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喜与忧不期而至
1963年4月，呼伦贝尔盟农牧管理局发了一份处理临时工的红头文件。文件中有如下规定：42岁以下的临时工只要身体合格，一律转为国家正式工，超过42岁的一律予以辞退。我们家喜忧参半，我有幸转为正式工，级别为二级，月工资51元。而现年50的岁父亲，由于大大超出42岁的标准，被辞退了。
与父亲而言，这个打击是沉重的。由食堂管理员一下子变为社会闲散人员，处于衣食无着的状态，忧虑可想而知。但父亲是一个勤于劳动的人，闲居不久，听说牙克石药材收购站大量收购芍药根，于是就带着一把铁锹上山挖芍药根。大兴安岭物产丰富，山坡上到处生长着芍药，每到五月，白色的芍药花盛开于高原草场的各个角落，只要有力气，一个山坡就可以挖上一个夏季。母亲说父亲刚开始挖的时候，手上磨出几个血泡，但他也没停手，戴上手套继续挖。说来羞愧，这年父亲究竟挖了多少芍药根，如何运到牙克石卖的，我一无所知。一是我在牧业队上班，夏季挤奶尤为紧张，每个星期才回家一趟；二是父亲可能心中烦闷，从不和我谈挖芍药根的情况。后来我曾问过父亲，芍药根好不好挖。父亲说芍药根多，差不多每棵都能挖好几斤，只是太费力，芍药长在草丛中，草根太难挖了。不知是芍药根太难挖，还是挣钱少。七月初，父亲花了80块钱买了一把俄罗斯大扇刀。这种刀有80厘米长、六厘米宽，口钝了，不用磨、用锤子砸。他带着这把刀去煤窑沟的草甸子打牧草。打草的过程是这样的：用装上长柄的大扇刀做扇形来回运动打草；打得的牧草晾干后，堆放成大堆；堆放要讲究技巧，雨水不能浸入草堆内部，否则草堆会霉变，霉变的牧草无法出售；打草季结束后，农牧场会来验收牧草，包括质量和重量，验收合格后付款，牧草即归农牧场所有。
七月二十号左右，母亲让我去草甸给父亲送用品，我去了一趟草甸。走了十几里后，远远地看见一个三角形马架，孤零零地竖在小河旁，附近不远的地方有十来个草堆。我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的马架，抱着试探的心情穿越草丛走过去。靠近马架的时候，我听到了父亲的呼唤，就赶紧走几步。等我到了马架门口，父亲扛着大扇刀走过来，问我是不是送面粉来的。我钻进马架看了看，里面空间很小，连腰都直不起来，除了一个地铺，几乎没有什么空间。我问漏雨不？父亲说不漏。我退了出来，见门口有一口锅，被三个砖墩架起来，显然是烧饭用。栉风沐雨，简陋孤单，悲苦相叠，父亲的处境十分可怜。本应伤情的地方，可当时的我并不觉得伤感，父亲自1956年以来曾经遭受的苦难那一桩都比这痛苦得多，何况这是劳动挣钱，吃苦所在必然，没有伤心的必要。我还问父亲这儿还有打草的吗？父亲说离这儿三里路还有一个人，是免渡河镇上的。听父亲这样说，我的心更加安然。之后，我看了看这一片牧草的长势，看到的尽是碱草和小叶杂，都是牛最爱吃的牧草，而且长得厚实紧密；又看了看父亲的打草道，打草道足有两米宽，草茬呈波浪状，波峰差不多每隔三十厘米重复一次。也就是说父亲每次挥动大扇刀，就能把身体左右两米宽内的草割下来，且一次能推进三十厘米；被割下来的牧草均匀地排铺在草茬上面，父亲说今天割明天堆，得保证晾一整天太阳，不然会霉变。之后，父亲又问我六安来信了没有。听我说没有，父亲的脸色逐渐冷峻下来。
后来得知，父亲自从被辞退后，就写信给大哥，让他抓紧办理去六安定居事宜。在父亲看来，既然被辞退，在免渡河再找一份固定工作希望渺茫，已经五十岁了的老人（那时的五十岁可算作老人），老家即便知道他在六安，也未必会再要求遣返，因为谁都不愿找累赘。有关这个问题，大哥肯定也考虑过，家中有个四类分子，对他这个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绝非好事，可是，这时候的大哥非常孝顺，宁愿承担责任，也要把父亲从那荒远的地方接回来。母亲本来就主张去六安，因为她对二姐已彻底失去希望，又懒又吝啬的人，谁也不愿和她打交道。我由于年轻愚钝，一直在父母膝下生活，对社会生活缺少了解，父母怎么说，我就怎么认识。母亲说六安好，我也就天天想着去六安。二姐自然不希望我们去六安，母亲在免渡河农牧场，她自然有依靠。张喜山也一再劝阻，因为他知道父亲是闲不住的人，绝不会在家吃闲饭。可是父母去意已决，不为二姐张喜山好语所动。
1963年12月26日。父母带着我离开免渡河牧场，去六安定居。在此之前，我在牧场办理了退职手续。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我是正式工，场部按辞退正式工的文件处理，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放的文件，意在鼓励正式职工辞职，以减轻国家负担。由于按辞退正式工处理，我和父母三人返乡的旅费全部由农牧场出，且给了一笔安家费，差不多给了近两百元钱。于我们家而言，这形同天上掉下的馅饼。想起四年半前，在蚌埠火车站因买车票的钱不够而着急的心态，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如今我每想及此事，深感人的一生是由神秘莫测的命运决定的。1962年6月底我从牙中退学，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如果不退学，父亲在1963年被辞退，必然会导致我辍学。勉强读下去，1966年高中毕业恰巧赶上文化大革命，仍然是白读。像我这样的家庭，一旦上山或者下乡，被抽调进城工作的几率很小。更何况，我在农牧场18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挣了差不多1100块钱，这些钱除去每月留下十元伙食费，全部交给了父亲，再加上补贴的回家路费和安家费，我给家庭纯贡献了1000块钱。这些钱对日后在六安生活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自1959年6月18日，离开园宅集，到1963年12月26日离开免渡河，一共是四年六个月零十天。我和父母漂泊于东北，寄人篱下，尝受了苦难。但也劳有所值，这个值体现在：在张喜山和大哥的努力下，父母和我由农村迁徙到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和城市居民，感觉上如隔一重天，享受的待遇大不一样，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大饥馑时期，农民被饿死许许多多，城镇居民没有一个饿死的，因为他们每月能得到维持生命的粮食。所以，这是一次重要的身份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