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二三事

77年高考后，能参加体检是一个好兆头，对我，却是一个不幸 - 血压太高，不能通过。听到消息后，母亲赶到我当工人的汽车电机厂。我把血压结果当面又告诉了她一遍：高压低压都超标，但都超的不是太多。她听着听着，目光突然停在我的帽子上，那种当时年轻人都戴的雷锋式的棉军帽。这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没有云，没有风，太阳晒得人身暖暖的，我鼻梁上沁出了一些汗珠。我妈一把摘下我的帽子，摔在地上：“这么厚的帽子捂着，血压能不高吗！走，我们去找医生。”

我们到了城里的第一人民医院，管我们体检的医生刚下了班，我妈问明了住址，又领着我追到了医生的家。一个嘈杂的四合院，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很瘦弱、年龄和我妈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生炉子准备做晚饭。我指了指她，我妈上前说明了来意，医生很干脆：“星期天早上我值班，你们到医院来，我再给他量一遍”。星期天复查，我通过了。

这不是第一次我妈改变我们家里人的命运。

文革期间，我父亲因为有“三反”言论，一直受审查。我在写我父亲的回忆里，说他吊在内部矛盾的三反言论和敌我矛盾的三反分子之间，十二年一直定不了案。其实他的案子，曾经有过一个初步结论。在地委组织部的一次会议上，组织部长逐一列举了我父亲的“罪状”，然后说初步定为敌我矛盾，交会议讨论。这时我妈站了起来，很气愤地指出一些和事实不符的地方，说：“请组织上一定考虑，这些三反言论，xxx从来都没有传播过，只是写在书的眉批上，而且是他自己主动交代出来的。” 最后母亲点着组织部长的名说：“xxx到底是个什么人，你心里难道不知道？你一个组织部长，要害人是很容易的”。地委机关的人，不光在一起上班，平常住隔壁，都是很熟的人。 她的这番话，起了什么作用就不得而知了。令人庆幸的是，会后我父亲的案子又重新被“吊”了起来。没有被定为敌我矛盾是我们的幸运，不然我父亲的遭遇，以及我们一家人的遭遇，将会很悲惨。多年后，我妈还会很激动地讲述这件事情，很得意她当时说的那句话：“你一个组织部长，要害人是很容易的。”

没有我妈，我姐姐上不了高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是六八年小学毕业，因文革期间停课，等了半年之后才继续上初中。我姐比我早一年小学毕业，等了一年半，和我一起上初中。和我们一起进校的，还有更早一年的小学毕业生，他们从小学毕业到上初中，等了两年半。学校把我们66、67 和 68 的三届学生，编了六个班。 两年后，初中毕业。六个初中班将缩减为两个高中班，其余的下乡当知青。上高中的选取标准有成绩、年龄和政审。我们姐弟俩，地委组织部给学校政审的答复是：我年龄小，可以继续上高中。我姐因“其父有三反言论，正在审查中，不宜上高中。” 当时我姐离下乡年龄还差半年，学校把她和两个像她一样不够年龄的女孩子分在一组，让她们先等待半年，然后到某县某区某公社某大队某小队报到。

我们当时是在城里住校上初中，我爸在五七干校受审查，我妈在干校的下放连队当指导员。听到消息后，母亲从生产队赶回城里，找到地委组织部，要求他们重新考虑：“xxx犯了错误，他女儿又没有犯错误，为什么不能上高中？难道共产党还株连九族？” 组织部最后修改了政审回复，同意我姐上高中。命运是捉摸不定的，如果当年我姐没有上高中，不仅小小年龄下乡受苦，77年恢复高考，也肯定考不了大学。母亲后来谈起此事，还会很激动地说：”我问他们，难道共产党还株连九族？“

母亲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普通干部。热情开朗，工作勤奋，下乡搞工作组，总是积极报名。和农民三同，她和村里同姓的妇女队长成了姐妹般的好朋友，交往多年。挑担子，她要和工作组的男同事拼比，中年后饱受腰椎间盘突出之苦。诸多优点中，母亲最喜欢听的赞语是“为人直爽”。她的性格，有些遗传到我们身上。我姐当工人时，车间的同事用四个字概括她：嫉恶如仇。我下乡时，同队的知青对我的评价是“没有一点奴颜和媚骨”。LOL，那是一个十分政治化的年代。

母亲的性格，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因为她童年的经历。她出生在三峡下游不远的一个小城镇里，上小学时她母亲病逝了。她母亲育有两女一子，这时她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剩下她和比她大三岁的哥哥。她父亲再娶后，她们和后妈的关系很不好，老是抗争，尤其是后妈有了孩子之后，一家人很难在一起生活。这时她开小店的舅舅舅妈把她们兄妹俩接了过去，在下游不远的另一个小镇里，过上了平静温饱的日子。她哥初中毕业后，离家出走，到江南投奔了新四军。母亲初中毕业时，遇到了解放，她进了城里的地区干部学校，培训后，成了新政权的干部。那是一个热情燃烧的岁月，母亲把她的双名“安珍”改成单名“青”，长发剪成短发，穿一身列宁服，戴一顶八角帽。先是到县里广播站架电线，写通讯，搞播音，后来调到地委宣传部，在那里认识了我爸，她在宣传部一直工作到文革爆发。

