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思伽作品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
文丨刘净植
尚晓岚的名字，依旧安静地躺在《北京青年报》新闻客户端的后台，一如以往，紧挨在我的名字旁边。每次工作选填编辑的时候，我总觉得手一抖，鼠标就会点中她的名字。
有20多年了吧——自从1996年我们一同进入这家报社，我们的名字，就一直以各种方式紧挨在一起，顺理成章地昭示着我们的亲密：既是密友，又是搭档。然而我从没想过，这种顺理成章会有如此灰暗的一天——紧挨着我的那个名字，日常以她的存在提醒着：那个一贯和我相连的人，永远不在了。
存在和不在之间，原来是难以言喻的黑洞。
“这个人的记性也太好了！”她常这么说，嘲笑我总是记得鸡零狗碎的事。
是啊，我自然记得。那天她站在我的对面，听到我马上要请假，脸上忽然有些紧张，习惯性地皱起眉：“那谁跟我搭班？”
我们做了六年半的《青阅读》被停了刊。换了部门做新媒体编辑，我们依旧搭班，早晚班来回倒。我看着她明显憔悴的脸色，想的却是她刚才说最近身体不好基本吃不下东西的事情。
“你一定得去医院好好看看。”
“是啊……可是我真不喜欢医院那个环境。”
晚上近十点的时候，她发来微信：我没事，你放心。
尚晓岚在《北京青年报·青阅读》，2018年12月
过去我们常常讨论起戏剧里有意思的技巧，比如某些越是郑重其事强调的台词，往往实际的指向是反的，真相和人物的命运总是与之相悖。那不算是刻意的技巧，恰恰正是剧作者抓住了生活本身。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再也没放下的心，被突如其来摧毁她生命的无常之手，撕扯得面目全非。
那天我坐在黄昏沉沉的暮色中，干巴巴地给晓春——她爱说“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师父晓春——打电话交代去看她要注意什么，突然就悲恸难抑泣不成声：“怎么就治不好了——”
不是说指标在转好吗？不是说只要敞开了换血就有办法吗？不是说等稳定下来就搬出ICU吗？不是说只要不放弃就有希望吗？明明，我们那么努力，明明，所有人都竭尽全力。
她终归还是走了。
“我要回家。” 在她意识尚清醒的最后一个下午，她一见我，便这样说。或许我永生都将难以忘记，她那带着深深的急切和哀伤的眼神。
一
晓岚的家在木樨地，是上世纪70年代末建的部委公房。从小学时代开始，她便一直住在这里。小三居的房子在她手里经历过两次装修，除了为了让居住环境更为舒适，两次装修的重点，都是倒腾她那满屋子的书。晓岚的妈妈李阿姨后来总爱跟人讲这个故事：在多年前为她张罗对象的时候问她，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她回答，谁家能装得下七个大书柜就可以，这几柜子书就是我的陪嫁。
李阿姨一直不知道，女儿是在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置办了这么多书的。她很疑惑：“岚岚特别不像我们家的人，我们一家都是学理的，就她一个人那么喜欢文学，喜欢书。你看，连吃饭的口味都不一样，我们都是北方人，可她就喜欢吃那些南方菜。”
李阿姨说，儿子晓毅也学理。两个孩子小时候坐在一起，儿子不停地在解题，女儿就喜欢背啊背。“也不知道受谁的影响。”
听了这话晓毅笑了：“她爱看古书，可能那时候有点受我影响。”因为生病，晓毅中学时休学过一年。那一年里，他学书法，搞篆刻，读古书，经常跑去琉璃厂。
晓毅后来知道吗？因为这段经历，晓岚曾经为他深深遗憾过。
在我的记忆中，晓岚说过，看到哥哥少年时代的那些作品，觉得非常伤感：也许哥哥在不经意间被埋没了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天赋？如果在那时候他的爱好和天赋能被发现，被引导，也许他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尽管哥哥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不满意，但她却实在地为他原本可能多一个选择、却没有主动选择的机会而难过。
