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5日 北京初稿 2024年11月16日 新加坡修改 2016年）
阴历八月十五那天晚上，京城夜空薄云遮月，没能欣赏到中秋月明。之后的九月十五，白天刮了大风，晚上星空如洗、皓月当空，月下漫步，又说起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牵出一串回忆…… 命运像一匹难以驾驭的马，岂肯凭人所愿。和我年龄相仿的50后这拨人生不逢时，该念书时动乱停课念不成书，该成就事业时逆淘汰只能沉底蹉跎，子女读高校时学费猛增偏遇下岗大潮，年过半百疾病缠身又赶上医改自费……我们的境遇随政治起伏而颠沛，随政策变迁而动荡，可谓多灾多难的一代。 我中学只念了不满一年，就爆发了文革十年浩劫，骤然间狂飙席卷，秩序大乱，刚品出一点儿寒窗味道的中学生，忽然挣脱了考试的束缚，乐颠颠扯起造反大旗，火爆爆冲向为所欲为的天地。先是破四旧、大串联，再是打派仗、下农村，一浪接一浪，一切虽身不由已，一切又义无反顾。 光阴似箭，改革开放后，当知识重新显露可贵的价值，当形势重新迫使不甘平庸的人亮出学历和文凭时，我们如梦方醒，开始惋惜逝去的韶华。我下决心考大学时已迫近而立之年，怀中抱着萌生乳牙的幼子，拼了将近四十天，生生把六年才能学完的课本囫囵个儿咽下肚，终于搭上高等教育的末班车。 上的学不多，能熟记于心的老师也没几个，往事大多已被岁月风蚀，变得残损模糊了。唯有两名老师以及有关她俩的片段记忆依然清晰。先讲我的小学老师，再回忆我的初中老师。 当我们班主任那年，朱凡老师刚30多岁，中等偏高的个儿，一头短发，圆圆的脸上五官端庄生动，笑容亲切温婉。朱老师性情活泼，是教师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她爱说爱笑，嗓音略带沙哑富有磁性，话语既幽默又真诚，最受师生欢迎。朱老师是从西柏坡开始从教的老教师，革命领袖及开国元勋的子女好多都是她教过的学生，每当她讲起内战年代及建国初期的往事时，会场立刻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眼睛全瞪得溜圆。还有件事使她声誉倍增，三年困难时期，朱老师带头削减个人粮食定量，援助学生食堂。三年当中，学生们没怎么挨饿，十分明显的是朱老师等老师们明显消瘦，纷纷患上营养不良性浮肿病。那时候，老师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就是这样实实在在树立起来的。 我们班淘气包、捣蛋鬼比较多，升到五年级时，校方对各班老师做了调整，当听说朱凡老师将到我们班任班主任时，全班同学顿时欢呼雀跃，快乐得忘乎所以。为此，同年级另外三个班的学生整整嫉妒了我们两年。
那两年，朱老师既当我班的班主任，同时教好几个班的语文和作文课，从那时起我开始爱上作文了。有一次作文课，朱老师布置给我们的题目是给亲友写一封信，那时我的父母常年驻外，做为长女我负责给父母及亲戚写信，所以我不怵写信。我很快写完了一封信，这时朱老师正好走到我身旁，她看了点点头，俯下身小声说：“还有不少时间，你可以再写一篇。”望着老师充满鼓励的目光，积极性一跃而起，我马上提笔又写了一篇，两篇作文都得到朱老师认真的批改。对我们每一点一滴的努力和进步，朱老师总是及时给予热情的夸奖，还有什么比老师的赞扬更能激发学生的上进心呢?自从朱老师带我们班以后，全班同学的进步非常显著。 那两年，朱老师早起晚归陪伴着我们，每天晨练与我们一起跑步，晚自习作业完成后，朱老师念报纸上的新闻或趣闻，培养我们关心国家大事的好习惯。有段时间，《北京日报》连载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万里与下放到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的儿子万伯翱的通信，那时城里人下乡被官方认可，万里率先垂范鼓励儿子带头务农。万伯翱下乡前，万家召开过家庭会，年迈的奶奶流泪表示舍不得，妈妈也不情愿，万里讲明原因后，家人不再阻拦。《北京日报》连载刊登、朱老师跟进朗读万里父子的通信，我们从中了解到万里家风和万伯翱在父亲的指导下因任劳任怨而广获农民称赞，我们也第一次注意到坐在我后排的万晓五是万里的小儿子。晓五为人老实低调，不善言谈，总穿着哥哥们穿过的打有补丁的旧裤子。我坐在晓武前排，他有时把大长腿伸到前边，我用小拳头敲敲，晓武马上缩回去，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个本分有教养的男生。 朱老师念信还让我解开一个小谜团：那几年父母在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工作，新近托同事带回一些小礼物，其中有个很新颖的彩色塑料铅笔盒，我看到万晓五新换的铅笔盒竟然和我的一模一样，好生奇怪，那时同学们用的都是铁皮铅笔盒。朱老师揭开万晓五身份后，我一下子明白了，因为万里当团长率北京市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刚回国不久。几年后，父母对我说过万里那次出访，目的是计划借助欧洲之力提升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我爸爸陪他去了好几处大企业，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与友谊。