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宁？
刘其叶(Liu Kee Yip，或写成Harry Kee Yip)，大清光绪廿二年(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五日生人[1]。其父名为William Foun(刘育文)，生于大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2]。根据档案记录，他于一八九八年从中国家乡来到澳大利亚发展，先在美利滨埠(Melbourne)登陆入境，然后逐步移往域多利省(Victoria)品地高埠(Bendigo)发展[3]，最终在该埠袋鼠坪(Kangaroo Flat)区租了一大块地种菜，开发出来后连同在上面所建房子(包括住房、库房车间和工具房)，价值有七百至八百镑。档案中没有说明他们父子的籍贯。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澳大利亚档案中的中国留学生档案，显示出来到域多利省之刘姓赴澳留学人员大部分皆来自广东省新宁(台山)县，且品地高埠的华人也大多数是来自四邑地区、且以新宁(台山)人最多这一现象，而刘姓在新宁也是大姓，大致可以推测刘育文和刘其叶父子也是新宁人的可能性较大。
当然，从刘育文抵澳的年份来看，他是在家乡结婚生子之后而将妻小留在乡间，只身追随乡人的步伐来到澳大利亚发展的。换言之，也可由此推测，在赴澳之前，很可能他已经生育的不仅仅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十八至二十岁左右就结婚的情况看，赴澳前他就可能生育有二个以上的孩子。但档案也显示，刘育文从美利滨到品地高埠发展并稳定下来之后，又与一位比他年小十二岁、于一八八六年五月十三日在美利滨埠的博士山区(Box Hill)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女子艾丽莎·葛楚德·坤(Eliza Gertrude Quin)结婚，与其共同经营上述菜地。只是直到一九一四年，后者尚未有与刘育文生养子女[4]。而就刘育文本人而言，不知是他在赴澳前就已经学过英语，还是来澳后经过一番努力而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他的英语会话沟通能力较强，有时甚至会被当地警察局雇佣，充当与当地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翻译，算得上是比较融入当地社区的华裔移民[5]。也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沟通能力，才能邂逅艾丽莎，于品地高再婚。
一九一四年初，刘育文通过品地高埠的一位律师向联邦外务部提出申请，为其已届十八岁的儿子刘其叶申办入境签证，希望准允其子进入澳大利亚，来到品地高留学。他打算让儿子读三年左右的书，主要是学习英语，以提高其语言能力。外务部通过海关对刘育文的财务状况做了一番调查，认可了他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可以支撑其子在澳留学期间所需费用，并且其人在经商和个人操行上都没有不良记录；其后，再经与刘育文本人直接沟通，得知他的具体计划是，如果儿子获准入澳留学，先让他在家里呆三到六个月左右的时间，跟着后母学英语，因为艾丽莎结婚前受过正规的中学教育；待其有了一定基础后，再将他送入当地的公立学校读书。外务部得到上述结果，认为刘育文符合监护人和财务担保人条件，其安排也极有条理，遂于六月二十五日批复了上述申请，准允其子刘其叶来澳留学，入读当地公立学校。
在中国接到父亲转来的签证获准消息之后，刘其叶便开始向北洋政府外交部特派广东交涉员公署申请护照。但这一申请过程漫长，直到一九一五年上半年，他始获发护照，然后再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拿到了入境签证，才在五月初从广州赶到香港，由此搭乘驶往澳大利亚的“太原”(Taiyuan)号轮船，于当年六月三日抵达美利滨，顺利入境，海关当场核发给他十二个月的留学签证。而他则由父亲接出关，转道前往品地高，住进父亲的家里。
不过，十九岁的刘其叶并没有按照父亲原先的安排呆在家里由后母教其英语，可能是她此时刚刚为刘育文生了一个儿子，此时正在哺乳期之中，难以同时兼顾教授继子英语。于是，在抵澳一个星期后，刘其叶就找到一位名叫涂普(H. Topp)的退休牧师，拜在其门下。因其住处是距袋鼠坪约四十多公里以外的伊石围区(Eastville)，刘其叶遂搬去该区，直接住进其私塾，上午进行面对面教学，下午则自学，一门心思地专学英语。他在这里给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叫做哈瑞(Harry)，全名就成了Harry Kee Yip。从三个月后涂普提供的刘其叶英文作业抄件来看，其英语的书写已经比较流利，显然他在赴澳前曾利用申请护照和签证的那段时间曾经恶补过一下英语，甚至在此之前便已开始学习英语，已经具备了一点儿基础，因而进入涂普私塾后进步很快。这位老师也认为，自己所教授的该名中国学生在赴澳前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根据年龄判断，应该是读完了新式中学课程，也对英语有了一些儿的认识。可能就因其良好的教育背景，加上本身聪慧好学，以及成年后的阅历等等，使之对许多学习可以触类旁通。就这样，刘其叶在涂普老师这里学了半年，英语能力大为提升。
