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迫在眉睫时，美国情报官员坚信俄罗斯会迅速获胜，并未雨绸缪地让工作人员提前撤离了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基于传统的实力衡量标准，情报官员对战事的评估是理性的：2021年俄罗斯的国防预算排全球第五，而乌克兰则落后于泰国和比利时等国，排名第36。俄罗斯拥有对乌克兰的压倒性优势，拿下乌东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拿下基辅也指日可待。然而两年半后的今天，俄乌冲突仍在继续，战争陷入僵局 - 俄罗斯以日均数百米或1公里的龟速艰难地向西推进，而乌克兰军队则打入了俄罗斯西部的库尔斯克地区并占领了超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二战后俄罗斯领土首次被外国军队攻占。俄乌两国军队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让以传统方式分析战争及国家实力的战略家和学者大跌眼镜。事实证明，打仗没有大炮飞机不行，但要获得战争的胜利更离不开科学技术，以及研发科学技术的人才。美国二战后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傲视地球。尤以奠定现代化强国的科技创新闻名于世。但是，美国正在失去优势，因为奠定美国强权的（科技和人才）基础已摇摇欲坠（下图 DEEPDREAMGENERATOR/Worth）。这是斯坦福大学研究员艾米·泽加特刊登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The Crumbling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Strength）一文希望传递给美国人的信息。
乌克兰在战争中的韧性是一个有力的指标，显示其实力已今非昔比。这种实力不仅仅是建立在传统的飞机战舰坦克大炮之上，更攸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和强大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正因为拥有这样的人才和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乌克兰能够迅速生产无人机和其他自制武器。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乌克兰甚至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发动了海战，用自制无人机摧毁了约二十艘俄罗斯船只，扰乱了俄罗斯对黑海的控制。
从有形到无形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实力植根于该国政府掌握的资源 - 政府可以看到和直接掌控的有形资源，如可征招入伍的人口、可征服的领土、可部署的海军和自由支配的自然资源，如石油。16世纪强国西班牙拥有军队、殖民地和贵金属。19世纪的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利益。20世纪的美国和苏联则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及伴随的核威慑力。世界强国从16世纪时的西班牙发展到今天的美国的历史显示，在当今世界，一国的实力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该国拥有的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如人工智能。正是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这些无形资产在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科学进步和军事潜力（下图 Linkedin/Medium）。
影响力日增的私企
私营部门为赢利而传播扩散自己研发的无形资产，在塑造地缘政治结果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利益并不总是与国家目标一致。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管理这些无形资产的能力就变得复杂和更具挑战。例如，脸书、Instagram和WhatsApp的母公司Meta的服务对象是全球数十亿用户，而不仅仅是美国的3亿人。那么，这些公司呈现的事实真像，既能让美国观众接受，也可以影响到美国以外的全球受众。由此，美国的这些大型科技公司能够对全球信息发挥重大影响。此外，在中国大陆有商业利益的一些美国私企公司首席执行官去年与中国领导人习进平会面的次数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习进平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有时候，这些私企领导甚至比政府官员更能影响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外国政府的决策。不仅此外，美国私企公司的CEO甚至能影响战争的进程。如SpaceXCEO埃隆·马斯克对星链卫星网络的控制，使他能够单枪匹马地决定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方能否、在何处以及何时使用他的星链卫星网进行通讯！（下图 BUCKHILL）
政府外交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外交影响力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 伴随私营部门影响力增长的是，美国政府的传统外交政策工具的减弱。对总统任命政府官员的确认程序由于党派原因变得极具争议，结果是关键的外交政策职位长期空缺，影响外交。螺旋式上升的联邦债务，导致美国历史上首次在利息支付上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此外，党派纷争使国会无法通过年度预算，国防部只好越来越多地采取权宜之计的预算措施，只资助现有项目，而不考虑为新研发计划提供资金，这就阻碍了新研发计划或新项目的启动。对小型创新公司的影响尤为严重。结果导致大型、过时、昂贵的武器系统持续存在，而更便宜、更有效的创新解决方案却被忽视。如果北京希望美国武器成本飞涨、国防能力被削弱、创新遭扼杀，那美国目前的预算程序就能让中共得逞。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美国K-12教育体系和研究型大学（国家长期创新潜力的来源）的健康状况正在下降。在一个知识和技术至关重要的世界里，这种下降对美国未来的繁荣和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在当今知识和技术驱动的世界中，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去考虑国家实力的组成，以及如何有效地发展和部署美国实力。美国未来的繁荣和安全将从阻止对手获取美国技术，转向更多地依赖加强国家的教育和研究能力（下图 NC State U/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并利用新兴技术为国家利益服务。
创新能力涉及一国利用和实现技术突破的能力。前瞻能力即预见力、事物发生前采取行动的能力。传统外交政策是利用威胁、武力和价值观来影响外国行为体的行为。创新和前瞻则需要整合思想、人才和技术，以帮助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繁荣。教育使人们获得和利用知识力量，它涉及整合思想、人才和技术，来帮助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日本、韩国及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快速发展的事实证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可以长期推动经济成长。技术人才的地理集聚度，是知识力量有、无和强弱的另一指标。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台湾的新竹、和中国大陆的深圳等，都集中了一批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她/他们可以就近探讨科技前沿理论，密切合作技术突破。当然，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与研究型大学联系紧密。因为几乎所有的技术突破创新，都主要建立在由研究型大学创立的基础理论之上的。
