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队里有四户下放户。前面提到的那个被起了个外号“大母鸡大公鸡”的，她家是一户。已经被下放了，但不知为何她爸爸还在瓦房店轴承厂上班，不是每个周末回家，估计是为了省下交通费。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小四五岁的弟弟，由于爸爸不是常年在家，她妈妈独自一人照顾着三个孩子。按理说，她爸爸是工人，有工资，她家应该生活过的很好，可她家日子过得很苦，她妈妈经常到我家诉苦。我们当地人家一般是早饭和晚饭是玉米粥，中午应该是玉米面饼子，可她家在中午已经吃不起饼子了，我就曾经见过她家中午还喝玉米粥，还是很稀的那种，桌子上只有一盘新鲜的萝卜条，撒在表面的咸盐粒还没化开。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她妈妈总是手拿一个布袋到处借粮食，很多人都说她妈妈不会过日子。她性格很温顺、唯唯诺诺的，经常在学校被欺负，尤其是有了这么个 “大母鸡大公鸡”的外号以后。真是“猪怕出名马怕壮”，如果她不参加我们班的那个演出，就不会有这个外号了。她三个叔叔，都是身材魁梧高大的那种类型，年龄不小了却还都打着光棍儿。曾经有当地人来欺负他们，她二叔径直来到那户人家，拾起一个板凳抡过去，只这一下，那户人家被抡倒了两个大小伙子。有一年她二叔负责夜里看护在户外冷冻的粉条，有人来偷盗，那盗贼被他追打得跪地求饶。她三叔性情温和，但她四叔是远近闻名的暴脾气，面相还有点凶，没人敢惹，而且居然能说会道，邻里纠纷经常见他去调停，很好使。我都怀疑这些邻里是怕他动手打人。有一年秋收时节，我和一个小伙伴到一个收割后的玉米地里去捡拾从玉米穗脱落的玉米粒，被两个玉米地看护人认定是盗窃，我们两个小孩就被这两个大人押送去他们的生产队，半路上被他拦下，先是对我一通训斥，唾沫星子乱飞，然后跟那两个看守耳语了一通，我们两个小孩就被释放了。我感觉他并不全都是靠拳头办事，他还是有谋略的，尽管这人表面看着不像。如果他知道了他侄女在学校受欺负这事，不知他会怎们处理。她的奶奶是一慈祥老太太，没有老头，与他这三个未婚的叔叔一起生活，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客气，言谈举止与众不同，一看就是那种大户人家出来的有教养的老太太。现在想来，其实老太太的内心一定非常苦闷，被下放到农村了，三个儿子都找不到媳妇，她一定很愁，老头又不在，无人述说。但人家就是有修养，你看不出来。
她家隔壁孙家是另一户下放来的。孙家有三兄弟，老大我们叫他“孙大”，个子不高，长得白白净净，特别秀气，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还没有结婚。别人给介绍了一个姑娘，离我们村有七八里远。姑娘似乎有一些犹豫，每天晚上队里收工后，孙大就找我大哥陪他去姑娘家，具体都做了些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半夜才回来。有一天天快亮了他们两个才回来，据他们讲是走转向了，黑灯瞎火地走错了方向，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功夫不负苦心人，这媳妇总算保住了。苦尽甘来，后来落实政策，孙大成了复州湾盐场的一名工人。孙家小弟跟我同龄，我们经常一起玩耍。有一次在他家里我们两个玩扑克，就在里屋的火炕上，当时炕上还堆着一些杂物，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大肚瓷瓶酒，很特别，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酒瓶子，它爸爸还警告我们小心那两瓶酒。结果怕什么来什么，他一不小心碰倒了那一对瓷瓶中的一个，倒下的这个砸向另一个，结果它自己完好无损地倒下了，而那个立着的却被砸碎了，一股酒香立即弥漫了整个房间，显见是好酒。