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李佩老师
—我的个人记忆
华新民(625)
2017 年 1 月 12 日，李佩老师走完 99 年的人生之路，到 天国同她的亲人团聚去了。她的丈夫郭永怀先生 48 年前就因公殉职去了那里，她的女儿郭芹也已经在那里等待妈妈 20 年了。想到这里，我不禁在哀悼中有了一点宽慰。
我认识李佩老师并领受她的教诲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求学期间。那时我是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的学生， 1962 年入学的时候，钱学森是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兼我们系的主任，郭永怀是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兼化学物理专业 (属近代化学系)的主任，都是同学们心中的偶像级人物。 但是他们当时都忙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除了钱先生每周两次来去匆匆给化学物理专业高年级讲“物理力学”课以外， 平常已经见不到他们的身影，让我们这样的新生不免有点失望。
到了 1964 年秋天，学校将我调到当时新成立的英语专 修班，全职学习英语，准备毕业后留校充任当时极为紧缺的英语教师，我们班有八个和我一样从各系抽调来的学生，外加几个青年俄语教师。课程包括语音、语法、阅读和口语等。
因为是为自己培养教员，学校为我们配备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教员，在外语教研室任教的李佩老师是唯一在英语国家生活过多年的人，被安排来教我们口语。于是，我虽然无缘成为郭先生门下的弟子，却有幸亲聆郭夫人的教诲。从那 时开始到 1966 年 6 月文革爆发，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李老师每周都有几天同我们见面上课，由于班里人数少，加上口语课本来就要求频繁的对话，所以我们跟李老师的熟悉程度超过了一般的师生关系。
所谓口语课，就是训练听和说英语的能力，这是我们这些原来理工科学生的短板: 在进入专修班之前，我们虽然都有一些英语的基础，但原来学习英语的目标很简单，只是为了能够阅读科技文献——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想到出国学习、访问或同国际同行作口头交流的可能。但是作为英语教师来培养，那就对听、说、读、写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口语对学员是很吃重的一门课，作为教员的李老师也不比我们轻松，需要克服许多今天不能想象的困难。首先是没有合适的教材，阅读课至少还有一些像狄更斯、马克·吐温这样被官方认可的“进步作家”的作品可作为教材，而口语课则无法找到类似的纯正英语教材，比如英语广播不能收听境外的“敌台”，只能听我国对外广播 Radio Peking。也没有英美制作的原版电影录音可听，只能听我国自己译制的对外宣传影片，如替我国民族政策辩护的《农奴》和《天山上的红花》等。可以想象，这些广播和电影充满了政治词汇和“中国特色”的英语。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李老师想了很多办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根据自己在国外的经历，编排了一些对话、 小品之类让我们练习外国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实使用的语言。我因此曾以为李老师在美国大概是学戏剧文学之类的专业，近来看到一些介绍她生平的资料，才知道她在美国学的是工业与劳工关系。但是她中小学里就演过戏、组织过演出话剧《雷雨》等。可见李老师天生就有这方面的才能。
在这段专修班的学习期间，包括李老师在内的几位老师的精心教导为我们的英语技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之成为我们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或出国学习工作时相对于同时代大 学生的一项优势。可惜这段学习英语的黄金时期在 1966 年 6 月初被突如其来的文革所中断，直到毕业再也没有恢复。文革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我们在外语教研室跟老师一起参加 运动，记忆里的印象是，像李老师这样比较年长的教师都有“旧社会”的经历，以及前几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在运动中小心谨慎，随着报刊社论的调子表态，躲过了文革最初的冲 击。再后来，开始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时期。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系统被冲垮，系科、班级也被打散，正逢大串联兴起，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就纷纷跑到外地去或者为文革“煽风点火”，或者游山玩水。老师们没有我们的冲劲，又有家庭拖累，大多还是按部就班，白天上班到学校里参加运动，晚上下班回家。我们串联回校后也都在 学生中参加全校的运动，由于当时的无政府状态，很少回到外语教研室去，就很少再见到李老师了。
