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国军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为彻底消灭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华民国的中央《国军》和特务队蓝衣社别动队在苏区执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三光烧杀抢政策，多次实施大规模围剿屠杀。
在江西的一个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后被焚烧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数为1930万，到1936年只剩1370万，扣除因战争死亡和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人，被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屠杀的中央苏区红军和老百姓有数百万。
在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有100多万。
返乡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名目众多的民团，如“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疯狂剿杀苏区的红军和老百姓或称“亲共分子。
蒋介石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报告书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在苏区屠杀红军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的手段非常残忍，有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儿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婴儿被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士兵活活撕成两半；有群众被《国军》士兵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妇女被《国军》士兵轮奸割乳，然后杀死。蒋家《国军》是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
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不但在苏区屠杀红军及共产党人和普通的老百姓民众扣上“亲共”的帽子加于“宁可错杀不放一个。还对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张人杰 (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
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是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起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国近代中的普通老百姓是有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这一纪律规定显现出历史伟力，成为人民军队加强纪律建设和开展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以及团结内部、团结人民、瓦解敌军的强大武器，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革命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坚实基础 。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军纪优良、行止有节，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是分不开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高度重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
1928年8月下旬，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桂东回师井冈山途中，得知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群众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群众看到后十分感动，连声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1929年2月，红军在大柏地围歼了国民党军两个团，打了一个大胜仗。但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已上山，因此吃饭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既解决吃饭问题，又不损害群众利益，毛泽东、朱德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食，同时留下借条，张贴布告，说明日后偿还。当红军再次路过大柏地时，如数向农民偿还了现洋。群众从这一行动中认识并接受了这支部队，纷纷表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解放战争期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仍是人民军队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1948年11月8日，东北野战军负责人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里汇报了所属部队纪律情况，其中提到，部队在兴城解决战斗后看到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锦州苹果”的故事从此广为流传。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特别提到这件事。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不仅在锦州，当时，华东野战军打进上海后，模范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不惊扰市民，在蒙蒙细雨中，部队官兵和衣抱枪、悄然无声地睡在路边。这一严守纪律的行为令无数上海市民为之动容。
密切联系群众的纪律保证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生动而具体的语言概括和展现了群众纪律的主要内容，将革命军人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态度问题用具体而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从而为人民军队树立群众观念、赢得群众支持提供了纪律保证。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五军第五纵队进入鄂东南地区的黄沙镇时便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挑水、打柴，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这进一步密切了部队和群众的关系，使队伍不但找到了落脚点，而且很快扎下了根。
其间，毛泽东在部队中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分头到群众中间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以此推动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毛泽东同部队一起出发时，总是跟着后卫部队检查战士有没有上好门板，捆好铺草。
甚至给房东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他都会非常认真地询问。正因为如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落实形成了军民一致的新型军民关系。井冈山地区曾流传这样的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在艰苦抗战的过程中，新四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在部队开赴前线抗战的沿途，人民群众对新四军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慰劳。解放战争爆发后，依靠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行动，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汇聚了广大的民心和民力，在战场上连连获胜。
比如，太岳纵队在晋南浮山外围地区歼灭胡宗南军精锐第一旅全部。究其原因，正如敌被俘中将旅长黄正诚所说：我们进入你们的解放区，就像个聋子、瞎子一样，找不着一个老百姓给我们带路，就是找着了，也不给我们好好带路。到你们解放区一点粮食也找不着，官兵打仗、走路都要饿着肚子。
克敌制胜、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克敌制胜、战胜困难，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密不可分。红二、红六军团南渡澧水后，国民党千方百计地构筑封锁线，前堵后追，不断空袭。部队则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任何愿意抗日的人都表示欢迎，因此，尽管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
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依靠正确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妥善处理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而顺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后来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做过一些工作，如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要求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这样就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可见，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虽是复杂的，但部队纪律严明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能够较快转入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内便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也是不无关联性。