他自己赶紧喊来他爸，他爸大怒，挥舞着一根扫炕的小笤帚隔着我就直击过来，我的额头可以感受到小笤帚引起的空气流动，当时我的感觉是他爸是想连我一起打。也难怪，这两瓶贵重的酒是准备让他二哥带着去面见未来岳父的。有孙大的前车之鉴，当年这些下放户的儿子找媳妇很不容易的，没有这瓶酒担心这婚事告吹。好在他二哥因为长得帅气而涉险过关，要不然我也会内疚的。有一次，大队晚上要放电影，我们两个一起天还没黑就去了大队部，这是放电影的场所。当时的合作医疗站就位于大队部，他掏出5分钱央求我去开一包钙片，据他讲是甜的，晚上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分我一半含在嘴里当糖吃。当时的合作医疗可以允许我们不管开什么药都只花5分钱。一包钙片50片，只5分钱，确实是划算。糖块是一分钱一块，问题是不总有卖的。 他让我出头去买钙片，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根红苗正，不像他是富农崽子。可我偏偏是一个内向胆小的主儿，扭扭捏捏地就是不敢进去。当时的常驻卫生员是我本家一个远房姐姐，她还出来看了我们一眼，问我们为什么不去占个好地方看电影，我们两个怂包也没有趁机提买钙片的事。
我们队里还有另外两家下放户谭家和杨家，他们经常到我家串门，过年杀猪的时候他们都请我爹去做客。他们每次从大连回来都会给我们带些礼品。有趣的是这两家在大连的时候就关系不和，可偏偏就下放到一个生产队。听说他们还曾互相埋怨是对方打小报告导致他们被下放的。谭家女儿叫谭金金，儿子叫谭克非。杨家是两个儿子，哥哥叫杨宁，弟弟叫杨康，和《射雕英雄传》里的杨康是一个名字。谭金金是我们小队会计，杨康是保管员。后来杨家回城了。听说杨家父亲杨启华（音名）是大连铁道学院的老师，都说他“讲一口好外国话”，这也许是他家回城早的原因。当时我大哥是赶牛车的。牛车慢，就在就近的地方拉东西，我经常跟着我大哥坐牛车。秋天拉玉米秸秆的时候，秸秆在牛车上垛得很高，坐在上面随着牛车慢慢悠悠地前后左右摇晃着，那是我最享受的时候。我大哥大我15岁，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务农。当时我妈要他在家帮忙垒猪圈，两天没上学，他就再也不去了，老师到家来找他上学他也不去。杨家回城后，我大哥就接替杨康任保管员。待谭金金返城后我大哥又接任会计，谭克非则接任我大哥的保管员。一般情况下，不管是会计还是保管员，都不需要再参与生产队里的其它劳动了。但我大哥是个例外。他照样劳动，甚至干的比别人还多。比方说，当他带领一个小组干活的时候，队长给他分派四个人跟着他干，可他说用不了这么多人，两个足够。他当保管员的时候，队长派两个人到库房领一台磅秤，一般需要两个人抬，我哥可好，他一个人扛起磅秤就走，亲自送到目的地，队长派来的那两位倒乐得个清闲，空着手跟在后面走。我大哥当会计的时候，他是白天干体力活，晚上点着煤油灯管账，以致于他的眼睛有些近视。他还帮助临近小队一个外号叫“饼干”的会计算年终总账，几乎每年都去帮忙。
我大嫂也是生产队里的积极分子。我大嫂的娘家在我们南边另外一个村子。前面提到的上过清华大学的那位就是我大嫂的一个堂兄。大嫂嫁到我家时我才8岁。大嫂很有表演天赋。她学什么都是惟妙惟肖，令人印象深刻，长久难忘。比如，讲他们村老两口已经有了一大堆孩子了，实在不想再生了，可偏偏又怀上了，老头抱怨，“他妈个巴的，不敢靠边了”，靠边就是靠近的意思，这句话是说他都不再敢靠近老婆去亲近。大嫂模仿得极其生动，尽管我还小，但我已能明白这话的意思，令我至今难忘。大哥大嫂感情一直很好，但他们有一次吵架，还挺凶的。当时不知道为何大哥突然发飙了，把筷子摔向炕上的饭桌，筷子一弹一蹦地从饭桌弹到炕沿，又从炕沿掉到地上，可能还在地上弹了一下，因为我听到了地上的声响。当晚大嫂没有吃晚饭，只坐在小凳上静静地拆解安全网。自从那次塌房事故砸死人后，生产队的安全网都是各自带回家拆解。我妈给她送饭，她也没吃。几十年后大嫂回忆说那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吵架。
