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林培瑞教授的中文寫作
我在美國大學教中文十八年，英語聽說能力始終没多少長進，所結識的白人漢學家中，只有林培瑞教授與我交談說國語，通信寫中文，因此我獨與他保持聯繫，交往至今。他一口流利純正的國語，無需我多言。我以下要詳述的是他中文寫作的個性特征，及其特別值得讀者領會的看點。
縱觀美國大學的東亞語文系，用英語授課的文史課程與用國語授課的中文課程向來涇渭分明，級別不同。就我所知，白人教授中，大概只有林教授有興趣更有能力兼顧這兩個領域，他甚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中文教學。這一點正是漢學家林培瑞與其他母語為英語的漢學家在從業和治學上明顯的不同之處。後者的學習和應用中文，基本上做的是從文本到文本的學問，多限於職業性的教學和研究。對他們來說，學習中文，主要是為了掌握治學工具，因而更偏重文本閱讀而疏於口語交流。林培瑞則有所不同，從他自述學習中文的經歷來看，他選學中文，起初並非為研究中國文史，而是出於學習和掌握一門外語的特殊興趣。他大學本科的專業是西方分析哲學，分析哲學所著眼的分析，首先是對語言的分析。據他所述，讀本科二年級時，他覺得與他諳熟的西洋語言相比，陌生的漢語言文字別有其值得領會的興味，於是就選修了這門外語課程。令他甚感幸運的是，課程起步，即受到哈佛大學趙如蘭教授嚴格的四聲訓練，由此打下了良好的口語基礎，兩年課程學下來，他初步具備了與中國人打交道的聽說能力。大學畢業後，他曾到香港遊學一年，期間給避居香港的大陸難民補習英語，教學相長中不只提高了口語水平，更促進他與華人交遊，增長了對中國社會的了解。1972年，「中國乒乓球代表團」來訪美國，林培瑞曾陪同代表團成員任翻譯兩週，接著又與美方的其他翻譯應邀訪問中國四週。
從當時林培瑞接受中國記者的長篇訪談——〈同中國球員相處兩週〉（見《半洋隨筆》，頁195-214，台北，三民書局，1999）一文不難看出，那時候，政治上還不太成熟的小林對共產中國的了解多限於中共官方的宣傳。後來他出訪中國，途中又作為「外賓」備受禮遇，更陸續參觀了官方特意安排的去處，行程中所見所聞，多少算是迎合了他當初滿懷天真的左派理想。那時後他屬於美國反越戰群體的一員，擔任翻譯期間，因抗議美軍轟炸越南，更與其他翻譯鼓噪聲勢，為臨陣表態，曾做出拒絕陪同中方代表團去會見尼克森總統的壯舉。如今時過境遷，通讀那篇極力稱頌中方，嚴厲批評美國政府的訪談，其侃侃而談的措辭和腔調幾乎與《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前呼後應,活脫脫一個七十年代的洋粉紅。
只是到後來，林培瑞多次居留中國，遭遇不少荒誕的刁難，目睹令他詫異的現狀，才逐漸認清了中共的本來面目。1979年，林培瑞到廣州中山大學訪學一年，據他所述，他和妻子從香港帶回很多國內禁止閱讀的刊物，某些與他熟識的師生出於求知或好奇，有時會暗中來他處借閱。他發覺那些借閱者多顯得舉止詭秘，似乎都擔心他們借閱港台刊物之事為外人所知。林培瑞由此才得知，中共當局嚴控新聞傳播，明令禁止閱讀境外媒體，一個人若被發現閱讀違禁文字，會有受到懲罰的危險。在〈共產黨是我的老師〉這篇短文中（頁107-111），他列舉美國的憲法條文，向中文讀者宣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道理。據他的陳述，美國憲法「不說公民可以如何如何，它專門說政府不可以如何如何。」他進而論證說：「這點看起來很小的區別實際上意義很大。它說明言論自由不是賜予的權利，而是天然的權利。憲法的具體作用是禁止政府違反天然的權利。」經過認真的自我反思，林培瑞坦誠自述，說直至面對中共新聞管制的嚴峻現實，他才徹底明白，美國憲法為什麼「不說支持公民的權利，而說政府決不允許限制天然的權利。」我也是讀到上述議論，才豁然開朗，領悟了個中道理。
