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人生的一次自我飞越
写给《上海论坛》2017年10月
一、引领我走向创作的个人经历
我出生于1962年。家中有兄弟姐妹五个。我是最小的。生我的时候，正值父亲43岁。可谓是中年得女。宝贝得如一颗掌上明珠。哥哥姐姐们都比我大九岁以上，所以我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是一直在爱的环境中被呵护着。家里没有人会和我吵架，也不需要我负担任何事，所以我不但没有学会和别人吵架，还成了一个特别乖，特别听话的人。
在我的记忆里，从七岁开始就自己读世界童话了。那时候，家里有一本很厚的装订在一起的《儿童时代》。封面被撕掉了。但是依然可以翻阅。那时，因文革的原因，《儿童时代》已经停刊。大家所能够看到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之类的小人书。而我所看的，是家里藏下来的五十年代的，我哥哥姐姐们看的杂志。我记得自己每天晚上临睡前，都反复地翻阅那本厚厚的合订本《儿童时代》。到了九岁的时候，我就必须得配眼镜了。我到现在还认为，那就是因为我那阵子每天晚上在床上看书所造成的。从这些杂志里，我接触到了中国的成语故事和国外的著名童话。如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我的家庭，我的父母，给我营造了一个很好的读书氛围。
小学读了两年以后，从三年级开始要学外语了。那时候，我所在小学被规定学俄语。然而，不知是我父母已经预见到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维持不下去，学俄语没用，还是因我爷爷是英语教授，我父亲的英语也特别好的关系，总之，我父母将我的户口从家迁到我外公处，让我在那里的小学读书。因为那里小学的外语教的是英语。我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镜头是，为了迁户口的事情，可能是跑派出所吧？母亲在烈日下带着我走在马路上的情景。母亲体胖，我发现她走得很累，又惊讶地看见她脸上的汗滴如豆大。那一刻这惊恐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所以，后来我学英语特别用功。虽然一开始在学校里学的是LongLife Chairman Mao! 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 但是在家里我开始看父亲的大不列颠英语绘画字典。之后，在中学里就开始看家里父亲的英语原版小说了。
1987年我到德国鲁尔大学东亚系做马汉茂的教学助理。在出国之前，我是上海作家协会外联室的一名科员。每天接触到的都是作家。不过自己没想写。出国之前，我的一位当时在上海《文学报》工作的同学向我约稿，于是我就将一路坐火车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见闻写了一篇给他。他就给我登在了上海的《文学报》上。那算是我出国后的第一篇文章。后来有大约七八年的样子为生活自顾不暇。但是在这期间，我没有停止对中国文化的追寻。那时候，我在北威州从事着电脑行的全天工作，常常在周末和先生去杜塞道夫的明雅书店买中文的书和杂志。甚至还跑荷兰。对母语文化的渴求大到从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订阅新民晚报。大约一个月一百马克的样子。如此一年之久。读着读着，有一天突然我自己也想写了。我想用十日谈的模式，写十件我在德国所遇到的人和事。我用手写传真的方式，向新民晚报投了七篇稿子。都被刊登了，有一年回国，在百货公司买东西，当营业员得知我来自德国后，就向我描述她所知道的从新民晚报上读到的德国幼儿园的情景。我一听，那就是我写的。这次巧遇，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了从读者那里得收获的感觉。
之后，我进入了生育期。在家里全职育儿长达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历了一个重新寻找和定位人生价值的过程。当我全职在家里做母亲的时候，除了对家庭和孩子好之外，我对社会的价值在哪里？对我自己来说，这样做又值得吗？在这当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当地的华人基督教会，通过教会我开始接触到很多基督教文化的书籍。在德国的汉诺威有一个由一对德国宣教士办的《中文图书馆》。里面的图书是可以通过邮寄免费借阅的。我读了一些里面的书籍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接触到了一批和普通的世人有着不一样的世界观的基督徒。1994年我自己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于此同时，随着我和家乡隔离的时间越来越长，对家乡的渴望变得也具体到了像一把扇子、一根条头糕那样的一种具体的渴望和遥远的不可及，而当我的渴望变成了那样具体的一件东西的时候，对家乡的模样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我对家乡的感知，也产生变化了。