1947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遇到了饮食不习惯、语言不通、地形不熟等困难，有的部队甚至呈现出疲惫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作战时顾虑重重，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为解决上述问题，召开的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纪，从而克服了队伍中存在的怕打硬仗等消极思想情绪，使他们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
东北民主联军某纵队以教育和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战斗意志显著增强。在白龙驹山战斗中，该部以一个团兵力歼敌新一军暂五十六师之一个团。整体看来，解放战争期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部队的自身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
1948年11月8日，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负责人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里，详细汇报了所属部队的纪律执行情况：部队对执行战场及城市纪律进步较以前突出。义县、兴城、锦州、沈阳等城，都没有侵犯私人工商业及城市人民的利益。一切工厂、公共机关（锦州受炮火摧毁）保护比较完整。在兴城解决战斗后，县政府只少了一把修理电话的铁钳，并由部队立即清理交还。某地主之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地方同志接收后，以五千元一斤发卖给部队。俘虏人员所携之私人财物，全部没有动。俘虏高级军官身边所匿藏之黄金、现洋、金元券，均未予以没收。此点亦为锦州高级俘虏官所称赞。
报告特别提到的某地有“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指的就是辽沈战役期间发生的“锦州苹果”的故事。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回忆到听说这件事后的心情，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当时有不少穷苦的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亲眼目睹了红军和旧军队纪律的截然不同，并且由此认定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世袭羌族土司安登榜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当时红四方面军在西渡嘉陵江后，执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
而当安登榜在遭到国民党追捕走投无路时，恰遇刚刚进入羌族地区的红军。安登榜看见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少数民族，提倡“回番汉各民族平等”，和国民党“汉官”完全不同，便率领随从毅然参加红军，并利用他的身份和影响在羌族地区为红军做了大量工作。后来，红军战士安登榜在长征路上为各民族的解放英勇捐躯。
这样的故事在长征时还有很多。
“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靠着坚定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我们党和红军号召起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去争取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广为流传的解放战争时期“锦州苹果”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不仅是在锦州，攻入天津时，解放军战士只吃自备干粮，多数人连咸菜也吃不上，对群众所送饭菜一概谢绝。广大群众深受感动，有的热泪盈眶，连声说：解放军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这些都显示出人民军队的纪律风范。
《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早上市民们醒来，开门即看到这一感人场景
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当时解放军打进上海后，模范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不惊扰市民，在蒙蒙细雨中，部队悄然无声地睡在潮湿的路边上。早上市民们醒来，开门看到这一感人的场景，油然而生的便是对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由衷赞佩。人民解放军用严明的纪律感动了无数上海市民，并深深震撼着这座旧中国的大城市。
时居上海的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感人的一幕，他说：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
近半个世纪后的1993年，荣毅仁仍然难以忘记这件事带给他内心的冲击，他回忆说：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就连当时在上海的国外报纸也报道说：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虽然有许多大厦是打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这些只是体现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代表人民军队形象千千万万事例中的几个具体事例。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这就是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长期教育熏陶的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无敌于天下。
蒋家国军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瞧毒品、卖淫、酒精，太糟糕了
附近一家手机店的员工说：“毒品、卖淫、酒精，太糟糕了。警察什么也不做！”
药剂师里尔（Jenny Leal）说，“人们不愿意来药店，因为这儿的人行道太乱了。过去两个月里，妓女的数量翻了一倍。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她们。”
“警察来过，进行了清理。但今天这些人又来了。”
以上是：《纽约邮报》曾在四月份对这条街道作出报道，当时店主们纷纷抱怨外来移民们在他们的商店里偷窃，之后在街道上兜售这些赃物。妓女们则在街区上游荡，向潜在顾客靠拢，并在谈成后进入当地公寓完成交易。
当记者再次回到这里查看时，发现情况更加严重，居民和商家们怨声载道。
罗斯福大道Bravo超市经理戴安斯（Jesus Diaz）说：“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以前我们抓住他们偷窃时，他们会说，‘哦，我很抱歉，请原谅我，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现在，他们会试图打你，告诉你，‘我们会回来，你会遇到大麻烦。’”
当地居民表示，妓女的数量已经翻了一倍，她们在路边招揽客人。小偷们变得更加嚣张，甚至在被抓住时威胁要报复商家。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皇后区91街附近的罗斯福大道市景，原本因非法露天市场和几十名街头性工作者而遭受破坏，现在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妓女公开招揽生意，扒手肆无忌惮横行，美国纽约罗斯福大道充斥着妓女和小偷。
这是在《变本加厉！ 美国纽约街头妓女翻倍鼠辈横行》一文中的。
《纽约妓女实现非罪化，学生和上班族兼职妓女，最高收费达2000美元》
《纽约性工作者和商贩集会 吁警察“放过我们”》据纽约邮报10月22日报道 周二，大约三十多名自称是性工作者和非法商贩的人在皇后区所谓“甜心市场”集会，他们呼吁警察减少突袭，让他们能够维持生计。
顾问兼性工作者说：“我出去找了一份工作，我受过教育。但是，由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剥夺了人类的简单权利，无论多么有资格，都无法获得平等的就业和医疗保健待遇——我们中的许多人被迫回到街头。”
她继续表示：“我的第二职业是性工作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纽约市。你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收入必须超过10万美元才能被视为工薪阶层或勉强糊口吗？所以，如果你不想让我们成为性工作者，那就给我们提供我们真正想要和需要的资源。”
一名街头小贩说：“我在街上一直受到歧视。目前我收到了四张罚单，而且都不便宜。这些罚单高达1,000美元，他们一直试图逮捕我。昨天，我们有几人被逮捕了。有八个人在街上被捕。他们也想逮捕我，就因为我想在街上卖我们的商品。”
“他们说他们代表我们的社区，但我们知道这是假的。当你说你想把州警和警察带到这些社区时，你的意思是，我不会给你们提供住房，不会给你们提供医疗服务，我们不会为你们的学校提供任何资源。”
他们强调说，这些人想要的是一个栖身之所，以及食物和教育。
他们仍然怒火中烧。
“警察什么都不做。毒品、卖淫、酗酒——太可怕了。”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性工作者的数量翻了一番。她们开始把自己当成社区的一部分了。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她们。”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说，他已经放弃了对Jackson Heights的希望，最好习惯这种情况。
他补充说：“我们去了分局，并不是警察不尽职，也不是他们不在乎。而是这些人人多势众——真的人多势众。”
《纽约应该“拯救”性工作者吗？》
记者暗访：《她》第一次涉入性工作时，只有15岁，当时她在网上登广告，来寻找客人。起初她只是偶尔如此，毕业后，就越来越多了。她在13岁时就有了第一个孩子，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从事性交易面临的刑罚一般是罚款或监禁。2013年，纽约州首席大法官宣布了这个新项目。他说，新项目将使无数被告逃离虐待和折磨，从而拯救她们，帮助她们追求“良好的生活”。
首席大法官说，“美国第一个干预人口贩卖的州际法院，我们会帮助那些被告打破那种被剥削、被逮捕的恶性循环。”新的司法系统不再视所有出卖性的人为罪犯。实际上，罚款和监禁只会让人们重回性产业，因为有了犯罪记录后，想找到工作和稳定的住所就更难了。