在回憶旅居中國經歷的文章中，林培瑞常以生動的筆致描述他面對中共強權所陷入的尷尬境地，並以頗為幽默的筆致嘲諷了官方辦事人員的顢頇和蠻橫。1988年，林培瑞被派往北京接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辦事處主任之職，甫一入境，他們一家四口就讓一連串繁瑣的手續折騰得手忙腳亂，為辦理居留證，受盡了刁難和拖延，最後他不得不交上官方要求的書面檢討，才得以免交罰款，致使他接連三次發出了無可奈何的慨歎（〈警官奇遇〉，頁65-72）。接下來更令林培瑞驚恐和氣憤的事件是，他曾應邀陪方勵之夫婦赴布希總統宴會，不知何故，途中遭到警察粗暴阻攔，以至最終未能如期到場。緊接著在六月四日，他親眼目睹戒嚴部隊槍殺學生的暴行，初次見證了血腥的紅色恐怖。從此以後，林培瑞開始發表文章，接受媒體採訪，踴躍參與和支持海外華人維護人權以及民運人士的活動。試讀以下這段有所反省的自白，可看出他思想轉變的過程：
我成年時對中國政府的批判並不因為我是美國老右派出身、為情報局做事、讚同美帝國主義，等等。其實我早年是一個有天真理想的左派學生。把我塑造成現在的反共知識分子不是帝國主義而是共產黨自己的行為。我的「天真」理想——平等、正義、互助，等等——仍舊沒變。我只是多認識了一些現實而已。（頁195-196）
走筆至此，有必要指出，有關「左」與「右」的區分，基於中美、東西的不同語境，有時候很難一概而論，實不必死摳字眼，徑直與「激進」和「保守」或「革命」與「反動」掛鉤。林培瑞早年對共產中國所懷抱的左派理想儘管不切實際，但他所立足的「平等、正義、互助」等觀念，則從起點上確立了他作為一個漢學家有志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具備的樸素情懷和真誠意願。這種對中國文化求同進而認同的立場，可以說在一定的程度上源於他當初的左傾熱情，因而他熱心學習中文的起點就有別於西方漢學界某些純學院派人士的傾向。此輩學者多在書齋內做冷門學問，對其所關注的東方文史領域或出於獵奇和玩賞，所關注的人類學資料或偏於搜羅奇風異俗，或旨在展示荒蠻怪異，他們的學術趣味不無東方主義（orientalism）之嫌。
林培瑞做學問的起點則與之明顯有別，他涉足中國俗文化研究始於他旅居中國時與平民打交道，同他們共享文娛活動時感受到的樂趣。這也與他天生的合群性格，樂於遊藝的情趣有關。早在旅居香港之日，林培瑞就迷上了相聲，觀看演出之餘，竟有興趣私下買唱片，聽錄音，乃至與專業演員切磋技藝，竟至做出洋人中的破天荒之舉，遠道投奔名角侯寶林，拜其為師，成為侯大師的首位洋弟子。據說在廣州中大訪學時，他曾登台演出，那滿口京腔的debut曾一時在校園傳為佳話。正是在一系列認真參與活動，有了實習感受的基礎上，他逐漸積累了相關的相聲知識，竟然寫出了連中國人都會自歎弗如的專業論文〈相聲語言藝術雜談〉（頁243-264）。我是在拜讀此文後才得知「相聲」倆字的命名語義，即所謂「面相和語聲」，點明這種表演貫串了「說、學、逗、唱」四項技藝。在另一篇〈相聲抓住了我〉（頁227-229）的相關短文中，談及相聲藝術的特色，他更提出了與官方定論不同的看法。他說：
有一種看法認為，相聲是諷刺藝術，而諷刺的本質免不了要指出問題來，因此，相聲基本上是消極的，不能算十分健康。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任何人，任何社會都有問題、困難，這是免不了的，關鍵是怎樣對待。如果繃著臉發愁，整天很沮喪，會解決問題嗎？我認為笑的作用是積極的。
接著他特別援引美國醫學界的最新研究，認為「笑對病人或對健康的人，都是有著有益的作用。」僅從此類並非嚴肅議題的議論中即可看出，林培瑞這個老外一旦面對中共官方的某些教條，就有可能發出的不同聲音。維穩機制旨在消聲一切異議，連民眾娛樂中宣洩情緒，針砭流俗的諷刺言論都神經過敏，企圖壓制，以至相聲演出的內容也受到官方嚴格審查和甄別，很多傳統的段子都被貶斥為低俗或封建而予以取締。隨著老一代名角陸續去世，近三十年來，相聲演藝日漸凋零，似乎已被趙本山之流新興的小品演出取代了。
