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份，大面积的饿死人的悲剧发生了。
1959年夏季之所以没有大量死人，是因为夏季可食用的代食品多，瓜果、以及青蛙一类的虫子都可以充饥。等到11月份以后，瓜果被摘光，虫子钻地了，在可食用的一切东西被吃光后，人们只能等死。
父亲说，人被饿死是一个渐进过程。饥饿——消瘦——浮肿——再消瘦——脸色变青，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约二十几天时间。如果在再消瘦的时候，能有食品入口，也还可以挽回生命。父亲一再说每天只需要三两粮食就可以保命了。
父亲说在他逃出来以前，我们家那一片，也就是阁子南的二十来户人家，有一户人家死绝了，另一户人家只有一个孩子幸免于难。一户是张道奇家，他家一共六口人，老两口、小两口以及两个孩子。先是儿子淮河饿死了，继而两个孩子饿死，接着老两口饿死。一息尚存的儿媳妇为了找人安葬公婆，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些胡萝卜缨子，准备煮熟了给帮忙的人吃，在烧火的时候也饿死在灶门口。另一家是我们堂伯父徐光远家，他家一共七口人，徐光远老两口，徐家让小两口以及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在所有的人相继饿死之后，仅剩下一个刚会走路不久的男孩，应当是小两口竭尽所能保证这个孩子有粮食入口，才得以幸免。大队上一看这情况，马上打电报给徐家让在四川的姐姐徐家珍。徐家珍星夜兼程从四川赶来，接走的侄儿。至于其他还死了多少人，父亲没说。后来我看了杨继绳的《墓碑》，也想测算一下故乡饿死人的状况，苦于没有原始数据。但轮廓还是基本勾画出来，我们那一片，从徐光远家到阁子，不足二十户人家。即便算成二十户，有两户死绝，概率也在10%。实际上，就园宅集大队而言，估计死亡人数当在10——15%之间。
父亲远在7月份就写信给贵州施秉的大姐，希望能去她那儿渡过难关，他可能是考虑我和母亲已去了徐云处，他不便再去。徐家荣同意了，也寄来七十块钱。可是这钱一直没有收到，父亲询问邮局，邮局几经查询，但均无结果。在12月底，父亲收到了二姐寄来的钱，开始考虑如何脱身，因为他是四类分子，不经批准不得离开故乡。他把二姐让他去北大荒的信息告诉了大队长李希凡，李希凡和书记张万年研究了，同意父亲去二姐处，并给了介绍信，而且信中并未注明父亲是四类分子。父亲为此非常感激李希凡和张万年，不是他们高抬贵手，他是离不开园宅集的。
恰巧在这个时候，大姐寄来的钱也收到了。口袋里一下子有了140块钱，父亲万分高兴，令他没想到的是，即便有再多的钱，在园宅集也买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父亲说，为了有体力赶到蚌埠，他把家中剩下的一点干苋菜和黄豆煮了，填饱了肚子。趁黑夜逃离了园宅集，他不敢在白天走，生怕出现意外走不成。
父亲走后，故乡的情况一无所知。后来三姐来信说，家乡在春节前发了救济粮，饿死人的惨剧很快就被制止了。再后来，故乡当时的情况陆陆续续地从亲朋好友口中传递过来，1962年，母亲从东北回到安徽宿县和六安两地过了三个月，从某些侧面了解了大饥馑发生的全过程。这时候，大饥馑虽然已经过去二年，但人们仍视这场灾难为升腾着黑烟的魔窟，谈起来身心都会颤栗。
因为牵涉到政治和领袖，有关这场灾难的任何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封锁，且时间长达30年。在阶级斗争猖獗的时代，人们对这个问题噤若寒蝉，即便在今天，人们仍然不能从官方得到详实的资料。思想的禁锢和信息的封锁，使得有关对大饥馑的任何评价，都因缺少可信的证据而失之偏颇。更何况这其中还有极少数的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坚定反共反毛的右翼精英从中造谣惑众，或者他们以自以为是的所谓考证，发表了许多数据，什么饿死6000万、5000万、4000万、3000万等耸人听闻的不实数据被他们整日挂在嘴上，几成三人成虎之势。推出这些不实数据的文章中，杨继绳的《墓碑》相对而言真实性较多，这也只限于对某一些情景的叙述较为真实，如同我在童年时期的感受一样。至于他所推断的那些数据，则毫无可信之处。用四川、河南、安徽等重灾区来推断全国死了多少人，纯属无稽之谈。谁听说过东北三省和内蒙东部饿死过人吗？谁听说过有商品粮供应的城镇饿死过人吗？即便是四川、河南、安徽等重灾区的城镇有饿死人的现象吗？以重灾区的情况做典型，难免以偏概全。
即便是重灾区，里面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差异很大，同一个县、同一个公社，里面的情况不尽相同。就拿我所知道的园宅集和民陈荘两个村庄来说，情况不一样，饿死人的程度大不相同。园宅集是一个许多姓氏混居的大村庄，各姓氏互相制约，勾心斗角，作为大队干部只能以听从上级指示为主，而上级指示多具“五风”特质。他们处理任何事情都会偏左，因为他们不能落给其他姓氏中的反对派以任何口实，即便是关乎肚皮的粮食问题他们也不敢坚持必须要坚持的。所以，园宅集饿死的人就比较多。民陈庄是单一姓氏的村庄，宗族势力强盛，容易抵制上级的“五风”，有关口粮问题他们绝不会含糊，能多留尽量多留，相信没有哪个混蛋会出卖自己的肚皮，所以民陈庄饿死人极少，三百多人的村庄，仅有我大表哥一人被饿死了，连1%都不到，和园宅集的10%以上形同天渊。而在农村，宗族势力强盛的村庄占绝大多数，这些村庄应当和民陈庄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每个村庄死亡人数的确凿数据，任何推测都是妄谈。另一方面，专制的地方大员对饿死人消息的封锁非常严格，各个公社也不愿上报真实的死亡数据，即便上报了最高层，也不能排除被销毁的可能。文革结束后，很多有权有势的人不是把不利于自己的材料销毁了吗？
