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创世纪”
——原始欧洲“全盘中化”面面观
诸玄识
【西史辨按】：在描述“西方文明”及“现代文明”源头的现行版世界历史叙事中，存在两场惊天动地的“伟大运动”：一场是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一场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然而，这两场运动却有着逻辑上的相互矛盾，既然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何必再来一场启蒙运动？
原来，所谓的文艺复兴是19世纪杜撰出来的西方伪史，而启蒙运动才是历史事实。基于蒙古西征、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西方海盗为寻找中国（东西两印度）财富，来到了南洋（中国海），逐渐渗透进入中华的国际贸易圈，17世纪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搬运大量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形成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期间还有大批“来华传教士”，在前后长达三百年的时间内将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科技等搬运回欧洲，形成席卷欧洲的“中国热”。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造欧洲，正是基于这种“中国风”与“中国热”，使中国文化不仅照亮了历史欧洲，还进而塑造了现代世界。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掀起的法国大革命，彻底涤荡了欧美旧世界，为其带来了闻所未闻的文明新概念，形成了世界的现代性。
此后不久，西方中心论为了回避现代文明源于中国文化的历史事实，不惜伪造历史，于19世纪杜撰了文艺复兴的概念，竭力将西方及世界现代性的中国源头进行全面掩盖，并将其涂抹在伪古希腊-罗马的身上。
伪史不去，真史不显。正如林鹏先生在《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彻底破除西方中心论，将其希腊主义与东方主义一并剪除，才能廓清世界历史迷雾，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本文作者长期在海外潜心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西文资料,将西方学者揭露西方伪历史、揭示中国文化影响西方的真相的研究成果归纳、汇总，将中国文化造成西方及世界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包括启蒙人文、知性文字、历史观念、文化传统、国家制度、法律体系、科学理论、哲学思辨、文学艺术、实用技术、生活方式等条分缕析、和盘托出，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得见中华文明照亮历史欧洲与现代世界的大体轮廓。这般学术探讨值得大家深究、查证、反思……
【转载说明】：本文首发于西史辨公众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MXLHmz6YlEKyBjP_gKrgw
前言：原始欧洲被卷入“天下文明”
撇开西方中心论的“宏大叙事”，17世纪以前真实的欧洲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
原来，近代以前的西方人，就是如哥特/盎撒/日耳曼/斯拉夫等概念所指称的某种原始部落。对此，西方学者做了如下描述：
英国斯特灵大学教授格伦尼斯（Byron Glennis）说：哥特人是如此原始、野蛮和非文明（primitive,barbaric,uncivilized），以至于“丧失了文化根基”。
爱德华·吉本承认：日耳曼人是文盲、残暴和野蛮的森林部落。法国汉学家颇节（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进一步说：“我们的高卢和日耳曼祖 先在几个世纪以前还是森林部落，而中国则早已臻于高度文明。”
上述状况持续到很晚。美国自然史学家波利昆（Rachel Poliquin）指出：16—17世纪的英国人“被认为是野蛮、暴力和愚钝，……他们对农业一无所知”。她又说：北方人（即文明前的欧洲人）是“粗鲁的、非农业的、无法无天的野蛮人，对文明与进步毫无贡献”。
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国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詹纳尔（W.J.F.Jenner）指出：“18世纪以前的西方最严重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落后；它在这方面与古代中国根本无法相比，前者的国家结构是部落性的。……按照华夏的标准，普鲁士崛起之前（即19世纪初以前）的欧洲制度，都是前国家和原始性的。”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断定：“16世纪的欧洲是野蛮的”“西方在18—19世纪才进入文明”。另外，英国哲学家切斯特顿（G.K.Chesterton）于1903年指出：西方文明只有100余年的历史。
关于“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纽约大学教授拉里·沃尔夫（Larry Wolff）说：它是在启蒙时代的法国首次出现。确切地说，“文明概念”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才逐渐落实的。而与此同时的东欧仍处于野蛮状态。
西方文明来自哪里？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称，欧洲近代化即“中国化”，此乃进入“历史世界主义”（天下文明）之必要性。亦即，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斯塔特曼（Alexander Statman）所言：近代人类社会的特点是“中国中心的全球化”（Sinocentric globalization），其内容包括“中国化”之欧洲启蒙与西方现代性。
在此重申一下拙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欧洲“复制中国”》所提出的命题：近代早期，原始性的西方差不多从零开始，100%地吸收或模仿中华文明的各种成分。
概而言之，亘古原始的西方在17—19世纪，其文明创世纪从零开始，几乎是全盘袭取了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袭取文明的过程中保留了其上帝选民思想，并以这种选民思想为基础，以文明成果为利器来戕害他者（亚非拉民族）……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怪胎”。
正文：中国赐予西方文明要素举隅（22种）
西方禀赋只有“哥特性恶＋耶教原罪”（劣根性），本不具备文明成分。所谓“西方文明”可以称为文明的要素，基本上全部来自中国。其范围不仅限于思想文化、物质文明，实际上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本文列举了22个方面（如下表所示），并详细展开，以期收到举一反三，一窥豹斑之效。
01.启蒙人文
源自《易经》（蒙以养正，人文化成）。历史上的定居人类一分为二（两种模式）：
Ⅰ.以神为本 → 人无作用 → 拜神与救赎（生生灭灭的自然律）→ 原始停滞（中华圈外）
Ⅱ.以人为本 → 人有作为 → 创新与发展（大起大落的周期律）→ 传统文明（中华圈内）
模式Ⅰ有成千上万个族群，模式Ⅱ在人口上占世界总数的近一半。后者归因于客观上的季风雨区和雨热同期，再加上文化主体上的“人”的作为。
公元1700年以后，中国以外的人类社会逐渐从模式Ⅰ（神本）转型为模式Ⅱ（人本），它是以“启蒙”为机枢的世俗化、文明化。这正如斯塔特曼所说的“中国的世界性启蒙”和“全球中国化”（Sinicizing the Global）。
以神为本的社会，不存在“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怎么还有发展与文明呢？
像古埃及、巴比伦和苏美尔等祭司（神权）社会，它们的“文明史”应该和其宇宙观（自然观）一样，也是出于虚妄。实际上，它们都是耶教神话的异质性（新史观）之拓展。人类社会的真实性宇宙观（自然观）源自《易经》，而它在17世纪末开始成为西方传统与文明的认知基础。后文详述。
西方的世俗化与文明化（模式Ⅰ→模式Ⅱ）的关键，是儒家战胜耶教及其神权禁锢（18世纪西欧）。芝加哥大学的汉学家艾恺（Guy Alitto）写道：
耶稣会士将儒学塑造成“自然神学典范”。……中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可以说，孔子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20世纪的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认为，孔子是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这与欧洲启蒙运动对他的看法是一致的。
波兰哲学家罗嘉熙（Dawid Rogacz）在其论文《中国创造了近代西方》中指出：“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显著特点是，中国文化促成‘世俗主义潮流’”；“其先决条件是，中国历史和儒家伦理对‘圣经时空’的质疑，最终颠覆了耶教神话与神权”。
华盛顿大学的特雷西·彼得森（Tracie Peterson）的论文《中国是如何革命化法国的》写道：
几代耶稣会士的大量译著均赞扬中国哲学与政治，深远地影响了欧洲公众；他们质疑神权统治与社会现状，而最具挑战性的则是伏尔泰。很讽刺的是，伏尔泰和其他的启蒙思想家攻击教会的基本证据，尤其是那些激进的理论，都是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提供并编辑的。耶稣会士索隐派与伏尔泰的直接联系，帮助他形成关于法兰西乃至全人类的进步观念，这首先导致了启蒙运动对教会的全面否定。……伏尔泰使“中国成为新法国的典范”，从而激发了法兰西民族的觉醒和欧洲世俗道德的形成。
