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着玉林逛一圈 2——王婆婆，安仁，收租院》
作者：马青
出文具店，看见卖鞋垫的王婆婆坐在店外缝鞋垫，她在成都一环路玉林北街街口做鞋垫、卖鞋垫，有十来年了。
王婆婆说，她是安仁镇那边的人，说完这句，又补充道：“刘文彩那儿的！”
我出生于1965年，那年，中共开展为文革铺路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翻过这一年，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吞吐红色火焰。1965年，正在走向柬埔寨“一号大哥”的杀人恶魔波尔布来中国拜码头。虽然，这回没有见到毛魔，但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这一年，他还见到康生，康生那套铲除内奸的“理论”让他顿时眼睛发亮。
1965年春天，舞剧《白毛女》在第六届“上海之春”上首演，火爆全国。我在我妈羊水里倾听人世时，一准听到过“北风那个吹”。
1972年，我在3508厂子弟校上小学。我的整个小学期间，文革进入尾声，但第一次造神运动还在继续中，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嚎叫声中，孔家店被砸得稀巴烂，钻研业务被贴上“白专道路”标签，全国吃瓜群众盯着“八个样板戏”看。虽然，说的是“抓革命，促生产”，但革命和生产并非并列，大人们三天两头地开会学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买啥都凭票、排队，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男男女女都穿灰黑蓝，拥有“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是生活富足的表现，出身工厂令人自豪，出身于工厂的干部家庭更令人自豪。有台湾、香港，或者，国外亲属，是倒了八辈子霉。爱情、恋爱、性、荷尔蒙、曲线美这些字眼，在全中国每个犄角旮旯都找不到。当然，高干书柜里，可能找得到。胆子大的家伙传看手抄本《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胆子再大点的抱着电子管收音机收听“敌台”。那段时间，我后来的女友兼精神导师王姐正在云南当知青，她凭记忆加自己的文笔写下《安娜•卡列宁娜》的故事梗概。这本手抄本，成为她所在那个知青点的精神食粮。那段时间，大陆和台湾互相空飘、海飘，互相对对方施以宣传攻势，同时，邓丽君红遍香港和东南亚。不过，时间要继续前行十来年，她的歌，《海韵》、《千言万语》、《空港》等等才会横扫大陆。当时，我是好学生、语文课代表、学习委员、中队委，年年“三好”，绝不看这些黄色小说，对毛诗词和毛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会儿，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正在柬埔寨血腥屠杀柬埔寨愚民。当然，当时，我不知道。我妈那阵天天拿《参考消息》回家，上面每每写到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红色高棉，还有，美国入侵越南。《参考消息》上，西哈努克亲王和波尔布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既然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和波尔布特自然也就是正义的化身、革命的化身。至于说美国，既然是美帝国主义，既然是纸老虎，既然入侵越南，当然罪恶滔天，且不堪一击•。
小时候，大人们说蒋介石是蒋该死，说抗战胜利后，他从峨眉山上下山来摘桃子。说刘文彩是成都大邑县安仁镇的大恶霸、大地主，每天喝人奶，一个人用五六个奶妈。他把冷月英丢进水牢，直到下半身腐烂。那时，我无数次地坐我妈厂里的军用大卡车去安仁镇参观刘文彩庄园。中国人民解放军3508厂，这几个红彤彤的字照亮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妈是这家军需被服厂的妇产科医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一辈子没被她跪拜的党吸收入党。拿我妈自己的话说，她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我爸在这家工厂计划科工作，后来，专职给厂长写讲话稿，虽然，不是厂办秘书。再后来，我爸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当编辑。
我晕车，一路呕吐，但是，为了让我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和仇恨教育，我妈一次又一次地把戴着红领巾、胸怀全世界、梦想解放台湾的我拎上车。我不光跟我妈一起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还同老师同学一起去接受教育。参观刘文彩庄园的结果是，我心里种下了对地主阶级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收租院” 里，小女孩牵着步履蹒跚的爷爷讨饭，地主老财趾高气扬地坐在太师椅上收粮，婴儿被摔在地上嚎啕大哭，冷月英被扔进水牢……泥塑把地主阶级“横征暴敛”形象逼真地呈现出来。收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越看，越恨；越看，越爱；越看，越愚。