但是把性工作者视为受害者，同样不适用于所有人。法庭强制被告接受心理辅导，即使她们中很多人，比如斯盖拉，并不是被皮条客强迫才开始卖淫，她只是为了交房租、交学费、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简单地给性工作者贴上‘被逼’、‘受害者’的标签，掩盖了那些驱使她们进行性交易的经济需求。”
纽约的性工作者组织非常认同，性交易中的人们需要更好、更容易的援助，刑事起诉无助于打破循环。她们指出，逮捕，关押性工作者对警方而言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她们才是受害者。而法庭纵容警方记录性工作者的犯罪档案，并给她们定罪，恰恰使得她们不能在第一时间自主地接触援助组织。
“我们相信人有自我决定的权利，有安全的需求，有人权，但是刑罪化不能实现这些。”， “我们的目标就是废除性交易的刑事定罪，但同时，各种形式上的减少伤害也很重要，贩卖法庭提供了一个减少伤害的机会。”
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以及缺乏国家财政援助，是这些机构面临的大问题。
压迫在这行内一直存在。她认识一些现在已经被关进了监狱的人，在她尚未成年时，有的人会帮她联系客人，有的人在脸书上寻找12岁少女。
其中一名女孩，她们年纪差不多，但是这个女孩已经数周没有音讯了。最后她的尸体在一个垃圾袋中被发现，疑似被客人所杀。这件事残酷地提醒着性工作者们，外出接客有多么的危险，那些你毫不知情的客人有多么不可信任。外出接客就像面对一只疯狗，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性工作者通常会把顾客，带到附近的临时房间里，进行性行为。”
“这些所谓的性工作者全天都在工作，甚至当父母带着推着婴儿车的孩子走过时，他们也毫不回避，甚至经常在当地超市前闲逛揽客。”
“要知道在纽约，性交易应该是违法的！可警察却视若无睹。”
抓到的性工作者，基本会即捕即放，除非抓到组织者，才能以重罪起诉指控。
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女性，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从事性交易。
也有很多的非法移民，是为了轻松挣钱。
面对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性交易的风气日渐糜烂横行，以“恢复治安”为承诺而上台的各级议员们，只是在选前说说而已。
在六家涉嫌从事性交易的场所：“在这些貌似合法的经营场所中，却有着这些单人床——很明显这里发生了什么（非法性交易），这确实降低了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任何说这是无受害人犯罪的人，真的需要看看不人道的行为条件（女性遭到性剥削）。”
“非法性交易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
而这就是为什么，街头的性工作者越来越多的原因，因为哪怕是纽约市长，也无能为力。
事实上，除了大量非法移民在街头揽客，从事性交易以外，整个皇后区还充满摊贩叫卖。
成堆的衣服、女士包就那样摆放在地上，其中不乏名牌，还有很多一看就是今年新款的科技产品，譬如苹果手机——而这些东西基本就来自于“零元购”。
当地的居民，因此感叹自己像是生活在第三世界，而非世界的中心纽约。
因为根据纽约的市政规则，临街摊贩都需要从市政厅申请执照，这既是为了保护市容，也是为了确保临街的小企业，能够不被商贩抢走客源。
《选举》一直在路上，《瞧毒品、卖淫、酒精，太糟糕了》的现家一直存在着。
附近一家手机店的员工说：“毒品、卖淫、酒精，太糟糕了。警察什么也不做！”
药剂师里尔（Jenny Leal）说，“人们不愿意来药店，因为这儿的人行道太乱了。过去两个月里，妓女的数量翻了一倍。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她们。”
“警察来过，进行了清理。但今天这些人又来了。”
以上是：《纽约邮报》曾在四月份对这条街道作出报道，当时店主们纷纷抱怨外来移民们在他们的商店里偷窃，之后在街道上兜售这些赃物。妓女们则在街区上游荡，向潜在顾客靠拢，并在谈成后进入当地公寓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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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大道Bravo超市经理戴安斯（Jesus Diaz）说：“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以前我们抓住他们偷窃时，他们会说，‘哦，我很抱歉，请原谅我，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现在，他们会试图打你，告诉你，‘我们会回来，你会遇到大麻烦。’”
当地居民表示，妓女的数量已经翻了一倍，她们在路边招揽客人。小偷们变得更加嚣张，甚至在被抓住时威胁要报复商家。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皇后区91街附近的罗斯福大道市景，原本因非法露天市场和几十名街头性工作者而遭受破坏，现在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妓女公开招揽生意，扒手肆无忌惮横行，美国纽约罗斯福大道充斥着妓女和小偷。
这是在《变本加厉！ 美国纽约街头妓女翻倍鼠辈横行》一文中的。
《纽约妓女实现非罪化，学生和上班族兼职妓女，最高收费达2000美元》
《纽约性工作者和商贩集会 吁警察“放过我们”》据纽约邮报10月22日报道 周二，大约三十多名自称是性工作者和非法商贩的人在皇后区所谓“甜心市场”集会，他们呼吁警察减少突袭，让他们能够维持生计。
顾问兼性工作者说：“我出去找了一份工作，我受过教育。但是，由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剥夺了人类的简单权利，无论多么有资格，都无法获得平等的就业和医疗保健待遇——我们中的许多人被迫回到街头。”
她继续表示：“我的第二职业是性工作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纽约市。你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收入必须超过10万美元才能被视为工薪阶层或勉强糊口吗？所以，如果你不想让我们成为性工作者，那就给我们提供我们真正想要和需要的资源。”
一名街头小贩说：“我在街上一直受到歧视。目前我收到了四张罚单，而且都不便宜。这些罚单高达1,000美元，他们一直试图逮捕我。昨天，我们有几人被逮捕了。有八个人在街上被捕。他们也想逮捕我，就因为我想在街上卖我们的商品。”
“他们说他们代表我们的社区，但我们知道这是假的。当你说你想把州警和警察带到这些社区时，你的意思是，我不会给你们提供住房，不会给你们提供医疗服务，我们不会为你们的学校提供任何资源。”
他们强调说，这些人想要的是一个栖身之所，以及食物和教育。
他们仍然怒火中烧。
“警察什么都不做。毒品、卖淫、酗酒——太可怕了。”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性工作者的数量翻了一番。她们开始把自己当成社区的一部分了。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她们。”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说，他已经放弃了对Jackson Heights的希望，最好习惯这种情况。
他补充说：“我们去了分局，并不是警察不尽职，也不是他们不在乎。而是这些人人多势众——真的人多势众。”
《纽约应该“拯救”性工作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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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性交易面临的刑罚一般是罚款或监禁。2013年，纽约州首席大法官宣布了这个新项目。他说，新项目将使无数被告逃离虐待和折磨，从而拯救她们，帮助她们追求“良好的生活”。
首席大法官说，“美国第一个干预人口贩卖的州际法院，我们会帮助那些被告打破那种被剥削、被逮捕的恶性循环。”新的司法系统不再视所有出卖性的人为罪犯。实际上，罚款和监禁只会让人们重回性产业，因为有了犯罪记录后，想找到工作和稳定的住所就更难了。
但是把性工作者视为受害者，同样不适用于所有人。法庭强制被告接受心理辅导，即使她们中很多人，比如斯盖拉，并不是被皮条客强迫才开始卖淫，她只是为了交房租、交学费、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简单地给性工作者贴上‘被逼’、‘受害者’的标签，掩盖了那些驱使她们进行性交易的经济需求。”
纽约的性工作者组织非常认同，性交易中的人们需要更好、更容易的援助，刑事起诉无助于打破循环。她们指出，逮捕，关押性工作者对警方而言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她们才是受害者。而法庭纵容警方记录性工作者的犯罪档案，并给她们定罪，恰恰使得她们不能在第一时间自主地接触援助组织。
“我们相信人有自我决定的权利，有安全的需求，有人权，但是刑罪化不能实现这些。”， “我们的目标就是废除性交易的刑事定罪，但同时，各种形式上的减少伤害也很重要，贩卖法庭提供了一个减少伤害的机会。”
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以及缺乏国家财政援助，是这些机构面临的大问题。
压迫在这行内一直存在。她认识一些现在已经被关进了监狱的人，在她尚未成年时，有的人会帮她联系客人，有的人在脸书上寻找12岁少女。
其中一名女孩，她们年纪差不多，但是这个女孩已经数周没有音讯了。最后她的尸体在一个垃圾袋中被发现，疑似被客人所杀。这件事残酷地提醒着性工作者们，外出接客有多么的危险，那些你毫不知情的客人有多么不可信任。外出接客就像面对一只疯狗，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性工作者通常会把顾客，带到附近的临时房间里，进行性行为。”
“这些所谓的性工作者全天都在工作，甚至当父母带着推着婴儿车的孩子走过时，他们也毫不回避，甚至经常在当地超市前闲逛揽客。”
“要知道在纽约，性交易应该是违法的！可警察却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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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性交易的风气日渐糜烂横行，以“恢复治安”为承诺而上台的各级议员们，只是在选前说说而已。
在六家涉嫌从事性交易的场所：“在这些貌似合法的经营场所中，却有着这些单人床——很明显这里发生了什么（非法性交易），这确实降低了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任何说这是无受害人犯罪的人，真的需要看看不人道的行为条件（女性遭到性剥削）。”
“非法性交易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
而这就是为什么，街头的性工作者越来越多的原因，因为哪怕是纽约市长，也无能为力。
事实上，除了大量非法移民在街头揽客，从事性交易以外，整个皇后区还充满摊贩叫卖。
成堆的衣服、女士包就那样摆放在地上，其中不乏名牌，还有很多一看就是今年新款的科技产品，譬如苹果手机——而这些东西基本就来自于“零元购”。
当地的居民，因此感叹自己像是生活在第三世界，而非世界的中心纽约。
因为根据纽约的市政规则，临街摊贩都需要从市政厅申请执照，这既是为了保护市容，也是为了确保临街的小企业，能够不被商贩抢走客源。