02.知性文字
论及“古文字”，其种类繁多，形形色色；但我们认为，除了汉字之外，它们——无论真伪——全都与文明史无关。为什么？
作为文明媒介或学术工具的文字的内涵，并非“五蕴感知”（常人想法），而是“大千表意”（自然密码）。后者即汉字所具有的雅言词汇（通用概念）。它从何缘起？不是语言文字本身，另有玄机。
表意概念的来龙去脉是：缘起于八卦易象，形成于六书造字，实践于万年华夏，传播于重洋泰西，炽盛于五洲汉化——在近现代，好比泛世界的语言文字都下载了“伏羲—仓颉表意软件”（操作系统）。换句话说，当今各国的官方语言文字都有一个共同内涵，那就是（中文）“表意概念”。如此“全球化”的关键是，近代欧洲人通过编纂中式辞书（语言词典和百科全书），直接或间接从中文“借取含义、借鉴定义”，从而使他们的语言文字进行了更新和升级。
因而可以说，若非伏羲—仓颉发明和发展出“表意概念”，那么，全人类至今还处于原始社会。17世纪以前的西方正是如此。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Abel-Rémusat,1788—1832）指出：“汉语书面语言代表着人类的基本思想，而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不能传达的。”
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称：“汉语（汉字）是神圣启示的密码，反映完美的理性哲学体系和所有科学的基本原则。”
近代以前，相对于其他所有文字都是部落和教派的感官符号，汉字则是唯一能够表达思想、传播知识、谱写文明和记叙历史的媒介工具。对此，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凯文·科普（Kevin L.Cope）说：“在培根、斯普拉特、威尔金斯、斯威夫特和约翰·韦布等人看来，汉字被视为可以在文化上实现共通的表意文字；亦即，它是一种能够表达关于英国历史连续性和复杂思想的符号系统。”
弗朗西斯·培根说：“只是在中国使用真正的字，……它所表达的，不是字母或土话，而是事物与概念。”对此，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雅普·马特（Jaap Maat）解释：“培根把汉字定性为‘真正的字’，因为它直接表达事物和概念。培根所反映的是，汉字即将使西方书面语言发生革命。”
近代欧洲精英为其“语言汉化”编了一个让教会可接受的理由，即中文原本是人类始祖所用的“神性语言”，而西方则在“巴别塔之劫”中丧失了它。正因为如此，“莱布尼茨从学术上考虑，（请传教士）到中国寻找‘前巴别塔语言’；……他试图通过汉语恢复已绝迹的西方‘通用语言’。”
美国艺术史家费诺罗萨（Ernest F.Fenollosa,1853—1908）云：“以汉语为楷模，把它当作真正知识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够弥补我们（西方）可怜的语言抽象能力。”
牛津版《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的推介词称：“现代英语特性是在18世纪，通过解读中国的方法而演变出来的。”
质言之，世界史上的文字大致分为两类：Ⅰ.自然（感官）文字即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Ⅱ.基于前者而升华的智能文字（表意汉字）。后者是唯一的文明媒介。
除了汉字之外，今天世界各国的官方语言（文字）的形成方法，不外乎都是由上述Ⅰ类摄取Ⅱ类“表意概念”。
03.世俗道德
四大发明等中国技术传入欧洲，导致宗教失控而“人神火并”。幸亏获得“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将火药部分地转向海外；否则，西方的内讧愈演愈烈，势必自相毁灭。
启蒙运动以前的欧洲既无原创科技，也几乎不能接受之；因为科技对西方来说，全是负能量（破坏性），而无正能量（建设性），这是由于缺少和谐文化的缘故。
大卫·波特指出：“（17世纪）在三十年战争中，血泊吞没了从波罗的海到莱茵河的大半个欧洲；在英国，宗教冲突导致长期内战。”“儒家思想在治理与道德上的功效，似乎为欧洲的政治动乱与宗教冲突提供了理性主义的‘解药’”。亦即，莱布尼茨说：“中华民族的以理性为导向的道德体系，是治疗人类罪恶（耶教原罪）的药方。”
关于近代西方亟需儒家“世俗道德”，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院长布朗（Stewart Brown）写道：
通过耶稣会士的翻译和评论，西方对中国道德的认识不断增强，从而促进了启蒙运动。……欧洲精英钦佩中国，因为她是一个在精神上基于非宗教伦理的文明，一个古老、有序、稳定和人道的文明。……华夏在社会伦理上成为欧洲的楷模。……耶稣会士的译著文本提供了关于古代中国之和谐有序的证据。……精英们赞叹儒家伦理及其家国奉献的理念。……莱布尼茨关注中国的世俗道德：家庭忠诚、社会平等、相互尊重、社会义务、礼貌待人、良好举止、性格冷静、讲信修睦和尊重习俗。……他认为，欧洲不仅要学习中国的自然宗教和道德哲学，而且应该请中国人来传授它们。……对于伏尔泰来说，中国的社会伦理“不依赖于上帝信仰”，而是基于每个人内心的道德法则。
按照教会的说法，人若“脱神还俗”则无恶不作，宛如炼狱倾轧。而启蒙精英则回答：在“神”之外，人有属于自己的道德或“宗教”，而且它还能带来一个有序发展的佳境，那就是儒家伦理！米拉波（Honore-Gabriel Mirabeau,1749—1791）在魁奈葬礼上说：
孔子的整个教义旨在恢复人性最初的光辉和美丽，这是从天上得到的。……他劝告人们要遵循天道，敬畏自然，并且爱人如己，克己复礼；君子不以激情指导行动，而要服从理性，不要做、不要想、不要说任何违背常理常情的事。孔子的教义是如此圆满和辉煌，以至于在这个真正道德与宗教的王冠上不需要添加任何“神性”。
然而，最终还是像罗素所说：在欧洲“宗教怀疑导致道德怀疑”。既然如此，其社会如何维系？它是通过地缘优势与海洋霸权向外疏解矛盾，来保持其内部的团队精神（公民意识）——形式上表现为启蒙伦理。将来一旦霸权式微，西方又会内讧火并。
但凡从野蛮走向文明，都需要向导和示范。另一方面，倘若西方之前就有“文明”，那它根本不需要“中国榜样”。
“马弗里克著《中国是欧洲的典范》（Lewis 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讲述了18世纪西方的‘中国梦’，那时，法国乃至全欧洲对中国表现出空前绝后的仰慕。”
《中国与西班牙启蒙运动》一书称：“在18世纪，中国应该被视为世界文化的领袖，……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文化上都是东方（华夏）的模仿者和卫星国。”
佛罗里达学院教授哈维（David A. Harvey）的著作《东方智慧：启蒙运动的中国景观》写道：
中国（在知识上）成为近代早期的欧洲“新世界”。……17—18世纪，西方人对中华文明顶礼膜拜：其悠久绵长的历史、机构和习俗的稳定性，以及统治精英的文雅、智慧和宽容。……中国代表了理性主义的理想国，她的精妙组织和高雅礼仪确保了其社会之和谐与繁荣……他们将中国奉为一代风范、百世之师，旨在终结欧洲本土的无尽祸乱。……批判西方现状的启蒙作家们尤其喜欢汉语雅言。（“在17—18的欧洲，广为人知的书面汉语所起的作用是完美写作的典范”）。
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儒学为开路先锋，华夏乃轨物范世。斯塔特曼写道：
中国在启蒙运动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极为重要。放眼世界，从美洲、阿拉伯、南亚到南太平洋，也曾一度成为欧洲关注的焦点；但是，只有中国堪称“一代楷模、百世垂范”——没有其他地方像中国那样，被认为是欧洲应该变成的模样。……欧洲人对中国的迷恋并非偶然，而是常态；它超越了民族和宗教之分歧，而在各个领域都能体现出来：教会从远东探索“原初神学”，自由主义者利用儒学来挑战神权，商人们用白银换取丝绸、绘画和瓷器，艺术家们掀起了“中国风”。中国的茶和园艺分别提高了欧洲人的生活品味与欣赏能力。然而，中国的文献传统则最令人惊叹，包括她的历史、哲学和宗教（自然神论）。……启蒙思想家们也曾对其他域外很感兴趣：印度、秘鲁、墨西哥……；但他们之于中国则是知识性的景仰。……他们是如此向往中国，以至于都觉得欧洲应该“变得像中国一样”。总而言之，“爱好中国”（Sinophilia）是启蒙时代的西方所憧憬的世界主义的集中体现。
上述“中国榜样”在北美也是如此：
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的“中国观”——其政治制度和儒家哲学是欧洲效仿的典范——影响了大洋彼岸的富兰克林及其费城同志。……中国使他们看到了“北美实现经济繁荣的前景”……1771年，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写道：通过引进旧大陆——主要是中国——的产品，我们这个（即将诞生）新国家一定会有超出预期的进步。我们能否复制中国的工业、生活艺术、农作物和畜牧业方式吗？果真如此，美国也许有一天就会变得像广土众民的中国一样。
05.中式历史
中国派生泛西方“历史”的过程，分为“否定之否定”（正反合）三阶段：圣经普世历史（神本）→启蒙世界历史（人本）→现行全球通史（人表神里）
第一，圣经普世历史（耶教正统/17世纪）。法国神职学者斯卡利杰（Joseph J.Scaliger,1540—1609）到当时欧洲的中国文化中心荷兰，利用“三件宝”——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天干地支计算方法和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设计出“圣经编年”；它被用来统摄和经纬整个时空，其中包括泛西方“古典文明”（希腊、罗马）与“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然而，由于圣经普世历史侧重神本神话，而非人文人事，它被启蒙运动所推翻，但实际上只是扬弃“神”（保存它的历史叙事）。
第二，启蒙世界历史（反对神学/18世纪）。如果按照创世记，神造众生时隔千余年，又发洪水将其灭绝几尽，那么，后来的人类则都是其幸存者诺亚的裔嗣。然而，在中国传教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返回欧洲时，出版《中国历史十卷》（1658年）；它昭示：被天文观测数据所支持的中国历史始于公元前2952年，早于诺亚洪水约600年。这就拆穿了圣经神话，从而引爆了以推翻耶教神权为要务的启蒙运动。后者的“世界历史”则以伏羲为开端，而以中国史料充实西边的“文明古国”。