有人说我大哥大嫂两口子像 “双职工”一样忙。其实在我们农村，双职工是指两口子都是工人。我们把上班不干农活的统称为工人。应该包括三种工人：全民所有制工人，大集体工人，和社办企业工人。我们家那儿好像没有全民制工人，主要是大集体，基本上是到复州湾盐场上班，就像前面提到的孙大一样。还有少数是在公社的社办企业上班。他们的工作用老家说法就是“一条线”，不像农民们春夏秋冬干的都不一样。工人每个月开工资，这是农民最最羡慕的地方。像孙大这样的单职工家庭，一个上班挣工资，另一个有农村户口的往往就有菜地和自留地，粮食基本自给自足，还可以养猪和鸡鸭鹅。孙大成为工人以后那日子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我大哥能比的。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爸爸是个工人，每天喜欢喝口小酒，外号叫“二两”，他喜欢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到货社打二两酒，再来二两甜饼干，一个人慢慢地咔哧咔哧地嚼着饼干，再呷一口白酒，面红耳赤的，还嘴角下撇，缩着鼻子，挤着双眼往下咽，脖子也跟着抻一下，好像是故意来馋别人的。我特喜欢吃甜饼干，每次看到他吃饼干，我暗暗地给自己设立目标：好好念书，将来能当上工人。
我二哥是在生产队赶马车的，我们叫车老板或车把式，类似于工厂里开公家车的司机。每个生产队都有两辆大马车。不像牛车那么慢，马车跑得很快，一般是用来跑远途搞副业，比如，到长兴岛拉海货，到复州湾拉陶瓷做的缸碗盆，到公社交公粮、送苹果，等等等等，通常车老板的工分是队里最高等级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当马车夫的，需要对马的习性很了解，尤其是烈马，尽管有耐力，跑得快，但脾气也大，如果不能降伏它，这马车根本就赶不走，或者它根本不听你的指挥，很容易造成事故。我们队里另一个赶马车的，年龄比我二哥大，赶车的年头比我二哥多，但我不太敢坐他的马车，太不稳了，马车经常在路上走“S”形。我觉得他的水平跟我二哥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二哥19岁就开始赶马车。他小时候得过流脑，有的说是乙脑，这是两种不同的病，流脑是流行性脑膜炎，是细菌引起的。乙脑是大脑炎，是由蚊子传播的病毒引起的。但是大家也分不清，只知道病很急。我爹抱着我二哥去公社医院，因心里着急在前面走得飞快，我姐在后面跟着小跑。住院后发现病房里好几个类似的小患者，需要服用中药汤，我二哥根本不用劝，一碗黒汤药自己一个人双手捧着碗一饮而尽。当时病房里他恢复的最快。但读书时则受影响，成绩不好，老早辍学。好在擅长弄马，多么烈性的马在他手里都很温顺，自然是赶大车的最好人选。好多人也都想赶马车但没被选上，我二哥被选上大家都服气。我二哥跟我一个属相，大我整一轮。马车因为是跑远途，所以我坐二哥的马车比坐大哥的牛车少。
在我家北山另一侧的山脚下是另外一个很小的村子，是我二嫂的娘家。我二嫂比我二哥大三岁， 当时有一种说法，“嫁个年长的吃馒头，嫁个年轻的吃拳头”。意思是说嫁个年纪比自己小的丈夫有可能会受到家暴，但我二哥二嫂好得很，从来就没吵过架。二嫂的娘家尽管离的近，但跟我们不是一个公社的。村子里有一对老两口，是从大连一个剧团下放的，什么剧团也没人说的清。老两口年龄已经不小了，老头姓周，人们都叫他周德棒子，这老头看着有点凶，很瘦，驼着背，腰有些弯，鼻梁塌陷，还有些红，明显不是天然的，是后天致残的。据传说他年轻时帅的很，是剧团里的武生，一次因喝了酒在舞台上翻跟头时不慎从台上摔了下来，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他老婆还能唱，有人听过，说嗓音就像一个小姑娘。他们的很多习惯与我们农村人不同。比如， 我们农村人杀鸡，也就把鸡的心，肝，鸡胗等留下，肠子就扔掉了。他家杀鸡，把鸡肠子也留下来用来灌血肠。我有一同班同学，外号叫“丁不犯”，他家也是下放户，但不在我们生产小队。每天都是他在我家门口喊我一起上学，在大冬天，往往早上天还没亮就去上学，有这么个小伙伴我爹妈也放心。这小子很淘气，不知怎么把周德棒给惹了。