他们兄妹都是从小功课很好让父母老师都省心的好孩子，或许，如那个年代大多数好学生乖孩子一样“顺势而活”，晓岚也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吧？
然而，她的选择，从来都是主动的，自觉的。
追溯一个人为什么爱书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对很多人来说，这不过是正常需求而已。
然而如果一定要为晓岚热爱文学和戏剧找到影响的来源，那么或许是在少年时代。
我是那么羡慕她在中学遇到一个好老师，那个因为太优秀而被写进报告文学向全国推广的语文老师，不仅为她种下热爱鲁迅、《史记》、古诗文、俄罗斯文学等等的种子，还为她点燃了第一簇照亮她人生选择的精神之火。多年后，她多次用最美好的语言向我形容这位英年早逝的老师，谈他在传道授业解惑以及为人的风范上，如何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她的天空。而在她后来苦苦于书海求索、在精神的暗夜艰难前行倍感孤独的时候，她依然会向天空询问：您在看着我吗？她说，这让她感觉温暖，让她坚信自己的选择而有前行的力量。
她还遇到了“小迪同学”——她说，她后来的世界是认识小迪之后打开的，“不然，我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哪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在她眼中光芒四射、才华横溢的小迪同学，带着她一头闯进绚丽的新世界：文学、戏剧、绘画，甚至是建筑……文学与艺术令人沉醉的美，伴随着小迪活力四射的魅力，像龙卷风一样重置了她的世界，唤醒了她生来就等待着这一切的灵魂。
80年代首都剧场上演的北京人艺的话剧，和那个会编20年后大家重聚在老师墓前反省自己的剧情、会用双手蘸着红色颜料拍在白布上当戏服的少女小迪，应该是她最早的戏剧启蒙吧？她深深地为戏剧处处设限又处处无限的表现形式，为它能高度提纯生活、艺术、文学和思想之美而臣服。
王小迪和尚晓岚
甚至，后来对她影响颇深、最终与她颇有关联的《读书》杂志，她也是在小迪家第一次看到的。小迪家藏的各种版本的孙犁作品，也洗去了那时候流行的三毛、席慕蓉、余光中等港台文艺遮蔽在她眼前的“优美”屏障。
豁然开朗的新世界，燃起了她的热爱，更刺激了她强烈的求知欲。于是，书籍成为源源不断的养分，不断充盈了她的书柜的同时，也滋养和构建了她的精神家园。
仅仅是因为爱看书，被文学和艺术之美陶醉，或许只能说明她是个爱学习的文艺少女吧？然而，在对所有的美的感知中，她天然地首先选择了思想之美。对她而言，衡量这种美的尺度，只可能是思想开掘的锐度和广度。
后来，成为朋友的我们在聊天时曾不止一次自嘲：总是要在文艺作品中寻求意义、找问题要答案，是不是在别人看来还挺可笑的？最后她总是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对她而言，没有这一层表达，这作品技术上再完美、呈现上再精致，那也是次一等的。“甚至这种精致会让我不耐烦。”她说。
少女时代的她，尚未修成那样的尖锐，却是一个善于在阅读和思考中攀登的人。
尚晓岚和刘净植，2006年12月在罗马
十几年前年媒体曾经热情报道过天才少年子尤的故事。在听到别人赞叹子尤如何少年老成读得懂李敖时，晓岚微微笑着说，以他的天才和求知欲，终有一天，他会翻过李敖这座山——年少的她也曾从亦舒、张爱玲、余光中、李敖等人起步，却在转弯的路口看见了更多作家和思想者的风景，继而攀上一座又一座险峰、奇峰，视野也随之变得更为开阔。
她就在这样的攀登中坚定着自己的选择：从选择文科，到被保送上了北大俄语系；从俄语系上了一年，又坚决转到中文系；到中文系毕业时，她又果断拒绝了保送上研究生的机会——看似温和的她一次次倔强而出人意料地为自己做了主。
她不在意学位、荣誉、浮名，只在意能否让自己学到新的东西。她也想过考研究生，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可惜错过了报名时间。
“我以前都不知道有戏剧学院，不然就不上这个中文系了。”她懊恼地说。我呵呵笑着回答：“那我跟你换，我从小想的是考上北大中文系。”她嘟着嘴哼哼着表示不满意，我便安慰：“其实你真不用考，你看看书就比上戏文系强。”她瞪了我一眼：“怎么会！”