重灾区里面的差异还表现在家庭方面。在重灾区，有的人家饿死的人多，甚至绝户，可有的人家却没有饿死一个人。究其原因虽很多，但主要还是决定在当家人身上。有的当家人精明且富有远见，发现大饥馑的预兆就早做图谋。主粮一直精打细算，辅以多吃瓜菜，千方百计要使旧粮维持到新粮进门；如果在城镇有亲戚，则一定设法获得亲戚的帮助；家庭成员的食物量合理分配，出劳力的尽量让他多吃些，生长期的小孩也尽量多照顾，再困难也不忘亲情。我母亲就是这样做的，在粮食稍显紧张的时候，她贴馍馍，一般都贴大中小三块，大的给父亲，中的给我，小的留给自己。这既是母爱，也是精明。有粮食的时候不知节俭以备不虞，等到大家都是饥肠辘辘时，到什么地方去也找不到粮食。有的当家人不是这样的，有了放开吃，一点后手都不留。甚至还有的当家人私心极度，没一点亲情，园宅集就有一个人，在粮食还不是非常紧张的1958年，他吃饭的时候，先往几个馒头上吐口水，那意思是我吐了口水的馒头，是我要吃的。有这样的当家人，不饿死人岂非怪事！
如今，有关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馑的回忆和论述，仅限于控诉和追讨，更多的纠缠在死了多少人，想以此来声讨某人的罪责。这种抱着追讨目的的控诉，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的意义。我们书写历史，其基本目的是让人了解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历史经验，以此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负面事件。可是，在已经公开的文章中却没人探讨大饥馑是怎么发生的？有的探讨了，也仅限于皮毛。按理说，学者们不应当做浮皮蹭痒的事，应当沉下心来研究探讨，即便是事后诸葛亮，也无愧于一日三餐。
实际上，那场大饥馑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一连串的胜利面前骄傲了，浮躁了。莫斯科之行，他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威望，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他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但苏联的先进的工业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令他自卑，他想使共和国的国力与他的崇高际威望相匹配，进而在有生之年做完儿辈的事甚至是孙辈的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豪迈的诗词，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问题也就出在这儿，这句富有哲理的诗词只是一种理想，不可用来指导具体实践。当他急于要甩掉落后的帽子，把经济翻身仗当成一场人民战争来打时，国家就像三匹烈马拉起一部破旧的牛车狂奔，结果没跑几步，牛车颠簸得散架了。1950年代初期七八年的经济建设功业毁于一旦。
问题还出现在毛泽东的创业史堪称神迹。延安整风以后，他的亲密战友们，出于革命的需要，把他奉为革命的图腾。他的话是正确的象征，没人怀疑。十五年赶超英国，1959年的钢产量应当达到1070万吨，这样不切合实际的号召和指标一旦提出，立刻转化为全党全国的具体行动。一直迷信于他的魅力的主要助手们也在他的影响下，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这些自诩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其品德不如敢于直言相谏的封建王朝大臣，他们对毛泽东的漂浮于云端的理想治国情怀非但没提出任何异议，反而紧随其后，屡屡说出比他有过而无不及狂躁言论。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跃进就这样成为燎原烈火，几乎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焚毁了，也包括毛泽东及其助手的威望。
尽管在大跃进中间毛泽东发现了“五风”的危害性，并试图加以扭转，甚至屈身给生产队长写信，告诉他们不要浮夸、要实事求是。可是，那些省、地、县级官员浮夸之风气不减，他们高高在上，不了解死神正在基层肆虐，已经无情地夺去千万人的生命，却仍然报喜不报忧，继续放着他们的高产卫星，卫星里全部装的是亩产万斤之类的鬼话和摔锅炼铁的愚蠢举措。
综上所述，产生大饥馑的思想根源在毛泽东；他的主要助手推波助澜；省地县三级干部竞相攀比浮夸；基层干部不懂科学盲目乱干；国民的劣根性在一片浮夸风气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大跃进如同一场魔鬼盛宴，在这里，死亡的旋律被当成凯旋的赞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无数群众被大饥馑的死亡漩涡吞噬，更多的人饱尝了语言无法形容的苦楚和酸辛。这在中华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