第三，现行全球通史（教俗合流/19世纪）。神本派与世俗派之同流合污，它们达成两个共识：第一，在传说中的耶教圣地（中东）“就地取材”，而打造“人类文明的摇篮”——超越中国的几个“文明古国”（竟然都是神本/祭司性质的）。它是通过“考古学十字军”来达成的，依然参照中国历史的纪年标准。第二，欧洲中心主义在其本土系统而全面地伪造“古典西方”，其代表作即“伪三部曲”：Ⅰ.希腊神话（19世纪上半期）；Ⅱ.雅典古城（开始于1834年）；Ⅲ.文艺复兴（开始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
关于启蒙世界历史的“西学中源”，斯塔特曼解释：
欧洲学者从中国古籍中提取资料……用于撰写泛西方“文明史”。……启蒙时代“世界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历史文献。……到1750年代，他们从中国古籍中描绘出一幅（西方版）“人类历史”的图景。……我把它称作“中国范式的世界历史”。
06.时间概念
在18世纪以前，西方的“时间”与真实自然无关，而来自宣称“创世”（开天辟地）仅发生在几千年前的圣经神话。甚至，“中世纪从上到下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和他人的年龄。”
西方时间从何而来？它是近代欧洲人从中国引进的“历史”的副产品。
美国学者范克利（Edwin Van Kley）说：在17世纪，“中国知识迫使欧洲人逐渐改变他们的‘世界历史’，以尝试适应新获得的中国年表”；最终“通过把中国历史与（西方）世界历史相结合……解决了欧洲的时间编年的问题”。对此，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解释：
当耶稣会士在17世纪到达中国时，发现中国历史比《圣经》所描述的更长。随后，他们翻译了中国文献。……后者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家所采用。……于是，中国史料渗透到有关古埃及和巴比伦“知识”的背景中，致使它们发生了重大更新。……另一方面，欧洲学者被迫重审他们的“传统编年”，只好用更早时间的七十士译本，取代权威的拉丁文译本来作为“通用圣经”，以契合中国历史。……但到启蒙时代，伏尔泰将中国古代当作历史主轴；其理由是，中华文明比圣经神话更悠久、更可靠。……以上是中国改变欧洲人世界观（时空观）的典型例子。……耶稣会士“发现”中国历史这件事，使欧洲人能够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扩充其“普世历史”。……《圣经》是旧欧洲的基本参考资料，而创世与洪水则是两个重要的时间参照。……大主教乌雪（James Ussher,1581—1656）制作的“圣经年表”，将创世和洪水的时间分别置于公元前4004年和公元前2348年。……（鉴于后者与伏羲登基时间公元前2952年相矛盾）福修斯主张（Isaac Vossius,1618—1689）采用七十士译本（圣经），其创世和洪水时间分别是：公元前5622年和公元前3366年。……耶稣会士卫匡国一再强调中国历史乃真实可信。……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评论：不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充满荒诞神话，中国历史则是天文数据、天干地支和天职实录之三结合，因而是连续、详实和可靠的。……（由于它显示华夏民族在洪水湮灭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中国历史对“圣经编年”构成了严峻挑战，甚至要毁掉它。……但无论如何，被传世文献和实证方法所支持的中国年表，极大地帮助了欧洲对其“世界编年史”的写作和编纂。
07.生活方式
大约在1660—1789年间，中国文化与物质文化“再造西方”，其中两场运动最为显著：
Ⅰ.启蒙运动：神本→人本。之前的西方人都是拜神迷信：缺少对宗教或周遭以外的万事万物的认知，更没有“人”的主体性与创造力，故而该社会是原始停滞。
Ⅱ.“中国风”：野人→做人。之前的西方人皆不识字、不识数、不洗澡洗衣，吃人肉好比家常便饭，不存在墓葬，所谓的国王或贵族都是匪徒，其住所极肮脏。
美国《历史》网站的文章《旧欧洲王室的龌蹉生活》（2019年8月6日）揭露：旧欧洲的国王（女王）“宫殿”充满着废弃的食物、人与动物的排泄物、腐烂的尸体及其上的蛆虫，臭气熏天。
另据1906年英国教会期刊称：（16—17世纪）“玛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及王室）……都从来不洗脸、洗手和洗衣服，而洗澡则是闻所未闻的。”
一本劳特利奇历史书（Routledge History）写道：“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吃人故事是很血腥的。……复仇行为的人相食（部落互噬）。……吃掉尸体部分——在当时的英国是很正常的事。”
“中国风”改变了一切。牛津版《18世纪英国的奢华与快乐》称：“‘中国’让西方人想到的，不是淫荡和放纵，而是和谐与道德。……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透过中国物质文化这个棱镜，认识到人类应该追求优雅和精致。”
圣母大学教授詹森（Lionel M Jensen）说：
到18世纪末，孔子作为“普世圣人”在西方文化中已根深蒂固，……儒家的各种品质和美德也被欧洲人所接受；……中国古人的形象帮助塑造了现代人，尤其是塑造了我们（西方）现代人的自我形象。
英国学者汉考克（Christopher Hancock）写道：
17—18世纪，西方与中国进行跨文化互动，深远影响了欧美的人性与社会观。……那时，从高深高尚的思想到日常日用的器具无不是东方特色。……就像仿制青花瓷一样，中国元素均被加工和同化。……孔子是“好人品质”的象征。……他的格言将西方人带入一个开放与学习的境界。……“中国风”壁橱竟成为社会与文学标识。……女性的生活和性格也都通过中国“中国风”而展现；……（一首诗云）“瓷器使她灵魂飘荡；一个杯子，一个盘子，一个碗，点燃她胸中的愿望；充满喜悦，或者打破她的寂寞。”
08.文明原型
欧美文明乃至现代文明世界的来历，自然有其“古代原型”；然而，其源头并非如西方中心论所极力标榜的那样，来自对伪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传承，而是被其极力掩盖的人类唯一的文明源头——中华文明。
对此，有西方学者大量的研究为证。例如，关于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戴维斯（Walter Davis）说：在18世纪，“宋明理学似乎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所追捧的自然神伦理的理想原型”。
再如，澳大利亚学者巴特沃斯（Matthew Buttsworth）断言：“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驱……宋代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充满活力、快速增长、技术先进的经济贸易体，唯一经过“原型工业革命”的社会。”
斯塔特曼指出：伏尔泰称赞“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培育出所有种类的科学”；“而中国传统科学则是近现代科技发现的‘古代原型’”。斯塔特曼又说：“对于这位近代欧洲最著名的人（伏尔泰）来说，中国古代的圣人是启蒙哲学家的原型。……他相信，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哲学应该被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因为它提供了欧洲可以效仿的模式。”
关于现代文明的“原型”，美国圣母大学教授阿梅斯托（Felipe Armesto）写道：
为了确定谁是“第一个现代国家”，西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或尼德兰，甚至立陶宛？但在许多世纪以前，中国就已在现代性方面一应俱全，百工熙隆。国家主权、中央政府、复杂精巧的管理层、一元化的行政制度、统一的法律/货币/度量衡、便捷的内部交通和由“学优则仕、选贤任能”所构成的文官系统，它使贵族专权和封建割据成为不可能。省级长官代表中央来伸张正义，行使法律，收集赋税和监督治安；他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被选出，其内容是儒家经典和策论时政，德行与能力是其升迁的标准。……归根结底，促成人类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首创因素，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加速和扩大交流的纸与印刷皆为中国人所发明。若非他们发明火药，就不会有“军事革命”；后者形成了基于热兵器的武装力量，一改游民部落欺凌定居文明之惯例。……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也与军事革命有关。……工业化必须使用鼓风炉和煤，两者都源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纸币，这又是西方从中国借鉴的。征服海洋所依靠的是中国的导航仪和造船术。科学实证，这个西方人祝贺他们所具有的冲击世界的伟大思想，在中国尤为久远。像科学一样，金融、商业、交通和军事——它们革命性地盛行于现代——都应归功于中国的技术和思想。西方的全球霸权的兴起正是如此结果，即中华文明的厚积薄发和其长期积累的科技的扩散。
09. 国家制度
弗朗西斯·福山说：“第一个创造现代国家的是古代中国（秦朝），……此种政治机构不是父权（血缘）组织，而更像一个现代体制。”对此，耶鲁大学教授傅正元解释：
公元前221年，中国在制度上就已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常备军、由任命和受薪的官员组成的官僚阶层、专门结构和职能的政府机制、中央机关负责的地方行政管理、地方和中央共同发挥作用的法律体系、统一的度量衡系统/水陆交通系统/书面语言（文字）/税收和户籍制度。
美国《圣智学习·比较政治》指出：“早在欧洲人开始思考这件事之前的两千年，中国就已完善了中央行政的官僚机构。”
欧美列强乃“战国七雄”之翻版，而其霸权则是放大规模的“战国”重演。西方是在18—19世纪复制了华夏古制（民族国家），其特点是：一元化、超血缘、强组织、易动员、高效率和应战型。
欧洲国家形成的前提是：Ⅰ.管理上乃超越血缘而跨越地缘；Ⅱ.语言上乃嵌合表音而嵌入表意。“嵌合表音”即印刷规范字母，“嵌入表意”即摄取汉语概念。
