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钱学森与中国科大力学系
黄吉虎（5807）
2011 年 12 月 11 日，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先生诞生100 周年纪念日。钱学森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并在科大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达20 年之久，又始终关心中国科大的成长。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地缅怀这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不懈奋斗并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的科学家。我与很多同学一样，作为钱老的学生，有义务把亲受钱老恩泽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并与大家共勉。
一、钱学森先生是科大最早的创建者之一
据“二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教授回忆：1958 年 4 月，钱老与郭永怀先生、杨刚毅先生一起在北京西山讨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应承担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任务时，都感到力学研究需要一批新型的、年轻的科技人员。郭先生是力学所的副所长，杨先生是力学所的党委书记，他们都感到近年来分配到力学所的大学毕业生使用起来不称手，北大的偏理，清华的偏工，而急切需要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也就是需要一批介于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人才。因此他们三位提出力学所要办一所大学，就叫宇航大学。对这件事他们几位研究探讨了好几次，并得到当时力学研究所所有高级研究人员的赞同。
但是一个研究所要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面临着很多困难，人力、财力、师资、场所都有相当的难度，一时要解决这些问题确有力不从心之感。幸好，到四月底，郭沫若院长召开的在京各研究所所长的会议上，钱学森先生提及力学所打算办一所大学的事。此事一提出就引起了与会所长们的高度关注，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因为各所究所年轻研究人员的选配都与力学研究所的情况类似。当时，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所长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如原子能所的赵忠尧先生，物理所的施汝为先生，电子所的马大猷先生，自动化所的武汝扬先生，动力室的吴仲华先生，地质所的侯德封先生，数学所的华罗庚先生，生物所的贝时璋先生，地球物理所的赵九章先生等等。他们对办大学的事都有浓郁的兴趣，都说，干脆中国科学院用自己的力量办一所大学，培养国家和科学院急需的尖端科学人才。
在郭老的积极支持下，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办一所大学的共识。5 月9 日，张劲夫副院长代表中国科学院向主管国务院科技工作的副总聂荣臻元帅打报告，聂总又于5 月21日呈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1958 年6 月2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示，同意中国科学院成立一所大学，并由郭沫若院长、教育部黄松令副部长、竺可桢副院长、吴有训副院长、严济慈学部委员会主任、以及钱学森、杜润生、郁文、赵守攻等9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新成立的筹备委员会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工作的速度和效率使现在的人都感觉吃惊，仅仅三个月的筹备，一所新型的理工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58 年9 月20 日在北京西郊玉泉路19 号正式开学。这些史实都完整地记载在中国科学院的档案中。
在筹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过程中，钱学森先生每次会议都参加。钱先生当时的工作已经很忙：1955 年10 月8 日钱先生一家返回祖国后，1956 年1 月16 日由陈毅副总理亲笔签署批复了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发文任命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所长；1957 年2 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书，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并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今日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在筹备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过程中，钱学森先生是在京各所中唯一一位以所长的名分进入国务院任命的筹备委员会中，当筹委会需要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力支持时，钱学森先生不仅自己亲自承担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的系主任达二十年之久，同时又把力学所的副所长郭永怀先生推荐给学校，担任化学物理系的系主任。动力室的主任吴仲华先生担任了工程热物理系的系主任。在筹备初期，钱先生还割爱，让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晋曾毅先生参与到科大的领导班子，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这都是在科大创业时钱学森先生对科大的鼎力相助。