《选举》一直在路上，《瞧毒品、卖淫、酒精，太糟糕了》的现家一直存在着。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
在博文《反共谣言之一：饿死千万至上亿》中的评论：
《野彪》评论：“以前的确是饿死过人，但饿死多少，很难统计。我觉得关键是不能双标。例如你说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他们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人数不对，不是三十万，是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他们会说你在撒谎。
他们说那几年饿死了三千万，你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中共也承认错误了，后来改的也很好，现在国家发展的也不错。如果揪着中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错误，让中共下台，这办不到。
就像我们如果现在揪着日本半个多世纪以前犯的错误，要日本一命还一命，那也是不行的。因为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兵早就死了。现在的日本人同那场战争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都需要向前看。
我们怎样才能在美国过得更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回复《野彪评论》：认同你的观点。
但想说的是：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为什么《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因为《反共》的人也知道这是制造的《谣言》，所说的全是《谎言》。没有真凭实据，但就是要说。但凡细心留意一下，《反共》的人，《反共的华人》，砖家叫兽学者名人等在各种文章，演讲，讲话，博文中，伤痕文学中，电视电影作品中，甚至是一切《反共》文章中都会说：这时段饿死人的事。谎言说上一千篇就成了“真理“。更重要的是：为《反共》。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内在新中成立后走什么道路的之争。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派人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而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内另一派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以掀起反毛译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势力联合并持续四十余年时间里一个卓有成效的攻击武器。即造谣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
根源在于：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的。
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是要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现后很快批评指出错误，及时纠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方针政策进行。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时，具体的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极左的一套。你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吗，刘邓就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套来反抗。共产风，浮夸风，亩产万斤等乱来。结果搞得乱乱的，必竞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有搞过更没有经验。毛泽东在高位，下面的官不配合，反而捣乱，何以能够成事？此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
很多时候，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都是一体的，因为想要掘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要向毛主席泼污。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灾面积为1971万公顷，成灾面积877万公顷，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灾面积就达到5728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灾面积2251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57%，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砖家叫兽说三年是“风调雨顺，纯粹人祸”，显然是不顾事实。纯属《说谎》。并以此制造反共《谣言》打下基础。
其次，那么到底有没有内部的人祸？当然有！有没有饿死人？当然也有！
只不过，谁的锅，应该得搞清楚吧？
从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就是最大的人祸。
关于浮夸风，即便是一发就被毙、就被夹，但经过去年2020这一年的互联网大教育，很多人应该已经对浮夸风的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从历史上去寻找这么几个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吸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被一帮修正主义之徒搞的乌烟瘴气的教训)，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这两位：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位管党、一位管政，同时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舆论喉舌掌握旗下。邓小平站在麦堆上高举双手高呼着“亩产万斤的图片还是很有领导风度的。站在平地显现不出来。
当时毛主席为了要遏制浮夸风时，还不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的讲话稿都不得不通过《党内通信》在内部来传达信息。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想给大众知道毛泽东的讲话稿内容。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人民日报》。
② “大跃进”这个词是不是毛主席发明的吗?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创“大跃进”，是谁负责审阅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酿成河南信阳饿死百万群众惨案的吴芝圃，陪同毛主席视察农田，背后是谁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么查，查查吴芝圃在之前反右扩大化时是谁的马仔，谁是反右的组长负责人。同时，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吴芝圃是被谁“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谁在视察河北武清、香河两县时，提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谁去的江苏常熟县考察时声称“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查查去。“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就是一张图片上的邓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著名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是谁的手笔?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谁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邓小平的照片。
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十年来不让说。
不让说就不说，但至少作为铺垫，我们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情况逐渐好转。
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某些领导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亿九千万土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可以看到，大刮无风期间，毛主席是最喜欢“泼冷水”的人，然而后世遵循81决议精神，却将锅甩给了他老人家………
民国，发生过多少饥荒呢? 随便列一列有史可寻的：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超过14万，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冯客写这本造谣书籍的经费从哪里来？——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万美元，责成书写。
从台湾弥散，从此“饿死三千万”成为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毛主席的“不锈铁证”。
之后，经过著名大陆外逃“历史学者”、著名轮子辛H年在台湾香港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演讲”，扯淡程度进一步升级：“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10月间开了省委书记碰头会，在这个碰头会上，他们认为从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风调雨顺的岁月里，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的4300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乡安徽700万，山东900万，河南900万，天府之国，四川1000万，这些数字是铁的数字，是我亲自记录的！”这扯淡真的扯的没边。
可就是这种扯淡，能够几十年来在各种西方媒体的“大雅之堂”上登来跃去，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由国内各个砖家叫兽二次三次加工创作，继续升温。