是的，我们就在那一年认识。1996年的春节刚过，在北京青年报文化部的办公室，我一抬头，对面一个穿着粉色花毛衣、发白牛仔裤的小姑娘正在探究地看着我，中分的长发衬得她那张干净的小脸分外好看。撞上我的眼神，她把微蹙的眉头舒展开，露出令人愉悦的微笑：“你是上戏毕业的？”
那一笑，便是我们友谊的开始。
二
“你进教室或者会场，一般会坐在哪个位置？”她问我。
我答不上来，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种选择题。
她颇有意味地收回目光，笑着说：“我一定会选最后一排，最边上，最不起眼的角落。”
“那别人不是看不见你了？”
“嗯——”她表示否定地摇摇头，“我不要别人看见我，越看不见越好。”
从那以后我跟她养成了溜边儿的习惯。
尚晓岚和刘净植，2008年3月在扬州
我们瞎聊天，说到如果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最希望拥有什么？我选可以听懂各种语言或者瞬移。她一如以往，等别人都说完了，才慢悠悠地说：“我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是——隐身。”
她不希望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人打扰。问她不希望被打扰什么，她挑眉一笑，半真半假地说：“嗑瓜子看动画片啊。”
她还会说：“自我当然很重要，但是某种程度上，自我也非常不重要。”
类似的对话很多。她经常让我觉得我是个活得糊里糊涂的人，而她，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总是有一套自己的原则，而且很少改变。
这可真是个特别的女孩，一认识她我就这样想。别人都争先恐后表现，她却生怕被注意。别人恨不能天下都夸自己牛，她却总是摇头说，我不行。
小迪说，上学的时候她就是那样。她总是把自己放得特别低，“别人是高冷，她是低冷。高冷还好说，一个人低冷，你拿她怎么办？”在人群中，她总是让自己显得很不重要，可是小迪说，她总是悄悄地考第一。然而奇怪的是，考完第一的她，仍然有“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的本事。
她甚至低调到骗过自己的母亲。李阿姨跟我聊天：“我觉得她就是整天混事儿，我老说她，工作就是混工资！”她从小绝对的优秀，我单纯以为阿姨是在自谦，“哪儿能呢，她可是我们单位最好的编辑，公认的。”没想到李阿姨认真地瞪大了眼睛：“真的假的？”
真的。她就是最好，从小一直是成绩第一的学霸，到工作中也是众口一词的“业务优秀”。
其实，她讨厌“最”“第一”之类的浮夸形容词，尤其不能接受加在自己身上。
她身上非常罕见地没有一丝自恋、骄矜。从不见她提自己这类过往，更不可能见她标榜自己的名校出身，甚至很少见她因为某件事洋洋得意——哪怕别人夸她姣好的容貌，她也会拒绝这样的话题。相反她说的最多的，是“这个我不太懂”“我知道得很有限”“如果我有资格评价的话”“话不能说得太满”……我不知道她如何天然拥有这样朴素的底色。或许是因为对浩瀚知识和广大世界的敬畏，让她始终感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才会在已经成为学霸的时候更害怕被吹捧被注意。也因为她对于优秀的定义或许都以司马迁、鲁迅、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基准，所以总觉得自己“不行”。
当然，除了谦逊，她还有一种对浮名、对社会潮流的警觉。“我们得互相提醒着点，千万别发昏。”她常这样说，“我们做媒体的，尤其不能被潮流带着走，更要看到潮流之外的东西。”
她不自夸，不过夸起别人来可不吝词句。“你太厉害了”“你可真棒”“我太崇拜你了”“你就是我的偶像”，她但凡觉得人有一点比她强，夸起人来的真诚甜蜜简直令人吃不消，甚至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哭笑不得——樱井大造在北京做帐篷戏剧的时候，我们一起参与其中，一群四体不勤的文化人做起工来自然笑料百出。偏我刚一拿起木工拉锯，她就觉得姿势专业，自动开启赞美模式。她不停喵呜喵呜像撒娇的小猫一样的赞美声瞬间令我破功，一锯子下去就卡在木头里动弹不得。
然而，总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不自矜，并不等于她没有一个骄傲的灵魂。她是多么骄傲的一个女子啊，她看不上这俗世的繁华。