到 1968 年国家决定让 67、68 届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时候， 大学是不是要办还没有定论，从而原定我们学成后留校教书的计划也一风吹了，我们这些学生于是回到了原来的系科参加分配。我本来应该是 1968 年 7 月毕业，但是因为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被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留在学校做检查待分配，直到 12 月 21 日才离开学校。现在回想起来，1968 年 12 月 5 日是郭永怀先生因公殉职的日子，我应当还在科大位于北京玉泉路的校园里。可能当时正是自己写检查争取 毕业分配的紧要关头，也可能当时听到的各种非正常死亡消息很多，有点麻木，今天说一句惭愧的话，我已经记不起自己是什么时候得知郭先生遇难的消息。虽然如此，我还是可以断定，李佩老师听到郭先生遇难的消息时，应该就在北京玉泉路的科大校园里。近年看到一些关于李佩老师的报告文学，有的说她当时在科大的五七干校，有的说她当时随科大搬迁到了安徽，一看就知道都是想当然的胡编乱造。因为 1968 年的科大并没有什么五七干校，而科大南迁到安徽则是此后 1970 年的事，李老师怎会在 1968 年就“穿越”过去! 我不知道的是，在我离开外语教研室到毕业离校这段时间里，李老师已经被隔离审查了。王丹红在《三位非正常死亡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载《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 年 6 月 5 日)一文中说:“1968 年 10 月，郭永怀从北京启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 9 月 20 日，他年仅 17 岁的独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学们乘坐知青专列，到内蒙古农区当知识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也就是说，李老师在 1968 年夏秋之际的某个时候，已经被隔离审查了。在我记忆里，当时受隔离审查的人关押的地方在科大不叫“牛棚”，而叫“专政队”，因为我记得离校前想同钱临照教授(他是我表哥)告别，但是他当时已经在“专政队”里了，有时可以见到他拿着饭碗在革命学生看管下排队到食堂打饭，无法走近说话。 想必受到隔离审查的李老师当时也是同样的待遇。
从此一去十年，再次听到李老师的消息时，已是1978年我从云南省调回科大教书。虽说这是我的母校，但已经“人是物非”了——见到了许多从前的老师和同学的熟悉面孔， 可是科大已经搬迁到了合肥一个完全陌生的校园里。那些熟悉的老师中就有原来外语教研室的老师，十多年不见，自然有“渡尽劫波”的感叹，他们跟我讲述的外语教研室在文革中重大事件之一就是，李佩老师跟随学校搬迁到安徽后，曾服安眠药自杀过。他们还告诉我，学校里掌权的工宣队都来自安徽当地厂矿，有些人就主张不要抢救她了，当时自杀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的行为，不值得同情。幸亏军宣队里有些人知道她还有烈士家属的身份，才把李老师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
又过了两年，我在北京见到了睽违十几年的李老师。我在 1980 年参加了李政道先生发起和主持的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研究生的考试，笔试侥幸过分数线，需要进京接受美方教授的面试。李老师当时在科学院研究生院当外语教研室主任，记得是在研究生院所在的原北京林学院的校园里见到了李老师， 我同其他几个人一同去见她，李老师第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就像对一个昨天还在她课堂上的学生一样跟我说:“你英语考得不错啊!得了第二名。”仿佛十几年的间隔没有存在过。 从她那里我才知道我们考试的英语命题和评卷都是由李老师主持的，所以她早就知道我参加了考试，也知道我会到北京参加面试。
出国以后，回国的机会屈指可数。同李佩老师再次见面是在 28 年之后了，2008 年我回国到合肥参加了科大五十周年校庆，又到北京探亲访友，有机会同几位当年外语教研室的老师相聚，谈到李老师已经年届九十，不方便外出参加聚会，于是找到她在中关村的家去拜访她。她还住在五十年代归国时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从前这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高级科学家居住的住宅，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小树都长高了，树荫浓密了许多，但是大部分单元都换了主人，不少卖给了外地进京经商或务工的寻常百姓，有些楼的外面还围起了小院子，看起来跟农家差不多。李老师告诉我，只有钱三强的遗孀何泽慧还住在附近另一栋楼里，跟她一样成 了“钉子户”。我知道她唯一的女儿已经去世多年，当时有一位小保姆照顾她，谈话中不敢触及她的那些伤心经历，只是说一些以前熟识的人和当年听她讲课的往事。临走的时候，李老师送我一本郭永怀先生所撰《边界层理论讲义》的重印本，还签了名，我带至国外，珍藏至今。
这就是我同李老师的全部交往。往事如烟，从 1964 年认 识她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自己也已经年过七旬， 现在李老师走了，我只能在海外为她坎坷的一生默哀，自撰一副挽联聊表自己对她教诲之恩的感激以及对她坚强灵魂的敬意:
三尺讲坛，听说读写，授英语课，循循善诱，精心教书育人，天下到处有桃李
百年人生，丧夫失女，历大劫难，锥心泣血，直面世间悲苦，国人无不存感佩
写于2017年2月1日
发表于 2017 年 02 月 08 日 华夏文摘第一三四八期 (cm1702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