查证《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等，根本就没有中央在1960年10月举行各地省委书记会议的记录，事实上当时也压根没有“碰头会”这种官方会议的叫法。
这“4300万人死亡”，张口就来之胆大，实为轮子风范。
最后，除了境外势力的造谣，过去大陆方面同样存在“官史错误”。
比如著名的1983国统局数据(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万人)与党史二卷的计算错误，也造成了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比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国内砖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尔以中国官史数字为依据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
根据“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的公式，在1983官史数据中，从1957===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竟然出现了巨大差异。这能够作为论据以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千万、三千万人吗?
事实是：灾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于户籍制度落实伊始执行不到位，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中国统计年鉴》1986)——这等于莫名增加了千万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后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万人口的数字滑坡。
在博文《反共谣言之一：饿死千万至上亿》中的评论：
《野彪》评论：“以前的确是饿死过人，但饿死多少，很难统计。我觉得关键是不能双标。例如你说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他们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人数不对，不是三十万，是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他们会说你在撒谎。
他们说那几年饿死了三千万，你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中共也承认错误了，后来改的也很好，现在国家发展的也不错。如果揪着中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错误，让中共下台，这办不到。
就像我们如果现在揪着日本半个多世纪以前犯的错误，要日本一命还一命，那也是不行的。因为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兵早就死了。现在的日本人同那场战争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都需要向前看。
我们怎样才能在美国过得更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回复《野彪评论》：认同你的观点。
但想说的是：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为什么《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因为《反共》的人也知道这是制造的《谣言》，所说的全是《谎言》。没有真凭实据，但就是要说。但凡细心留意一下，《反共》的人，《反共的华人》，砖家叫兽学者名人等在各种文章，演讲，讲话，博文中，伤痕文学中，电视电影作品中，甚至是一切《反共》文章中都会说：这时段饿死人的事。谎言说上一千篇就成了“真理“。更重要的是：为《反共》。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内在新中成立后走什么道路的之争。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派人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而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内另一派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以掀起反毛译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势力联合并持续四十余年时间里一个卓有成效的攻击武器。即造谣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
根源在于：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的。
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是要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现后很快批评指出错误，及时纠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方针政策进行。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时，具体的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极左的一套。你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吗，刘邓就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套来反抗。共产风，浮夸风，亩产万斤等乱来。结果搞得乱乱的，必竞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有搞过更没有经验。毛泽东在高位，下面的官不配合，反而捣乱，何以能够成事？此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
很多时候，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都是一体的，因为想要掘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要向毛主席泼污。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灾面积为1971万公顷，成灾面积877万公顷，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灾面积就达到5728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灾面积2251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57%，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砖家叫兽说三年是“风调雨顺，纯粹人祸”，显然是不顾事实。纯属《说谎》。并以此制造反共《谣言》打下基础。
其次，那么到底有没有内部的人祸？当然有！有没有饿死人？当然也有！
只不过，谁的锅，应该得搞清楚吧？
从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就是最大的人祸。
关于浮夸风，即便是一发就被毙、就被夹，但经过去年2020这一年的互联网大教育，很多人应该已经对浮夸风的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从历史上去寻找这么几个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吸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被一帮修正主义之徒搞的乌烟瘴气的教训)，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这两位：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位管党、一位管政，同时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舆论喉舌掌握旗下。邓小平站在麦堆上高举双手高呼着“亩产万斤的图片还是很有领导风度的。站在平地显现不出来。
当时毛主席为了要遏制浮夸风时，还不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的讲话稿都不得不通过《党内通信》在内部来传达信息。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想给大众知道毛泽东的讲话稿内容。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人民日报》。
② “大跃进”这个词是不是毛主席发明的吗?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创“大跃进”，是谁负责审阅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酿成河南信阳饿死百万群众惨案的吴芝圃，陪同毛主席视察农田，背后是谁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么查，查查吴芝圃在之前反右扩大化时是谁的马仔，谁是反右的组长负责人。同时，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吴芝圃是被谁“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谁在视察河北武清、香河两县时，提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谁去的江苏常熟县考察时声称“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查查去。“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就是一张图片上的邓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著名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是谁的手笔?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谁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邓小平的照片。
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十年来不让说。
不让说就不说，但至少作为铺垫，我们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情况逐渐好转。
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某些领导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亿九千万土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可以看到，大刮无风期间，毛主席是最喜欢“泼冷水”的人，然而后世遵循81决议精神，却将锅甩给了他老人家………