某年，在她的建议下我们清明假期去了日本。因为某些原因我选择走进道路平坦的都市，她和晓春走向田野和乡村。最后一天我们相聚在名古屋。坐在路边的咖啡座里，她点着烟，安静地听我讲城市里的繁樱胜景，讲花海里的落英缤纷。微风拂过，一片零落的花瓣适时飘来，她的视线追随着它的影子落在桌面，然后，微眯着眼看向远处，说她其实不喜欢这种美，不觉得繁华的花海有什么好看。她觉得最美的樱花，是她在山野里跋涉，一路攀爬，峰回路转之时，蓦然在山间闪现的一树繁花。
在她离去的某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在暗夜里攀爬，无比孤寂，无比艰辛。正疑山穷水尽之时，峰回路转，一树灿烂的繁花出现在眼前，照亮山间的昏暗。
一梦惊醒，我觉得那树不为争春只为报春的山花，恰是她。
我们俩背靠午门坐着，一人一听啤酒，腿边放着她喜欢的五香花生。
两个在长安街沿线长大的人，曾经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我们残酷的青春。
带着白日余温的石板地，勾起回忆，也鼓动着我们血液里的不安和怀疑。我们反过身扒着门缝往故宫里看，午夜的太和殿异常沉默，只有风从门缝里扑出来拍打着我们的眼睛。我想说的是，怀疑和叛逆的种子种下，并没有把我们钉在原地，而是让我们更努力地生长，去寻找世界的方向。
我们是在纸媒的黄金时代进入这个行业的。
那时候我们互相问：
“你为什么不读北大的研究生？”
“你为什么不去做编剧？”
她的答案是，她害怕自己在那个学术体系里进入象牙塔，失去与社会和现实的紧密联系。我的答案是，我需要更多地了解社会积累生活。
而媒体这个行业，也许可以尽可能多地让我们见到更多的人、见识社会更多的层面。何况做文化行业的记者，实在很能满足我们爱文学爱戏剧爱影视那颗文艺的心。
纸媒的风光和平台的优势让我们的媒体生涯一开始就顺风顺水。部门里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大神一样的老师们，没人在意我们是否会写规范的新闻稿，却每天告诉我们要有文化责任、文化担当，要有媒体独立的立场。
闲暇之时，戏剧是我们的主旋律。我们喜欢那时的林兆华、喜欢尚未和沈林博士决裂时的孟京辉戏剧；崇拜着英国俄国来访的名团演出；讨论着迪伦马特的了不起以及莎士比亚适用于任何一种方式的诠释而契诃夫不能；互相为对方说自己的创作“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气得不行……她总爱问我：“你认为，写小说和写话剧哪个更难？”我总是回答：“话剧”。“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一致。”她对此很满意。
看似风光的记者生涯过了几年，我们却逐渐厌倦和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9·11之后不久，我被报社派往美国采访诺贝尔获奖科学家。一个月后回国，我告诉她，我对过去那个作为“市场决定论”“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歌颂者的自己表示否定，我还采写了一篇与诺贝尔奖百年无关的长篇访谈，一位美国知名电影学者谈“好莱坞正在用全球化和商业化杀死电影”。
她晃了晃手里一本小书：“嗯，《读书》里讨论过全球化的问题。这本杂志如今讨论的很多问题，都和当今的世界和社会现实相关，我觉得很长见识很有启发。”她用自己的阅读打败了我这个一定要在生活里去撞南墙的“体验派”，又走在了我前面。
那时候，我们的话题已经悄然变化。显然面对一个变化剧烈的复杂世界，我们过去单纯的爱与恨已经失焦，仅靠一个文艺的头脑，早已无法面对和理解世界的多变和现实的复杂。即便是我们一直信奉的真理，它的边界也会因为认知维度的变化而变得不同。世界用另一种方式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因为知识的匮乏而充满了学习的热情。
狭隘的个人经验不足以丈量阔大的世界——当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惭愧时，她已经笑眯眯地开始自己的进阶交友，她总有这样的本事：在自己的视野和求知欲不断升级时，定能看到前方等她一同行进的朋友。
