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朝新气象 （1）
我的家乡是在1949年2月解放的。虽然父亲的观点比较保守，内心赞同国民党，但他还是肯定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经常说共产党做事认真，国民党办不成的事，共产党都办成了。比如吸大烟，国民党戒了那么多年大烟，一点成果都没有，这事让共产党一个星期就做成了，他们把烟鬼子统统关在一起，一个星期后放出来，全部都戒了（戒不了又能怎样？反正社会上已没有鸦片出售。）。还有妓院，也是把妓女关了一段时间，放出来再也没见有卖淫的。再有土匪，过去是土匪横行，想剿也无处下手，解放后，抓了一批，铳了一批，由此绝迹。为鸦片鬼在一个星期内全部戒除烟瘾这事，我现在仍存疑，这就是在当今影视剧中，一些瘾君子毒性发作，痛不欲生的样子，给人的印象深刻，据说此时如得不到毒品，有丧生的可能。那么，在建国初期，统一关押瘾君子一星期，放出来后个个成为正常人，也没听说有人因此丧生啊！所以，有些西医的话非常的不靠谱。1950年，淮河流域发大水。园宅集四周一片泽国，长街半岛中间的阁子南北也有十几家房屋被泡进水中。这年秋季，政府开始治理淮河，父亲也被抽调参加治淮，由于他有文化，被安排管理物质。后来，治淮工程尚未结束，他就提前回来了，原因是当过伪保代表。如果不是这个身份，以他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肯定会被留在治淮委员会工作。因为我的岳父也是在那个时候参加的治淮，后来被留在治淮委员会工作。
从治淮工地回来后，父亲开始做小生意。据母亲讲，父亲做生意的本钱是借一个朋友的几块钱。父亲用这几块钱从蚌埠挑回来一些日用小商品，摆在临街的房子里出售，几经周转，还了欠债，货架上的商品也日渐丰富。在做小生意刚开始的时候，家庭的生活非常艰难，母亲就抱磨棍推面卖，以获取微薄的加工费。那时候，农村磨面都用磨盘压碎麦子，然后用锣筛过滤出麸皮。殷实人家都用驴子来拉动磨盘，穷人家只能用人推，这就叫抱磨棍。这是个力气活，非常伤身。母亲后来经常说，她的身体都是抱磨棍累坏的。母亲还说，由于分家一无所得，家里穷得叮当响，三个姐姐除去大姐经常出头露面，有一件换洗衣服外，二姐和三姐连换洗衣服都没有，衣服脏了需要洗，她们就躲在磨道里，等衣服干了才能出来。由此可见我家当时的窘境。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在隆冬数九的日子里，我和母亲、三姐一起蜷缩在一床实际上是一个破棉絮的所谓的被子里，身体下是一床芦席，芦席下面是稻草。我冷就往母亲的怀里钻；三姐冷就把腿贴在我的脊背边，有时把母亲的腿脚抱在怀里；三人抱团取暖，抵御冬夜的严寒。所赖苍天怜悯穷人，赐给了穷人最便宜也最保暖的东西——稻草，因为身底下有厚厚的稻草，我们才没被冻死。如今，每当我钻进柔软的新絮棉被，总会喃喃自语：“享福了，好暖和啊！”这时，记忆中的心酸往事就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在脑海，眼睛也随之湿润起来。这令人伤感的回忆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但并没有因重复的次数多而降低对幸福和亲情的感知。母亲的体温和三姐脚腿给我带来的温暖，是永世不能忘怀的。
说起没衣服穿，我却有一件值得说道的事。大约是1950年，母亲给我做了一件小褂子，这时幼子的特殊待遇，要知道二姐和三姐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没有呀！我第一天穿新小褂子出去，就莫名奇妙的弄丢了。当我光着身子回到家，父亲火冒三丈，折了一根树枝，赶着我去村南面的牛峤找，哪里还能找的到啊！父亲虽然手里拿着树枝，却一下也没打我。印象里，父亲从未打过我们，即便是他十分讨厌的二姐，他也没打过。这是他老人家的优点之一。
由于父母的努力，大约在1953年的时候，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才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家里买了一头驴子，从此母亲无需再抱磨棍。农田里的收成加上做小生意的盈余，日子过得有些滋润，餐桌上经常有鱼有肉，母亲烧得几样拿手菜，诸如红烧朝鱼、鱼锅贴膜膜、烩羊肉、大虾炒绿豆芽、芝麻叶炸锅绿豆面条等等，至今想起来也会流口水，。由此可以推断，当时阶级斗争并非是主流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父亲可以自由地去蚌埠进货，还可以经营一个小店铺。以父亲的身份，这在1957年阶级斗争风起日隆以后是连想也不要想的事。后来，在1976年，我随地区组办的路线教育团，去寿县搞阶级斗争教育。目睹了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心中才知道父亲当年在故乡生活不易。这个时候，一般农民出村必须请假，遑论四类分子？从父亲可以自由去蚌埠进货，可以看出1957年以前，对阶级敌人的管制还是较为平和的。
1954年，家中养了一头母猪，头胎就生了12只猪崽。我最喜欢看小猪崽吃奶，每当老母猪喂奶躺下时，小猪崽就蜂拥上去，各找属于自己的奶头允吸。12只小猪崽中有一个小猪崽叫盖窝顶，是这些猪崽中个头最大的，它允吸的奶头也是最大的，其它小猪崽依次去寻找和自己个头相适应的奶头，最小的小猪崽，允吸的是几近干瘪的奶头。小猪崽各允吸各的奶头，这究竟是在胎里就定下的还是后天抢夺来的，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当时最小的猪崽和最大的猪崽的体重差了一倍，看来动物界的不公平比人类还要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