二、请一流科学家给学生上课
钱学森先生十分重视对年轻学生的培养，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初期，亲自出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开学初期，就给同学们介绍专业背景，使大家明白以后要学什么、将来要从事什么工作。这极大地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不仅如此，他还在1959 年暑期高考前，撰写《力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一文，登载在科大的招生刊物中，对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岩石力学及土力学和化学流体力学作了精辟的介绍，这对于当年和以后很多青年学子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学生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先生对科大学生的基础教育十分重视。1959 年 5 月26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钱先生撰写的《中国科技大学里的基础课》一文。他说“中国科技大学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干部的，因此学生必需在学校里打下将来作研究工作的基础…理论的比重在科技大学比一般工科学院要高而基础技术的比重又比一般理科专业要高”。
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确定后，钱先生还精心制定教育计划、确定课程设置，特别强调在教育内容上做到理工结合和科学技术的结合。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技术科学工作者，让学生打好基础，钱先生亲自聘请了一批一流的科学家给学生授课。在开学初的全系大会上，钱先生十分兴奋地对同学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请来了!”不敢想象，在我们学生日后的学习中，竟有物理学家严济慈讲授普通物理，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讲授高等数学，结构力学家黄荗光教授也主讲高等数学，刚从美国回来的蒋丽金博士讲授普通化学，物理学家郑林森、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核物理学家梅镇岳先生等讲授光学和原子核物理学。这些科学大师们在科研上成就卓著、知识渊博，传授知识又十分认真、严谨，对课程的内容都非常熟悉，对课程中的难度也非常清楚，对必须掌握的知识都作重点交待。这些大师们上课各有各的风格，对于难懂的章节，他们用深入浅出的例子讲得有声有色。在他们的教导下，同学们得到很深的启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三时，我们进入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钱先生们动员了力学所几乎所有高中级研究人员为学生开课，郭永怀、吴仲华、林同骥、郑哲敏、李敏华、卞荫贵、吴承康、胡海昌、钟万勰、潘良儒、吴文、葛绍岩、沈志荣、何竹修等一大批专家到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很多课程没有教材，他们就自己编写教材，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当时已是学部委员或后来当选的院士。这批一流的科学家都有繁重的科研任务在身，但为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他们都将在科大授课看作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正如钱学森先生所说: “为了这一光荣任务，再多一些白发又算什么呢？”
正因为有钱先生为同学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同学们在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学生中的极大多数都成为所在领域的骨干，仅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前三届学生中就有七名同学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三、研制脉冲发动机