关于第一点（血缘→地缘），它是两股相反力量的交叉平衡的结果：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后者在近代西方即儒家思想，它帮助结束宗教战争，并且提供世俗伦理以及人群的妥协性与亲和力。
欧洲列强都是何时才形成民族国家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琳达·柯莉（Linda Colley）指出：大不列颠的民族国家形成于1707—1837年间：一半塑造，一半伪造。后者指：支持其“身份认同”的文化根基是虚构的。亦即，斯科特爵士（Sir Peter Scott）的名言：“英国是一个被发明的国家，并不比美国早多少。”
笔者理解以上“发明（英国）国家”，有两层意思：一是关于18世纪以前的伪历史：从罗马不列颠到其后一两千年的诸王朝；一是关于18世纪以来的真文明。后者指构成英国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是通过抄袭中国而人为拼凑的。正如大卫·波特所言：“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挪用中国文献（译本），杜撰出支撑“联合王国”身份认同的‘盎撒文化传统’（《英语古诗遗产》）”。
较早“中国化”而获得大部分文明成分的法兰西，却很晚才形成国家（1789—1809年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说：“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请想一下米拉波将1789年之前的法国视为‘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
德国在这方面更是姗姗来迟（19世纪上半期）。黑格尔说：“（欧美）他国都把中国国家制度当作一种理想模式，就是我们（德国）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
至于意大利和俄罗斯，其完成国家建构的时间分别是1870年和19世纪下半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虚构的，俄罗斯文明等于“法国化”。后者实际上是“第二手中国风”。美国亦然——杨百翰大学的一篇论文称：北美独立和建国归功于“第二手中国风”（经济原因）和“儒家革命者”（指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
10.自由民主
在西方，“自由”最初是针对神权禁锢的，而启蒙运动争取自由的前提则为：儒家之“为仁由己”——非宗教的“自力拯救”。
历史中国原本就属于民主性质：政治精英遴选于全民，而不被僧侣、贵族、军人、商贾或皇族所垄断。国史大师钱穆称：汉唐社会是“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
《周礼》曰：“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意思是说：使人民崇尚道德，从中选拔长官；使人民具备才能，从中选拔干部。
英国学者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说：“（历史上）中国不存在像我们（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如果说她也有等级与特权，那是通过公开考试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由知识精英主导的民主政治。”
中国文化是欧美的自由民主的源泉。东英格兰大学教授基特森（Peter Kitson）称：“中国（文化）成为建设自由、人文和现代性的新欧洲的核心。”
启蒙运动也是“中国文化启蒙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它是通过儒家民本与华夏科举起作用的，两者分别摈弃宗教神权和贵族特权。
纽约大学教授戴维·穆迪（Anthony D.Moody）指出：17—18世纪，“儒教中国俨然是欧洲人的理想社会的典范，孔子本人被奉为启蒙运动的偶像，……华夏文士政府的模式，帮助西方陶冶成仁人志士的心灵（启蒙思想家），他们掀起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1888—1965）称：“美国的宪政和民主均直接撷取于欧洲，间接来源于中国。”
世界宗教专家埃伍德（Robert S.Ellwood）说：“理想化的儒教国家是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背景因素。”
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尼梅尔（M.Niemeyer）介绍：“正如中国思想影响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一样，如此中国式的欧洲政治思想，又被转化成美国这个新国家的民主制度。”
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rlee G.Creel,1905—1994）写道：“……自从法国革命的爆发，人们几乎忘记了中国对西方民主发展所做的贡献。……如果说，欧洲人不知道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民主，那么，大部分美国人是知道一些关于他们的民主思想与制度皆来自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被称为‘北美启蒙运动的象征’，但那是来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孔子哲学！”
此须说明，欧美民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退化版。因为西方是“通过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进而，西方民主的“奥秘”是：凭借地缘优势与海洋霸权，将其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外部世界；由此来造成它的充满妥协性与团队性的内部佳境：自由、民主和法治。但若条件改变，一切都会走向反面。
Ⅰ.（几百年来）地缘政治优势｛海洋霸权｝→祸害异族异域｛欧美自由民主｝→世界的光环｛普世价值｝
Ⅱ.（从今往后）地缘优势逆转｛霸权受阻｝→内部相争相害｛西方霍布斯邦｝→本土的烽火｛冲突分裂｝
11.文化传统
西方并无名副其实的文化传统。其原本只有拜神迷信，此外一无所知，如果说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文明的反面、固有的劣根性：哥特性恶＋耶教原罪。此乃当今地球村与生物圈之祸根。几位教授写道：
哥特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艺术，他们的记忆里仅是掳掠和破坏。……中世纪或哥特时代是个文化荒漠：原始和迷信。……他们是野蛮的和未开化的，以致丧失了文化根基。……“哥特式像病毒一样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中复制自己。”换句话说，现代西方文化的实质是“哥特病毒”（Gothic virus）。
那么，“两希传统”又是怎么回事？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想象：存在着一个“亚当创世智慧”，可惜在大洪水时消失了。然而，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认定他们在中国发现的《易经》等经典，就是“诺亚方舟遗物”。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用《易经》和其他中国古籍来改造旧欧洲的传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伪造出“两希传统”——“希伯来神学”与“古希腊哲学”。正如英国的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所揭示：“欧洲传统是中国起源”“可以在古代中国的知识与学术中找到‘希腊文明’的种子”！斯塔特曼写道：
（17世纪）欧洲人相信：上帝在太初就将完美的知识赋予了人类，但后来丧失了。……为了找回它，耶稣会士探寻古代中国思想，将其成果纳入关于“西方进步”的研究之中。于是，西方的“过去”（拥有智慧的古代）就变成了异国他乡。……直到1770—1790年间，一些法国学者还认为，“原科学”被创世始祖开发出来，可惜（遭遇诺亚洪水）而荡然无存。一群法国学者硬要“找回遗产”，他们在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神父的帮助下，从中国古籍中汲取灵感，发现了神秘天书（指《易经》）。……于是，他们在西方发展观形成的关键时刻，得以完善了其宏大理论。
重提一下前文所举的例子：作为英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奠基作品，《英语古诗遗产》是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挪用中国资料伪造的（1765年）。大卫·波特写道：“珀西在《英语古诗遗产》中发明的英国文学传统，是对中国模式的复制，却又掩盖这一事实。……正如珀西的早期著述中所言，中国（因素）的作用既是复古模型，又是包装材料。”
西方文明的源泉竟是17世纪的《易经》，欧美的一切皆滥觞于它。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共识：作为“第一推动力”的《易经》包含了所有的文明元素（包括科学、数学和哲学）。不过，他们硬说中国古经是“诺亚方舟遗物”（亚当创世智慧）
12.知识系统
既真实（非宗教性）、又普遍（非地方性）的系统知识源于《易经》，而西方则直到启蒙时代（废神权）才有幸分享它。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人看来，中国是“宇宙终极知识的来源”和“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
美国银行家杂志（1909年）称：“在许多世纪以前，中国就有了我们所谓的“现代思想”的古代知识库（Ancient Repository），并且一直在实践中。”
