中烧。党国一直说没事的美国出事了；眼看能大有斩获的选举停了；最重要的是，没有组织的组织有作鸟兽散的危险。党外众人预定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去党外大佬之一、高雄原县长余登发的家里聚会商量对策，可是党国先下手为强，在一月二十一日把七十四岁的余登发老爷子和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罪名是“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称余涉及“匪谍吴泰安事件”（余登发并不认识吴泰安）。这下引发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与党外的反弹。

一月二十二日，党外众大佬齐聚高雄县桥头镇的余家，随即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余登发。在此之前，戒严法下没有发生过任何有计划的上街示威游行。违法游行有顶风作案的危险，参与者回忆说那次是“提着脑袋走的”，而且参与的一共没多少人，尽管党外有头有脸的基本上都到齐了，一共也就二十七位。队伍走出去就遇到了警察列队拦截。施明德往前一冲，对警察说：“开枪！警察开枪，我们不会躲避。”结果警察被冲开了。戒严法下台湾人的第一次游行示威就这样走入了历史。不但没有子弹，连水枪、催泪弹和警棍都没见。蒋经国事先下令：不得使用暴力。这就是桥头事件。

不过抗议之后，余登发还是在同年四月十六日被军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其子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能指证余有罪的就一个证人—“匪谍”吴泰安。吴说中共让他给余派任务。开庭中余的律师诘问吴是不是真的“匪谍”，吴答：“姚律师，你有良心一点，我是真匪谍，不是假匪谍，我是爱国的匪谍”。在余被判的同时，吴被判死刑给干掉了，从此死无对证。

《美丽岛》杂志

那次桥头支持余登发的游行，桃园县在任县长许信良也参加了。游行那天不是公休日，许去参加游行没有事先向县政府请假，党国于是把许告上了监察院。一九七九年四月，监察院通过弹劾案，六月，司法院核准停止许信良职务两年。

党外的错愕与愤怒可想而知。林义雄在记者会上痛斥“国民党是一个叛乱团体”。

绝望之余，党外在一九七九年八月成立了《美丽岛》杂志社。

在《美丽岛》的两个月前，几乎同一批人马成立了党外民意代表联合办事处，不过没有什么活动。党外另一位大佬、“温和派”的康宁祥办了个《八十年代》杂志，销路还行，不过基本上只是在润物细无声地传播民主理念。同一时期，还有吕秀莲筹组的、活动也很有限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

《美丽岛》杂志几乎汇集了当时党外的所有活跃分子，发行人黄信介，社长许信良，总经理施明德。黄信介基本上是出头露面，许信良参与不多，后来还因被弹劾，党国与党外冲突加剧而临时出国缓冲对抗，运营主要靠施明德。

施是组织能手，也是造势高人。施的操作重点是在台湾各地设立《美丽岛》的地方服务处，然后在各服务处办活动。

杂志是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出第一期，一共出了四期。第一期卖出七万本，到第四期时卖出十四万本。

黄信介为《美丽岛》写的创刊词说：

“我们受人民大众高昂的参政意愿和热情的鼓舞，坚信民主是这个时代的潮流，挡也挡不住，所以毅然创刊《美丽岛》杂志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

我们即将来临的时代，生机盎然，波澜壮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优秀。但是，因为它的视野太过辽阔，使得传统遗留给我们的轨道、原则、规范、理想都显得狭隘，不敷应用。从过去，我们无法找到引导的方向。我们必须独自寻找，创造我们未来的命运。

三十多年来，国民党以禁忌、神化隐蔽我们国家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扼杀我们政治的生机，阻碍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世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彻底从禁忌、神话中解脱出来，深入广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种种问题，这有赖于一个新生代政治运动的蓬勃推展。

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今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贡献，更是我们新生代追寻的方向。”

在戒严法下的台湾，黄信介就预言：“让民主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贡献。”

高雄事件和美丽岛大审判

《美丽岛》开张后，党外与党国摩擦不断。九月八日的开张酒会，就有“爱国人士”去闹事，喊出“打死黄信介”等口号。十一—十二月间，《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两次被砸，屏东服务处也被砸，甚至连黄信介在台北的家都被砸。高雄事件的前两天，党外人士堵到几个跟踪的特务，将他们一顿臭揍。事件的前一天，《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两个职员被警察抓去打得遍体鳞伤。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办“世界人权日”游行活动，结果发生了大规模警民冲突。

游行集会开始时井然有序，但是游行的目的从来就没有说清楚，游行集会的领导结构非常松散，安排组织极差，没有纠察，上万人的集会，前导车兼指挥车上的施明德就凭一个挎在肩上的扩音喇叭发号施令。

施明德事先向高雄警察局申请了集会许可，但被拒绝了。施动员了许多对党国不满的民众上了街，随着演讲越来越冒火花，一会儿就把民众的愤怒激发了出来。黄信介看苗头不对，就在挂着国父像的演讲车上用扩音喇叭宣布“活动结束”。他从车上下来时被情绪激动的民众在后面踢了两脚。