林教授多年前贈給我他的學術專著一冊，該書題曰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鴛鴦蝴蝶派：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城市的通俗小說》)，這是他在哈佛大學讀書時撰寫的博士論文，至今尚無中譯本。以上我曾提及東方主義，若照中共語義的「東方主義」來定義，此書恐亦難免東方主義之嫌。林培瑞在談及此書的寫作時特別說明：
我本來念的是歷史系，而我主要的興趣是想通過鴛鴦蝴蝶派作品去理解與分析當年在上海和天津的小市民讀者群裡的精神面貌與人生觀。有趣的是，我到中國去跟中國學者說說我的題目，他們常常顯得有點奇怪，婉轉地問我，「鴛鴦蝴蝶派？你……你不知道中國有好的作家嗎？魯迅？老舍？（言外之意是何必研究鴛蝴派呢？）」（〈一九八八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一瞥〉， 頁73-81）
上述學者對林書的質疑顯然反映了中共的學術專政在學術領域所設立的禁區。他們的質疑讓林教授甚感納悶，接著他頗為幽默地捫心自問，「研究一個題目就等同於稱讚一個題目嗎？」同時在文中解釋說：「我的目標在於真假的區別，應該可以跟善惡、美醜的問題分開來談。」中共黨文化對學術研究設立了許多禁區，其禁令最終造成寒蟬效應，一個學者若貿然研究禁區所涉及的作家和作品，就可能被指責稱讚了此類作家和作品，有犯錯誤的危險。林培瑞畢竟比我幸運，他是在哈佛讀學位，他的鴛鴦蝴蝶派論文答辯順利通過，獲得博士學位，接著出版了這本專著。八十年代，我在陝西師大讀書，碩士學位論文也走了類似林教授那類偏鋒，選題是論述韓偓的艷情詩，結果被批為「宣揚人道主義，欣賞色情」，取消了論文答辯資格。好在毛後中國的世道已在漸進變化，隨著限制較前寬鬆，林教授此書雖說至今尚無中譯本，他在八十年代開創的通俗小說研究方向，至今在中國已成為顯學。儘管該書曾受到上述庸流俗輩的當面質疑，但時至今日，國內學術界年輕新銳之士的相關論述已有多處援引該書的內容，並給予正面評價。評論界普遍確認，林著在社會學的研究層面上不但突破了簡單的歷史反映論，而且詳盡闡述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辯證、互動關係，甚至貫穿了精彩的結構主義敘事學分析。林教授給我的贈書扉頁上曾題款曰：「君今論風月，吾昔談鴛鴦。」順便在此提到該書，徵引幾句賞析的閒筆，聊補我過遲的閱讀反應。
1997年，林培瑞去中國負責普大在北京的暑期中文班教學，入境時意外受阻，緊接著被邊防官員悍然驅逐遣返。對這位「用了一輩子學中文，研究中國文化」的漢學家來說，打擊當然很大。當他被官員問及對「中國」這個國家的看法時，他坦率地說：「我愛中國但不一定能愛國家機器或者個別領導人。」（〈北京一遊〉，頁93-97）面對詰問，他坦率回應，從此以後，再也無緣訪問中國大陸。但他所受的打擊和阻攔並沒挫折他對漢語教學和中國文化研究的熱情，更沒斷絕他與華人朋友的交往。中共的蠻橫反而促進了他積極參與「人權觀察」、「中國人權」等團體的活動。這一切正如余英時教授為《半洋隨筆》所寫的序言所說：
培瑞和所有富於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一樣，永遠在追求公平、平等、人權、自由……等正面價值。他的「反共」是萬不得已的，因為共產黨恰恰是這些基本價值的毀滅者。他認同於中國文化，因為這個古老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尊重人性，也最富有人情味的，他認同於日常生活世界的中國人，因為他們之中也大多數是善良而又最有智慧的。
如上所述，除了與林培瑞談學問時說國語，便於互相溝通，相近的立場和批共的方向又是我與他交往至今的另一個原因。