变化来得如此之快。那时候围绕着《读书》的思想争论日益显现，因为她对《读书》的兴趣，不只一次有人想当然地问我：“晓岚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左？”晓岚听到这话嗤之以鼻：“这么容易就定性了？幸好没说我右。这也恰恰说明，”她停顿了一下，微微偏着头，右手无意识地画了个圈，然后肯定地一点：“《读书》开辟出这么一个不一样的思想空间，有多重要。”
尚晓岚的书房
新千年后人们开始更在意网上的声音。那几年突然有很多谈情怀的热帖，从某个版面的消失和某个媒体人的离职悲叹新闻理想的覆灭。说起来我们也算是新闻人，可那些讨论却不太能令我们投入。
那时我们转到了副刊部。我力图转向做一个突破文化局限的人物采访记者；她做了人物版编辑，还开辟了“历史纵横”版——“做这个版是为了我自己能学到东西。”她说。自然是这样，可我怎么会不明白她那点不愿张扬的小小抱负？她没兴趣做那种增加谈资、刊登点趣闻掌故的历史版面，更希望通过各领域学者专家的学识打开视野，将历史经验作为关照现实认识现实的手段之一。
私下我们也讨论：我们也真诚地敬仰那些伟大的记者、那些为真相和真理奋不顾身的新闻人，为什么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几乎不会提到甚至想到“新闻理想”这个崇高的词？她说，除了我们不在新闻的第一线，也许是觉得，首先应该恪守新闻道德和新闻伦理的底线吧。她自嘲这种恪守的渺小，却又摇头：“我以为守住这条底线，是最基本的要求……”
是啊，很多时候，理想可以畅谈，底线却没有多少人在意。
“她配不上这个词！你明白吗？她不配！”她在电话里冲我怒吼，滔天的怒火从听筒里喷出烧灼着我的耳膜。打电话是因为请她改标题，一向把标题做得很好的她，这次给我的人物采访做了一个极其平庸与她水准不匹配的题。人物采访来自领导的强硬指派——这位文化名人但凡觉得应该宣传一下自己，就会通知我们这家她看重的媒体做个整版发布。稿子写完之后，她亲自审定，上版之后她还要审，晓岚予以坚决的拒绝：“她但凡对媒体有半分的尊重，就不能这么无耻。我们但凡觉得自己还有一点尊严，就不能任由她摆布！”但是大样还是传到了名人的手上，“这标题得改。”她各处打电话施压。而几乎所有相关的人都觉得，晓岚何必呢？
最终没有改。然而这样的事却一再重复。
有多少人会记得晓岚怒不可遏气得浑身发抖的样子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可以以私下对抗嘲笑行政命令为荣，但却对以金钱、人情构成的把控干预媒体立场的权力不以为意。
维持着她认为的最低的底限，甚至是痛苦的。这让她经常在工作中显得不近人情，不好说话，冰冷的气场拒人以千里。
尚晓岚，2018年5月
她充满着负面情绪地跟我抱怨：“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像一个傻瓜一样那么认真给谁看？既然大家都觉得发什么无所谓——稿写成什么样无所谓、重复发稿无所谓、错别字病句无所谓、选题需不需要策划无所谓，那我一个人到底在干什么？！”我半开玩笑地开解她：“你要这么想，怎么可能大家的工作水平都一样呢？既然报社设立了分级编辑记者不同薪酬的制度，你看你是凤毛麟角的一级编辑对吧？你的工资既然比二级、三级、四级编辑高不少，那相应的你的工作展现出来的，理所应当比二级、三级、四级优秀得多。”不料她听到这话的反应是愣住了，继而移开视线，不再说话。
清洁如她，显然不能接受这么庸俗的逻辑。
“永不原谅。”我说。
“是，永不原谅。但是——”她总是这样把话题接下去。
我们还会纪念我们残酷的青春，尽管关注的议题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逐渐变化，尽管我们不断陷入迷惘困惑，但我想我们没有忘，怎样才算是不背叛自己。
四
“按照熵增定律揭示的宇宙演化规律，万物逃不过的命运，就是必然从有序走向无序。科学家说熵是时间之矢，说得这么有诗意，时间带着宇宙，走向的就是毁灭。”我和她闲聊，“你不觉得绝望吗？人类一直在努力的，就是建立有序的社会，完全和宇宙自然规律逆向而行。”
“所以才有西西弗斯的神话吗？”她接得很快，既指希腊神话故事，也指加缪的名著，眼角唇间带着促狭的笑意。
“是啊，人类在干什么呢？”她叹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说，然而很快不以为意：“不过这么想就太虚无了。”