一九一六年初，刘其叶返回袋鼠坪区父亲的住处。从二月七日开始，他正式注册入读设在该区的大丘公立学校(Big Hill State School)，选修中学课程。事实上，他在中国时已经读过其中的许多相同类型的课程，只是由于英语能力尚未能达到相当的程度，只能一步一步地重复一些课程，以便在完成这些中学课程的同时，也能将英语能力提升到较高的档次。因其聪颖过人，学习也很认真，学校对其表现满意。但就在其入学读了二个多星期之后，外务部突然接到一封署名为袋鼠坪居民哈里森(H. W. Harrison)的投诉信。信中告发说，过去的二个多月里，刘其叶都在其父刘育文的菜地做工，而没有去上学，希望当局对其采取措施，意即将其遣返回中国。外务部通过学校了解到，这段时间里刘其叶上课出勤都很正常，意识到上述告发信极可能是写信人此前曾与刘育文有过节，藉此以泄愤，实际上是在诬告，遂对其置之不理。到这一年六月份，在接到刘育文提出的为儿子继续在澳留学的展签申请后，外务部很爽快地批复了下一年的签证。
可能是上述告发信给了他一定的刺激，也可能是青春期出现的情绪波动，就在刚刚拿到下一年的展签可以留在澳洲继续读书之后，从六月下旬到七月初开始，刘其叶突然闹起了别扭，不愿意去上学，只是呆在家里；当父亲劝说无效准备叫警察帮忙时，他甚至跟父亲表示要即刻返回中国。从学校次年提交给外务部核查的这位中国青年在学校的作业本空隙页面上出现的几行中文诗句或对联，确实反映出他这段时间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无奈和苦闷心情，比如：“枕边细语谢(借)问淑女何在，扇低秋波偷看才郎格局”、“两朝无后天灭满，万国争先地割华”、“铁石心肠梅学士，风流性格竹夫人”、“好鸟枝头奕朋友，落笔外面尽文章”等等。刘育文因三番五次劝说其子返校读书无效后，曾多次致函外务部，将实情告知并求助，希望后者能协助使其回心转意，也仍然无法奏效。无奈之下，他在七月十四日致电外务部表示，打算就在当日，他本人要设法尽快将儿子带到美利滨，让其乘船回国；而他的上述吁请，也立即得到了积极回应。外务部秘书在当天接到他的来信后，马上就予以批复(亦即等同于批准其遣返回国)。
可是就在得到外务部批复之后，事情有了转机。也就在当天，也许是意识到自己任性的结果就是遣返，事态严重到快无法控制的程度，刘其叶终于对父亲表示了忏悔之意，允诺要结束现在的罢学状态，誓言要返回学校好好念书。对此结果，刘育文自然大喜过望，遂于当日再次紧急联络外务部，希望能给其子一个改过的机会。鉴于刘育文在劝说教育其子返校读书遵守规定方面一直积极主动，并与外务部和学校等方面密切配合，而其子的转变也实实在在是上述努力的结果，外务部便于七月十七日批复，对刘其叶的返校学习表示认可，也确认此前核发给他的展签继续有效；但还是在批复函中警告说，希望不要再发生上述罢学行为，也重申留学签证不能打工，一旦再次违规，那结果就是遣返回国。好在刘其叶真正旷课在家的日子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因而他重返大丘公立学校念书且恢复正常出勤上课，学校也是非常欢迎的。
刘其叶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之后，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闹情绪，而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学习，认真对待任何相关的课业，英语能力迅速提升。在每次提交给外务部的例行报告里，学校校长都对他的在校表现十分满意。具体地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的数学水平达到当地五级，英语的读写则达到十一年级亦即高中二年级的水平。虽然这一年他已经二十二岁，但眼见得就要完成当地中学的所有课程学习，而其年龄也距中国留学生可以在澳留学到二十四周岁尚有一点儿回旋余地，因而在当年年中刘育文向外务部提出儿子留学签证的展延申请时，也仍然顺利获准。到这一年年底学期结束时，大丘公立学校校长在给外务部秘书的一份特别报告中，表示刘其叶在校总成绩达到百分之八十八点八，远高于该校学生的平均成绩；为此，他作为校长，对这位中国学生在三年半的时间里能把英语学得如此之好，深感骄傲。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方面是对刘其叶努力学习所取得的成绩之赞扬，另一方面也是对其本人所掌管的这个地处乡镇毫不起眼的学校能培养学生如此成才而沾沾自喜。
