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风云突变（2）
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大人物，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他们自恃在民国时期为共产党讲了几句好话，就忘乎所以。利用共产党开门整风的机会，讲话不分场合肆无忌惮，触动了共产党的底线。尽管他们学历很高，满腹经纶，但忘记了一个基本历史规律：凡是打江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坐江山。指责共产党是党天下，希望共产党让出部分权力给他们掌管，这样说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先说幼稚，别人用鲜血换来的政权，凭什么要平白无故地把部分权力交给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头脑没成熟，共产党不是你爹娘，你不能想吃什么就能吃上什么？如果你真的想要掌权，不妨走一下二万五千里，不妨去延安啃黑豆面窝窝头，在推翻腐朽的民国政府的过程中，你们做了什么贡献？战场上有你们的身影吗？光靠卖嘴皮子吆呼两声，能起到什么作用？须知，政权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不是靠嘴皮子耍出来的。如果靠嘴皮子能获得权利，天下早都乱套了。说起别有用心，不由得想起曾看过的一篇文章。十年前，我在文学城曾看过一篇文章，内容大致是：文章的作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一个小镇，看到一个熟人——储安平。他喊了储安平的名字，这人大惊失色，掉头落荒而逃。几经寻找也没见踪影。可惜的是我没将这篇文章存下来，只能在这儿说说。但我相信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一定很多。再说我即便存下来了，也只能是孤证，因为见到储安平的人是一个人，没有旁证。但我还是要据此分析，何人能否认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呢！
据现有的资料，储安平于1966年失踪。用康生的话说：“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这倒是和文学城的那篇文章互相照应了。一个在这边失踪了，一个在美国的小镇被人发现又落荒而逃。我认为，美国的小镇上被发现的储安平就是从大陆失踪的那个储安平，他是反华反共势力安排潜伏下来的特务，后在反华反共势力安排下成功潜逃。他在1957年的所有言行，都是按照反华反共势力的旨意行事，这是预先设计好的陷阱。储安平所说的话一经传出，共产党立刻处于两难境地，听从他的话，会招致党内所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革命、老军头的反对；拒绝他的话，会招致全国人民的反对。最终结果是毛泽东及其战友们落入敌对势力设计好的陷阱，在这个陷阱里，共产党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法甩掉独裁专制的帽子，朝野之间原本存在的鸿沟，陡然变得宽阔无边深不可测。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精心营造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同心同德气氛，变成了离心离德，创业者在尚未完全掌握治国方略的情况下，失去了监督和评正，就好比在大海航行的船失去了方向，建国以来的和谐的政治环境荡然无存，经济发展良好势头被骤然遏制；与此同时，全国有五十多万人因为仿效储安平而鹦鹉学舌或者对各级领导提意见而跌入万丈深渊，许许多多人遭遇了家破人亡灾难，一些披着人皮的掌权者迫害人的劣行罄竹难书。更为严重的是堵塞了言路以后，阿谀奉承之风在党内和社会上盛行，成为导致大跃进狂潮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温床。可以这样说，1957年反右失策所造成的损失，几乎等同1946——1950的解放战争，甚至有过无不及。这绝非是危言耸听。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于反右的总结，仅限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声讨，没有从治理国家和大国争斗层面上来总结这场运动的得失。
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精明，也没能躲过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华势力设置的陷阱，可见大国之间的斗争的复杂和激烈的程度。共产党经过这次教训，加紧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储安平的案例。现在回想一下，共产党在执政初期真的没有经验，放任右翼民主人士办报纸和期刊。这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无义之人，除了盲目地鼓吹西方民主外，还能做出什么好事？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观点偏激，可看看改开以来右翼精英们的所作所为，哪一件是为了苍生谋福祉？社会的钱财全被这些无耻之徒攫取了。历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右翼精英永远是剥削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政治是以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为宗旨。
有人提出质疑。说西方的新闻媒体是自由的，他们的政府并不对其实行严格的控制，报刊上经常会出现反政府的言论，政府对此习以为常，没见对其打压。共产党为什么要严格控制新闻舆论？是不是他们自觉理亏，想用权力封嘴。
这种质疑提得对，说出了西方政治的优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的短板。西方政治的最大优点就是领导人经过选举产生，它有天然的合法性。经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是选民授权，对选民负责，他最关心的就是把事情做好，不担心宫廷阴谋和政变。另一方面，把领导人置于舆论控制下，可以促使领导人严格自律，得以减少腐败。至于做错了事抑或个人品行不端导致下台，那是咎由自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具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建设的榜样是苏联。