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朝新气象 （2）
1950年，我们家有两个人走出了园宅集，加上原来就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教书的大叔，老徐家一共有三个人在外面工作，这在整个园宅集乡乃至浍南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也是父亲供养他们读书的结果。三叔和大哥在1948年南逃台湾失败后，经历千辛万苦方才从湖南衡阳回到园宅集。2000多里路的途中，大哥害了疟疾，差点死在路上，是三叔一路讨要、一路搀扶将大哥带回来。回到园宅集后不久，适逢中央人民政府在南京设点招收国家工作人员，三叔去了，很快地就通过了考试和面试，被安排在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工作，不久就分管对苏和东欧贸易，这在当时可是令人眼红的位置。大哥由于身体没有恢复健康，没能参加南京的考核，之后不久，在他身体基本恢复健康后，银行系统在蚌埠招人，他去参加考试，被录取在银行工作。三叔和大哥凭自己的本事找到令人羡慕的工作，真的是风光无限，他们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家族也因此荣耀。但这也潜伏危机，思想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参加到共产党的政府工作，肯定会出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况且这是时代造就了这一切，如果不是国民党垮台，共和国成立，怕以他们的知识和社会地位，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工作。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从后来他们的遭遇看，应当是没有摆正自己在新社会的位子，怀才而遇，但不知道感恩与谨慎，结果肯定带有悲剧色彩。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人生最大亮点，是在共和国初建时期，是时代成就了他们，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人生又能有几个七年，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能光耀一天，何况是七年！1953年，大叔、三叔、大哥分别从北京、芜湖、六安回到园宅集过年，老徐家的门头光芒四射，这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当是传遍四邻八乡的美谈。当我第一次尝到三叔带来的苏联奶糖，那香甜的美味，至今难忘。幼小的心灵由此产生联想，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呀！怎能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就在这一天，我也遭受了人生中的极为严重的耻辱，这就是大姐怂恿我去向大叔磕头拜年，意义显而易见，想让我讨要几个压岁钱。我几经犹豫还是去了。当时，奶奶家的屋里还有大哥、三叔，我忐忑地走到屋里，来到大叔的面前，倒身下跪，磕了三个头。跪了半天也没人拉我起来。结果奶奶捏了一小撮肉松给我，说了一句：“回家吧！”我拿着这一小撮肉松回到家里，大姐的脸都气青了，父母什么态度我不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觉得大叔太吝啬，没见过这样小气的人。我很后悔去磕头，这辈子，除去向佛主菩萨磕头外，我没向任何人磕过头，包括我的父母，可我偏偏向不该受我磕头的人磕了，世界上哪有懊悔药可吃呢？等我能独立思考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个屋子里所有的人逐渐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之情，这厌恶之情像块石头压在胸间，压了几十年。设想一下，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大年下跪在上人面前，屋里的几个人会做如何想？也许爷爷会想，他是在向二儿子要压岁钱；也许大叔会想，他家还有三个丫头，如果都来要压岁钱，那得给多少呀！也许三叔会想，他是在向二哥要钱；也许大哥会想，他是在向二叔要钱。他们思考的过程当是我长跪的过程，当奶奶捏了一小撮肉松打发后，他们又会如何想？是否觉得解脱了、轻松了、心安了？这是我遭受的一次终生难忘的羞辱，由此，我心中的块垒在愤懑中热化为本性的冲动，生出一定将自己的家搞好、超出他们的决心来，我想让他们将来用羡慕的眼光看待我徐家树，不达到这样的目标誓不为人！如今，在提笔写出这个片段时，我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也将此事与自己撇清，转而为父母感到亲切无比的悲哀：一个五岁孩子的尊严来自于他的父母，当时的父母会如何想？是愤懑还是凄凉？当是两者兼有吧！
到了1954年，大姐开始红火起来。担任了新成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副社长，还到县上参加过几次积极分子大会，并被任命为法庭陪审员。我曾经看过很多次有大姐参加的乡村法庭审判，几乎全部是离婚案。法庭审判是在一个露天大院子里，许多大人都来围观，从法官审理到双方辩论，一直都很严肃。宣判的结果一般都是妇女获得胜利，囚禁她们的的封建牢笼被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运动砸碎。在我幼年的印象中，妇女翻身解放一直是头等大事，大姐回家，最爱唱的歌有这么几句到现在我也记得很清楚：旧社会，好比那黑个咚咚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后来才知道这歌叫《妇女自由歌》，是郭兰英唱红的。母亲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自打我记事，一直到母亲临死，她老人家最爱念叨的就是“是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妇女彻底翻身，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恩情。”她老人家还经常讲园宅集的许多妇女被丈夫、婆婆逼死的事，其中就有我们老徐家的一位前辈虐待妻子致死的不光彩的例子。近些年，海内外流行几本反毛反共的书，这几本书的作者都是女性，他们是章诒和、张戎、陈小雅。我有时想，毛泽东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共产党制定了许许多多有利于妇女的各种制度和措施，包括和男人一样平等的权利，有参加工作的权利，工作中和男人同工同酬的权利，废除包办婚姻、有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权利等等。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否认，妇女翻身解放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最具历史意义的大功德。可是，反毛几近疯狂的却是三个女人，她们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的长辈喊冤叫屈，为被赶到海岛上的腐败政权唱挽歌，罔顾史实达到了睁眼说瞎话的地步。可见，当代的历史传记类作品是多么的不靠谱。写历史必须有史德，评价历史人物应当把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国家民族的大背景下去分析功过是非。这样的人物传记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比如《史记》和《汉书》中的人物传记，很少有人提出非议。
尽管我记事很早，但毕竟是幼童，没有思考能力，但一些深感好奇的事却长久地刻在胸间。幼童期间，在我脑海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还有几桩：
其一，确切年月我记不得，现在分析起来大约是1950年之后不久，一日，园宅集东庙前面的广场上开公判大会，我们几个幼童在周围乱串，站在高处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庙门前的一排长桌椅前，五花大绑了几十个人，他们中间有的人的脊背上都有一个长木条，上面写着人名，有的还打了红叉叉。这天，一共枪毙了18个人，据说都是地主恶霸、土匪、敌特分子。其中一个被枪毙的人要求唱一段京剧，居然被同意了。他这种临危不惧的个性，一直受到乡人的赞赏。
其二是那些日子，乡村的上空经常有飞机低空飞行，有时候，飞行员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声音简直像打炸雷一样。后来得知，那是蚌埠机场在训练飞行员，飞行的都是米格15战斗机，这件事对我的世界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积弱积贫的中国，建国伊始就组建了自己的空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措。
第三件事是，母亲又生了个男孩，在我的坚持下起名叫中朝，因为抗美援朝是时代之风气。过去总是当弟弟，现在终于可以当哥哥了，我非常高兴。记得有一天，我听到弟弟在哭，就跑到屋里去看，看到弟弟拼命地哭，我以为他是饿了，就把放在桌子上的油条塞进了他的嘴里，直到他不哭了才不塞。结果也可想而知，弟弟死了。后来母亲对人说这孩子是得七风死的，七风就是现在所说的破伤风。等我长大后，我问母亲中朝是怎么死的？母亲说是得了七风。我说不是的，是我往他嘴里塞油条堵死的。母亲叹口气说：“他死了好，不死，你怕也活不了了。”弟弟是因我好心办坏事弄死的，可母亲没有片言责备，反而说弟弟死了好。这是母亲为我解脱罪过，使我心安的一种方法而已。后来的实事证明，弟弟去世，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弟弟活下来，1960年大饥馑随母亲闯关东的肯定是弟弟，而我和父亲十有八九会饿死在园宅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