1959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学校开展向国庆节献礼的活动。当时我们都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全校各系对这一号召都纷纷响应。一时间成立了很多科研小组，都希望能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前能做出一点科研成果。力学系的同学确定的研发项目是人工降雨小火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已有相当的进展。我当时在工程热物理系学习，与力学系还是两个不同的系，到1961 年上半年学校系科调整时，撤消了工程热物理系，将该系的所有建制倂入力学与力学工程系，并改名为近代力学系，系主任仍是钱学森先生。即使是在1959年，钱先生对工程热物理系也十分关注，他在到学校看望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的同学时，也顺便看望一下工程热物理系的学生，因为吴仲华先生所领导的动力研究室也将倂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工程热物理系58 级学生经过几次讨论后，确定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项目是研制脉冲发动机。脉冲发动机是二战时德国用于攻击英国大量使用的飞航式导弹V-1 的动力装置，从1944 年6 月首次向英国发射，到1945 年4 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向英国发射了近一万枚V-1 导弹，使英国造成6000 多人丧生和18000 人重伤，其威慑能力不小。脉冲发动机的结构简单，呈纺锤型，能在常温、常压下无须助推便能点火起动，产生推力。当时我们有10 多名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研制工作，如丛义兴、于显成、黄开禧、盛达昌、潘增富，闵斌、杨跃杰、何启华、周汉兴和我等等。其中丛兴义、于显成是六级钳工，周汉兴是四级钳工，他们都来自工农速成中学，都有比较丰富的机械加工的实践经验，在车、铣、钳、磨、铇等金工技术上都很熟练，对加工技术和研制工艺提供了保障。
暑假期间，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回家，正好是一段相当完整的工作时间。1959 年秋季开学时，脉冲发动机的研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9 月初，装配完工后，作台架点火试验，一次点火不成，二次点火不成，再次点火只响了几下又不工作了。正当大家没有主意时，钱学森先生顺便来到了科研小组。我们清楚地记得在上半年6 月初钱先生也来过一次，给我们讲解了脉冲发动机的热力过程，这次他看了一下安放在台架上的脉冲发动机，询问了试车情况后，他叫我们在簧片上下功夫。原来簧片是既作为发动机进气通道的活门，又是作为堵塞燃气返泄的重要部件，这样就是要选用一种既有弹性又能承受高温的金属材料做簧片。
经过大家查阅资料，我们找到了一种比较薄的镍铬钛合金板材比较理想。目标有了，但北京没有这样薄的板材。当了解到沈阳黎明机械厂有时，立即报请系领导，派人去沈阳求救。盛达昌不负使命，星期六下午出发，三天时间来回，要来了既有弹性又耐高温的镍铬钛合金金属薄片。经过精密加工后按装上去，试车成功了。此时已是9 月下旬。试车的那天晚上，实验组做好了各种准备，十二点过后，试车开始，发动机发出了雷鸣般的吼声，声音之大传遍全校，当时学校秘书长王卓在几百米外的家里听到了吼声，他不知是怎么回事，赶过来一看，看到同学们正在忙着做台架试验，王秘书长十分高兴，还热情地劝同学们去食堂吃夜宵。
1960 年2 月28 日，学校召开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会上，朱小光代表力学和工程力学系作了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的报告，黄开禧作了脉冲发动机试制工作的报告。钱学森主任作了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冲动发动机试制工作的总结。他对同学做科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大学二年的学生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十分可喜，虽然这些不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学生在学习时接触到尖端科学技术, 为将来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听大师讲述宇航知识
1961 年 4 月 12 日，以科罗廖夫为首的苏联航天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首先用火箭将“东方1 号”载人飞船送入了太空，尤利•加加林乘飞船用108 分钟绕地球一周并安全返回地面。在当时，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人类首次进入了太空领域，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接二连三地报导和评论这一创举。未来将投身尖端科学技术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渴望能更多了解载人航天的有关知识。
仅过了二十天，即1961 年 5 月 2 日，钱学森先生就应郭沫若校长的邀请来到科大给全体师生作了一场关于“载人宇宙飞船”的精彩报告。学校当时真是万人空巷。都去听钱学森先生报告。记得会场设在玉泉路校址的大礼堂。由于钱先生是近代力学系的系主任，所以近代力学系的同学得到了优待，当时58、59、60 三个年级的600 多名学生和系里的老师，全部被安排在礼堂听报告，其他系的同学则在教学大楼的各个教室，以有线广播的方式听报告。大礼堂900 来个座位全部爆满，连中间走廊，乐池和台上以及礼堂东西两侧的走廊都站满了人，因为不少同学都希望亲眼目睹大科学家的风貌。钱学森先生的报告让师生们听得十分入迷。
钱先生从人类对航天的向往、前人的各种航天科技活动、载人航天的动力需求，到飞行器结构的设计、试验、制造，飞行轨道的设计、发射、制导、运行和回收及宇航员的超重、失重和空间医学等一系列难题中，有层次、简明扼要地作了讲解。他还在报告中以美、苏当时的火箭、卫星和飞船为例，及时分析其运行轨迹，计算出火箭的节数，每节推力的大小、飞船的重量及离开地球引力场的理想速度。同学们对钱先生渊博的知识，佩服得五体投地，感到充分地享受了一次科技知识的精神大餐。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很快就过去了，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都希望钱先生再多讲一些。