进入一九一九年，刘其叶在上学一个多月之后，就从学校退学，表示要返回中国。考虑到今年他就届满二十三岁，即便再待下去，也就只有一年时间，而他此行来澳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学好英语，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也就是回国的时候了。于是，他通知了已经接管外国侨民事务的内务部，然后辞别了大丘公立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也告别了为他留学操尽了心的父亲及后母，从品地高赶到美利滨，于当年四月七日在此搭乘“山亚班士”(St Albans)号轮船，径直驶往香港回国去了。
从其入境澳大利亚到离境，刘其叶总计在澳留学还差二个月就满四年，属于学成而归。回到家乡，就当时他的年龄来说，也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以他赴澳留学前就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情况来看，显然是得力于父亲用在澳种菜经商所赚之钱时常补贴家里，使其家境殷实，自小受到悉心培养，因而回国后很快订婚完婚，自不在话下。不久，他就从家乡去到了美洲古巴发展。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七年。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刘育文也已经从品地高埠移居到昆德鲁克镇(Koondrook)。该镇位于域多利省西北部墨累河(Murray River)边，靠近鸟修威(New South Sales)省，他仍然是当菜农，在此经营菜地。一九二五年十月底，他因被一辆失去控制而狂奔的马车所撞，造成内脏和脚腱受伤，多次医疗，起色不大，无法再干重体力活。于是，他想要儿子来帮忙。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他致函内务部秘书，详述其受伤所导致的不良结果，急需返回中国延医治疗，以便早日康复；为此，他希望申请其子刘其叶前来接替他，代为管理其菜地，时间大约为一年；到那时，他预期自己的身体能够康复，就可以返回澳洲。他以此前曾长期协助外务部和内务部处理有关华人事务，对其业务有一定贡献，以及自己是守法公民为由，恳请当局能体谅到他个人的病情及果菜生产和销售需要管理的难处，批复其子从古巴前来，为其纾难。内务部经过调查，得知刘育文所述为实情，遂于四月一日批复，准允刘其叶前来澳洲代父管理菜地，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其签证条件是：刘育文须在儿子入境澳洲后的三个月内离境回国，这三个月是使其有一个得以交代以及培训其子有效管理其菜地各项运作的过渡期，也是其子独立操作的实习期；而在其结束回国探亲治疗休养返澳后的一个月内，刘其叶应将业务交还，并购好船票立即离境回国[6]。
但刘育文接到上述批复后并不满意，认为让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教儿子经营实在是无法达到目的，先不说这短短的时间里能否让其上手还是一个问题，此外他自己如果带上妻子和在该地出生的儿子这么一走，探亲期间的花费和儿子刘其叶来此之路费要多花好几个镑的金钱，是他离开澳洲短期内也挣不回来的，算起来是得不偿失。而他所申请其子前来接替他的原意，只是想让他做那些自己因为身体不好需要临时离开而无法做到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让儿子来此为他自己挣一年的工钱。为此，他于四月七日函复内务部秘书，希望至少准许他在儿子抵达澳洲后的一年时间内才离境回国休养探亲，这样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让其子熟悉各种经营工作程序，让其菜地的种养及销售工作得以顺利有序地进行；不然的话，就希望只是申请儿子前来协助他工作，而非此前内务部批复件中所设定的顶替他的工作。换言之，他的重点已转向儿子是来此协助他继续工作，他也不再返回中国休养探亲，而是就地一边休养调整，一边继续经营。对此，内务部秘书于四月十九日回复道，事实上内务部长是考虑到刘育文协助政府工作方面曾经做出的贡献，而对此申请予以特别照顾，方才批复刘其叶一年的签证。对其只希望儿子来澳协助工作的申请，他在信中询问其是否意味着要取消回国治疗。五月六日，刘育文函复内务部秘书，确切表示要取消中国之行，但仍然希望批准其子前来协助工作。内务部秘书见他如此固执和锱铢必较，真是不可理喻，遂于同月二十日复函，明确告知，内务部长无法随其所愿。对于这样的结果，刘育文感到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他得陇望蜀的后果，只能认命。随后，因其身体健康状态不佳，加上此时在当地华人社区中，有人因他过去充当政府翻译而指认他在那些活动中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要对他采取行动，而此传言对他的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刘育文最终取消了回国探亲治疗的计划。由是，这一次为儿子刘其叶重返澳大利亚的入境申请，就这样无疾而终。