现场乱套了。

一边是愤怒无序的民众，一边是有备而来的国家机器，高雄事件的警民冲突在劫难逃。唯一庆幸的是事件中没有死人。蒋经国事先有令，军警宪特当天一律不许带枪。

事发后，党国把事件定性为“暴徒叛乱”。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统一抓“要犯”，林义雄夫妇和施明德夫妇的房子租在一起，施楼上，林楼下。前一晚陈菊和吕秀莲也借宿在施家。施明德居然在特务的重重包围之下从二楼平台跳下去逃跑了。陈菊也跳了楼，但没有跑掉。施的这一跑让党国颜面尽失，于是发动了全台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并悬赏一百万元。最后施被自认的密友、曾经的狱友出卖而被捕。这是二十六天之后的次年一月八日了。党国前后一共抓了一百五十多人。

捉到了主犯中的主犯施明德，党国志得意满，准备开庭判案。

经过侦讯，“案犯”里八人被送军事法庭，他们是：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张俊宏、吕秀莲、陈菊和林弘宣，三十三人被移送一般法庭，总计有四十一人被法办。

一九八0年台美已无外交关系，但是有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此法中有“人权条款”。美国国会议员不是行政官员，其中有些人对人权很较真。党国随便把人抓起来藏着掖着的事已经非常困难，于是有了军事审判的公开庭审与被告自雇辩护律师的裁定。

党国当时已经没有“中宣部”，相同功能的机构叫文工会，即中央党部文化传播工作会，那时该会的主任委员是楚崧秋，楚是党国有名的“改革派”，蒋经国最终决定大审公开，据说是接受了楚的建议。公开审判与自雇律师成全了美丽岛的美丽。

当时党国底气十足，因为手里攥着两张好牌：1）在专案小组日以继夜的疲劳侦讯、语言凌辱甚至甩耳光等体罚之下，八名被告被迫签下了许多认罪的证词；2）舆论全被党国控制，被告们暴徒的形象已树立完毕。

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说：“《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市制造非法暴行的十四名首要分子昨天被治安机关逮捕后，全国人心大快，各地民众以纷纷鸣放鞭炮、张贴标语、高唱爱国歌曲等种种有形无形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高兴，以及对政府此项措施的全力支持。”

可是就在开庭审判前不久的二月二十八日，发生了林宅血案。惨绝人寰的血腥事件使社会震惊万分。现实中无比残忍的真暴徒让公众思考“暴徒”的含义。接着，开庭之后，被告一一对认罪的自白书全盘翻供。姚嘉文说，自白书“不是我写的，而是我抄的，因为自白书的内容是经过整理的，整理好之后，我照抄。自白书共有三套，庭上只有一套，另两套在调查局，请庭上全调出来，全盘看一下，就可以了解这份自白书是如何修改成的。”张俊宏说：“自白书的字眼是在侦讯期间他们要我写的。他们告诉我，我不这样说对自己不利。”

此时前来报道庭审的记者与旁听的众多美国人已经云集，覆水难收，开放的法庭已经无法再关上。

当时台湾的法律是戒严法，军事法庭的法官要接受“上级”的命令。庭还没开，八位被告的宿命就已经定了。尽管如此，被告们并没有放弃争取公正审判的希望。唯一看穿党国的法庭根本就是个表演场所的只有施明德，所以众人皆凝重而施独冷笑。

后来民进党的多位政治“明星”都来自被告的律师团，其中有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和尤清等人。

吕秀莲的律师是她的兄长吕传胜。吕传胜向法庭解释，吕秀莲在演说中鼓动听众“打拚”，是台湾方言“努力”的意思，而不是喊“打”喊“拚”。而吕秀莲本来就是党外的温和派。

黄信介被问到为何给《美丽岛》杂志台中服务处主任、因好心调停纠纷反被诬陷而判刑十个月的吴哲朗举行“坐监惜别会”，黄答：“我们和共产党不同的地方，就是讲人性。”

当庭上展示物证如木棍、竹棍、火把、柴油、铁筋、头盔、小折刀和彩带等时，姚嘉文问审判长：“只有这些证据，审判长，你想凭这些能不能推翻政府？”

在陈述理念时，施明德说：“办杂志，我的看法是，美匪建交后，台湾要抵抗中国侵略，必须要结合一千八百万人。……三十年来，台湾一直是独立的，现在的问题是内部民主化。台湾的民主化有四大障碍：党禁、报禁、戒严令和‘万年国会’。党禁方面应该有反对党来促进民主进步，报禁使得社会是非不明，戒严令剥夺了人民在宪法上享有的基本人权，‘万年国会’使人民三十年失去了参政的机会。”