报告结束之前，钱先生还特别对同学提出了要求。钱先生讲到了苏联在20 世纪30 年代创办的技术物理学院，为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返回式卫星的发射成功及载人航天等辉煌成就培养了一大批尖端科学技术人才。钱先生说，今天的科技大学，也要为国家在未来的10至 15 年内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他要求同学们的勤奋学习，红专并进，团结协作，艰苦奋斗，要肩负国家使命，将来为国防现代化作出贡献。回想钱先生的这次报告，至今难以忘怀，深深地印在当时在场的每个学生的脑海里。
46 年后的2009 年 6 月，我有幸参与《钱学森先生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书的编辑，其中看到了钱学森先生1961年5 月 2 日在科大所作的那场精采的《关于苏联载人宇宙飞
船》的报告的亲笔手稿，手稿有9 页之多，字迹工整、次序分明，计算简洁扼要。手稿中用到西方人的人名用英文书写，苏联人的人名用俄文书写，连用一个标点符号都十分注意，大师这种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五、聆听钱先生讲课
1961 年秋，我们第一届科大学生结束了大学三年级的基础课学习，转入到专业课的学习。8 月底，还在暑假期间，根据学校的安排，近代力学系58 级的同学从玉泉路本部搬到中关村85 楼，即当时的科大一分部。腾出玉泉路本部的学生宿舍，让给9 月即将入学的61 级新同学居住。58 级同学则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里上课。开学不久，钱学森先生亲自讲授的《火箭技术概论》在大家的期盼中终于开课了。按钱先生制定的教学计划，总课时为45 学时，分13～14 讲，每讲3 学时，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讲完。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授课时间是每周一上午，而且是8：30 开始上课。因为听课的人很多，其中近代力学系59 级同学还住在玉泉路，近200 名学生要乘车赶到中关村来听课。课程一直按照教学大纲进行，只有在学期中，有一次钱先生有急事要出差而调课，其它时间从未缺过课。最后一节课是在1962 年 1 月 8 日。
钱先生对《火箭技术概论》这门课非常重视，事先也作了充分的准备。9 月初，钱先生召集该课的所有助教开了一次会，并带全体助教视察教室。由于科大一分部和力学所都没有能容纳400 多人的教室，所以借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侧楼的大阶梯教室。他让助教们分坐在教室四周，进行试讲，看用多大的声音讲课在最后一排能听清楚，在黑板上写多大的字，坐在最后面的人能看得清楚。
能聆听大师的直接面授，同学们都兴奋不已，感到十分骄傲。当时听课的不仅有近代力学系58、59 两个年级高速空气动力学、飞行器结构力学和喷气技术热物理三个专业14个班的学生，还有北大、清华、北航、北京工业学院等兄弟院校的不少教师，以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物理所、电子所的一批专业人员，总人数约500 人。由于自动化所的阶梯教室只有400 个座位，所以当时规定，凡不是科大58、59 级学生，都得自带小板凳或马扎，坐在阶梯教室的过道上听课。当时上课没有用麦克风，因此每次上课都有几个助教坐在离钱先生最远的地方。
每逢星期一上午8 点多，同学们都陆续进入教室，在自动化所的西门外，总有同学轮流值班，检查听课证。值第一班的是58 级一专业一班的班长张瑜同学，另外还有一位同学协助。值班者不仅检查听课证，还负责迎候钱先生。钱先生一般在8 点 20 分左右到达，他们把钱先生引导至教师休息室小坐，8 点半，钱先生准时站到讲台上。
听钱先生的课真是一种幸福的享受。钱先生讲课时声音洪亮，一口标准的北京音，语言精炼。他对授课的重点、疑点和难点，都讲得十分清楚。四块大黑板，从左到右，板书非常规矩。数学推导严谨、漂亮，他经常不看讲稿，熟练地板书，从来没有因推导公式卡壳。加之所讲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使所有听课者都听得十分专注、投入。
钱先生每次上课时，总是先用4、5 分钟讲述火箭技术的国际动态，鼓励同学们将来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才智。每次课程结束时，钱先生又给同学们布置一些思考题，使同学们在课后多加思索，培养干一行爱一行和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以及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
同学们听课时没有书本，也没有讲义，课后复习全靠课堂上的笔记。钱先生每次授课内容均由几位助教笔录，再由喻显果、雷见辉两位老师整理，再由钱先生审阅修改后，交付印刷成活页文选，一个星期后发给同学。由于课程涉及国防机密，同学们拿到的讲义都有编号，平时由班上的班干部保密委员负责保管在保密柜中，同学上课的笔记本也属于保密范畴。同学需要复习时，可以向保密委员登记借用，用后归还销借。我所在的近代力学系58级 6 班由潘增富同学担任保密委员，他不厌其烦地为全班同学服务，深得大家的好评。这一措施也为同学们日后严谨作风的养成、保密制度的遵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六、考试和补课