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人敌视中国，而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的支持，既然美国人指望不上，倒向苏联是必然的历史选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建设在很大的程度上参考了苏联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而是采取了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相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当时，有各界民主人士大佬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团体，在具有宪法效用的《共同纲领》中具体表述为：（总纲）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同时也并没有人主张国家主席必须由普选产生。为什么？这是因为毛泽东有巨大的政治威望，这些民主人士大佬，对他心悦诚服。他领导的共产党也受到人民的敬重。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选择，反映了人心的向背，有天然的合法性。但也铸就了日后政治上的短板。这也是毛泽东对这样的国体政体不满意的根源，因为它是苏联式的，容易产生腐败，容易出现宫廷政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班子组成也存在类似现象，最高领导集团由协商产生，最高领袖由这个领导集团协商决定，而参与协商的人都是代表各个山头的力量。这种制度极易产生阴谋，根本原因就是最高领导不是由最普通的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缺乏天然的合法性，容易受到质疑。打个最普通的比喻，如果刘少奇是由一人一票的普选产生，没有任何人敢随意把他废黜；如果张春桥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一人一票的直选方式选进常委会的，华国锋、汪东兴有胆量用枪把他抓起来吗？
独裁专制容易产生腐败，这是一直困扰毛泽东的大问题。这由历史造成的遗憾，他却无力改变，只能眼看着部分共产党官员在绝对的权力下滋生绝对的腐败。1956年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情，如同警钟在他耳边长鸣。他是一个有着崇高目标的人物，他不愿看到自己为之奋斗28年创建的政权，也走上创建——腐败——再被另一股力量取代的悲剧过程，他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开这个历史死结。1956年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又号召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提意见，目的就是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方法，使工作日臻完善。可是，事与愿违，尽管大部分民主人士大佬都能本着善意，对共产党提出中肯的意见，但有居心叵测的少数人有意宣扬不可能实现的高调，借以哗众取宠，使共产党难堪。有句成语叫与虎谋皮，储安平之流干得就是与虎谋皮的勾当。共产党这只虎不愿被人扒皮，不得不反击。扪心而论，反右斗争，包括右派分子的数量和对他们的处罚，中央一级的处置基本得当，比如马寅初和梁漱溟，他们是当面和毛泽东周恩来争辩的人，结果只是丢职赋闲，有人说马寅初受到了极端迫害，可他的儿子却说他的父亲一直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压根没受任何迫害。周恩来的后台是谁？受周恩来保护也就是受毛泽东保护。毛周慧眼识人，好人和坏人分得清清楚楚。可是，反右斗争到了地方就失控了，其结果是全国打出55万右派分子，其中的极右分子遭到了极端残酷的迫害。960万平方公里的天空愁云惨淡，毛泽东的理想治国方略以完败收场。
但是，毛泽东不甘心自己的理想治国方略受挫，九年后，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再次试图解开历史死结，结果还是以失败收场。只是这次不是完败，而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几处可圈可点的治国亮点。如想了解，可阅读拙著《阴柔的力量——浅析几齣巾帼大戏》。
1979年，全部摘去地主、富农、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为邓胡新政的重头戏（全国仅有六个右派分子没被摘帽）。这个举措开一代新风，深得民心。特别是摘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值得称赞，分了人家的财产，再把人家作为敌人而残酷斗争，怎么说也是一项恶政，早当废除。 可是把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风吹，摘帽后又重新重用这一举措值得商榷。活下来的十几万右派中，仇视共产党、仇视毛泽东的绝不是没被平反的那六个人，敌对势力的爪牙也绝不会仅有储安平一人。将这样的人放出笼子，他只会更加疯狂的反毛反共。茅于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邓胡新政的核心是变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路线为精英治国路线。施行精英治国，必须要有大量的精英。而培养一个精英花费的时间漫长，时不我待，邓胡就施行重用摘帽右派的措施。由此，大量的具有民国思想、做派的人就掌握了各级政府的权力。如上文所说，民国思想和做派就是自傲、鄙视农工、视共产运动为洪水猛兽、视造反为毛贼，只不过这一切都掩饰在“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儒家外衣之下。这些人一旦掌握权力，政治和经济的天平便迅速向右倾斜。结果是工农群众再次沉沦社会底层，遭受各个阶层的盘剥，如果不是前三十年打下的坚实的社保体系、以及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深入政体的客观环境对右翼精英的掣肘，而是依照右翼精英们胡来，老百姓不知还要遭受多少罪。即便如此，共产党还是严重地脱离了建党时期的消灭剥削、消灭人压迫人的社会纲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当今的社会里，剥削无处不在，人压迫人无处不在。
和在内地推行精英治国一帆风顺不同，邓胡的精英治国路线在新疆西藏推行的时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们把已经关进笼子的反动的上层奴隶主和喇嘛活佛放了出来，把他们养起来并给他们权力，希望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结果是做了一场白日梦，这些上层奴隶主和喇嘛活佛并不领他们的情，他们梦寐以求的是通过疆独和藏独，重新得到他们已经失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好端端的西藏和新疆，被邓胡新政弄成一个四处冒烟的火药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