但对于上述这样的结果，刘育文始终都无法接受，总是要找机会翻盘，再重新申请儿子入澳事宜。随后，他想通过向友人求助的形式来达到目的。在昆德鲁克镇有一位名叫芮德(E. Reid)的西人，做木制品及包装材料生意，是他经商的朋友，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财长裴杰(Earle Page)自幼相识，私交甚笃。刘育文将自己的事情和要求告诉了芮德，后者慨然允诺相助。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芮德致函裴杰，将此事原委告知，请其尽可能地促成此事。七月九日，裴杰联络内务部长，请其为此提供方便；他并且也表示，刘育文年齿日长，最终将会退休，其菜地生意亦会传承给长子，故希望能按照刘育文所请予以批复。但内务部长在七月十二日拒绝了上述请求，只是强调，如果刘其叶能按照内务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所做的决定来澳工作一年，那么他将为其保留上述签证。然而，此时的刘其叶已经不复当年的情况，已经无法按照当时的情况前来澳洲接替父亲的工作，故上述申请虽然仍然给他赴澳开启着那扇大门，但事实上结果仍与前相同。换言之，自一九一九年离境回国之后，刘其叶历经十年的重返澳大利亚接替父亲工作的尝试，也就到此为止。
但刘育文的回国探亲治病一事，则仍有后续。一年多之后，刘育文鉴于自己身体康复仍然没有多大进展，故下定决心要回国探亲和治疗。这一次，他还是打算离开一年的时间，而在此期间他的菜地生意仍然需要人代为管理。可是，儿子刘其叶已经在其它方面有了发展，他不能再将其申请前来从事这一工作了；而目前只有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的孙子刘传健(Soon Ein)刚好成人(由此可见，离乡赴澳发展前，刘育文至少在家乡生育有二个以上的儿子)，可以顶替其叔父刘其叶此前的地位，遂决定将其申请前来代为管理现在的菜园工作。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刘育文将此想法告诉了他在昆德鲁克镇的另一位西人朋友崔毅(M. Troy)，请其代为缓颊申请。因后者与当时的域多利省议员兼土地局局长安格斯(Henry Angus)相熟，颇有私交，故修书请其大力协助此事。而安格斯则与当时的联邦内阁署理总理詹士·芬顿(James E. Fenton)公私关系都很好，遂将此事转交给他，希望他能利用权威，促成此事。果然，詹士对此事很重视，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将此申请转给内务部长，请其酌情处理。按照此前的规定，内务部对刘育文申请孙子前来替工的想法根本就不会予以考虑，但现在既然有如此重量级的政客为其缓颊助力，内务部长就多多少少要给点儿面子；加上刘育文过去确实也在充当政府译员方面出过不少力，他在这种社区服务中所做出的贡献也多多少少要成为批复上述申请的一个考量因素。因此，经过一番权衡和内部讨论，一月三十一日，内务部长最终批复了上述申请，签证条件与五年前给予刘其叶入境前来接替其父工作而所获之签证一样。
刘其叶的档案到此中止。后续的结果是：其父刘育文当年便向海关申请回头纸，带着妻子和他们生育的孩子返回中国探亲和治病休养[7]。此后，他转移到美利滨的东郊令坞(Ringwood)埠继续经营其生意，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逝于美利滨博士山区的寓所[8]。至于其孙子刘传健，虽然当时作为其祖父的替工获得了商务签证，但在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里，尚未能查找到他是否于一九三一年入境澳洲的相关记录；只是当其祖父将菜园生意转移到令坞埠之后，有记录显示，他曾在一九三八年搭乘“南京”(Nankin)号轮船进入澳洲充当替工[9]，到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三日搭乘“太平”(Taiping)号轮船离开澳洲去往香港[10]。至此之后，则再找不到与其相关的任何出入境记录。考虑到他离境澳洲奔赴香港的日期节点，距离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及日军攻占香港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此，即便他去到香港，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也是极为严峻的，而他能否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也是一个问题。而即使他回香港时已经拿到了澳洲的再入境签证，当时航路遮断的局势也使他难以成行。
