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梨唐人街杂录 (38)
这部份的“一度被称为唐人街的窝打鲁Waterloo”，并不是现在窝打鲁Waterloo的位置（见图1），而是在包括Zetand在内向南直至Rosebery的Gardeners Road，而窝打鲁的唐人街也包括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华人；只不过亚历山大的华人没有窝打鲁的华人那么多的负面新闻，所以在过去的英文报纸中有时会将亚历山大的华人也算到窝打鲁Waterloo去了。假如要准确地说清楚华人的居住范围，得先说明是甚么年代。这有三个原因，其一是雪梨的经济发展；华人在居住范围内整体的行为对其他族群的影响（也就是说会否导致社会矛盾，这是双向的）；第三是华人的生存环境和可发展空间。在某种意义来说，雪梨的经济发展（包括规划）是主导的，华人支撑不起一个地区的经济，也就无缘成为地区主流，这种现象延续至今天。华人在居住范围内整体行为是次要的，即使在当年华人给某地区居住的人带来恐慌，基本上得到的是抵制而不是限制（当然，也会有限制华人的声音，但效果不明显，这也是1888年六省联会时不得不定下限制移民法案的原因）。第三个是华人在1901年后人口越来越少的原因，华人局限在有限的职业范围且内卷严重，不少人本来就没打算永远居住在澳洲，也就产生不如归去的念头。
图 1
窝打鲁Waterloo唐人街，历史上没有指定的区域，英文报纸基本上是泛指，而早期的华人报纸也极少承认或提起在窝打鲁Waterloo有唐人街。在拼凑历史的碎片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窝打鲁Waterloo唐人街明显在窝打鲁Waterloo的范围之内，如图1中1888年红色框框的范围(也就是右边蓝线的地方)，时间在1900年前后到1930年之间。至于证据在后面陆续说明。
当研究澳洲华人历史时，所搜集的资料是窝打鲁Waterloo时，千万不要张冠李戴的算到曾住在现在的窝打鲁Waterloo的华人身上去。为了庆祝澳洲立国200周年，联邦政府曾拨款给各省在1988前后出版地方志，各地方图书馆或会借到“Waterloo”这一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华人部份。
目前在英文报章中能查到关于华人在窝打鲁居住的记录是在1879年，一名为Wong Hum（黄洪，暂译）华人在Bontany Rd因患麻风病自杀身亡，另一个与他同住的华人也患有同样的病。至于他们的职业或为什么会远离当年华人聚居点，报导中则没有说明(“Chinese Lepers”: Evening News, 20 Dec 1897, Page 3)。
1881年开始有华人商铺的报导，该店没有清楚的名字，是属于在现在唐人街的Sussex Street的新阳泰Sun Yung Tiy分号( “The infection at Waterloo”, The Sydney Daily Telegraph, 17 June 1881, Page 3)。当年公认的唐人街是在下佐治街Lower George Street，华人在现在唐人街的商号不多，规模极小，资本也不多；唯可选择的是附近有农贸市场及是货运铁路的终点，新阳泰Sun Yung Tiy在华商中没有太高的位置，但有分号设在窝打鲁Waterloo，也算够可以的了。
能搜集窝打鲁Waterloo人口的资料不多，仍需要陆续予以补充。下表可以看到华人数量在窝打鲁的比例是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至于广益华报的数字应是不准确的，极有可能将亚历山大Alexandria华人也算进去了。
东华报1919年5月3日第7页（图2）中的名单与生活在窝打鲁的华人会有差距，其中个人捐款低至半圆（6便士），况且还是医院的捐款，在当年来说是会影响到生病时入院的机会的。捐款由李仪天负责经手，名单中应是各商号工厂菜园等范围内的人，至于捐款时外出务工及家中刚好无人。另外捐款名单中的“刘汝厚”疑为刘汝兴的兄弟或堂兄弟。
图 2
二. 窝打鲁唐人街的历史证据
将窝打鲁列入唐人街先见于英文报纸The Australian Star在1908年4月6日第4页的“Chinatown in Sydney, Gambling hells and opium dens – The Chinese side”的一段话：
“We are carrying on deferent businesses in the following street: Campbell, Oxford, George Street North, George Street West, and the different suburbs. If we were isolated, say at Waterloo, how could we expect the customers we made at the about mentioned place to come out to Waterloo?”
直至1920年12月17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在第8页的“Visit by the slums’ committee – Cabinetmakers’ Dwellings”中明确地说：
“The result is that this particular area of Waterloo is now the Chinatown of Sydney”。
图 3
随后不少英文报纸也予以跟随。
图 4
图 5
图 6
可能有些人看到上述的资料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几乎全是负面。实际上早期的华人报纸也是这样评价：
“昨禮拜日，雪梨埠各洋報多錄，雲說在窩打魯地方有三百華人。所居之屋宇十分淺窄烏暗，大欠虔誠。今該處湯苛各洋人紳衿預備不久向每位華人派票紙一張，囑他必遵國例，將地方打點虔誠；否則湯苛公廳爲尊長者入屋，代爲出力打整；費用多寡，照例勒索” (“電音雜錄”：廣益華報1902年7月5日第4頁)。*注意此處用語是“勒索”，用詞不當是其一，其二是爲當代人引用時極易導入“種族歧視”的圈套。
“離雪梨三數裏之嘩打魯埠，自有華人雜居以來，其埠名已不雅矣。華人之居此者，除三五商店及木鋪廿余家，其餘則爲賭館﹑煙室；然此亦謀生之計，或是消遣之場，事亦平常，姑不具論。惟是該華人不知自重，每爲西人笑駡；非西人之好爲多事也，實華人之自招耳” (“嘩打魯埠華人情狀”:民國報1917年1月20日第7頁)。
今人代前人受过，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外华人的圈子中屡见不鲜。许多研究澳洲华人史的学者专家们几乎都略去了窝打鲁唐人街的史实，现在不说不等于没有，然而史实却掩盖不了，它们全都在各个博物馆或资料馆中，总会有人把资料梳理出来。以某些名义去编造历史，只能蒙蔽一些人和一段时间，到头来是直接打脸。还原历史，从前人中吸取教训，让后人避免走更多的弯路，才是应有的方法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