我初來美國教中文，因參加普林斯頓大學的漢語教學會議，又出席普大「中國學社」的研討會，從而結識林培瑞教授。那時候我受孫康宜教授引導和鼓勵，教學之餘，偶爾寫一些評介西方性別研究的文學評論，尚未有意涉及有關中國的時政問題。1997年，林培瑞轉交給我一本美國教授H. Lyman Miller簽名的新書，題曰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梅瀚瀾：《毛後中國的科學和異端》），希望我讀後能給作者寫一篇書評。我拜讀該書後即時寫了篇書評，題為〈科學的僭越和淪陷〉，在《世界周刊》上發表。文中詳盡剖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有關自然辯證法論述之偏頗專斷，進而批評中國大學開設自然辯證法課程所造成的誤導，特別點出一個值得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深思的問題：「由於不加批評地接受知識與權力的結合，同時為追求一整套綜合真理體系而容忍唯一的真理準則，知識分子已在一定的程度上與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達成某種共謀。」（參閱拙著《交織的邊緣——政治和性別》，台北，東大圖書，1997，頁131-138）。
從此以後，我陸續撰寫此類異議文字，一發而不可收。2000年暑期，我回西安看望母親，突然遭國安拘留審訊，他們出示了我給西安友人郵遞「中國學社」蘇煒等人主編的《民主中國》和胡平主編的《北京之春》等「反動」期刊的證據，嚴厲追究我違犯「國家安全法」的罪責。那時候我尚屬持綠卡的中國公民，當局隨時都可判我重罪。幸蒙我任職的大學即時聯繫美國政府營救，我被拘留數日後即獲釋返美。獲釋的條件是：我返美後不得向媒體公佈自己在西安的遭遇。由於我任職的學校也要求我遵守此許諾，返美後我只好保持沉默。魏京生常來我家喝酒，閒談中曾多次邀我去美國國會作證，我都沒應允其請求。一年之後，又有旅美的中國公民回國後遭到拘留，林培瑞即時與我通話，嚴肅促使我打破沉默。經他介紹，我接受了美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高教記事》）記者的採訪，初次公佈了我在西安被拘留受審訊的經歷。這個訪談發佈後，其它媒體的採訪接踵而來，我隨之撰文詳述了我遭遇國安扣押的整個過程，在中文報刊發表。林培瑞緊接著把此文譯成英文，題曰Arrested in China，在《紐約書評》上刊出，並被其它媒體轉載。2004年，我那本回憶錄——《我的反動自述》——在香港出版，林培瑞即時引薦Susan Wilf女士把此書譯成英文，並特意為該書撰寫了長篇導言。此書英譯本題曰Confessions: An Innoce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 林教授接下來又尋找出版社，推薦經紀人，經此一番順利操作，該書於2007年由諾頓出版社印行。
該書英譯本出版後頗獲好評，曾暢銷一時。從此以後，我徹底扭轉寫作方向，從早先偏重文學評論和古典詩詞研究轉向評毛批共，先後推出專著《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以及《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毛澤東與歹托邦》等多本評論集。綜上所述，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說，正是基於林培瑞教授的激勵和幫助，我多年來從言行到寫作，從信念到交友，一直都追隨著國內外異議人士的努力方向，至今仍在堅持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撫今追昔，雖說沒做出什麼學院學術的成果，多少算是成就了我這個「反動分子」的正果。