万里回国后，北京郊区相继办起大棚养鸡业，有了日用品塑料加工厂（晓五和我的塑料铅笔盒是中罗签订合作协议时罗方送的礼品）。万里还督办起东方红炼油厂，家用煤气炉有了，煤气灶架子也好办，只差煤气炉盘没能解决，万里有求助，我爸妈赶紧把分社用的煤气灶炉盘拆下来用小纸箱装好，开车到黑海岸边的康斯坦察市，赶在中国“黎明号”远洋轮船启航前送了回国。万里托人送给我爸爸一块北京手表厂出产的镀金表壳礼品手表，爸爸戴了许多年。1966年9月爸妈回到北京，北京机关宿舍大院里已经用上煤气做饭，看到家里的煤气灶，妈妈曾惊讶地喊道“老于你来看，和咱俩送的一模一样！” 朱老师的言行拉近了师生间和同学间的距离，她很注重建立我们学习与生活的好习惯，使学生们受益终生。育英小学是寄宿制，常有学生因周末家中无人照顾，星期六也不回家，学校老师轮流加班，在周六周日两夜一天中照料留校学生。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留校，轮到朱老师值班，星期天炊事员家里临时有事不能开伙，朱老师请我们到她家里吃饭。朱老师和她的大女儿清清姐姐包饺子，我们几个孩子和朱老师的小女儿在一旁嬉笑打闹。当我看见朱老师频频用慈爱的眼光朝我们望着，顿觉格外温暖，心里甜滋滋的。 吃完饭，朱老师发现我们两个女生的头发脏了，就张罗着烧水为我们洗头。她一边用温暖柔软的双手在我头上揉搓，一边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头发洗净。当她用一块大毛巾为我擦去发上的水迹时，我闻到老师身上那股母亲特有的香暖的气息，想起远在欧洲的妈妈，鼻子一酸泪唰地流下来。朱老师说了声“傻丫头”，又用毛巾为我擦泪，不知怎么我叫了声“妈妈”一头扑进了朱老师的怀里…… 1965年小学毕业前，朱老师代替我的父母帮我填报中学志愿，第一志愿师大女附中，第二志愿女一中，第三志愿朱老师斟酌后填写了北京49中。记得朱老师告诉我“49中接受部分女生住校，教学质量也不错，录取分数比较低，适合保底。”结果我与可以住校的当时最好的两所女校失之交臂，因小学升学考试，我语文发挥正常，96分；数学共10道题，最后一道题我已经快算好了，旁边座位的同学一个劲儿催问我一道他不会的题，教室里有两位监考老师，我艰难地瞄空把解题步骤告诉他，没料到为此延误了时间，最后一题的答案没来及写到卷面上，铃声响起必须交卷，每题10分，数学我只得了90分。整个暑假期间我心情沮丧，终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被第三志愿录取，家住海淀区的我进入崇文区一所中学。即便如此，我也感激朱老师，阴差阳错帮我在崇文区见证了文革的血腥与暴虐，保留下一份独特的历史记录。 朱凡老师退休前在呼和浩特市一中任教那几年，我经常拨通电话和朱老师聊天，有一次我问“文革初期迫害老师，您挨过整吗？”朱老师避重就轻对我说“学生们对我还好，我没受什么大罪。”我心想“您这么爱护学生，谁舍得打骂您呀。”冒出这个念头，并没说出口，随着老师聊别的话题去了。那期间有一次“凤凰卫视”为她举办过一个专场会，请来一些育英的学生和朱老师座谈，当时我在外地开会没能参加。2007年春天朱老师来北京时，我见到她依然健朗，70多岁像60来岁的面相，让我好开心！
朱老师离世前的2009年教师节，最后一次和我班几个同学合影，坐前排中间的是朱老师和我。 2010年1月1日突然传来朱老师逝世的噩耗，哀伤如丧考妣。追悼会在八宝山召开，朱老师在北京的学生们纷纷赶去参加。那天我遇到学哥杨小平（育英学校老校友联谊会第一任会长，第二任胡木英，第三任胡德华，第四现任邓小燕），那之前我们刚一起去江苏探访新四军各师、游击大队和军部所在故地，从北边徐州一路南下到高淳县，途中与比我高十届的杨小平大哥挺聊得来，追悼会重逢，知道朱老师也曾是他的班主任。那天告别仪式后，我没把自己当外人，与家属一起参加了焚烧遗物的祭奠环节。 微信热络起来后，我陆续参入几个微信群，在以清华老校友为主体的“真话群”巧遇朱凡老师的长女清清姐，欣喜地发现我俩志同道合。2019年春我和清清姐在北京见面聊天，我才知道文革前，正好是朱老师教完第13届的我们班之后就调离了育英小学，受聘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中学教书。清清姐感慨道“幸亏妈妈文革前离开育英，育英学校整人太狠毒了，造反派怂恿高年级学生把赵惠伍等校领导和“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摁进喷水池泥水中，还逼迫他们吞下大头针和粪便……” 这事我也了解一些，与我同住新华社宿舍大院、低我一届的育英校友陆小雅曾写过文章刊登在《炎黄春秋》期刊上，记录下育英学校造反派和部分高年级学生毫无人性迫害毒打校领导和老师的暴行，醒悟的陆小雅公开反思并率先道歉，所以我和清清姐一样庆幸朱老师及时离开了育英学校。清清姐还告诉我朱老师在文革期间也挨过整，只是不跟家人说，后来才知道朱老师挨整过程中曾得到几名中学生的保护，才“没有被整的很惨”。 这些年来，朱凡老师的女儿清清姐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成为可以互诉衷肠的好友，当年启蒙恩师之情被互联网以新形式延续下来，不能不说是命运赐给我的一份厚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