这种变化，是说不出来的，但是可以直觉到的。这种直觉母语文化在越来越离我远去的恐慌，让我有了一种想要抓住它的冲动。就如美国的台湾女作家施叔青在2009年的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上所说的一句话，她说“作家的故乡在他的文字里面。”我很赞同。那时候电子信开始流行起来，我和在美国的闺蜜开始通信。我给对方写的是中文。对方给我写的是英文。内容都是有关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在写了几个月之后，这位名叫RebeccaChen的闺蜜，对我说：“晶，你的文字写得太好了。你应该去写成文章，投到报刊去。” 2007年我开始为美国旧金山的《星岛日报》写稿。编辑说我们只要800字的。于是我只好开始在800字内写。每周两篇。写的就是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包括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考量。比如《生的理由》、《拒绝比较》、《夫妻同心》、《宝贝就是背包》等。写了两年，大约有一百多篇。后来，到2009年加入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去维也纳参加年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写的这种800字的短篇原来还有个名字叫“微型小说”。
我的头两本书《又回伊甸》和《归梦湖边》一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两年的作品。后来《星岛日报》也发生了无力支付稿费的状况，于是我就解脱了这800字的捆绑，转而向欧洲的报刊投稿。可以稍稍放开写得自由一点。但是，似乎是第一脚迈进了微型小说的门后，形成了一种惯性。目前依然是以写微型小说见长。
二、我的创作观
1、展示人性之金
写作者首先具备的是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而观察出来的结果，和作者的心灵有关。我的心灵是相信性本善的。所以即便是在逆境里，即便写的是一件让人沮丧让人哀的事情，我也会让人物是一个心里有光的人。
世界是花里胡哨的，我们的眼睛要有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功能是需要借助某种工具的。我的工具就是我对基督的信仰，和来自圣经的理念。不管生活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它的背后，始终只能有一种东西，就是生活的本质。我附和性本善的说法。并且认为这善是人性的光芒，并且它应该成为世界的光芒。在今天，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性的善，常常被物欲横流、惟利是图所带来的恶淹没，作为作者，我觉得应该像金子的挖掘者那样，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将闪着光芒的人性部分从日常的琐碎当中去挖掘出来。
所以相对于关注世界上的名人，我更关注的是那些普通的、处在两种不同社会边缘的海外人的处境和心境。这也许是和我自己也是处在德国和中国两个社会边缘的人一样，我的眼睛看见的边缘人（或称海外人）的境遇更多。在我们海外文坛的华文创作初期，有一种风气是用鄙视和调侃的口吻对待和自己格格不入的当地文化，也许是这样可以满足和平衡自己在受到异国文化的排挤时所感到的失落。而我的信仰让我变得对人和对己都坦然视之，所以我觉得日常的生活小事不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我写《清洁工的礼物》、写《你在我身边》、《葬礼上的天使》。日常就是我们生命的轨迹。描述日常中的小事，就是在描述生命的过程。
我自己是一个社会里的普通人，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处在和我一样的境地里，就是失去原来的自我以后，怎样在新的位置上找到新的自我。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当你失去原来的位置之后，你不可能再找到原来的那个我了，而新的我你是否满意，是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所以标准才是困扰我们的问题关键。当我首先可以肯定自己活在这个世上，无论怎样都是有价值的，每一天无论怎样都是极宝贵的。我所看出去的世界、环境和人也就无论好坏都有了价值，都变成是宝贵的。
关注弱势人群，是我写作的一个特点，也许是因为在海外的主流社会里，还是算弱势群体，我特别喜欢能够让这些人有快乐。比如我写《快乐地吃饭》是说一个面包店的职员如何对付一个神经病的无理要求的。又比如《朗儿的财富》、《为了一个灯泡》、《养老院》等。给予别人肯定和快乐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也是思想方法决定人的认知。如果自己所看到的和所写下的这些能够给读者在对生活感到沉重时有温暖，那么我就达到了目的。
2、为生命的快乐而写作
我认为写作是作者和外界沟通抒发己心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也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我主张生活的方式应该是有快乐的方式。写作首先要能够让自己感觉到快乐。其次，是能够让别人也感觉到快乐。很多时候，一个人觉得自己生活不快乐，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去发现到生活里的快乐。有一次我先生抱怨自己像一部赚钱的机器。我就对他说：“去请病假。看看我们的孩子有多健康和聪明，看看我们房子和花园，再去村子里的面包房买个小面包，顺便看看公交站上那些等车的失业吃社会救济的人。你就知道自己有房有车，还有地方赚钱是多幸福的一件事。”