每学期结束照例要进行期末考试。1962 年的1 月 22 日至27 日是该学期所有课程的考试时间。《火箭技术概论》安排在最后一天考试，即1962 年 1 月 27 日(农历辛丑年的腊月23 日)。上午8 点 30 分开始考试。钱先生的考试很特别，是开卷考试，可以带讲义和课堂笔记，甚至做过的作业。其实我们学生最怕的是开卷考试，根据以往的经验，开卷考试的试题肯定不好做，在讲义和笔记本上肯定是找不到的。
考试的那天，天气突然特别寒冷。力学系58 级同学在自动化所阶梯教室考试，住在玉泉路的59 级同学就不过来了，在本部教学大楼的一个大教室里考试，两地都有约200名同学。钱先生亲自主持58 级的考试，考场鸦雀无声。考到中午，竟然没有一个人交卷。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试卷只有两道题：第一道是概念题，占30 分，要求同学们推导出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齐奥尔可夫斯基公式、阿克莱公式、霍曼轨道、……等等。这道题还比较好做，当然第三宇宙速度、阿克莱公式和霍曼轨道的推导有一定难度，要有很好的数学功底，想把题目做得完美并不容易。上午相当长的时间就用在推导上了。一般来说，这30分中可以拿到20 分左右，但要拿到25 分以上会有一定难度。第二道题非常棘手，占70 分。题目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题目很明确，可大家就是没法下手。火箭的速度要达到第二宇宙速度是必定的了，但首先得脱离地球的引力，也就是先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再加速到第二宇宙速度。而地球附近还有月球，地球本身不仅在自转而且还在绕着太阳公转，因此边界条件的确定就十分困难。同学们冥思苦想、抓耳挠腮，都感到很难落笔。
钱先生一直在考场陪着同学们考试。到中午了，钱先生说，先去吃饭吧，吃完了午饭回来再考。说真的，午饭谁也吃不好，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道题。当时的考风真好，在饭
厅和来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试题，没有互相讨论的事情。那时的人们都认为，作弊是十分丑恶的事情，所有的同学都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大概在下午三点多钟，陆续有四位同学晕倒，被监考的助教抬了出去。其余同学继续奋发，一直到傍晚，大家只好交卷了。
考试成绩出来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钱先生也有办法，他把卷面所得分数开方，再乘以10，这样卷面成绩36 分的同学，就成了60 分，卷面成绩100 分的，还是100分。当然，这次考试没有得100 分的。用开方乘10 处理后，70%的同学及格了，再加上平时的测验、作业等因素，80%的同学通过了。只有20%的同学在下学期开学后的第二周需要补考。我的这门课考得比较好，只是在列方程时没有考虑到由于地球有自转而产生的科里奥利力，所以在求解方程时得到的结果有偏差。
事后得知，钱先生在考我们之前，把同样的试卷让辅导两个年级14 个班的助教们也考了一下，结果把他们也考得满头大汗。
对于这次考试，钱先生很不满意，他认为同学们的基础还不够扎实，需要用一定的时间补课。因此近代力学系58级学生在学校多停留了半年。这半年期间，钱先生选用了冯•卡门和比奥合著的《工程中的数学方法》(作者分别为钱先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研时的导师和师弟)，作为主要参考书。他亲自请童秉纲先生(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大下迁合肥后曾担任近代力学系主任多年) ，为200 多名同学补习力学，以便使同学们认识如何从实验研究或工程技术中抽象出质点和质点系模型，导出数学表达式，再从计算结果中分析其物理意义，再回到实际问题中去。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定性，还要定量。另一门课是补高等数学，从极限开始直到数理方程。半年下来，光数学题就做了近3000 道。58级同学虽然毕业晚了半年，但对同学最大的好处是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这使绝大多数同学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受益匪浅，很快成为同龄科技工作者中的拔尖人才，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七、钱先生给贫困学生雪中送炭
1961 年 9 月，钱先生给近代力学系58、59 级同学开《火箭技术导论》这门课程时，每隔2、3 个星期，总会布置点作业，要求同学们在课后进行演算。演算后的作业本由科代表收集交辅导老师批改。钱先生有时也从助教那里抽几本看看，以便了解同学们对这门课程内容的理解状况。两个月下来后，钱先生从助教那里得知交作业的情况不太好，主要是时间拖得太长。如该交第三次作业的时候，有的同学还只交第一次的作业。钱先生就问助教们是否他出的作业题太难？回答说是同学中大部分没有计算工具，而影响了完成作业的时间。确实，钱先生留个同学的作业题一般不会很容易让你做出来，往往要让同学们思考一下。而且要完成一次作业，都要在作业本上用2、3 页来推演。作业内容大多要进行计算，得出数值。我所在的班级是近代力学系三专业六班，全班30来名学生。这学期除了《火箭技术导论》外，还有《机械设计》、《气体动力学二》、《电工电子学》和《传热学》等课程，课后也都有作业要做，也要进行计算。当时数值计算的主要工具就是计算尺，但全班有计算尺的人很少。由于大部分同学来自工农家庭，家境一般比较清寒，买不起计算尺。只是用《四位数学用表》把数据从表中查到以对数为底的数值，再在草稿纸上进行加减乘除的手工运算，把得到的结果再从《四位数学用表》上还原成应得的数值，既费时间，又不方便。何况，专业课中的计算很多都带有幂次方的关系，经常还是非整数的方次，如1.3、1.4 次方等，用手算根本不能完成。而用计算尺计算，既方便，又快捷。班上大多数同学，只能等有计算尺的同学用完后去借用，这样做作业的进度当然很慢了。钱先生有时下午也到教室来看看同学们复习和做作业的情况。他把所听到和所看到的情况记在心里。
