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读太宰治，竟然读到他写的以鲁迅为主角的小说，名字叫《惜别》。这对我来说是个巧遇，不期而遇，但是在网上搜寻一下，发现了解这个事情的人多了去了，我属于孤陋寡闻。但是毕竟还有很多比我更孤陋寡闻的，可能还不知道这么个事，所以写一下，就算是给这些读者带来一个信息也是值得做的。
首先我关注的就是这两个作家到底是否有交集。查了一下，难以一言以蔽之。首先，太宰治生于1909年，这一年鲁迅离开了仙台那个医学院，也就是鲁迅写的有藤野先生的学校，也是《惜别》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所以太宰治是鲁迅的晚辈。但是在鲁迅去世之前，太宰治已经在文坛上有了名气，鲁迅竟然读了他的作品，还评价道：“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卑微而自由。他想要打破什么，却又没有方向。他的痛苦在于他用心看着漆黑的世界。”
这个评价似乎也不是很正面，但是太宰治倒是很激动。得知鲁迅曾喜爱过他的小说，他不禁“狼狈惶恐、面红耳赤”。而且在他几次试图自杀的生命中，对鲁迅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而深切的感情，“渐渐地，我开始想念一个人，想得不得了，想看见他的脸，想听见他的声音，想得不得了，好像是腿上扎着滚烫的针灸，只能忍耐着不动一样。”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情，我对太宰治没有深的了解，还不知道。在这种感情的催生下，他竟然写了这篇小说，相当于把鲁迅的《藤野先生》扩展了，而扩展的内容基于他做的一些调查、他的想象和后来鲁迅的作品，主要是《朝花夕拾》里面鲁迅童年的故事，供主人公鲁迅在小说里回忆和同他人的对话。这篇小说发表于1945年，是他生命终结前的第三年。日本作家自杀的不少，太宰治也是其一。这样的自杀倾向，应该是有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吧，就是说，死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如果没有意义，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好死不如赖活着，怎么可能会去死呢。
回到《惜别》这个故事。题目是鲁迅那里就有的，也就是与藤野先生的惜别，还有张照片，是藤野先生的题词。
小说的内容就是鲁迅和几个同学以及藤野先生的交往。故事就是为对话虚构的，而对话就是为了表现鲁迅的思想变化，一开始就是来学医学，更广泛地说是科学，认为清国人没有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也把日本的先进归于对科学的重视，直到最后认识到清国人的问题不是身体，而是精神。医学和科学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对话有时很长，显得有些为了说教而为之，而且，其中大段援引朝花夕拾中的名篇，《社戏》、《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那个奔波于当铺与药房柜台的少年以及与藤野先生的关系我们已经听得很多，所以不能说很有新意，但是就当是一个回顾，更何况是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来说，总还值得品味一下。
文中的鲁迅对日本推崇备至，尤其是夸奖日本那种充满秩序的清洁感，如清晨的东京街头，女人们头顶白毛巾扎起袖口洒扫庭院的模样，让他觉得日本可爱，充满朝气，与暮气沉沉的清帝国不同，让他对中国文化以最严厉的态度贬损。日本的清洁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的，我第一次去日本时，在日暮里转车，到街上走了走，正好看见一个老太太拿着个小扫把在门前弓着背打扫，因为那里也算是公家的路面，给我深刻印象。这从太宰治口里说出来，说明他也是认可这个的。虽然他有对日本文化自负之嫌，但我们也不得不接受事实。中国的文化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让人不禁惭愧。
在后记中，太宰治坦言，虽然这篇《惜别》，是为响应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的嘱托而动笔写成的，里面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政治印记，然而即便没有来自这两方的请求，“我也依然会在某一天试着去将这部小说写出来。”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太宰治亲自前往仙台医专考察，花了很长时间搜集材料。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想以一种洁净、独立、友善的态度，来正确地描摹那位年轻的周树人先生”。
文中不少太宰治写的鲁迅的话语，是日本人写中国话，是新意所在。如：“魏晋时期竹林里的名士，……看到伪善者滥用‘礼’时，虽然觉得不平，却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了，他们产生了某种愚蠢的倔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半个‘礼’字，自暴自弃，反过来说‘礼’的坏。”
我的字就写这么多，因为我读了一会网上的文字，觉得自己暂时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写。但最后还是把太宰治写的一篇《为什么要写鲁迅》附上，让读者继续欣赏。
太宰治的《惜别》
打算从明治三十五年、 当时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心中燃烧着在日本学习医学、以此重建他那到处是病人的祖国这一美好理想、作为清国留学生到达横滨写起。在他多感的眼中，日本的土地映现为怎样的景象？在横滨开往新桥的火车上，眺望窗外日本风景时的兴奋，以及随后两年间在弘文学院的单纯、宁静的留学生生活。他曾经怎样爱着、怎样理解东京这座都市？不过，他对于留学生同伴们怀有近似于厌恶自我的排斥，明治三十七年九月进入连一个清国留学生都没有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此后两年间他在仙台的生活甚至成为决定了他一生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受到医专两三个日本学生的恶意对待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似乎是作为超额的补偿，他拥有了难得的日本良友与恩师。特别是关于藤野严九郎教授那比大海还深的恩爱。
他在后来甚至写下《藤野先生》这篇充满感恩之情的名文——文章写道∶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仙台镇，作为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民间旅馆居住下来之后，他逐渐地开始理解了真正的日本的形态。正值日俄大战激烈进行之际，接触到仙台人们的爱国挚情，即使是身为外国人的他也曾数次惊异、感奋。他本是心中燃烧着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的俊才，但与眼前所见的日本的清洁、活泼的姿态相比较，想到自己国家疲惫的老态，心情几近绝望。但不能失去希望。日本的勃勃生机来自何处？他开始怀着异样的紧张感观察周围日本人的生活。
本来，清国青年来日本留学并非认为唯有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真实的想法好像是∶应当学习的依然是西洋文明，但日本已经在择取西洋文明之精粹而进行运用方面取得了成功，无须专程去遥远的西方，在近邻日本学习就能以很小的代价吸取西洋文明。
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同样怀着那种想法渡海来到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经过各种细致观察的结果，是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与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独自的、凛然而又难以侵犯的品格。清洁感，这在中国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洁感究竟来自何处？那美的根源难道不是隐藏在日本家庭的深处？——他开始这样思考。或者，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全部没有例外地拥有在他的国家不被接受的单纯的洁净信仰（称作理想也可以）。
但是，依然不是十分明白。他的思考慢慢地开始往上追溯到关于教育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这样，他终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中国自身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也变得岌岌可危，绝不是因为中国人肉体上的疾病，显然是起因于精神的疾病，即起因于丧失理想这种懒惰、傲慢、可怕的精神疾病的蔓延。他认为为了改造此种病态精神、将其提高至中国维新之信仰，借助于美丽而崇高的文艺是最近的捷径，明治三十九年夏（六月）从医学专门学校退学、 告别了以恩师藤野先生为首的朋友以及仙台那些亲切的人们、心中燃烧着文艺救国的希望重回东京。
作者打算在他气宇轩昂去东京的地方搁笔。如果仅仅叙述梗概，会出现过多讲道理的情形，那是不行的。作者打算着力于周树人在仙台与日本人的令人怀念的、美好的交往。打算让各种各样的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周树人曾经非常喜爱儿童）出场。
作者对鲁迅晚年之文学论无兴趣，故晚年鲁迅之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亦绝不进行浅薄之煽动，欲以所谓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对年轻之周树人作正确、善意之描写。
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
原标题：《惜别》之意图
《太宰治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昭和五十二年·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