民国，发生过多少饥荒呢? 随便列一列有史可寻的：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超过14万，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冯客写这本造谣书籍的经费从哪里来？——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万美元，责成书写。
从台湾弥散，从此“饿死三千万”成为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毛主席的“不锈铁证”。
之后，经过著名大陆外逃“历史学者”、著名轮子辛H年在台湾香港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演讲”，扯淡程度进一步升级：“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10月间开了省委书记碰头会，在这个碰头会上，他们认为从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风调雨顺的岁月里，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的4300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乡安徽700万，山东900万，河南900万，天府之国，四川1000万，这些数字是铁的数字，是我亲自记录的！”这扯淡真的扯的没边。
可就是这种扯淡，能够几十年来在各种西方媒体的“大雅之堂”上登来跃去，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由国内各个砖家叫兽二次三次加工创作，继续升温。
查证《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等，根本就没有中央在1960年10月举行各地省委书记会议的记录，事实上当时也压根没有“碰头会”这种官方会议的叫法。
这“4300万人死亡”，张口就来之胆大，实为轮子风范。
最后，除了境外势力的造谣，过去大陆方面同样存在“官史错误”。
比如著名的1983国统局数据(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万人)与党史二卷的计算错误，也造成了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比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国内砖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尔以中国官史数字为依据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
根据“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的公式，在1983官史数据中，从1957===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竟然出现了巨大差异。这能够作为论据以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千万、三千万人吗?
事实是：灾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于户籍制度落实伊始执行不到位，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中国统计年鉴》1986)——这等于莫名增加了千万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后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万人口的数字滑坡。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是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干部。走资派特色政府称：官员。毛泽东时代称：干部。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应该都非常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很多人都能脱口唱出“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党的历史上曾专门制定了一个《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纪律要求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困难，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却存在“强迫命令”“瞎指挥”“生活特殊化”等不正之风的情况下制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群关系仍然像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保持十分亲密的关系，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风朴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现一些地方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腐化作风和不良习气，少数领导干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高高在上，耍权威，搞特权，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
在1960年12月6日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给各地的指示稿中，对一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作出了严肃指示。指示稿中说：“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中央要求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省委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问题……。其他各地、各单位也要检查存在着的或多或少甚至极少的类似情况，坚决纠正、彻底解决。”196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审阅以上指示稿后，批示：“照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页）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颁发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对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要求进行彻底整改。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时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并提出：“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同上，第479页）由此可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各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的高度重视。
于是，196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期间，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求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订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特别指示，关于红军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内容，适用于现有的条件，可以借鉴。根据上述要求，胡乔木开始着手起草相关的文稿。
1961年1月8日胡乔木就拟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写道：“关于全国党政干部中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随报告呈送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草稿。
胡乔木所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同上，第519页）
1月9日毛泽东审阅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稿。他对草稿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避免起反作用。于是，他自己又改了一下。并就此批示：“印发各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是否目前就颁发？……（二）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以上两项，请予讨论。”（《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书记等开会，讨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修改稿。在修改稿中，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二）同食堂；（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了东西要还；（六）东西坏了要赔；（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八）工作要同群众商量。
对于修改稿，毛泽东谈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并结合党员领导干部的现实情况逐条进行了解释。他说，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三大纪律第二条，提高政治水平。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应当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论水平，要使他们懂得这些原则。三大纪律第三条，草稿写的是：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这样写，可能起反面作用。正面提出问题好。现在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中第三条到第六条，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了东西要还、东西坏了要赔，是用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的几条。说话和气，是从正面说的。当然不能打人。原先写的是：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这样写容易产生副作用，不要从反面说，还是从正面提出好。八项注意第四条是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包括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买卖公平，就要等价交换。第五条借东西要还，第六条损坏了东西要赔，主要讲的是不能平调。第七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样从反面说好不好？要强调调查研究。第八条是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原先写反对瞎指挥，恐怕有副作用，又会发生不指挥，还是从正面写好。