1961 年 12 月 25 日，钱先生将《工程控制论》出版的稿费和买“公债”到期的付款加在一起，总计人民币1 万 1千5 佰元，作为改善教育设备之用，赠送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校决定将这笔赠款全额转给近代力学系。系总支书记胡导环、系副主任王群、系总支副书记彭瑾等领导，根据钱先生的初衷，把赠款的一部分购计算尺，分送给家庭出身清寒的同学。此事有系教学干事张菊生老师、行政干事孙守井老师去教育仪器商店，购买了110多把计算尺。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虽然买回来一百多把计算尺，而且把商店都买空了，但是还不够，还缺十多把。所以在分发时，贫寒出身的班干部暂时还不能拿。所以我第一次没有得到。钱先生知道买的计算尺不够，就说：好一点的买来也好，反正以后是用得着的工具。所以又买了十多把，质量比第一次买的要好但更贵了。所以我就领得了这种计算尺。
钱先生捐赠的11500 元，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在那个年代，我们的伙食费是每12.5元，一般机关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几十元。钱先生此举真是为同学雪中送炭，大家都非常感激钱先生的义举，都想：我们只有好好学习，刻苦钻研，来报答钱先生对学生的关怀。
这把计算尺伴随了我四十多年。2007 年 6 月，钱先生的儿子钱永刚先生到合肥参加《火箭技术概论》手稿及讲义的编委会议，我也是编委。在一次会议的休息时间，钱永刚问我：“老爷子当年赠送给你们的计算尺，你还保存着吗？”我说：“计算尺现在还非常好，在家里放着。但外壳已经散架了。”钱永刚又说：“您能不能把这把计算尺还给老爷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正在搜集老爷子的相关文物。我说：“行!应该这样。放在我这里没有用了，放在钱学森图书馆倒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我在会后把使用、保存了四十多年的原物交给了钱永刚先生。2009 年 12 月，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还专门给我发了捐赠证书，由钱永刚先生转交给我。
八、 如何做毕业论文
1963 年春，58 级同学已经进入五年级第二学期了。由于补了半年课，这学期的课是专业课和专题阅读。专题阅读是由力学所的研究人员负责，每人带2、3 个同学进行大量的文献阅读，之后要写出专题总结报告。每隔几周研讨一次。一人在台上讲，老师和同学们在台下听，不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这是为了培养同学们大量阅读相关资料和善于总结的良好工作作风，也为同学们在不久以后做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到63 年的5 月份，每个同学的毕业论文题目都确定下来了。我们近代力学系首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都是指导老师所承担的科研任务的一小部分，有的搞计算，有的搞理论推导，有的搞实验，也有3、4 个同学一起完成一个稍大的题目。无论题目如何，所有毕业论文都是真刀真枪的科研任务。
当时我们还是学生，但已经介入了实际的科学研究工作。虽然同学们阅读过许多文献，但之前只写过实验报告，没有写过论文。为了让同学们能作出符合规格的毕业论文，钱先生在1963 年 3 月 25 日 特地给58 级 同学做了一场“ 如何做好毕业论文”的报告。报告是借用海淀区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的电影院进行的。在中关村各所做毕业论文的58 级同学都到会听了钱先生的报告。
我回忆和查看了当时的记录，深深感到钱先生的报告，即使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钱先生开头就讲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这首先就要求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认清党和国家对科学工作者的期待。他鼓励同学们将来要勇敢面对、承担艰巨、光荣而迫切的任务。钱先生用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科技会议上提出的“实事求是，循序渐进，齐头并进，迎头赶上” 的方针，激励同学们。
钱先生告诫同学们，做毕业论文是练兵，但要严格要求，要真刀真枪地练。论文内容不能要求过高，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应该以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精
神来对待论文。论文要按照一般世界科学论文的总格式来写。在具体的撰写过程中，这一套格式就是：第一部分首先要写明题目，指明论文的目的，指出前人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引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第二部分，如果是理论性的分析论文，要介绍本题；若是实验性的论文，就介绍具体实验。第三部分是具体结果。理论分析论文要清楚地写出计算结果；实验性论文要写出实验结果。第四部分，由所得结果可以总结出什么规律，并进行讨论，是否解决了问题，如果问题解决得不那么彻底，要提出今后工作的建议。要老老实实，不能含糊，不能乱吹。最后还要引出文献索引。
钱先生还要求同学们不要标新立异，字要写得端正，不能潦草，文句要通畅、达意、正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模糊。论文里的图必须上墨。这就是世界科学论文的总
格式。如果论文是几个人合作的，就应该有所分工，要同心协力，一个人只做某一方面的工作。