吕秀莲说：“《美丽岛》是经政府批准而正式发行的党外政论性刊物，……基本上，我认为这是有民主制衡作用的杂志。”

张俊宏说：“《美丽岛》杂志在民主政府中作为一份在野刊物，为政府提供批评，这不是丑化政府，挑拨人民，而是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

姚嘉文说：“我们认为台湾目前有两个问题，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政治改革问题。外部安全问题，我们担心中共统治台湾、美国放弃台湾和国民党内有人投靠中共；内部方面，我们忧虑不但不会改革，还会实施军事统治。……因此我们认为党外应该团结起来作些事，避免这些问题发生。”

在最后陈述时，施明德说：“被告一生从未为个人而低头，只有为了理想、正义、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才会低头。因此我只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再扭曲我。被告在此不是为了表演，而是听了林义雄的不幸遭遇，使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所惹起的。被告不是要藉以要求审判长的减刑，被告所要说的如果能够平服国人的怒气，能够有助于国家的团结和社会的和谐，那么被告很愿意请求审判长判我死刑。请不要减刑！我请求！我请求！”

姚嘉文说：“被告请求庭上在我们的判决书上记载被告不承认检察官所指控的犯罪，只承认我们愿意为台湾民主运动及美丽岛而献身。被告要求判无罪，并不要求因为认罪而减刑。”

陈菊说，她被捕时是从林义雄家两个已经被害的双胞胎姐妹卧房中走出来的，她请求林义雄替她亲吻唯一生还的林奐均，并说“阿姨爱她”。陈菊讲后，全场哭成泪海。

在审判终了前，吕秀莲的哥哥吕传胜在法庭上说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审判官们！今天你们在法庭上审判八名被告，别忘了，全国同胞在外面审判你们。而明天，历史会审判你我大家。”

刑没少判。施明德无期，黄信介十四年，剩下的六位各判十二年。所有报纸全程跟踪了九天军法大审，靠党国的宣传机器，审判长与被告和律师的舌战被充分报道，美丽岛的故事在全台家喻户晓。

事后，向蒋经国建议大审公开的楚崧秋仅由文工会主任降职为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蒋经国没有大发雷霆，迁怒于人。

美丽岛事件为后来的民进党以及台湾民主进程奠了基。

黄信介（一九二八—一九九九年）

黄信介原名黄金龙，在十二岁时就去日本半工半读，留日近七年，直到中学毕业。黄后来曾考上北大，可是因为党国垮台得太快，没来得及入学。黄是民进党老大，而黄的兄长黄金标是浙江省的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黄在一九五八年曾申请入山采矿，他发现叫金龙的人太多，因为非常景仰日本的政治家岸信介（岸信介在一九五七—一九六0年间曾任日本首相），于是改名信介。

后来成为国民党眼中钉肉中刺的黄曾是国民党党员，还是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今国立台北大学）学生党部的负责人。

黄于一九六一年在《自由中国》被封的民主低潮期参选台北市的市议员，他因能说敢侃口无遮拦而引入注目，一举成功，并于一九六四年连任。

一九六九年立法委员增补选举，黄竞选获胜，在一九七0年成为党外唯一的“万年立委”（与黄信介一起选上“万年立委”的党外郭国基在一九七0年五月去世），从此黄有了一个政治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黄干出了不但是台湾历史上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创举，那是他在任立委之后的第四年。一九七三年，蒋介石已经卧病在床，台湾全由蒋经国罩着。蒋经国是行政院院长，得去立法院“备询”。现在台湾的行政院院长到了立法院都跟龟孙子似的，哪个立委都敢教训，但当年蒋经国当行政院院长时不一样，那时名为民国，实则王朝，蒋经国是皇太子，备询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不过，一九七三年的立法院里不是党国元老的一统天下了，党外立委黄挺直了腰板，认真地向蒋院长质询：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乡愿的社会，自来就有一种坏的风气，谁当权，谁有权力，就向谁歌颂称赞，致使国家社会永远很难进步。一切应该彻底改革的事，便无法彻底做到办到。……这一年多的时间，只闻歌颂之声，而听不到真正的民意。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随时随地都有一大堆人，对你歌功颂德，把你当成一个偶像崇拜。本席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郑重心情，向蒋院长个人进一忠言。由于大多数人对你逢迎巴结，……一个人若陶醉在别人的称赞声中便飘飘然自鸣得意。本席深愿蒋院长了解称赞你、逢迎你的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政治或当官是很现实的，也是一种玩手腕的行业。很多人为保持自己的地位或职业，大作违心之论，尤其对于权力越大的人，更是如此。传播学者以为新闻界最重要任务的是尽其‘守望人’的功能，对国家社会的事实真相应忠实报道，把一切不良现象全部报道给人民知道，以便知道缺点，并且改进缺点。可是我们的新闻界像只哈巴狗，并未尽其应有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