一天我在果园里蹲在地上挖野菜，只见周德棒远远地急匆匆地走来，眼睛愤怒地直视前面，右手还攥着一个大石头，看到我，用攥着石头的右手指向我，恶狠狠地问，“你是不是姓丁的那小子？”我吓坏了，生怕他把大石头砸向我，赶紧说“不是”，他根本就没减速，继续前行。估计看我的怂样早就认定我不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估计他没找到“丁不犯”，也许他后来气消了。一般老人不会跟淘气的孩子这么一般见识，这周德棒子还是与众不同。我二嫂娘家与周德棒住隔壁，闲聊时周德棒说他跟老婆吵架的时候，就用一只手扯着他老婆的一只脚把她倒挂起来，还说他年轻的时候可以扛三百斤。我二嫂曾亲眼看到他，一个罗锅老头，从他家房顶一跃而下，去抓住被风吹跑的箩筐。也许借着风力，也许房子不够高，不管怎么说，这老头还是不一样。“丁不犯”后来回大连了，在大连钢厂做了一名工人。
我三哥大我十岁，他面色黝黑，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印度”，他自己也稍微有点结巴，说话很慢，大家都喜欢逗他玩。我妈则说我三哥是 “地瓜人”。他出生后赶上吃“三两粮”，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基本上是靠吃地瓜长大的。算命的说本来他有官运，但因为后来又有了我，结果他这官运就被我夺走了。这个算命的我是自然不信他了，因为我这个在他眼里有官运的在国内也未曾弄到个一官半职。我三哥在我们大队的学校上到七年级，但也只是上了一上午就因头疼辍学。后来在生产队放马，其实就是一只小马驹，刚刚断奶的棕色小马驹。我有时也跟着上山放马。有一次他因故要离开一小会儿，要我替他牵一会儿小马驹，我见小马驹很温顺，就答应了。后来小马驹不知何故突然停下吃草，竖起耳朵高昂着头看向远方，好像有谁召唤它一样。小马驹低头吃草时我觉得它很小，当它抬起头时我突然发现它很高大，开始有点害怕，偏偏这时它又高声嘶鸣起来，吓得我大哭。从此我对马就有了畏惧心理，而对牛就特别有亲近感。 我三嫂也比三哥大三岁。三嫂的娘家离我们村有5里地。有一年我爹让我去接还没过门的三嫂到我家，我骑着一个自行车就去了。回来的路上一开始我骑自行车载着我三嫂，后来她发现我骑车很吃力，她就骑车载我，结果她的车技也不行，摔倒了，我还一屁股坐到后车轮上把车轮压坏，我们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三里路回家。
我三哥只看管一个小马驹，他的工分很低，而且还要等到年终结账的时候才能拿到钱，而我手里已经有了现金流。我的经营手段就是卖破烂。当时的废品收购是在货社（商店）的一个部门由专人负责。一年至少有一次全商店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参加的下乡收废品活动。我自然不会等他们下乡，我是送货上门。当时我能找到的最值钱的废品是金属铜，分红铜和黄铜，红铜收购价是两毛钱一斤，黄铜是一毛五一斤。但是我能搞到的铜是很少量的，所以依靠卖铜得不到多少钱。我曾经卖过一次，主要是红铜电线，正好卖了两毛钱，可以买一块山楂糕，当时被同去的几个小伙伴忽悠，我用这两毛钱买了一块山楂糕，大家分着吃了，兜里一分钱也没留下来。铁尽管比铜便宜的多，当时生铁三分钱一斤，熟铁四分五一斤，但是铁更容易搞到。记得最得意的一次是我在一堆水泥厂运来的一堆碎石子里翻出很多的已经变形的小铁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地推着自行车（当时还不会骑自行车）送到商店，这回没带这些小伙伴，结果卖了一大笔钱，一块四毛五分钱，在当时这已经是很多钱了。后来小伙伴们眼红了，也要卖破烂，但他们起步晚，业务水平跟我差了一大截。他们问我卖什么来钱最快，我告诉他们是麻袋片，一斤一毛一分五。其实在我眼里最值钱的是废弃的麻绳，居然一毛三分五一斤。那种粗大的麻绳在农村很多，主要用于牛车和马车，牛马拉车靠绳子，不能等绳子断了再淘汰，每年都要淘汰一批。这些大绳子被雨淋过或在烂泥里泡过，即使表面干了，里边还是湿的，非常压秤。我们生产队里淘汰的绳子几乎都让我给卖了。好多大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废麻绳还能卖钱，还问我要这些破绳子干嘛，我告诉他们要卖钱，他们都不信。也难怪，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收购废麻绳，还这么贵。