他还鼓励同学们去掉做论文的恐惧心理，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刻苦勤奋，树立远大理想，不怕苦不怕累，将来党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雄心勃勃地去攀登科学高峰。
听了钱先生的报告，同学们心里有了底，在“三严”精神的指引下，同学们得到了一次全面的锻炼，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训练，使我们在以后的工
作中，终身受益。
九、毕业留校
科大首届学生除近代力学系的学生延期半年分配外，其它各系58 级的同学都在1963 年 7 月下旬按照教育部核准的分配计划任务书走上了工作岗位。近代力学系的毕业分配计划任务书锁在系里的保险柜中，到1964 年 1 月才得以公布，派遣学生。近代力学系58 级同学的分配方案，从宣布的名单中来看，将近三分之一的同学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三分之一的同学分配到国防科研系统，其余三分之一的一半分配在部队，另一半分配在中央与省市机关或留校任教。第一届近代力学系毕业生留校同学有21人，其中4 位在学校机关工作，另有17 名在力学系里任教。这个名单是钱先生亲自审定的。当时，系里各教研室、实验室都在筹建之中，急需一批年轻的、专业对口的生力军加以充实。我也是毕业留校的一员。
1964 年 3 月初的一个下午，系里召开留校同学开会，事先告知不要请假，是钱学森系主任和留校同学开座谈会。我们一到会场，看到钱先生已端坐在沙发上。留系里的十七名同学很快就全部到齐了。座谈会由系付主任王群主持。会上，钱先生要求每位同学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做自我介绍，包括自己的姓名、所学的专业、来大学前就读的中学，等等。钱先生非常仔细地听着每个同学的介绍，有时还在留校学生的名单上记着什么。钱先生也亲切询问每个同学的一些情况，如：什么地方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生活方便不方便？毕业论文做了什么题目？等等，同学们都作了回答。整个座谈会的气氛十分融洽，钱先生一直笑咪咪地听着同学们自我的介绍。等大家介绍完后，钱先生首先表示了对留校同学的欢迎，他说：“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把近代力学系建设好，培养出一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做贡献的学生。”接着，钱先生着重讲了如何当助教、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如何教书育人等。他告诉大家：作为教师，本身就应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自强不息。要爱护学生，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只有先做学生，才能成为真正的老师。他说：你们都是二十多岁、三十来岁的青年，是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好时期，结婚的事可以放后一点。钱先生拿自己做比喻，他说：“我是36 岁才结婚的，不是也很好吗？趁年轻的时候把精力投在知识的增长上”。他谆谆教导我们：在做学问、在教书的问题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似是而非，要求真。做教学工作要有“三严”的作风，即严肃，严密，严谨的作风。钱先生还用《三字经》里面的二句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来教育我们。他还要我们不怕困难，碰到问题要有善于思考的精神。
钱先生与留校同学的座谈，充分体现了他对年轻一代的关爱，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教导为我们继承科大的优良传统，为我们后来的成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 、五十余载的关怀
1961 年底，钱先生出资为贫困学生购买一百二十余把计算尺，极大地解决了同学们做作业、搞设计时的困难。1963年春，钱先生将他亲自给同学授课的《火箭技术概论》讲义进行整理，交由科学出版社印刷出版，更名为《星际航行概论》，第一次印刷了三千本精装本。我们科大58 级、59 级两届学生都得到了钱先生赠送的这本书，同学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这本《星际航行概论》不仅在我们做毕业论文时有用，而且在以后漫长的教学、科研中均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部著作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对推动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探索太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始终把这本书存在案头，无论科大从北京下迁到安徽、还是从合肥退休回北京，无论是下工厂或去研究所从事任务、还是到基地参与工作，我都把它带在身边。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珍藏着它。1964 年 7 月，我与顾国胜、石灿兴、何启华等4 人带领60 级同学去南昌洪都机械厂参加教学实践，该厂当时正在试制“强5”飞机。60 级同学分两批到厂：一、二专业先去，三个星期后回校，三专业的同学接着去。出发前，钱先生亲自召集我们4 个人布置任务：要求同学们在厂里遵守纪律，尤其是保密纪律；要求同学们认识军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一丝不苟；要求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绝对不能敷衍潦草；要求对产品的设计，加工和装配的过程多加思索，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要求多向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学习，提高自己的责任感。他强调说，生产实践是教学环节中增强感性知识的一个重要环节，你们要辛苦一点，把这次实习带好。