對林培瑞教授來說，從事中文寫作，僅偶然命筆，淺嘗輒止而已。但閱讀了他那些短平快的文章，我還是覺得有必要在此點明其獨特之處。他的中文作品儘管篇幅不多，他擁有的中文的詞彙量也畢竟有限，但這一局限反而成全他把他的第二語言書寫得平實簡潔，明曉精煉，從而避免了中文母語作者行文中往往會有的支離漫衍和蕪詞累句。基於他分析哲學的功底，他的文章最醒目的特徵是條理清晰，論述的邏輯性較強。更讓我警覺的是，面對中國留學或訪學人士盲目追隨西方新理論的某些論文，他提出了中肯嚴肅的批評。林教授雖身處美國學院派後現代主義理論前沿，但對福柯、德里達、杰姆遜等洋大腕的新名詞、新概念，他不但不迷信，更避而遠之，進而批評中國學界的跟風派說：「中國學生吃虧就吃在他們剛到西方世界來，判斷力不夠。他們哪裡能知道這些漂亮名詞是很表面的，時髦的東西，離開西洋文明的骨髓相當遠。……英美大學的哲學系幾乎都不理睬這些語言遊戲的表演者。」林教授接著語重心長地指出：「後殖民地主義的基本主張——反對文化霸權——是不錯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但是用『後殖民主義』這個名詞去反對西洋文化霸權帶有相當大的諷刺意義。因為這個新造的名詞本來是西洋發明的，把它帶到中國土壤上讓它支配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本身就是後殖民主義的例子。真正要離開文化霸權的話，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創造和使用自己的新理論和自己的名詞術語。」（〈用自己的思想和語言說話〉，頁150-162）
正是基於他本科學習中嚴格的認識論訓練，林培瑞涉筆較為陌生的中文語境，天然地免疫了中共官方話語的感染。我在此特別要推薦〈擺脫集權主義的語言〉（頁17-29）這篇文章，對長期受中共話語專制操控的大陸民眾來說，認真閱讀此文，應會有一定的解魅效力。進入陌生的中文語境，出於其外來旁觀者的視角，林培瑞得以清醒地辨認出「中國官方語言和日常用語的區別」。基於這一區別，他進而辨析官方語言如何侵襲污染日常語言，乃至支配著言說者日常的表達方式，無形中給民眾施行了話語洗腦。中共的這種「語言工程」通過領導講話，媒體推廣，政治學習，小組討論，以其政治正確的語調和措辭對民眾施加「無意識反應」的手術，最終構成了對全民的話語專制。林培瑞在該文中分別列舉詞彙和文法的特點、道德情緒化、唯目標主義、真假區別的消失五種手段，援引一系列已普泛到民眾日常用語中的陳詞濫調，揭示了官方語言如何滲入日常用語，最終「佔據道德舞台的主要位置」。
對應此文，我順便在此也舉個我自覺抵制官方用語的實例。自1949年中共建政，按照官方語言的定義，此前被稱為「解放前」，其後被稱為「解放後」。這則政治套語七十多年來潛移默化，已鐵定為歷史進程中的紅色分界線，從此以後，眾口一詞，中國人群體默認了這個話語專制下的「解放」。幾年前經朋友幫助，我有幸覓得祖父一部丟失的書稿——《陝西佛寺紀略》，該書稿是祖父受命西安文化局領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編寫的。現經我全面整理修訂，已在台灣出版。整理過程中，我特別修改不少官方用語。首先把所謂「解放前」和「解放後」一律改為1949年前或後，把「黨和政府」或「人民政府」云云，一律改為「當地政府」或「當局」。這一中性用語的還原，讓我感到心情舒暢，算是給祖父的亡靈清除了官方話語的污染。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信哉是言也！
上述林文均寫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全部收入林培瑞唯一出版的中文著作——《半洋隨筆》。近年來我雖未讀到他正式發表中文隨筆，卻偶爾在上網瀏覽「美國之音」的節目時，看到他接受訪談的視頻錄像，這些訪談多涉及有關中國的時政問題。眼前的林教授滿頭白髮，他依舊反應敏捷，有問必答，那稍顯低沉的嗓音吐詞還算清晰，伴隨著不緊不慢的節奏，他有條不紊地議論著，一連串中文字幕同時在屏幕上展現出來。我邊看邊聽，享用和品味著那出口成章的視聽效果。這些訪談隨後在網上都呈現為中文文本，對我來說，照樣可作為林教授的中文寫作反復閱讀。