她不喜欢虚无。而既然话题已经指向虚无，那还谈它干什么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谈话经常开了头就进行不下去了呢？
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直形影不离、感情深厚的我们，出现问题了。
我一直在想，或许是自大如我，总爱自恃生活经验比她丰富，不留情面嘲笑她不谙世事，伤了她的心？又或者是我天生的反骨，在她习惯性地向别人表示我们的想法一致时偏不配合，让她懵在原地？不然就是我们一直共享着爱好、共享着观点、共享着工作、甚至共享着朋友（那大概是她大多数的朋友我都认识的原因），却最终无法共享生活？她曾经很骄傲地说，强大如婚姻也没能动摇我们的感情。然而我们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在她面前，我或许过于标准地展现出我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活得太干净的她，则是一个纯粹的人，而且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照此思路可以无穷推演下去。然而，我们是遇到了真问题。
尚晓岚，2017年6月于北京工体，尚可摄
我跟她说，在家倒腾书架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还有一本不知是哪个图书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眼睛一亮：“我好像没看过这部，借给我看看吧。”书还回来的时候，我没有一如以往问她如何，她也默契地不置一词。
某次见到李陀老师，他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我答：“《量子物理史话》。”他立刻把头转向晓岚：“你呢？你看什么书？”
“在看车尔尼雪夫斯基。”
“那你是在什么系统下来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在十二月党人的系统下。”
他们立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从阅读的分野上是明显的，我任性地向外用力满足好奇，游荡于无序世界，而她始终忠于内心，向内寻求精神的力量，走上了有序的思想建构之路。
能刺激阅读的只能来源于我们自身的不满足，显然不断地填充自己才能更好地让我们认识和面对世界。然而越是填充我越是为自己的无知惭愧：我竟然在自己的知识底子漏得像大筛子一样的情况下还要妄谈那么多话题。
尤其发现了我们阅读上的差距：她是经过了多么深入细致、甚至成体系的阅读之后，才和我展开那些话题的，而我大多数时候仅凭粗浅的印象和直觉就信口开河大言不惭。想到我们聊天她经常在说“小”而我爱说“大”，我就不禁冷汗涔涔。于是，慢慢地，我们在一起，我就变得不会聊天了。而敏感如她，一旦发现与他人的不合拍，立刻会主动后撤并封锁某些话题。
更可怕的感觉是倦怠。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个热爱文艺的人，一谈起具体的文艺作品，一开口就是“我怎么那么讨厌……”“我怎么那么不耐烦……”“怎么又是……”“啊还行，但是我看到第三集就关了……”很多时候我们面面相觑，仿佛让人厌烦的是我们自己——是的我们厌烦自己，如果只会这样抱怨，岂不也是一种自恋的表现？
9·11之后，似乎我们视野所及的作家艺术家都在现实面前失语，而在网络作用下仿佛全世界都联系在一起，各阶层貌似短兵相接，但是交流和理解却变得更为肤浅和困难。2008年以后，世界又以新的面目转换，然而众多人共同的感觉却是越来越无力。
这种无力感也在我们之间蔓延。这让我对文学艺术产生了近乎偏执的排斥：在坚硬而复杂的现实面前，当下的文艺除了自恋与自怜，除了娱乐和表现品味，还能做什么？经典固然伟大，但是面对今天的世界，旧的话语显然正在失效。
我开始拒绝谈我认为是象牙塔里的问题，几乎不读狭义上的文学，甚至不再和她一起看戏。