商店也收购季节性的东西， 比如中药材。我家南山和东山都是光秃秃的，北山的山坡是庄稼地，山顶也光秃秃的，就没有什么中药。他们也收购地瓜梗，我们自留地里种的都是地瓜，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地瓜梗可卖了。春天种的地瓜秧子直接长成地瓜蔓，在蔓上长出地瓜梗，梗上连着地瓜叶，所以掐掉地瓜梗，也就毁掉了地瓜叶，就会影响地瓜的生长。所以我们只能少量地掐，而且还只能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掐自家的地瓜梗。其实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商店里提供的各种颜色的皮筋。掐好的地瓜梗要用皮筋给捆上，这皮筋是商店里提供的。皮筋有红的、绿的、蓝的，黄的，都是一个个的圆圈套，女生用来扎辫子，男生用来捆绑物件做成各种各样的玩具。最常见的是做地雷。把粗铁丝折成一个四方框，把很多股的皮筋套在铁丝框的中间，再把一小片木板夹皮筋的中央，再把小木板转起来从而使皮筋绞得越来越紧，一松手木板会自动地向反方向回转，我们用一根小木棍挡住木板以防回转，小木棍上拴着一根小细绳。这就是地雷，把它埋在松软的土里，远远地一拉小细绳，木棍被拉开，木板就会自动回转，搅动得尘土飞扬，跟地雷爆炸似的。
有了钱，我可以自掏腰包买一些文具了，其实这些文具也很便宜，一个田字格本和一个算术本都是7分钱，一支铅笔3分钱，橡皮2分钱，这对很多人家的孩子来说也不算便宜，但对我这样腰包鼓起来的来说，都不在话下。我最难忘的是有一年过春节我买了些鞭炮烟花。在我更小的时候，我们买不到烟花，只能买到鞭炮，主要是两种我们分别称作小鞭和二踢脚的鞭炮。小鞭是一盘一盘地卖，最小的一盘是100个小鞭，被包装成长方形的一盘，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块 ，模糊印象似乎还有50个一盘的，被包成一个正方块，我没买过，因为换算成单个小鞭的价格觉得不划算。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都很能算计，比如，商店卖糖块，按块卖，一块卖一分一，也不知为何这么定价，这多出的一厘难不倒我们，我们一次只买4块，应付4分4厘，四舍五入，实付4分钱。买鞭炮我们也这么算计。最简单的放鞭方式就是整盘鞭点着，噼噼啪啪地几秒钟结束，可我们舍不得这么放，我们都是把小鞭拆开一个一个地放。当时我还抽烟卷，用烟卷点着小鞭，后来戒烟了，就用燃香点燃小鞭。一般来说，从点着到爆炸需要至少一秒，但个别的实在太快，点着立即就爆，好在我们都是买那种最小号的鞭，伤害性不大。有的小鞭还瞎了，根本没爆，我们就用针在瞎鞭上扎一个小眼，再塞进一个引信，如果还不爆，就干脆掰开瞎鞭散开火药，点着火药看一小团焰火。有雪的时候，就把小鞭插在雪团里引爆看炸开的雪花，有的淘气把小鞭插在一抔新鲜的猪粪或牛粪，甚至人粪上以激起民“粪”。
二踢脚我们就叫炮仗，威力比鞭大得多，一般情况下大人们不让孩子放二踢脚，都是他们自己放。有的人很大胆，赤手空拳放二踢脚，一般是用左手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住二踢脚的顶端，就是远离引信的那一端，另三个手指张开远离二踢脚，右手点燃引信，“嗵”的一声，二踢脚升天，然后空中传来“咔”的一声，有一种有回音的感觉。有的人比较谨慎，戴着一个大棉手套放二踢脚，还有的手持一个铁夹子把二踢脚夹起来，还有人把二踢脚立在地上，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放二踢脚一般是在每天晚饭前放一个，放的最多的是在年三十晚上“发子”的时候。