毛泽东抓住了当时干部作风中存在的要害问题。通过修改，更为简单明了，让人看了就能留下印象，更容易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宣传。毛泽东提出，题目《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区别于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页）通过讨论，形成了第一次修正稿。
经反复讨论修改后，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向全党公布。三大纪律：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前后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制定的，对于确保党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约束党员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纠正了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生活特殊化”等不良风气，为确保党员干部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融洽党群关系，团结广大人民战胜当时面临的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在当时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改进党的作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我国实现了从落后到赶上时代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坚持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坚持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对于严肃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员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60年代，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带头深入基层，同老百姓一同吃饭、一同劳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了解民意、解决社会矛盾、融洽干群关系、提升基层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待人和气。胸怀天下、与人为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毛泽东曾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办事公道。“公生威，廉生明”。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领导干部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作为发展的排头兵，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认识和维护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公平正义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维护。尤其在选人用人环节上，必须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虞”。
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在当时指的是党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要公平，不能强买强卖。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买卖公平，就是要等价交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
实反映情况。如实向党和政府反映情况，是对领导干部起码的纪律要求，也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实反映情况是党员干部“严明党纪”的重要表现。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就在于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信念，对党忠诚。1962年7月6日陈云就当时农业恢复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本来有的同志好心地要他别讲，但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因此他如实反映了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想法，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
提高政治水平。政治能力是党员干部的首要能力，也是检验党员干部能否担当重任的标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在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
工作要同群众商量。从革命年代军队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政干部“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再到新时代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都充分体现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党与人民群众始终血肉相连。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条是毛泽东特意加上的，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论断。他特别有针对性地强调：“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是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干部。走资派特色政府称：官员。毛泽东时代称：干部。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应该都非常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很多人都能脱口唱出“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党的历史上曾专门制定了一个《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纪律要求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困难，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却存在“强迫命令”“瞎指挥”“生活特殊化”等不正之风的情况下制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群关系仍然像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保持十分亲密的关系，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风朴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现一些地方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腐化作风和不良习气，少数领导干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高高在上，耍权威，搞特权，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
在1960年12月6日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给各地的指示稿中，对一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作出了严肃指示。指示稿中说：“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中央要求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省委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问题……。其他各地、各单位也要检查存在着的或多或少甚至极少的类似情况，坚决纠正、彻底解决。”196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审阅以上指示稿后，批示：“照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页）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颁发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对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要求进行彻底整改。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时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并提出：“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同上，第479页）由此可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各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的高度重视。