而刘其叶虽然在一九二九年遭到拒签，看起来已无法重返澳大利亚，此后其父刘育文的替工申请也再未提到他。但有资料表明，至少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亦即一九三十年代后期，刘其叶又回到了澳大利亚，但不是去父亲那里参与经营，而是在雪梨(Sydney)立足并经营生意。他在唐人街上与人合股开设一家“叶林公司”(Yep Lum and Company)，是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一九四四年，又与一九三五年从东莞县赴澳留学的年轻人王伟林(William Wong)合股，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名为“叶利公司”(Yip Lee & Co.)，设在雪梨的市政市场(Municipal Markets)里，生意做得相当的不错[11]。只是此后再找不到与其相关的档案资料。但因上述两家公司的市场表现都不俗，刘其叶当可继续经营。如果他继续留在澳洲的话，进入一九五十年代，澳大利亚对亚裔的移民政策逐渐松动，他定居下来并最后归化澳籍的可能性最大。
一九一五年六月三日，刘其叶抵达美利滨入境时填写的入境登记表，上面贴有他的一张照片。
一九一五年六月四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曾宗鉴给外务部的公函，通告刘其叶持中国护照入澳留学事。
一九一六年刘其叶在大丘公立学校上学时的作业本。
一九一六年在大丘公立学校上学时的刘其叶照片。
一九三九刘育文登记的外侨证。
一九三九年刘传健登记的外侨证。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H Kee Yip - Education exemption, NAA: A433, 1946/2/1418
[1] YIP Harry Kee: Nationality - Chinese: Date of Birth - 15 August 1896: First registered at Kangaroo Flat, NAA: MT269/1, VIC/CHINA/YIP HARRY。
[3] FOUN W: Nationality - Chinese: First registered at Kangaroo Flat, NAA: MT269/1, VIC/CHINA/FOUN W。
[4] Mrs Willie Foun (nee Eliza Gertrude Quin) ex "Tanda" (Melbourne) October 1930 - Re Birth certificate and further visit to China, NAA: B13, 1931/3545。
[5] 例如，根据当地报纸报道，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二日，一位住在距品地高六十多公里之外的劳力士顿埠(Lauriston)的年长华人菜农，因身体不适，前来袋鼠坪找刘育文征询哪位中国草医看病更为合适。但刘育文见其脸色发暗，极力建议他去看西医，并同时与卫生检疫官员联络，让其送这位菜农去品地高医院治疗。可惜当官员将这位菜农送到医院后二个小时，他就因心力衰竭死亡。由此可见，刘育文英语沟通能力较好，与官方联系较为密切。见：“Fatalities and Accidents: Chinese Gardner’s Death”, in Bendigo Advertiser, 14 August 1912, page 7。
[7] William Lew Foun - Applies for Certificate for Exemption from Dictation Test, NAA: B13, 1931/3584。
[9] EIN Soon: Nationality - Chinese: Date of Birth - 24 June 1912: Date of Arrival - 1938: Arrived per NANKING: Certificate Number - 3: Date of Issue - 29 September 1939: First registered at Ringwood [contains 1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NAA: B6531, LEFT COMMONWEALTH/1938 - 1945/EIN SOON。
[10] Lin Wai Poy, Lee Minn Fong, Lew Tung Chun, Soon Ein, Charlie Goon Ung, Foo Man [also known as Yee Woo],Fong Chick and 32 unknown Chinese [departed ex TAIPING from Thursday Island on 1 October 1941] [box 453], NAA: SP42/1, C1941/6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