莱布尼茨认同耶稣会士的这一见解，即“《易经》是真正哲学、数学和逻辑的源泉”。白晋还说：《易经》（易象）“蕴藏了所有人类知识的原型”“概括了算术、音乐、医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占星术等学科的完美形式”。
剑桥哲学家马伦本（John Marenbon）的这句话似乎道破玄机：欧洲崛起归因于两个“发现”：16世纪在地理上“发现美洲”和17世纪在知识上“发现中国”。
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向英国皇家学会宣布：“中国文明……将为我们（西方）打开一个知识王国”。
耶稣会士“在远东找到各种西方思想的种子，……（从而）使欧洲意识“去野蛮化”（de-barbarization）”
日本学者西川如见（Nishikawa,1648—1724）说：“明朝后期的中国见证了技术知识的大爆炸（big bang）……，而百科全书的爆炸则发生在万历（1573—1620年）中叶。”
维也纳大学教授莱纳（Georg Lehner）介绍：“来自中国的知识成为欧洲百科全书的源泉，……1700年至1850年间出版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百科全书……都是对有关中国知识的浓缩。”
《易经》是古今世界的知识的源头与源泉。今天的知识体系在古代被原创必须具备七个条件：Ⅰ.通过“启蒙”将众生从“神”那里解放出来；Ⅱ.以“人文化成”来确保非对抗性之“有为”（进取）；Ⅲ.摈弃宗教或神话（虚妄）来认识真实性的自然；Ⅳ.客观上要求气候、地貌、物种和风俗皆多样性；Ⅴ.超越血缘与地缘的思想（天下观）和组织（大一统）；Ⅵ.天地人（三才）契合而互动带来发展型农业；Ⅶ.扬弃“象形”和“表音”的表意文字（普遍而抽象的概念）
在17世纪的欧洲，接受或消化来自远方异域、且是神本反面的东西，遇到了重重阻碍；“自然神”（自然宗教）就被用来作为缓冲和过渡，旨在使“舶来品”合法化。丹尼·库克（Daniel Cook）阐述：
莱布尼茨在其暮年写下《中国自然神学论》。此前，他称道中国政治与社会和平，优于基督教欧洲。许多启蒙精英都举出中国的论据：不信教尤能保持社会道德与政治稳定。而莱布尼茨则认为，古代儒家就是“一神教”——相信“上帝无形、灵魂不朽”的自然神，这是中国达成文明佳境的精神基础。……他将自己发现的二进位制归功于《易经》。这样，莱布尼茨使得包括科学在内的中国古代知识“合法化”了。
于是，才会有《新世界百科全书》所讲的情形：在华耶稣会士学会了欣赏这一古老文化的科学成就，并使它在欧洲广为流传。孔子学说极大地影响了启蒙思想家。作为经济学创始人和亚当·斯密的先驱的魁奈，生前被称为“欧洲孔子”。歌德亦被誉为“魏玛的孔子”。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指出：“由编译中国文献而产生的西方认识论，标志着现代知识的形成。……19世纪前期的欧洲，各种中国式的新型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13.发展机制
18世纪以前的西方不存在发展（进步）及其观念。“经济历史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解释说，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才有了关于持续改善的想法。……改善或创新的理念及其如何实践，凡此均缘起于启蒙运动。……思想史学家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将现代进步观念与“非宗教的历史观”的出现联系起来，伏尔泰、大卫·休谟和爱德华·吉本的著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渴望法国能拥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模式）：“通过制定公正法律和推广实用技术，来促进帝国的发展与繁荣”“产业被足够的发明与发现所支持，并且不断改进；由致富动机激发，自然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
西方的发展观（进步观）从哪里来的？斯塔特曼回答：
中国科学塑造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性遗产：西方进步的理念。……启蒙精英从中国汲取灵感，思考有关进步的问题。……伏尔泰将中国哲学作为欧洲发展的向导。……中国成为（近代西方）进步人士和自由思想家的楷模。
再来看发展机制。介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编写的教材《“无为”在欧洲》。这篇论文把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概括为“无为政治经济学”（简称“无为”），它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而实际上则是兼摄儒释道的宋明理学之发展观。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无为”的特质是，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服务于民生与厚生。根据格拉赫，在18世纪的法国，魁奈借用免除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无为”这一华夏的经济思想，开发出他自己的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理论。
该书揭示：代表着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无为”，在近代欧洲被“同化、转化”，最终成了主流西方的发展模式与经济理论。
“无为”在欧洲的传播与实践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荷兰（17世纪下半期）。从那里输入欧洲的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主要是：Ⅰ.反映“民本民生”的绘图瓷器（东印度公司）；Ⅱ.体现“厚生营生”的文献资料（传教士编译）。
第二阶段在法国（18世纪中后期）。作为欧洲第一个经济学，重农学派直接复制了来自中国的农业—经贸模式，主要是以“无为”为核心的儒家与道家经济思想以及宋明理学的“自然神”。
第三阶段在瑞士（19世纪上半期）。它将“无为”的重心从农业思想转移到商业实践，从而使瑞士成为欧洲第一个“无为示范国家”。作者强调：若非“无为”，欧洲的商业意识则永远不会成熟。（引者按：之前欧洲的“商业”是海盗式的，美其名曰“重商主义”）。
第四阶段在英国和德国（1760—1870年间）。“无为经济学”衍变：魁奈（自然无为/自由放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李斯特（两端对立）→废除谷物法（自由贸易）→反对资本倾向和恶果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4.实用技术
论及世界历史上的技术，中国是唯一原创地，而西方则基本为零。此话怎讲？
技术之有无及其发展之快慢，取决于“人为的生态平衡”；这是因为技术是“双刃剑”——兼具正能量（造福）与负能量（造祸）。
如何取得技术？在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之前和之后乃截然不同：
Ⅰ.（之前）囿于区域生态，双刃剑向内，依靠圣道智慧进行“内卷平衡”，获得“小技术”（传统技术/种子技术），承受极严重的历史周期
Ⅱ.（之后）通向全球生态，双刃剑向外，依靠地缘优势进行“外展平衡”，获得“大技术”（现代技术/爆炸技术），承受较缓和的资本周期
为何“爆炸”的地点在彼不在此？那在客观上归因于这一点，即在新形成的“全球文明”中哪里是通衢。确切地说，欧洲凸起为连接东、西半球的要冲（距离美洲最近）。
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断言：18世纪之前的欧洲没有自己的技术！
福修斯（Isaac Vossius,1618—1689年）赞叹：“在几乎所有的艺术和科学方面，中国都比欧洲优越。……在技术发明上也是如此。”再者，“福修斯的这番话，典型地表达了那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科学的钦佩，即：‘如果任何人要收集所有的发明和生产（方法），现在和过去，质量和数量，都必须去中国；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加起来，都不如她’！”
1705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说：“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中国人是一个古老、智慧、有礼貌和最有创造力的民族，……他们早已发明了我们称之为‘现代发明’的那些东西。”他又说：“古代中国的知识超过了现代人的全部努力。……所有的我们（西方）引以为傲的发明，都是中国古已有之。……关于中国知识与发明的优异记录，在许多方面使英语世界相形见绌。”
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的两部专著分别冠名以“中国的天才”和“发明的土地”。其中写道：
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具备了现代科学的所有元素，只不过它的丰富知识没有以现代形式建立而已。……许多在当今世界常用的东西都可以溯源至华夏，诸如纸张、瓷器、钟表、马具、炼钢、石油和天然气。尽管过去几个世纪，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中国发明都被遗忘或掩盖；但近年来，“中华民族原本就是科学天才”这一点日益受到重视。……古代中国人是无可争议的发明和发现大师，他们在工程、医学、技术、数学、科学、战争、交通和音乐等方面，均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而帮助激发了西方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