更为重要的是，我拒绝或者说回避谈她的创作和作品。她一直热爱创作，即便对世界感到迷惑，她也坚持要用创作来寻求自己的精神出路、寻找自己和世界的联系，尤其是戏剧创作。创作是艰难的事情，作为她信任的朋友，她总是把最初的创作给我看，希望可以和我切磋。是啊，那是多么不成熟和稚嫩的创作，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和她切磋——她需要有更高眼光和水平的人给她关键性的指导和点拨，而我，不过是没找到方向的渣渣而已，这恰是我的无力。
“说说吧，说说吧。”她非常殷切地看着我。然而因为我自身的匮乏，我却干巴巴不知道说什么，显然，我们不再是当初互相说“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的年纪。
“我觉得，你还是更适合写评论。”我鬼使神差地说了这么一句。
她脸上的光彩瞬间消失，变得灰暗。她移开眼神，短促地摇了摇头，不再说话。望向远处的眼睛里是说不尽的落寞和失望。
尚晓岚，2017年10月于延安宝塔山，陈徒手 摄
她开始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不愿与人多说话，甚至对外界的一切都表示不耐烦。那个不随和、浑身释放着敌意的她，发出的信号是她内心很痛苦。我们彼此都明白，那两年，是我们最痛苦的阶段——痛苦这个词用以形容他人容易，但是，要我们自己说出自己“痛苦”却是羞耻的，因为这仿佛自怜的姿态——我们急于挣脱这样的状态。
李陀老师说，觉得痛苦是好事，说明人在思考。我觉得这话用在她身上合适，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在痛苦中获得思想的升华，而她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她不会让自己沉沦，再黑的夜，再孤独的跋涉，她也会尽力寻找微光，她也会奋力趋光而去。
事实证明，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是不会在痛苦中迷失自己的。2016年她在《读书》上发表了《荒原狼的嚎叫》一文，我几乎是带着激动的心情看完的。当看到文章一开始她写到“背叛了自己文艺的一生”时，仿佛一阵舒爽的风，吹走了我心底我们当初相互厌弃谈论着文艺的所有别扭。
那之后在办公室看到她，我一直在笑。她有些莫名其妙：“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
我什么也没有说。
看到她渐渐走出精神的暗夜开始踏实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看到她凭借趋光的本能寻找到越来越多的同道和知音，看到她的创作终于走上正轨，看到她整个人正在沉稳舒展开来。我怎么会不高兴？
五
已过午夜，我拨通了你的电话，只是想听到谁的声音。而你，总是我唯一可以打扰并愿意打扰的人。你接起电话，没有一丝诧异，只是说，过一会儿，给你打回来。
我趴在桌上，觉得四肢柔软而舒展，我等着，一点也不着急。
过了一会儿，你打过来了。我问，听出我喝酒了么？你仍旧很平静，你的语调充满安慰——听出来了。”
有一年我的生日，她卡着时间给我发了一篇写给我的文字——那是我至今收到的最别致最深情的礼物。我们早已不再年轻，然而文章开头这段文字里的她，让我觉得依旧充满了少女的娇态。
她离去已经一个多月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记录着一个不朽的她。大部分文章里都会写到她“笑眯眯”的，而“笑眯眯”的她所展现出的沉稳、认真、成熟和深刻，却又恰好是近两年我熟悉的那个总是皱着眉、带着忧思、甚至带着疏离感的她。可她，明明在我心里，还是那个需要依靠、爱撒娇的小女孩啊！
一直陪伴着她的发小儿雪燕说，看到纪念文章中的晓岚，有很多她不了解的一面，觉得很新鲜。然而在雪燕面前的她，却是会撒娇让雪燕养着她，要雪燕答应她照顾她不能比她走得早的。
晓春也说，看见她给知依的暖气管放气儿，看她跟别人一起玩的时候照顾别人，觉得不太能想象那个场景。
是啊，似乎只有在我们面前，她才是需要照顾的那个。
在我们面前的她，是敏感、谨慎的她，是娇俏、顽皮、天真、倔强的她，是任性、会像孩子般闹别扭的她，也是对亲近的人充满了情感依赖、怕受伤害会假装自己浑身是刺的她——不不，这么说她其实不太公平，好像生活中的她多娇弱似的，她当然很能干，很独立，很会照顾人。其实是我一厢情愿地想起她就无比的心疼，总后悔没能多照顾她，多关心陪伴她，哪怕只是抱抱她。