刚听说“发子”一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发纸”，因为总是伴随着烧纸烧香。 后来老师课堂上讲什么叫“发子”，原来“子” 是子夜的意思，农历的子时是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发子”是真正的辞旧迎新，年三十晚上就有“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的说法，家家都很重视，这一时间段家家户户鞭炮齐鸣，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儿。在还没有电视的年代，我很喜欢，但有了电视，特别是有了春节联欢晚会以后，我就不喜欢“发子”放鞭炮了，因为晚上11点正是春晚最高潮的时候，这时的鞭炮声让我们什么也听不见。有些小孩子不愿意离开电视去放鞭炮，家长就把电视机给暂时关掉。
就在我有了钱的那一年，在爆竹市场上有了烟花，其实也不是什么市场，就是商店卖鞭炮的一个柜台。当时就两种烟花，一个起名叫“大地开花”，另一种叫“魔术蛋”。也不知道放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值得买，因为这两个比鞭炮要贵出不少。有了钱就有了试错的资本，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钱就是任性”。当时只买了两个“大地开花”，而“魔术蛋”则只买了一个，因为它太贵了。买来了烟花，我到处宣传，邀人年三十晚上到我家看烟花。到了年三十晚上，大约十几个人应约而来，有跟我同龄的孩子，也有年轻的成年人。首先试放“大地开花”， 我三哥是主放人，向大家解释这叫“大地开花”。它看起来是一个小型的二踢脚，按照说明倒着放在地上，用打火机点着引信，引信嗤嗤地闪着火花，燃到尽头，没声了，大家都屏住呼吸，瞪着眼睛看到底会有什么好玩意出现，突然“呼”地喷出一条火舌，白中带点黄，然后它就开始动了，并不是在原地打转，而是在来宾的脚下穿来穿去，引来一片惊呼。对于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头一次看到不带响只喷火的鞭炮，令大家很是兴奋，明白了为什么叫“大地开花”。同时大家也都盼着看下一个是什么样的。“魔术蛋”是细长形，像根棍子，仍然由我三哥负责，抓住不带引信的底端，高高举起，然后放下来，点着引信，再高高举起。像“大地开花”一样，点着引信后，引信在空中很快就烧到头了，大家都仰着头，那真正是翘首以盼。突然，“腾”的一声，喷出一个紫红色的火球，高高地飞向天空，然后轻微地散开，外露几个闪光点，然后垂头丧气地耷拉下来，似乎觉得它太对不起我花的这么多钱。其实我有不同意见，你看，这不又喷出来一个，这次是黄绿色的，这次散开的很大，而且还欢快地四处散开。真是开了眼了，每喷出一个彩球，大家就“啊”地一声，本来应该“啊”五声的，因为说明书上说是五个彩蛋，结果只喷出四个，最后剩下一个空管子。尽管如此，那也是物有所值了，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魔术蛋”太好了。就这么着，我成了我们村引进“魔术蛋”的“鼻祖”了。以后的“魔术蛋”管子越来越长了，喷出的蛋蛋也越来越多，但也都是换汤不换药，大同小异。我好奇为什么这些蛋蛋可以有不同的颜色， 后来在初三的化学课上，知道了有些金属燃烧时发出不同的颜色，老师还教我们一个口诀：“紫红色的锂，黄绿色的钡”。她采用的是谐音，“钡”为被子，“锂”为里子。那时化学课有很多这样的口诀或歌曲，例如化合价歌，“一价氢钠钾，氟氯溴碘银，二价氧汞铜、铅钙镁钡锌，三硼铝铬金、四钡铂锡碳，硫价二四六，铁价二与三”，曲调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信大家都对类似的口诀和歌曲有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