基础理论关注知识前沿问题，往往需要几代人方能解答。因此，它令必须考虑盈亏的公司企业望而却步，却让无财务之忧的研究型大学趋之若鹜。由于公司企业能集中资源高效地开发具有近期商业价值（盈利）的技术，故始于大学课堂和校园实验室的创新供应链，往往在公司企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中得到发扬光大。也正是在基础理论在大学里获得突破后，雷达、GPS全球定位和计算机互联网由高科技公司开发出来并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最近的例子，便是基于mRNA的新冠疫苗。有关mRNA（信使核糖核酸）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发表于2005年的《免疫》杂志，由原籍匈牙利的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 下图 facebook）和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老板、医学教授和免疫学家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合作撰写。但关于mRNA的假说早在1961年就由法国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和巴斯德研究所遗传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提出了。又如当前科技热门ChatGPT和图像识别的人工智能领域，是建立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别的大学研究所几十年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落后世界，美国学生在国际学生能力测验中的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长期落后外国同龄学生。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资料显示，2022年美国15岁学生的平均数学水平在世界上排名第34位，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低于基线数学水平。根据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估（NAEP），70%的高中毕业生在数学方面达不到大学入学要求。于是，进入大学学习STEM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少。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其他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于是，美国大学和企业日愈依赖外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来维持其世界级竞争力。如1980年时，大学里78%的计算机科学（CS）和机电工程（EE）博士学位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获得。到2022年时，只有32%的CS和EE博士学位由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获得。结果，2000财富500强公司中，近45%是由移民创立的，包括Alphabet、SpaceX和NVIDIA（下图 StartupTalky/Yo!Success/CiOL）。2000年以来，美国获得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人中，差不多40%是外国出生的。问题是，随着近年来世界其他国家大学在科技领域的进步，以及美国政府的限制政策和外国政府加大对本国大学研究所提供的财政支持，有更多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大陆学生，被吸引到欧洲和亚洲的大学学习。如果北京再开始限制顶尖学生赴美留学的话，美国的很多大学实验室和高科技公司将难以找到有竞争力的人才。毕竟，中国大陆留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27%，绝大多数大陆留美学生学习STEM。
增强国家实力的新举措
政府决策者应该用新的思维来评估、增强和利用国家的知识力量。国家情报部门要加强与公司和大学的关系并将其制度化，以便更快、更频繁的了解和分享美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及用途。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需要加强与大学及美国的国际合作伙伴的资讯共享。联邦政府需要大力建设国家基础设施，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条件。鉴于人工智能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及所需算力的昂贵成本，联邦政府应考虑向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和研究型大学以外的研究人员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先进算力。这样，便可让顶尖计算机科学人才在大学任教的同时，进行开创性工作，而非辞去教职到科技公司搞开发。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STEM博士占绝大多数的现实表明，美国必须改革移民政策，让更多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从美国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下图 Remitly/Gostudy）。当然，政府需要增加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资，让研究型大学继续成为未来创新的引擎。最后，政府要未雨绸缪，从娃娃抓起，改革K-12教育。只有这样，美国的大学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高质量的学生，避免主要依靠外国留学生从事STEM研究开发的窘境。
* 艾米·泽加特（Amy Zegart）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Morris Arnold和Nona Jean Cox高级研究员，以及斯坦福大学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研究所（Human-Centered A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泽加特还著有《间谍、谎言和算法：美国情报的历史和未来》（Spies, Lies, and Algorithm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一书。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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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ZJ. W., Robin, S. & Cave, D. (2024). ASPI’s two-decade critical technology tracker. 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e. 链接 https://www.aspi.org.au/report/aspis-two-decade-critical-technology-tracker
Rubio, M. (2024). Beijing set out to destroy U.S. economic supremacy. It’s nearing its target. The Washington Post. 链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4/09/09/marco-rubio-made-in-china-threat/
Zegart, A. (2024). The Crumbling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Strength.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rumbling-foundations-american-strength-amy-zegart?utm_medium=newsletters&utm_source=twofa&utm_campaign=The%20False%20Promise%20of%20Ukraine%E2%80%99s%20Deep%20Strikes%20Into%20Russia&utm_content=20240830&utm_term=EWZZZ003Z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