然而，她以她的离去带来的巨大回响证明，她有着多么强悍而丰盛的灵魂——我是多么爱她强大而尖锐的灵魂！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怎样才能写出我认识的那个她？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她的回忆，不可避免都经过当事人的裁剪、选择，经由回忆者的情感和价值观进行解读，所以在我眼中和笔下的她，何尝不是一个只属于我的她？我仿佛看见她看着这些文字在扶额骇笑：我的天哪，这是谁？这人我不认识。
——打住。她又该说我虚无了。
她离去的时候，我和雪燕为她整理衣装。蓦地发现她嘴角上扬面带微笑，就像她最开心的时候带着点顽皮和倔强的样子，仿佛很愉快地接受这一切。那一刻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她是回家了吧？她终于摆脱一切禁锢回到让她安宁的精神家园了吧？她很高兴，直到她离开，除了家人，雪燕、晓春和我，也在她身边吧？她知道，那么多人，都惦念、热爱着她吧？
知道。不过不好意思，我先回家啦。她微翘着嘴角，像是在顽皮地说。
看着她那张安详美丽如同宋代佛像的面孔，我俯身抱住她，在她耳边轻轻说：“如果要我发愿，我不说来生再见，我只要你开心快乐，要你真正自由。”然而我仿佛看到她生气了，嗔怪我又那么绝情。好，好，耐心等着，我会来找你。
亲爱的，你在我的心里。
这次命中注定的分离，
预示着今后的重聚。”
（原载《所思在远道：追忆尚晓岚》）
尚晓岚墓。墓碑题字“所思在远道”，扬之水书
尚思伽作品四种
01 中书令司马迁
作者：尚思伽
ISBN：9787108070418 定价：49.00元
司马迁的最后十年，从太史令变为中书令，典章枢机，随侍圣驾。与此同时，他为后世留下了划时代的《史记》。剧本《中书令司马迁》讲述这段历史，不过并非这位忍辱负重的伟大历史学家的传记，也不是对雄才大略又性格复杂的汉武帝的批判，而是在司马迁人生的抉择中展现历史的变化，激发我们思考每天所面对的现实。
02 荒原狼的嚎叫
作者：尚思伽
ISBN：9787108070432 定价：49.00元
《荒原狼的嚎叫》，与尚思伽在《读书》的代表作同名。她为《读书》写作，仅仅出于对思想、对文艺的本能热爱。在这一过程中，她始终保持求知和思考的乐趣，保持与社会伴行的紧张感受，才华横溢又直面难题。她在《荒原狼的嚎叫》一文中呼唤“新型文艺”的产生，引人深思；其实，她自己写的这些文章，也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想文化评论”，一种超越八九十年代文章风貌的新探索。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这一新意与锐度。另外收录她作为记者的专访特稿，这批采访的特点都是借某一人物，或某一部书，访问、探讨比较大的思想文化问题，和之前的文章，共同呈现尚思伽可贵的问题意识。
03 太平鬼记 [增补本]
作者：尚思伽
ISBN：9787108070852 定价：59.00元
短篇小说集《太平鬼记》的故事原型取材于《左传》《史记》《汉书》，富有中国史上那个英雄时代的气质，还蒙上了一层奇古的神秘色彩。这样一组精心制作的文字的艺术品，突破了史学、文学的壁垒，也超越了现代小说的文学性格，延续着“迂诞依托，欲有所言”的古典小说传统。
04 散场了[增补本]
作者：尚思伽
ISBN：9787108070425 定价：59.00元
《散场了》收录尚思伽2004—2013年间，发表于各大报刊的话剧、电影、图书评论，充分展现出她文史素养高、艺术感觉敏锐的特点。书中各篇文章，笔触细腻，眼光老道，分析、评述的文字短小精悍之余，也颇为耐读。它代表了尚思伽评论生涯中的前半期面貌。她是记者，写评论貌似是她的本色当行，但书中涉及的这些题材，绝大多数都非职务作品，而出自某种思想文化自觉。每篇文章，其实背后都有尚思伽更大的关切。正如陈徒手评价，“思伽的评论文雅而舒展，行文多有平实，也有让人喜爱的警语”。如何在三千字以内的篇幅中，让叙述与评论妥帖布局，力道轻重拿捏合理，往往考验着写作者的功夫。《散场了》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较好的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