后来，才晓得，刘文彩扶困济贫，修路、办“文彩中学”，是当地人眼中的“大善人”。1965年6月—10月，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和一群美院学生奉旨创作了这组以谎言为原料堆成的泥塑。直到今天，创作这组作品的大学教授和“人民艺术家们”依然沾沾自喜，以“青春无悔”的自豪心情来回望这段“辉煌岁月”。也许，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丝自责和悔过，但在场面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有罪，我愧对安仁镇的父老乡亲。
2011年，程美信的署名文章“《收租院》是中国美术的耻辱经典”在网上疯传。该文说：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访贫问苦’，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14组（原建兴村4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的仇富心理，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想听，生气地走了……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因为家庭成份和‘收租院’逃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收租院》‘牢记血泪仇’的宣传攻势，当地农民把他用绳索勒死，连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也被斧头劈死。”
2011年3日8日，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新中国美术经典：再现《收租院》”雕塑展。不是从反思、批判、忏悔的角度布展，而是原版再现谎言艺术、暴力艺术。从1965年至2011年，四十六年过去，真相现身，谎言依旧，愚民教育继续进行。
问婆婆，家里还有农田没，婆婆说，都被买了，一亩地三万，另外，每人赔三十多平方。问婆婆，是不是每人赔三十五平方，婆婆说记不清楚了，反正，三个人，赔了一百零几平方。问婆婆，哪年被买的，婆婆摇了摇头说：“记不得了！”
婆婆今年八十二岁，老伴留在安仁。二十多年前，来成都，给他大儿子带孩子。孙儿长大了，媳妇就想把她劝回老家。“我不走，随便她咋做脸色！把儿给你带大了，你就赶我走，没那么容易！”婆婆边缝鞋垫边气咻咻地说。
婆婆生了两个儿、一个女，大儿在成都政府机关上班，大儿媳在医院工作。婆婆说，最开始时，她一个月拿300元社保工资，后来涨成500元一个月，再涨成900元一个月，今年涨到1800元一个月。一年之中的十个月，她在大儿子家住，另外两个月在小儿子家住。以前，她每年给5000元给大儿媳妇，现在，社保工资涨了，就每年给6000元。小儿子那边，以前，每年给1000元，现在，也涨成1200元。“我才不会把社保卡给你得！这样嘛，我或多或少，总要自己挪点嘛！你说是不是？”婆婆说起自己的小聪明时，很是得意。
婆婆弓着背，牙齿几乎掉光了。春暖花开时节，婆婆坐街边纳鞋垫，像是风景。但是，冬天和盛夏时，看见她佝偻着腰坐在那儿，我总是心痛。
“这些东西，咋卖呢？”
婆婆拿起鞋垫：“这个十块，这个十二，这个十六，这个十九。这个十块的是我进的，买成五元一双，我卖十元一双，每双捡五元。”
“那个钩针钩的手机套和卡套呢？”
“这个是帮我女卖的，十元一个。那个是帮我幺儿媳妇卖的，十二和十六元一个。”婆婆挨个回答我的问题。
婆婆的小儿子，以前在工地上做活，一次，遭遇意外，被砸伤头骨。
“右边砸伤，左边走路不利索，要摸着墙边走。后来，成了残疾。”
“那，他靠啥养家糊口呢？”
婆婆靠近我，用几乎耳语的声音对我说：“他哥帮他买了两套房子。第一套十五万，第二套十七万。他把这两套房子租出去，一个月有三千元。希得好他哥给他买了两套房子，不然的话……”
“他咋有钱买房子呢？”
“他被砸了嘛，他哥去找了那家公司嘛，就赔了他一笔钱。”
“赔了三十多万？”
“没赔那么多。两套房子，他哥帮他出了几万，买下来了。兄弟嘛，你说是不是？”
婆婆说，他小儿子靠两套房子的租金供孩子读书，前不久，他小儿子的女儿考进旅游管理局做实习生，每个月1500元，实习结束后，一个月5000元。问王婆婆，是成都市旅游管理局，还是四川省旅游管理局，王婆婆说搞不清楚。我说：“她这工作是她爸的哥哥，也就是，你的大儿子给她找的吧？”王婆婆说不是，是她自己考进去的。王婆婆对这个孙女的出路很得意，说：“单位好！以后就搞管理，名字都叫旅游管理局得嘛！”
旅游管理局，现如今，一般人进得去？
现在，王婆婆的女儿在安仁老家带孙儿。王婆婆说，跟着，她女儿也要领社保工资了。“她领社保工资，一个月领得到两千多不？”
“咋可能呢，我现在才一个月1800元！”
王婆婆女儿的儿子，在安仁做装饰。
在“中国财税改革论坛2014•新常态经济与财税改革方案实施高端论坛暨天和智库(北京)经济研究所专家委员会第二届年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发言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农民。他说：“政府把你的一亩耕地几万块钱拿过来，拍卖时以几十万、几百万卖出去。一方面推高了地价和房价，剥夺了城市居民区购房的一部分收入，另外一方面，直接剥夺了我们的财产性收入。”
农田和农地都被卖了，没地可种，女人只有编织点小东西卖。
在婆婆手里买了个鞋垫，婆婆说，你嘛，就少收你三块，十六元一双好了。我说不行，坚持付十九元。婆婆咧嘴笑了，说，好嘛好嘛！谢谢了！
王婆婆的小儿子因为工伤致残，失去劳动力，获赔二十多万。问王婆婆，她小儿子哪年工伤的，王婆婆说：“他出事那年，我孙女9岁，今年21岁了。”
“那就是说，十二年前工伤的？”
“嗯，差不多。”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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