图解古今科技的奥秘。世界史上（图左），只有中华一家能够原创和发展科技；这是因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双刃剑”（负能量）全在内部，“有为”而改造自然等于“自我否定”。除非用“道”（智慧）调和天人关系，带来有限的发展（科技）；否则适得其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抵消。而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则划时代的。近现代（图右），发展之快慢和其规模之大小均取决于地缘优势，后者隔一段时间就会转移；故而发展中心改变的趋势是：19世纪欧洲→20世纪美国→21世纪中国
15.耕作农业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文明发端于“两农”——农业革命和重农学派：Ⅰ.基于华夏技术和方法的农业革命，它反过来又奠基了那吸收更多中国因素的工业革命；Ⅱ.基于华夏厚生理论的法国重农学派，它反过来又奠基了那吸收更多中国因素的西方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
旧欧洲基本上没有农业。正如前文自然历史学家波利昆所言：16—17世纪的英国人是“野蛮和残暴”“对农业一无所知”。她又说：北方人（即文明之前的欧洲人）是“粗鲁的、非农业的，对文明与进步毫无贡献”。
罗伯特·坦普尔指出：“18世纪以前的欧洲农业是原始和绝望的，它与两千多年前的卓越而先进的中国农业，简直无法相比。”
如此状况，到18世纪“被中国农业技术彻底改变”。
耶稣会士获得王祯《农书》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它们除了介绍农耕技术之外，还有大量农业机械的图形和说明，从而让西方能够较系统地吸收中国农业技术。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霍布森认为，从中国引进技术对英国农业革命和工业化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来自中国的移动犁和旋转绕线机，分别属于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核心成分。
根据李约瑟，1720年代，一台中国的（谷物）风选机被送到法国，引起广泛关注；稍后，皮埃尔（Pierre Incarville）运回一个中国播种机的模型。还有，一名瑞典人获得一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进而，李约瑟写道：
耶稣会士到达明代中国时……惊叹于中国农业的高生产力、巧妙的轮作、精良的提水装置和其他设备，以及中国农民的理性和勤奋。……保罗·莱瑟(Paul Leser）这位当代伟大的农业技术史家，将18世纪欧洲农业的变革归因于远东新思想的注入。……弯曲犁，像许多对于欧洲农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农具一样，起源于东亚。中国农业技术的进口刺激了创新，也把发展观念带入农业；若非这些基础技术与思想，后来（西方）的所有发现和改进都是不可想象的。……近代欧洲农业的合理化和集约化都应该是受到中国刺激的结果。……如果没有18世纪初开始的农业组织和技术的改造，过去两个世纪的人口增长及其所有随之而来的发展，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我甚至认为，我们（西方）现在的文化根基也归功于东亚。……保罗·莱瑟得出结论：这是东方农业技术的光辉典范使欧洲农民摆脱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停滞状态，……上述中国因素最终引发了经济变革与工业革命。
16.生产方式
根据李约瑟的著述，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6名耶稣会士到中国，执行一项专门的科学使命。出发前，法国科学院列出了他们希望研究的主题清单，包括历史、地理、科学、动物、植物等知识，以及关于粮食生产、宗教传统和政治组织的信息。另外，莱布尼茨还要求提供有关金属、茶叶、纸张、丝绸、瓷器、染料、刀刃（钢）和玻璃制造的详细资料。他敦促在华耶稣会士，要特别关注中国的农业、军事和海军机械，旨在促进欧洲在这些方面的变革。莱布尼茨还要求运回中文书籍，多多益善，特别是有关历史和博物学的书籍。他感叹：“（耶稣会士）为我们带来非凡的中国发明！”1707年，莱布尼茨写给北京耶稣会使团一封信，提出应该把中国的动物、机器、模型和学者以及他们对中国农业和工业的书面记录，统统送到欧洲。耶稣会士运回了模型和机器以及描述它们的书籍。在那几十年里，（许多）船长、大副、乘客和各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竞相把有价值的中国东西带回欧洲；其中一些是适合于法国科学院的物品，即自然历史标本、科技发现资料、观察、机器图纸与模型和其他方面的报告。
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商业间谍的殷弘绪（François Dentrecolles,1664—1741），以传教为名待在景德镇瓷器厂数十年；然后将其各种材料和数据以及管理方法、设计图和工艺流程，写成详细报告，并附上样品和模型，带回欧洲。历史学家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对此评论：殷弘绪的“贡献”是完成了一整套“产业技术转让”，使得欧洲能够拷贝“中国制造”；故而可以说“英国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景德镇”。
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奏是，通过仿制“中国风”产品而掌握应用技术、工艺流程和管理方法。也可以说，18世纪的英国的“中国风”运动，在生产方式上嬗变出工业革命。正如大卫·波特所言：“中国产品决定性地刺激着英国在仿造与营销上的创新，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工业革命。”尤金尼娅进一步指出：
自1750年代起，（英国）“中国风”产品的制造和营销快速展开。……“中国风”产品不再是英国参与中国中心之全球贸易的标志，而被当作大不列颠之工业独创的明证。……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性“中国风”越来越多地从消费方式转换到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同样是通过复制中国的机械技术，来形成制造高档产品的工业。
图解：工业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这意味着传统文明在许多方面都会发生“爆炸”，但其突破口在哪里呢？当此之际，中华文明嬗变为“地球文明”；其中的西欧区块由于距离西半球最近，而在地理上凸起为“世界通衢”。这就是新的文明与发展中心“在彼不在此”的主要原因
图解：1740—1840年间的全球海上贸易。西欧是枢纽，殖民贸易远大于正常贸易。由此可解释工业革命的原因。模式1：宋明中国囿于“区域生态”，双刃剑（负面性）损伤内部，只能有较小的发展（科技、产业）。世界联通后升级为模式2：近代欧洲通向“全球生态”，双刃剑（负面性）祸害外部，因而可以最大化发展（科技、产业）。问题的关键是：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之后，欧洲变为“顺境”——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中国陷于“逆境”——由于距离彼岸太远，中国沿海沦为海盗猎物
17.文学艺术
西方文学诞生于18世纪的“中国风”。后者把欧洲本土“遗产”变废为宝、点石成金。
17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戏剧）被许多人认为是“垃圾”。其中之一是皇家学会主席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
英国作家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承认：但丁、荷马和莎士比亚都是“原始时代的粗俗诗人”。
意大利作家贝蒂涅利（Saverio Bettinelli）说：但丁是个“野蛮时代的拙劣诗的作家；“应该把但丁逐出文学园地”。
按照司各特爵士的说法，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之前的西方诗歌——尤其是乔叟和莎士比亚的——都是应被抛弃的“蹩脚诗”。德莱顿在重塑欧洲文学遗产上算是“开风气之先”。
莎士比亚（1564—1616）在英国，原本是传说中的野蛮时代的文盲戏子（illiterate actor）。而后由于不列颠岛之国运泰通，“原始艺术绽放花朵”；于是，每一时期的文艺精华多冠名“莎士比亚”，百川归海，一路潮前。
莎士比亚经典出自如此“纵横中国风”（1765年）：
Ⅰ.纵向三部曲，即约翰逊博士“因果三编”：编译中国资料→编纂英语词典→编造经典莎剧。
Ⅱ.横向三助力，即约翰逊博士“因缘三友”：A.托马斯·珀西（英语古诗遗产→莎翁诗歌来源）；B.霍勒斯·沃波尔（哥特式→莎士比亚哥特化）；C.大卫·加里克（导演和主演：中国戏剧→经典莎剧）。
质言之，古今西方所有的“经典古典”“名人名著”都只不过是基于如此“爆炸”的火花而已，即费诺罗萨所言：“在1660—1740年间，欧洲经历了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和儒家经典知识的首次爆发。”再者，英国作家威廉·波伊（William Boyd）说：“那些极具影响力的耶稣会士的中国著述………构成了18世纪（欧洲）科技爆炸的知识源泉。”
基特森指出：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欧洲）的文学创作“都是‘中国化’的写作”（Sinicizing Romantic writing）“对于那些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无论经过多少媒介，归根结底都是被中国原创（文学/文献）驱动的”。
追溯“中国风”带来西方文学的前提：人文、雅言和审美：
第一，人文。它来自中国文化“启蒙欧洲”（神本→人本）。这才会有“万物有灵”（自然之神妙）与“万物之灵”（人文之精致）。
第二，雅言。它指欧美诸语言文字中所包含的中文“表意”概念。剑桥版《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写道：“18世纪的英文和英语文学都是通过中国文化与历史来定义的。”“现代英语文学身份主要是被中国（文化/文字）传统塑造的。”约翰逊博士说：“全部的中国历史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材料。”
