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恐怖疯狂的年代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有不少打人的红卫兵回想往事，感到愧疚，写过忏悔文章。老海归们挨打也是难于幸免的，有一位老海归接受了一个红卫兵的道歉，原谅了他。
杨善济，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回国后在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有人检举他是国民党特务，遭到审讯殴打。因“拒不交代问题”，一个红卫兵举起一把木凳就向杨善济的背部狠狠地砸去。杨善济虚弱的身体扶着桌子，大口地喘息着，没有倒下去……
这个红卫兵进入古稀之年，心理的暗影挥之不去。虽然曾当面赔罪，还是以化名“今来”写下一篇很长的忏悔，昭然天下。结尾部分如下：
1978年研究所给杨先生落实政策不久，我就想去杨先生家向他赔罪。可是，我在杨先生家门前徘徊多次，也没有勇气进入他家大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研究所的院里与他不期而遇，我向杨先生深鞠了一躬，诚恳地对他说：“杨先生您好，我让您受苦了，实在对不起您，我向您赔礼道歉。”说着，我又向杨先生鞠了一躬。杨先生莞尔一笑，对我说：“不必，不必，我一直很信任你，我们相互理解吧！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放在心上了。”杨先生主动和我握手，说：“好了，都不要往心里去了。”
本以为杨先生会怪罪于我，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他没有怒目指责我、抱怨我，而是不计前嫌，对我这样宽宏大量。
他的一番话，让我更加愧疚，更加悔恨自己当初对他的所作所为。我是在“文革”中干过错事、坏事的人，我不认为那只是“革命行动”，也不想借口“狂热盲从”、“上当受骗”，而把自己的罪责一推了事。我做的错事、坏事不只是由于认识和信仰的原因，更多的是出于自己实际利益的考虑。比如，为了表现自己“清队”成果显著，也是为了向上爬，我不惜暴打杨先生，阻止他说真话。我对杨先生的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在我看来，忏悔属于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是对自己心灵的呵护，我的忏悔说到底是为了我自己。忏悔固然不能抵消我的过失，却使我的道义立场发生转变。如果我连正视过去、反躬自省、公开悔悟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对杨先生欠下的那笔债将终生尾随着我。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每个人的终生功课。
如今，杨先生虽已作古，入住天堂，但他的良善、他的为人，却永驻我心。我会永远记住他，永远思念他，为他烧香祈福！
关于杨善济的生卒和回国日期，查到不同的记载。有的说他出生于1911年，有的说1924年。有的说他1949年回国，有的说1952年，有的只说解放初回国。去世日期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