我的这种观点和目标，可以说是很小。没有什么大的抱负。但是这种观点，是基于尊重生命本身的基础上的。圣经里有句话说：“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如何。”放到创作上我认为也是如此。当你的生命状态发展和进步到哪个阶段，你所能够自发去肩负的无疑是最合宜的。所以我不给自己定目标和计划。我只希望从自己笔下所流出来的都是自然成熟的果子。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在日常生活的海岸线上捡贝壳的人，所以在我创作的前面，是生活。比如《温柔的一劫》、《生命开始倒记时》、《阿瑞和她的宝贝》都是我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生活认真了，作品自然而然会跟随着你的生活而来的。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我认为，首先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而不是生活在作品里的作者。作品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寄托，但是不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真实。所以我在创作上面没给自己压力，上帝给我什么，我就记录和反映什么。
今天的社会很容易让人本末倒置。物质原本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的，却变成人的生活是为了满足物质的需要了。就像我先生说的，人变成了赚钱的机器。那么作家是否应该成为创作的机器呢？我的回答是：不应该。作家首先是应该做一个寻找快乐的人，这样他才能够创作出快乐的，给人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为此我在创作的时候，所用的语言和手法也都是极尽朴实，铅华不染的。我追求和保留生活的原色，也相信，最具感染力的不是词藻而是故事里面人物的心。所以华丽的、时髦的辞藻我不会用。对读者来说，生活的环境和小说里面的人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我通过人物所要表达的心意，应该是具备共性的，是和环境和人没关系的。当作品所展示的的共性越多时，得到的共鸣也越多。当我的视野落在表现男女感情和关系上的时候，我连人物的名字都不取了。男的用他，女的用她。他和她的故事，是亚当和夏娃故事的延续，也是我们社会里每个男女故事的延续。我的下一步书，将会收录从2012年之后到2017年这四年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设想就是书的名字就叫《他和她》。
从2012年开始，我的微型小说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中得过几次优秀奖。对这样的鼓励和肯定，我很感恩。
三、我的写作经历和成果
2009年我加入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当时我已经为美国旧金山的《新岛日报》写了两年副刊的稿子。2010开始，我向德国的纸媒《华商报》、《欧华导报》、《欧洲新报》和《本月刊》投稿。在欧洲原本是自己写作，是孤独的。进入了欧华作协之后，先是合伙大家一起书写了短篇小说集《对窗六百八十格》，之后，又出了旅游散文集《欧洲不再是传说》。在协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又一起编写出版了纪念文集《迤逦文林二十年》，我和邱秀玉、老木一起，做了这本书中诗歌部分的编辑。由此和他们两位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我有幸又和谢盛友一起主编了教育集《东张西望/看欧洲的家庭教育》和绿色环保文集《欧洲绿生活》。
这期间，我的个人散文集《又回伊甸》和短篇小说集《归梦湖边》也于2010年和2012年相继出版。可以说在我加入欧华作协以后，除了自己的写作，还埋头投入了协会的编书热潮中。2015年，为老木的长篇小说《新生》做了增补。
2016年，我们协会又出版了以介绍欧洲饮食为主的《餐桌上的欧游》。我自己出版了诗歌集《趟过如火的河流》。纽约商务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一本精选集《黄昏香起牵挂来》。
2016年年初，我和老木借着受美国《彼岸诗缘》之托，给中国的《诗眼睛》组一批欧洲诗稿的机会，将欧洲的诗人们聚拢来成立了欧洲华文诗歌会。今年2017上半年，我主编了四本书：老木的时政论集《微言百则2016》和欧洲华文诗歌会的古诗词集(春季卷)《且待蔷薇红遍》、（夏季卷）《且待君归于侧》和现代诗歌集（春夏卷）《天那边的笛声》。目前正在和老木一起合写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环球行活动的纪实文学作品。书名暂定《走上反法西斯胜利之路》预计连回忆带摘引会超过30万字。
四、一句话的总结：
创作给我带来了人生的新的定位，也实现了我人生的一次自我飞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