第三，审美。牛津版《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写道：“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将浪漫主义美学追溯到1680年的园艺‘中国风’”；“到18世纪初，‘中国风’成为英国艺术品味和创造力的核心”；“大卫·波特将中国艺术品味当作18世纪欧洲美学的根脉”。
事实上，西方文学滥觞于《好逑传》。后者帮助托马斯·珀西创作《英语古诗遗产》（1765年），使他自己成为“世界文学先驱”。几十年后，歌德则根据珀西的英译资料（好逑传/古诗遗产）孵化出德语“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18.建筑设计
鉴于东西方建筑风格乃天差地别，我们简直不敢想象“原来如此”，即：作为主流西方的“哥特式”之由来，并非欧洲谱系，而是18世纪的“中国风”。钱伯斯爵士多次东来取经，霍勒斯·沃波尔三十年仿造；然后是一百多年的修改和普及，吸收越来越多的异国风格；故而之于其原型：渐行渐远而渐至“佳景”，自成体系而自树“传统”。
西方建筑之“古典风格”都是在这以后才会有的；否则的话，18世纪的浪漫主义——尤其是“新古典主义”——就应该把其“固有遗产”发扬光大，或者参照它来创造“哥特式”。
关于欧洲建筑的中国源流，爱丁堡大学的麦克道尔写道：
在1753年所写的一封信中，沃波尔提到在罗克斯顿有几座较小的中国建筑和桥梁，那应该是最早出现在英国的。……1738年，参观者记录了在白金汉郡的中国房子。同年，在贝德福德郡的沃本，地产图上出现了中国房子。1741年，在伯克郡有无名氏创作的一组画卷，它展示了“中国风”建筑特色，包括看起来很怪异的农庄。1750年代流传一本手册讲到“中国风”的建筑设计。……“现在泥瓦匠、木匠和细木工，与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制定各种方案，去完成如此奇妙的建筑改革”。……1750年（在修建草莓山庄的过程中），沃波尔还说“中国庙宇和桥梁带来了非常令人愉快的清新气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发展的唯一目标。
作为西方“哥特式”的开创者，英国贵族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因缘：青年狂热慕华，中年反目成仇，老年“不忘初心”。确切地说，沃波尔的学问背景是中国的（他在这方面的启蒙读物是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而他的两个“哥特式”杰作（草莓山庄和哥特小说）则都是使用中国资料的虚构的。
在1740—1760年间，沃波尔按照“中国风”模式修建的草莓山庄，最后才翻然改图、翻空出奇，而成了“哥特风格”。大卫·波特说：“沃波尔的‘哥特’无疑是中国的。……他却声称‘哥特式’是欧洲的独特风格，而且更优美。”
英文维基百科称：“哥特式复兴开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19世纪扩及整个欧洲，以教堂和大学的建筑为主。”再是，英国建筑期刊称：“大概都是跟随着草莓山庄这一哥特式的精神成果，英国兴建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圣潘克拉斯和最高法院（古典建筑），其高潮就是国会大厦，……再后来则是大英博物馆和理想的新贝利火车站。”
19.法律体系
美国贝勒大学教授蒙吉洛（David Mungello）指出：耶稣会士白晋、马若瑟和傅圣泽共识：“伏羲是全人类最早的立法者”“他是所谓的希腊—波斯—希伯来“古代法律”的真正创始人。”
魁奈认为：“在中国，立法与自然法是密切相关的，此乃欧洲的典范。……中国哲学与政法传统表明，一切都遵循带来天道秩序的自然神。”魁奈进一步说：“中国的宪法就是自然法或宇宙规律。换句话说，中华帝国的政治与道德宪法是以科学和自然法为基础的。”
莱布尼茨说：“很难描述中国的法律有多么美妙：它神奇般地维系着社会秩序与安宁，而使人们免于像其他民族那样的无穷对抗！”
一位耶稣会士感叹：“倘若中国法律被所有国家采用，那么，中国将为整个世界提供一个美好的图景！”法国政治家皮埃尔·波微（Pierre Poivre,1719—1786）也说：“如果中国法律成为普世法律，那么，全世界都会像中国一样的繁荣。”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使中国的政治、法律和哲学成为欧美各国模仿的样板。”香港大学教授克伦克（Jedidiah Kroncke）写道：
在耶稣会士于16世纪末首次赴华之前，中国就已拥有源远流长的法学思想和政法传统。……莱布尼茨着迷于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法律与其井然有序之社会。……莱布尼茨曾希望中国向欧洲派遣“文化传教士”。……许多北美革命者（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都努力寻找和学习中国法律，并将其用于建设这个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后者参照了耶稣会士杜赫德的书《中华帝国全志》，采用其中的法律、税制、集中管理和文官制及考试制的内容。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芮瑞娜（Lena Rydholm）介绍：1766年，在瑞典产生了西方第一部“信息自由法”，其灵感和论据均来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后者宣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写作、新闻和信息自由，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社会的稳定与富裕”。
法国大革命摧毁神权，而后才会有“人”的世俗法律——不兼容于“神启、神救、神约”的宗教社会。后者拒绝“人”的主体性和自我管理
法治是个伪命题。此话怎讲？人作为一种不断打破天地和谐的动物，本质上罔顾自然法和世间法。人群建立和服从法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该社会原本就具有相当的妥协性；后者要求减少人的“无法无天”的生存竞争。如何做到？
彻底窒息（内部）生存竞争的，是未受世俗化影响之前的宗教社会；这就无需法律，况且它也不可能存在——神拯救人，而不允许人自己的立法。据此，出自祭司（神本）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既不可信，也很荒谬。
仅在“适度生存竞争”的世俗社会才有可能存在法律。它分为两种模式：
Ⅰ.历史中国：通过“文化精进”（修己安人）产生有道德的良民社群。该社会创建法律来调节有限竞争。法律充其量是“辅助治理”，以至于今人误以为“人治”。
Ⅱ.现代西方：通过“地缘政治”（祸外和内）产生有秩序的团队社群。其诀窍是将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异域，使内部变得“理性”，从而法律既能通行，并且有效。
西方“法治”的前因后果：第一，前因即“三儒”：儒家启蒙达成世俗化，儒家道德促进公民化，儒家法制作为原范式。
第二，后果即：一旦地缘优势不再，导致海洋霸权衰落，其生存竞争和各种矛盾皆聚爆于内；西方必将陷于“霍布斯邦”——无法无天，相争相害，万民火拼，万劫不复。
20.科学理论
与西方中心论和西化学者所宣扬的相反：全人类的科技——包括所谓“西方科学”——皆源自华夏，而近代以前的欧洲在这方面则为零。为什么？
在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全球化）之前与之后迥异：之前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双刃剑”对内，有为（进取）而改造自然等于“自我否定”（自毁家园）——科技意味着族群自杀。唯有华夏打破这个“怪圈”，而进入“易经序卦”之周期律。正如一位18世纪的法国神父所说：“只有中国开发出‘人’的历史的前景，而地球上其他人类的状况犹如创世之前的‘混沌’。”请看近代以前定居人类的两种模式：
Ⅰ.人本社会：“道”调和人为与自然 → 发明与发展 → 大起大落的周期律 → 唯一文明
Ⅱ.其他社会：“神”禁锢人及其潜能 → 救赎与迷信 → 生生灭灭的自然律 → 原始停滞
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共识：《易经》是“一切种类的知识的源泉”，包含了“全部科学的原则”，亦为“普遍性的科学”即“科学之科学”。
关于科学的源头《易经》及其产生的知识媒介（汉字表意）和思维工具（逻辑体系），尤其是它们如何转化成西方科学这一情况，蒙吉洛写道：
白晋说……所有的中国科学以及算术和几何的基础，都体现在神性的汉字构造之中；……如果能够掌握汉字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中文（表意）就可以满足现代语言文字所需要的概念词汇了。……莱布尼茨认同，汉语在结构上就具有这样的逻辑基础。……（关于科学）白晋认为，易经卦爻概括了中华民族始祖所拥有的各种科学的完美原型，包括算术、音乐、天文学、占星学、医学和物理学。……他称赞《易经》是所有中国科学与哲学的源泉，这令欧洲不能望其项背。……白晋还说，伏羲易经是一幅关于算术、表意概念和所有科学原理的浓缩图，它也是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系统。……他解释：伏羲先天图反映了科学的一般方法，它结合了三级数字、几何图形和静力学定律，旨在使上帝创世变得合理；……此外，64卦及其384条线代表了天体运行之和谐，它说明了万物本质及其生灭的原委。……白晋和他的索隐派同仁共识：伏羲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个象征性角色（这暗示：伏羲属于伊甸园/巴别塔/诺亚方舟这样西方谱系，以便顺理成章地将中国科学变成“西方传统”。——引者）……他们说：该角色在中国叫伏羲，在希伯来叫以诺，在波斯叫琐罗亚斯德，在古埃及和古希腊叫赫尔墨斯。……白晋1700年致信莱布尼茨，希望上述古老的科学体系能够得到恢复。……然后，白晋向莱布尼茨详细介绍了八卦这一所有科学的基础。……（于是）莱布尼茨计划编写一套全新的中国经典注释和一部相关的辞书。……莱布尼茨相信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必将在欧洲重建“普世科学”。
