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 —— 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3）

第一节 战乱中幼苗（3）

1950年以前，我说出来引起母亲惊愕的还有三件事。一是1948年底，姥姥来到我们家辞行，说是去淮南逃荒。记忆中的姥姥，头披一方黑纱巾，沿着长街往南走去。我从此再也没见过姥姥，因为她不久就饿死在凤阳县。在我的印象里，姥姥是一个慈祥的人，大概这是和爹爹奶奶对比得出的结论吧！第二件事是，在某一天，满田野里都是穿黄军装的人，排成队往南走，我母亲还烧了一水桶面条，摆在门口给过路的当兵的吃。究竟是卖的还是送的我不知道。后来知道，那是桂系军队援助淮海战场，被阻击无法进入，只好撤退，根据这个情况，说明应是1948年1月份的事。第三件事是在某一天，我家从外面进来两个人，破衣烂衫如同叫花子，进门就哭。原来是三叔带着大哥逃回了老家。他们是跟着同村本家徐继庭（音，此人是国名党上校）南逃，想投奔台湾，结果在衡阳被林彪的四野拦腰截住。现在披露的资料显示，国民党溃败时，一部分学生被拥护国民党的某些人组织起来南逃，目的是台湾。三叔和大哥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三件事都发生在我很小的时候，说明我从小记事很早，特别是爹爹拿刀砍我家门，菜刀深陷在门板里的情景历历在目，还有姥姥离去时的背影，至今仍然非常清晰。现在想想，这三件事都是发生在我不到一周岁的时候，可是它对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爹爹和大叔的德行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后来，在1960年大饥馑发生的前夕，父亲去了合肥的大叔家一趟，可能是想得到一些救济吧，结果事与愿违，回来没有盘缠，他想把带去的一块花布卖给大叔，大叔大婶竟然不买，也不资助盘费。兄弟之情竟如此寡薄，令人心寒。父亲无奈之下，找了一个在合肥的同乡，方才有了回家的路费。父亲回来后，对此一无所言，还是母亲日后无意间将此事说了出来。

爹爹奶奶对我们这一支人非常冷淡。除去大哥徐家麟外，我们从小根本不知道世间还有祖父祖母之爱。大姐徐家荣生性泼辣，经常为了我受他们的冷眼和欺负，和奶奶吵得脸红脖粗，精明强干的奶奶经常在大姐面前败下阵来，而且是败得颜面扫地，羞恼却不能成怒，自己理亏，孙女愤而抗争，向谁去怒？长辈的威信，取决于言行，言行有悖于德，何谈威信！我们姐弟三人都乐见大姐和奶奶吵架，吵赢了大家便哈哈大笑，这也是一种出气方法吧！尽管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为父亲母亲感到冤屈，力出了，钱花了，却没能得到一点亲情，难道有的人心不是肉做的？但是，我的心底却非常地渴望能得到祖父祖母的疼爱，那是一代人的情感啊！为什么如此寡薄、如此偏心？要知道你们十几年之间的吃穿用和读书费都是我父亲提供的啊！我的这种渴望之情最后以最为完美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这就是我在长篇小说《香涧湖》中，塑造了一个非常可亲的爷爷形象，这就是施太爷，我心目中的爷爷就是应该这样的，他乐善好施、学识丰富，能为子孙解惑释疑。相信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对施太爷的人品做出正确的评价。另一方面，自打我的孙女出世后，我和妻子便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为此，我辞去厂长的职务，办理病退专门在家和老伴一起照看她。我不愿让我遭受的痛苦出现在孙女身上。这就是我对爹爹奶奶的寡情的最好回答。

由于经常吃不饱，母亲说我瘦得皮包骨，肚子大得像一口铁锅扣在肋骨上。一岁的时候，一次拉肚子后，肛门脱出，很长时间缩不回去。这脱肛症由此纠缠了我一辈子。每逢上厕所解大便成为难心之事，害怕脱肛给别人看见受到耻笑，在厕所往往要比别人多蹲很长时间，等没人了再使劲解。便后，要费很多劲使肛门缩回。尽管这样，最后还是被同学发现了这一隐私，在牙克石中学，一个同学一次突然问我此事，希望我能去看医生。我说从小留下的病根，没希望能治好。我问其他同学知道的我这事吗？同学说没听人讲过，反正我也不会说出去。由此我很感激这个同学。

1948年，父亲做了一件他最不应该做的事，这就是竞选保代表，并通过竞争获胜。改选乡保长，这是国名党兵败大陆前的一次挣扎，父亲，作为一个商人，哪里知道日后的政治风险，贸然参加，祸害终身。他当选为保代表18天后，家乡就解放了，凡是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保长以上职务的，一律被新政府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用母亲的话说，“你大爷是削尖了脑袋，抢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戴在头上。”

在土改中，我们家因为自有土地少，且租种地主张道山家的地，因此被划为佃中农。在思想上倾向民国，却成为共和国坚定依靠的阶级成分。使得我们这个家庭能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期，平安地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