母亲对我们很严格，她信奉传统中国育儿理念：打是爱，松是害，不打不骂就变坏。她当年住在她舅舅家时，就很看不惯舅妈对其独生女的娇惯，劝告舅妈别把孩子惯坏了，娇子不孝。到了自己有孩子后，母亲不再需要提建议，可以全盘实施她的育儿理念。 母亲性子有点火爆，我和我姐犯了什么错，尤其考试成绩不好，她都会疾言厉色，打我们的屁股，其威慑的力量大大大于巴掌的力量，对我们十分有效。如果错误太严重了，她会加罚跪。有一次我们被罚跪，她要出门办事，临走告诉我们她不回来，不准起来。不一会，小伙伴们趴在窗台上，说：”你妈走了，你们快起来吧，她回来了，我们告诉你们，再跪下。“ 我们没有起来，直到我妈回来。我小时老是犯错，老是挨打，周围的老奶奶们逗我：”你不是你妈亲生的，是抱来的。“ 抱，收养的意思。我不喜欢听，”我妈那么不喜欢小孩，怎么会抱一个呢？“

我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五年级时犯的，那时到了可以帮着做家务事的年龄。一次我去买菜，剩下五分钱，买了一包菱角。我分给了我姐一些，我姐讨好我妈，给了她一些。我妈吃着吃着，突然问：“这菱角那里来的？” 听到答案后，她十分重视。小时偷针，长大偷天，这么小的年龄就挪用公款，大了不就是一个贪污犯？ 我被打了一通屁股，罚了跪，这次还加了一个惩罚：写检讨，就像当时文革揪出来的那些坏分子一样。我写了一份检讨，最后一句是：“我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姐看了，对我结尾的用词佩服的五体投地。显然她每天忙于跳橡皮筋，不怎么爱看大字报。

我们小时侯怕我妈，但又很喜欢她，因为她爱吃零食。只要不到农村出差，家里的瓶瓶罐罐，总能找到糖果和兰花豆一类的小吃。我爸爸不管教我们，但他也不买零食。上中学后，我妈开始实行文明教育了，我们也不再害怕她。后来，家里人都喜欢拿母亲开玩笑，她也很开心，跟着笑。有次我姐去城里的楚剧团买戏票，票卖完了，空手而归。我妈问她：

“卖票的是不是李阿姨？”

”是“，我姐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找她, 说你是xx的女儿？你长得这么像我，她一看就知道了。“

 我妈很生气，又加了一句：

”像猪一样!” 像猪是我们骂人傻的一句话。

从此与她有关的笑话集里又增加了一个。

我姐和我小时候家里都不给零花钱。六十年代中，风行打乒乓球。我当时小学三年级，反复请求后，母亲花七毛钱，给我买了一个光板球拍。我很羡慕其他小朋友穿回力鞋，让母亲给我买一双，她不同意：“为什么要多花几块钱呢？不就是解放鞋上面多一圈帆布吗？” 我长大之后才知道的，母亲其实是很能花钱的。当年保姆离开我们家的时候，她女儿让她去帮助照护小外孙，她不情愿，给自己家的人引小孩，没有零花钱，想再找一家人做保姆。母亲劝她说:”你去引小外孙吧，零花钱，我来给。“ 后来母亲一直每月给她送零花钱，直到她们家日子过得宽裕起来。我大伯被打成右派后，失去了优厚的待遇，一家八口，从武汉下放回老家，母亲每月要给他们寄钱，帮他们维持生活。母亲的舅舅去世后，逢年过节，她给她舅妈寄钱，回报养育之恩。有一段时间，母亲还每月给她后妈家寄钱。当时她的父亲和后妈先后去世，留下一个大女儿和三个弟弟，大女儿刚上初中，最小的弟弟只比我大一岁。汇款持续了好些年，直到大女儿当了工人，她的大弟参了军。母亲后来谈起这件事，总是很自豪，喜欢重复四个小继妹小继弟感激她的话：”姐姐，你不知道，那些年，我们每个月都是等你的汇款，收到后，马上去粮店买米。”

母亲的工作，多是行政性的，除了写工作报告，不怎么写东西，但她对我们作文比较重视。文革学校停课时，她会不时给我们一篇报上的英雄事迹，让我们写读后感。高中毕业时，我们两个毕业班要在一起开一个告别晚会，让我准备一篇毕业致辞。我当时为开头犯难，想避免那时常用的”在当前一片大好形势下“等套句，母亲走过来说：”你可以说‘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 “  我顿时耳目一新，这是那个年代的我们这些中学生想不出或不去想的句子，眼前的母亲，突然变成了当年的那个女中学生。开完晚会回来，我妈问我姐毕业致辞怎么样，我姐说：”开头挺好，就是长了点。“