斯塔特曼确认科学之“西学中源”。他说：“启蒙运动后期的欧洲人热衷于华夏科学：它首先作为近代发明与发现的前身，再是西方新兴科学的仰闻观止的典范，最终成长为独特的现代知识。……欧洲人研究中国的科学概念是为了形成自己的科学系统。”
科学发轫于阴阳。耶稣会士钱德明认为“中国的自然哲学可以为欧洲科学指明前进的道路。……而阴阳则是唯一能为我们打开自然宝藏的钥匙。”
21.哲学思辨
剑桥版《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揭示：在1780年之前，没有一个欧洲人会声称“欧洲（文明）是由其自身创造出来的”。1780年代有何丕变？首先是康德宣布：哲学与科学都是“古希腊”发明的，两者皆与非高加索人（有色人种）无缘。但事实上，“哲学来自中国”乃先前西方之共识。珀迪和布兰特主编的《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写道：
直到18世纪下半期，所有人都同意“哲学存在于欧洲以外的文化中”。……莱布尼茨把中国视为“哲学之国度”（land of philosophy）。……他还提议，中国应该派“传教士”到欧洲教习自然哲学（它在那时是“哲学”的代名词）。……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称中国是“哲学王理想的榜样”。……（到19世纪）中国哲学源流却被（康德—黑格尔）种族主义所抹杀。……（然而）一旦说明“中国”在近代欧洲的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之权威置于危险之中。
“希腊哲学”是怎么来的？即如坦普尔爵士所说：在中国文献和思想中找到“古希腊文明的种子”！再者，18世纪法国东方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承认：“关于‘古代’希腊、罗马、波斯……的知识都可以到中国古籍中去找。”
在白晋看来，中国古代遗产也是全世界的，它尤其代表着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哲学。……《易经》数理学是个开放系统，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包括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伏羲的“原智慧”存在于后来的“世界哲人”的名下，包括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主义者。……白晋称伏羲为“哲学家之王”。……提议所有传教士协力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以恢复伏羲的真正哲学（它被视为在诺亚洪水时丢失的“创世智慧”。——引者）。……莱布尼茨一直在“同化”中国哲学，汇编成他的“自然神学论”。
莱布尼茨还注意到，他正在试图恢复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与宋明理学有着相似之处；……他借用耶稣会士龙华民的研究，将太极、理和气当作“柏拉图三位一体”。……白晋等人都努力通过中国经典来获取普世性的古代知识。……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1559—1654）将中国资料整合到西方“古代神智”之中，……把宋明理学注释当作恢复西方古代智慧的可靠指南。……他推断，既然毕达哥拉斯在哲学上继承了琐罗亚斯德，后者正是伏羲；那么，毕达哥拉斯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文献可以在重建西方古代知识方面，发挥作用。……龙华民还从宋朝邵雍的数学命理学中找回了毕达哥拉斯的部分理论。
毕达哥拉斯是希腊哲学的“枢纽人物”。《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相关词条写道：“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的毕达哥拉斯是虚构的，一个“半神人物”（semi-divine figure），说‘他’创造了希腊传统中的所有真理，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成熟思想。”
西方哲学是“道”的碎片的畸形膨胀。1700年左右，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共识：“哲学起源于《易经》”“伏羲是哲学创始人”，但他们又将《易经》等中国古籍归属于“西方遗产”——来自诺亚方舟。进而，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基于中国文献“恢复”两希传统（包括希腊哲学）。1780年代，康德等人将哲学源头篡改为“古希腊”
22.现代性
马萨诸塞—波士顿大学教授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说：“‘中国风’……赋予西方的，是现代性之世界主义。”剑桥版《中国塑造浪漫主义》称：中国（文化）成为建设自由、人文和现代性的新欧洲的核心。卡罗琳·弗兰克指出：“中国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是基于宇宙秩序的，它构成欧洲文化的原始先驱。”
瑞士弗莱堡大学的博尔蒂斯（Heinrich Bortis）著《东方文明与西方的现代性突破》写道：
机遇在历史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机遇，或者说是“天意”，无疑是现代性突破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中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不仅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最大的经济体；她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组织最好的文明。……鉴于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东方在经济与技术上均占优势；如果没有东方，西方不可能出现“迈向现代性的突破”这一奇迹。……显然，在欧洲朝着现代性的突破中，华夏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的科学技术为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而中国文化、政治、思想和制度则促成了法国革命。……换句话说，中国在文化和政治的层面上，对于西方的现代性突破所做的贡献是极大的。……17—18世纪，中国（包括“中国风”）给欧洲带来了近代化的浪潮；尽管在19—20世纪，西方（包括“欧风美雨”）却摧毁了中国文化。……西方是站在东方的肩上，成功地登顶现代性的。……亚洲无疑为欧洲的现代性突破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政治、制度、经济和技术以及农业领域，东方——主要是中国——已经为人类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西方是在东方的帮助下，在1800年后取得了领先地位。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韦查德（Anne Witchard）主编《英国现代性与中国》写道：中国堪称“欧洲文明的另一面”有两层意思：
Ⅰ.中国是一个“怀旧境界”（Site of nostalgia），代表着欧洲人认为原本具有、却已失去的东西，即真正传统，包括“亚当语言”——纯正的、诗意性的语言文字和它的雅言内涵（表意概念）
Ⅱ.中国是一个“理想境界”（Site of idealism），代表着欧洲正在获得的从未有过的东西，那就是非宗教的人生与物质文化，还有“汉字密码”中的雅致生活、艺术审美、女性资质和天下情怀
“换句话说，中国代表着英国及西方所具有的现代性。亦即，戈德史密斯《世界公民》中‘从一个中国绅士的角度显示，中央王国赋予欧洲人的现代世界主义理想’。”
结论：西方反客为主只是暂时现象
在中国文化化被天下、开创“全球文明”的过程中，原始、野蛮的欧洲部落社会被卷入其中；后者文明化的过程表现为“中国化”，历时约三百年（1580s—1880s）左右，其完成标志为美国采用中国的文官及考试制度。
近代以来，西方之所以能够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央，正是因为它全面袭取了中国文化的诸要素，极力推行全盘中化，在此过程中发挥其来自北欧海盗好勇斗狠野性的结果，再加在客观上，西方地处全球文明的“通衢”（先是欧洲成为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再是北美成为西方祸乱世界的避风港）。然而，地缘政治优势及其所决定的发展中心都是会转移的，那就是：19世纪欧洲→20世纪美国→21世纪中国。
然而，西方世界在全盘袭取中华文化内涵的同时，没有丢掉其上帝选民观念，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历史将会站在西方选民的一边，从而骑在亚非拉殖民地的头上作威作福，这就是其“西体中用”，唯我独尊，因此说是一个文明的怪胎。这种文明怪胎好勇斗狠的做派不能维持长久，眼看着拿破仑帝国被大英帝国取代，转瞬间大英帝国又受到德意志帝国的打击，鹬蚌相争，结果被美帝国坐收了渔翁之利。接下来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后，美国虽然一国独大，但好景不长，如今呈现出全面走向衰败的景象。
冈德·弗兰克说：“五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体系的枢纽”“整个的古今世界经济都是‘中国中心’（Sinocentric）”“19—20世纪的西方崛起只是一个短暂插曲”“开始于15世纪的中国‘全球天下’（Sinic world），今天依然存在”。他又说：“发展中心作360°大回环：它于19世纪中叶离开中国，绕地球一圈，于21世纪中叶返回中国。于是，东亚重新主导世界经济，以至于‘中央王国’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剔除西方中心论基于上帝选民观念的双重标准，坚持与人为善、与邻为善，拨乱反正，回归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中国文化大道，与全世界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