這些訪談中有一篇題為〈中共的「問題辭令」〉，在該文中，林教授繼續就官方語言對日常語言的滲透展開追蹤。天下的議共批共者果然所見略同，他開場白便提出了上述所謂「解放前」和「解放後」的問題。他說，「解放」（Liberation）這個時間符號一旦通行中外，你不知不覺就認同了「中國人的奴化時期」。基於此「問題辭令」所施加的潛移默化作用，林培瑞列舉出一系列有問題的辭令。比如報刊上一直把「六四」民主運動稱為「動亂」，久而久之，「動亂」倆字已成為那時候那個事件的專有名詞。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次會議上，林培瑞發現有位曾參加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女士在場發言，提及1989，竟然也滿口「動亂前」、「動亂後」地訴說起來。林教授於是指出，這位女士口頭上接受了官方的這個問題辭令，等於她無意識深處已認同了官方對「六四」民主運動的定位和判決。一個問題辭令鋪天蓋地重複下來，竟然會對一個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施加了從「洗嘴」到洗腦的功能。你只要按官方語言說話，你就陷入被馴化的境地。一個人一旦被洗嘴，官方語言就深化到他/她的無意識層面了。
接下來林培瑞列舉了一系列問題辭令，比如「維穩」與「和諧」。既然黨天下很「和諧」，何必要豢養一大批國安、武警等人員對民眾施加暴力。「維穩」只是「鎮壓」的政治婉語，而「和諧」則是粉飾並不和諧的辭令。至於特別招待外國友人所住的「友誼賓館」，那個名曰「友誼」的辭令是對入住者施行統一戰線的婉語。林培瑞給中國乒乓球隊代表團做翻譯，稱頌中共的年月，作為中人民的「友人」上了中共的紀錄片，曾被「友誼」過一陣子。一旦他他幫助方勵之夫婦避入美國大使館，就成了「不懷好意的境外勢力」。
林培瑞這個在中國被官方視為極右的反共分子，在美國其實至今還保持著他年輕時偏左的熱情和勇氣。他並非逢共必反，他說他「喜歡就事論事，極權政府的主張裡面要是發現有道理的東西，那我願意接受。支持的是那條道理，不是政權的合法性。」（〈「對外漢語」有感〉，頁191-194）1999年，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宣佈在對國際新聞記者每天發佈的簡況介紹會上，從今後不再用中英兩種語言，只用漢語。此舉引起許多西方記者的反感，他們自以為英語是國際語言，今後若只用漢語發佈新聞，自然會給他們造成一定的語言障礙。針對他們的不滿，中方應對說，「美國政府在華盛頓發言，只用英文，並不考慮別種語言。尊重地主國是自然的事情，在華盛頓是自然的，在北京也是自然的。」林培瑞在文中引用了中國官方的言論後，緊接著表示他尊重中國官方的決定，進而批評了美國人的英語帝國主義強勢態度。就我的個人見聞來說，美國人也許是世界上特別疏於學習外語的人群了。他們很多人往往只會說英語，到他國辦事和旅遊，只指望人家說英語來適應他們的耳朵。身為一位在美國教中文的教授，林培瑞看到中國人學習英語的人數那麼眾多，而在美國選修中文的學生十分稀少，不由得發出了對比極其失衡的慨歎。
此外，對某些在美國教中文的教師，林培瑞也有直爽的批評言論。他認為他們對學生要求過於寬鬆，說「中國人來美國作漢語教師，最大的毛病是改學生的錯誤改得不夠。」本人身為中文教師，這一點是我特別讚同林老師之處。由此也可以想見，他平日應不至於像他所批評的那些教師，不會無原則地護短或討好自己的學生，而是以學校的教學守則自律，同時也這樣去要求其他教師的。
上述短文所表達的中文教學從嚴主張也正合我的心意，在我執教的大學，我發現我熟識的個別中文教師就有該文所述的姑息學生傾向。無可諱言，美國藤校中是存在著某種grade inflation的現象，學校當局的確嚴肅檢討過此類問題，但效應到底如何，並不十分清楚。我不喜歡個別學生到我的辦公室爭論分數，比如有的學生對我說，要準備考法學院或醫學院了，是不能有B plus成績的，因而反復向我bargain成績。我對他們的回應總是：「You must earn your grade!」在學生期末給老師所寫的評語中，我有時就會看到談不上多麼正面，但也未必極其負面的評價：「Kang laoshi is very tough!」
2024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