8 月中，60 级一、二专业120 同学的实习顺利结束后返回了北京，何启华老师带着三专业的100 名同学抵达了南昌。但刚刚开始一个来星期，我们几个带队的老师就接到系里打来的加急电报，要求马上终止实习，返校参加“四清运动” 。遵照学校的指示，我们4 名老师向洪都机械厂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并于9 月初返回学校参加赴顺义县“四清工作队”的工作。1965 年 5 月，第一期“四清工作队”结束在顺义的工作，返回学校。60 级同学是应届毕业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毕业了，做论文时间不够。钱先生提出60 级一、二专业的同学在学校参加实验室的建设，三专业的同学在南昌的实习只进行了一个星期尚有欠缺，可到附近的军工厂补完实习，可选在民航101 厂实习。民航101 厂是在首都机场里面，是飞机和发动机的维修车间，近代力学系的学生实习完全对口。经过联络，三专业的一百来名同学在几位老师的带领下，在首都机场民航101 厂又进行了二十来天的生产实习，充实了实习的教学环节、又不必等待毕业而浪费时间。钱先生对学生的培养考虑得十分周全。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就乱哄哄了。当时，高校是受冲击的重点，中国科大也未能幸免：同学们不上课了，校、系领导几乎都被打倒了，老师也都成了“封、资、修”的批判对象。但是，1968 年 4 月份，钱学森先生还专门到学校来看望大家，并参加了座谈会。可惜我因出差不在学校，没能聆听钱先生的讲话。
1968 年 7 月，我参加的科研项目完成了，由于无事可干，我壮着胆子去位于阜成路8 号的七机部找钱先生。我在钱先生的办公室谈了学校和系里的情况，也汇报了科研任务的完成情况，并说了“现在没有事可做了”。钱先生当时就说，有事可做。他让我们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去实践、去锻炼。他说，在基层有很多工程技术上的问题需要有知识的人去解决实际问题，与工人同志、技术人员一起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一点一滴地去做，这对国家有好处，对自己的成长也有好处。钱先生还让我把他的意见告诉系里的工宣队、军宣队。这样，从1968 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老师和同学走向工厂、走向研究机构。我也从此开始去了株洲、景德镇、沈阳、酒泉等地，参与了811 发动机改型。815 发动机改型、910 发动机研制、915 发动机燃烧室研制等科研任务，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0 年，中国科技大学下迁到安徽省合肥市。安徽省革委会解散了合肥师范学院，中国科大就落脚在这所学校里。钱先生因重任在肩，不能与我们同到合肥，能见到钱先生的机会就很少了。但钱先生始终关心着科大的发展和成长。例如，1976 年 10 月， “四人帮”倒台，1977 年恢复高考招生，到1981 年改革开放已有了三年的经验。钱学森先生从加快我国航天事业后备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出发，建议中国科大在课程设置中重新开设他曾讲授的《火箭技术概论》。
我在时任近代力学系主任童秉刚教授、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尹鸿钧教授的鼓舞与指导下，主讲了《航天技术概论》课程。由于当年亲受过钱先生的教导，日后又有过科研实践的经验，所以听课的学生十分踊跃，在400 人 的大教室上课，一讲就是18 年，到1999 年退休时还有同学希望选修这一课程。
中国科大下迁到安徽合肥后，钱先生先后与校，系领导及教师通信达数十封，内容涉及他对中国科大系科、专业、教研室调整的看法，对科研的前瞻性观点，对教育的创新理念，以及对课程设置的指导性建议。2008 年，在科大建校50 周年之际，钱先生复信时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在祝贺中国科大50 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更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寄予厚望，他希望中国科大在“理工结合”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发展，走理工文艺相结合的道路，培养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中国科大的深切关怀之情。
科学巨擘钱学森先生“爱国、奉献、求真、创新”的伟大一生，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巨大财富，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
（作者简介：黄吉虎，男，浙江省湖州市人，1938 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火箭动力专家，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本文网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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