母亲当年担心娇子不孝的她舅妈的独生女，我们后来叫小姨的，不仅长大后对她妈非常孝顺，对我妈也特别亲近，姐姐前，姐姐后亲热地叫着。文革时，小姨很可怜她姐姐，一家四口，生活在三个地方，冲炒面，连猪油都没有。小姨经常帮助我们家，逢年过节，给我们家弄些猪肉，狗肉，猪油，香油，还骑车到乡下去看望她姐姐。暑假，把我姐和我接过去住，我看浩然的《艳阳天》， 就是在我小姨家。

母亲身边还有两个亲人，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她的哥哥。

我在一篇关于我父亲的回忆里，这样描述我的父亲：

“父亲的为人，像他的字，隶书和小篆写得很到家，可以赠送亲友，有时写写行书，但他从来不写草书。…他的三反言论，可以说是文人习性的显露，言他人之不能言，不善言，不敢言，但他不张扬… 做了一辈子的文案，看了一辈子的书，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我舅舅是个爱写狂草的人，写了就裱起来，赠送亲友，我现在还有他写的一幅立轴。他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他个性张扬，大鸣大放，马上成了右派。右派平反后，到城里师专教文学。但我父亲对他从来不屑一顾：品位不高，“半吊子”。

打成右派后，我舅舅被遣送到农村，后来到城郊的砖瓦厂当工人，干出窑这种最苦最累的活。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农村妇女，结了婚，生了个儿子，就离婚了，把孩子留在乡下。我父亲本来就不喜欢我舅舅的个性和作派，打成右派后，大概有过激烈的争吵，断绝了来往。“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六亲不认，也不会有好下场的，话说得太毒了！” 我妈这样解释。 文革后期，舅舅开始到我们家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每次填写履历表时都不情愿填写的舅舅。 他梳着一个背头，戴一副宽边眼睛，说话时笑咪咪地盯着你的眼睛，不紧不慢，一板一眼。他当时说：“我一个长辈，你们从小长大，我也没有尽什么义务，对不起你们。” 他告诉我妈砖瓦厂的情形有了很多改善，因为厂宣传队的一批年轻人把他拉去写节目，很崇拜他。

舅舅后来一年到我们家来几次，我爸对他还是不热情，见面打个招呼，一起吃饭也不交谈。多年后我妻子到我们家，看到的还这个情景，她十分诧异：”你爸爸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舅舅！“  我妈对她哥哥很随便，人前人后，直呼其名，每次来了，都有好饭菜招待。当时他一个人过日子，春节吃团年饭，我妈会把他叫过来。舅舅很少谈他的过去，包括他在新四军时的事情，只是八十年代初，白桦编剧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走红，他说新四军时，他和白桦在一个连队，一起搞文化宣传。” 右派平反后，舅舅从砖瓦厂到了师专，把他儿子从乡下接到身边。小孩子从小没人管，野惯了，不爱学习，常常打架。当时我妈在电影公司工作，内部放电影时就把他叫过来，让他去陪姑爹看电影，趁机苦口婆心地和他谈话。

其实母亲曾经很佩服她哥哥，他是个敢说敢干，热情奔放的人，中学毕业，就离家出走，投奔了新四军。母亲曾经约了她的一个中学好朋友，去投奔她哥哥和新四军。临走前夜，她的朋友突然放弃了。母亲不无遗憾地说：“她当时谈恋爱了，不然，我也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干部了 。” 解放后，母亲到县政府工作，和她哥哥在一起。当时她哥哥是县里的笔杆子，县里出布告，都是他起草，用毛笔抄了，挂在县政府大门口。我妈很可惜他：“他这个人老是对现实不满。解放前不满，投奔新四军。解放后还是不满，成了右派。” 舅舅后来到师专当老师后，春风得意，六十多岁的人了，带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友到处跑。我妈说：”他又得意忘形了。“

那个星期天血压复查合格后，不久我被外省的一所大学录取。离家后十几年，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不多，直到90年他们到芝加哥来看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母亲这时已经退休，穿一件传统的对襟褂，少了许多风风火火，多了几分淡定祥和。她依旧十分爱干净，不光每天饭后洗刷，还把厨柜里所有的锅碗都搜出来用手洗了一遍。母亲每天做饭，从家常菜，到扣肉、鱼糕这类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的菜，一样样做来，不重样。一个月后，母亲说：“我会做的菜都做过了，我们是不是再来一个循环？” 那时，我妻子在印第安那州，周末回来。每个周末，我们开车带父母各处游玩观光。周日时，他们白天看琼瑶连续剧，晚饭后，我不像往日那样加班，陪着父母亲打撮牌。临回国的那天晚上，打完牌，母亲说：“我们走了，晚上没有人陪你打牌了。”

新中国成立，已经72年了，文革爆发，已经56年了，父亲去世，已经25年了，母亲去世，也有了15个年头。这些年里，父母亲走过了他们奋发激扬、风风雨雨的一生，我们们也经历了动乱的童年，土插队，招工，恢复高考，洋插队，到了回忆往事的年龄。

要无语了,,,

想起了母亲当年的那句话：”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

（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