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目睹镇压反革命

 

提到镇压反革命运動不能不提及到国共的第二次战争。我们家乡位于山东胶东地区，抗日战争时、烟台市被淪为日寇占領的淪陷区，日本投降时，按国民政府指令，日、伪軍都应按兵不動，负责维持当地的治安和社会秩序，直至国軍接管。可天皇无条件投降书下诏后，当地日軍和僑民都成了喪家之犬，自身难保，便纷纷逃至在港外仃泊的軍舰上，临行前的夜间向已到达烟台南山的八路軍，毫无目标象征 性的放了半宿的空炮（也许把舰上的炮弹放完为止），便逃之遥遥。当地居民家々禁鎖大門，躲至床底，更不敢外出。整个城市成为了一个无人掌管的真空地带。天刚放亮，八路軍便乘虚而入。我家是座二层楼房，從窗户的隐蔽处可以俯看到外面的情况，只見八路軍的游击隊员潜入市区，个个背后揹着一把带有红布条的大刀，手持匣子槍或三八式步槍，鼠头鬼脑小心翼々地紧贴着墙边潛行。次日沿街散发傅单，宣告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全市的日常工作，这就是烟台市的“第一次解放”。（也许是八路軍在当时占领的最大的城市。）

政局稳定之后，便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对有钱人的專政。首先下手的是灭绝人性的土改，凡有土地者一律按地主对待，除鼓励乡村中的地痞、流氓和二流子对地主的批斗，召开诉苦大会，鼓動人们的革命情绪。分了地主的田地，为防止后患，便斬草除根，把人灭掉。于是殺人的殺人，槍决的槍决，更多的方式是活埋。更有甚者，将死者两腿置于土外，取其名曰“倒栽葱。殺了人，分了浮财，甚至刨了祖墳搜取钱财。全家扫地逐门，无家可归。並将妻女轉给村里的穷光蛋为妻，结果弄得家破人亡，凄惨无比。並以保卫胜利果实为由，動员参軍，因此内战后期南下转业成地方干部的膠東人居多。

对城里有点财産的人也不例外，除打骂人格侮辱外，常是長跪石子和玻璃碎杂，逼交钱财。我所就读私立的养正小学，年愈花甲的校长林秋圃，被綑着双手悬吊在旗杆上進行批斗。结果使得人人终日提心吊胆，叫苦連天，怨声载道。

幸好仅々持续不过二年，国軍对胶东展开了重点進攻，所到之处，受害者親人无一不有仇的報仇，有冤的申冤。为了报負殺父之仇，夺妻之恨的受害人家的子弟，组成了“还乡团”，“青年軍”，以百倍的复仇心态对那些无端造孽的地痞流氓手下也毫不留情，绝不手软。釀成了人世间相互仇殺的残剧。

我们学校靠近海边，每天上学总愛走靠近海岸那条大路，可以呼吸到海水的香气，宁静时听海浪的低声细语，更喜欢它那雄湧澎湃的波涛。可惜这美景被海水潮到沙滩上的蒼白而又浮肿的裸屍毁于一旦。此后，每隔几天就可見到俯卧在沙滩上的屍体，死者的脸面总是朝向沙滩，背朝天空，多般无衣遮掩，据称是复仇者将那些参与斗争会的凶手装入麻袋及巨块，再投入海中。投水之先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更令惨不忍睹的是，在屍体的周围常有流浪狗以屍为食，有时可见屍体上满布了螃蟹，看到后十分恐怖，令人作呕。陳屍数日不知被何人移走，因此在那段时间人们拒食海鲜，也不下海游泳。所以在1949年国民党溃退后，也就是烟台市的“第二次解放”，接踵而来的便是镇压反革命运動，对“还乡团”份子的处治也最为兇恨。这也是国共所造成的拉鋸式被占领地区人们所糟受到的灾禍。

被定反革命分子和所谓的“黑五類”的親属和后代，也难免遭受到岐視，屈辱，不公的待遇和人权的剥夺。

 世界上進行土地政策改革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如日本，台湾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而不像以殺戳和明目張胆直接搶夺的方式完成。其根源的禍根就在于政策的錯誤，最后把这口黑鍋抛到了魯中区和膠東区党委兼軍区政委向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上。其实这和“湖南农民运動考察报告”同出一辙並无二异。搶夺私人财産归己所有，不劳而获是G党的通病。

如果人世间少了些人为 造成的杀戮，少了些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動。不再与人斗其乐无穷，人人做到和平相待，也许世界就会変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