于是，196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期间，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求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订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特别指示，关于红军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内容，适用于现有的条件，可以借鉴。根据上述要求，胡乔木开始着手起草相关的文稿。
1961年1月8日胡乔木就拟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写道：“关于全国党政干部中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随报告呈送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草稿。
胡乔木所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同上，第519页）
1月9日毛泽东审阅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稿。他对草稿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避免起反作用。于是，他自己又改了一下。并就此批示：“印发各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是否目前就颁发？……（二）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以上两项，请予讨论。”（《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书记等开会，讨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修改稿。在修改稿中，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二）同食堂；（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了东西要还；（六）东西坏了要赔；（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八）工作要同群众商量。
对于修改稿，毛泽东谈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并结合党员领导干部的现实情况逐条进行了解释。他说，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三大纪律第二条，提高政治水平。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应当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论水平，要使他们懂得这些原则。三大纪律第三条，草稿写的是：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这样写，可能起反面作用。正面提出问题好。现在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中第三条到第六条，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了东西要还、东西坏了要赔，是用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的几条。说话和气，是从正面说的。当然不能打人。原先写的是：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这样写容易产生副作用，不要从反面说，还是从正面提出好。八项注意第四条是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包括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买卖公平，就要等价交换。第五条借东西要还，第六条损坏了东西要赔，主要讲的是不能平调。第七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样从反面说好不好？要强调调查研究。第八条是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原先写反对瞎指挥，恐怕有副作用，又会发生不指挥，还是从正面写好。
毛泽东抓住了当时干部作风中存在的要害问题。通过修改，更为简单明了，让人看了就能留下印象，更容易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宣传。毛泽东提出，题目《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区别于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页）通过讨论，形成了第一次修正稿。
经反复讨论修改后，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向全党公布。三大纪律：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前后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制定的，对于确保党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约束党员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纠正了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生活特殊化”等不良风气，为确保党员干部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融洽党群关系，团结广大人民战胜当时面临的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在当时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改进党的作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我国实现了从落后到赶上时代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坚持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坚持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对于严肃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员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60年代，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带头深入基层，同老百姓一同吃饭、一同劳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了解民意、解决社会矛盾、融洽干群关系、提升基层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待人和气。胸怀天下、与人为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毛泽东曾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办事公道。“公生威，廉生明”。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领导干部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作为发展的排头兵，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认识和维护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公平正义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维护。尤其在选人用人环节上，必须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虞”。
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在当时指的是党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要公平，不能强买强卖。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买卖公平，就是要等价交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
实反映情况。如实向党和政府反映情况，是对领导干部起码的纪律要求，也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实反映情况是党员干部“严明党纪”的重要表现。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就在于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信念，对党忠诚。1962年7月6日陈云就当时农业恢复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本来有的同志好心地要他别讲，但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因此他如实反映了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想法，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
提高政治水平。政治能力是党员干部的首要能力，也是检验党员干部能否担当重任的标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在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
工作要同群众商量。从革命年代军队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政干部“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再到新时代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都充分体现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党与人民群众始终血肉相连。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条是毛泽东特意加上的，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论断。他特别有针对性地强调：“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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