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诗词研究何以步入误区？
——丁毅再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
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您好！
一
（1）自去年首次公开信发布后，我注意到网上诗友们的反应，赞成者不少，反对者亦有之。无论赞成与反对，我都持欢迎态度，这说明大家在关注汪诗这个领域，学术研究无禁区，对汪诗研究也应持这种开放态度，这才有希望迎来新局面。
（2）我对先生的研究继续思考。试图解开心中长期存在的疑团，那就是先生先在台湾大学，又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最后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终身教授，在如此广大时空里讲授中华诗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宣传中华民族文化赢得了国人的尊敬。我所不明白的是何以回到祖国后，在南开这所名校竟然千方百计地鼓吹起当了汉奸的汪精卫？
（3）叶先生，您多次说过你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于政治全然是门外汉，可汪精卫本身就是政治性人物，他晚年干起了汉奸勾当。您千方百计为汉奸辩护，凡有识之士是通不过的。
然而叶先生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硬是这样做了，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之久。我总觉得以先生之才学识是不会有如此不明之举的。之所以如此长期乐此不疲者，盖因先生长期存在着一个崇汪情结，这个情结过去在台湾迫于两蒋压力，您不敢释放；到美国后汪氏后人持《双照楼诗词稿》让您评论，被您婉言谢绝。到了加拿大图书馆您才第一次读到汪的诗稿，这应是有意掩饰您的读汪与崇汪经历。
二
（4）叶先生崇汪情结应起自您的学生时代。
叶1924年出生燕都望族，书香门第。六、七岁伯父就教诵读唐诗，十岁上小学前就会做绝句，十一岁入市立女中即会填词。十七岁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1945年大学毕业。
（5）叶的学生时代正是汪精卫人生巅峰期，是汪声名煊赫之时。
在政治上，汪因1910年谋刺摄政王载沣的烈士之举，暴得大名，进而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汪完成中山遗嘱。以后他在国民党成了公认的一把手。
在文章写作上，早在1905年留学日本时汪奉孙中山之命创建《民报》，开始用“精卫”做笔名，写文章宣传革命，文笔犀利，压过了宣传保皇的梁启超，成了公认的文章大家。
在诗词创作上确实独具风骚，颇得诗词爱好者赞誉。他的诗名随他在政治上得势而传播天下，但绝非浪得虚名，而是实至名归。
汪美容仪，被推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是不论男女，人见人夸的靓仔。汪成了那个时代很多人崇拜的偶像。
（6）我认为叶先生长期生活在沦陷区，受奴化教育影响太深。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12月14日，北平成立日伪临时政府，叶家就成为日本人统治下的“良民”了，等汪精卫组织中央伪政府，更是抱着欢迎态度。叶说：
之后到了一九四零年，忽然有一天，广播上说是有汪精卫的讲演，我记得那天我伯父啊，母亲啊，很多人就在收音机那里听讲演，那就是汪精卫回到南京建立我们所谓的伪政府之后发表的第一次谈话。我那时当然很年轻，听到长辈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如果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没有人替自己的国家人民讲几句话，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过去，总算是个代表中国的人，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局势，那时他们是有这样一种心态。
汪出任南京全国伪政府开张的时间是1940年3月30日。上面这段文字倒是真实地反应出作为“大大良民”的叶家对汪精卫的认可。当时叶嘉莹虽年轻，可看出她头脑中的崇汪情结是其来有自的。
（7）年轻的叶嘉莹囿于环境局限，无法看到汪伪政权分化瓦解了中国人民抗日力量。事实上就在汪政权开张这一天，中国很多地方都掀起了讨伐汉奸汪精卫的声浪。在沦陷区的上海租界，中国学生罢课游行，他们举着“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的标语牌，散发讨汪伪传单。敌后重庆国民政府公布了以汪为首的百余人汉奸名单。4月15日八路军、新四军发出了《讨汪通电》，痛斥汪精卫鼓吹“和平”就是“投降”……
叶先生，你作为汪精卫诗词研究者，一味抱着崇汪情结不放，只能是既误己又误人了。
三
（8）很多人都指出叶先生对汪有很多温情，而对蒋家王朝没有好感，也是叶先生反复说过的。我则认为对汪蒋两位国民党政治人物，您从个人家庭遭遇出发，产生好恶不同感受，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就失去了科学的态度。
“七七事变”后蒋受各种抗日力量推动，对日正式宣战，是符合中华民族大义的。
（9）1943年1月，汪伪政府经日本东条首相同意，正式向英美宣战，加入了国际法西斯阵营。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948年1月，东条英机在远东军事法庭接受审判被处以绞刑。作为东条的一只鹰犬，汪即使不在1944年病死于名古屋医院，也难逃被审判的命运。蒋介石还都南京以前下令炸毁南京梅花山中山陵侧的汪墓，此举也不能算作两人之间个人恩怨的发泄。
这其实是叶先生抱着崇汪情结不放、无视二战史的幼稚浅见。
（10）把一些政治人物放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个决定中华历史发展关节点上，是不难看出他们的各自作用的。
毛泽东1935年12月25日刚到陕北，就在瓦窑堡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代表全民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85年前毛老人家有如此高远目光，让我们从中简直可以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国人民走复兴中华文化、强国崛起之路的呼唤了。
（11）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7月17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庐山主持谈话会，蒋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明确号召：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12）在7月27日蒋介石离开庐山后，汪精卫以副总裁身份继续主持谈话会，虽然从表面上拥护和支持蒋介石7月17日讲话，也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但他亲日、恐日思想占了上风，“说到要打倒别人或者做不到，说到牺牲自己，也没有不能做到之理”，“不做傀儡，只有牺牲”，他的宣传对日妥协主张自然没有蒋介石鼓吹抗战有动员能力。到1938年12月，汪带一部铁杆追随者潜逃到越南河内，29日发表“艳电”，公开投向日本怀抱，走上了当汉奸的不归路。
但凡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自然选择蒋而唾弃汪。
四
（13）叶先生并非不了解二战发展史，她与历史学家余英时以及汪梦川总爱称引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一首诗来证明自己建立在科学史观之上。陈写的是一首律诗，以开头两字“阜昌”为题，系陈氏“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他们爱称引的是最后一句，“冤禽公案总传疑”，表现他对汪被定为汉奸是被冤枉了的。
（14）陈氏系中古史大家，他谢绝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并公开表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风骨颇得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赞赏。
（15）我则有不同见解。陈（1890~1969），陈氏学术研究高峰在中年中古史研究，基本有份量的著作都是写在这个时段。1953年他已进入晚年，功夫集中在陈端生、柳如是两位才女身上，所谓“著书唯剩颂红妆”也。
假如陈氏真的北上就任，他又能做出点什么大部头？！
（16）回头再看《阜昌》这首诗的史学价值吧！
据叶先生文章后披露，陈氏此诗写于汪精卫病死后12月17日，据《吴宓日记》12月17日：“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又据张晖考证，1950年9月29日陈寅恪致龙榆生书信再次抄录了这首诗，改题做《题双照楼诗词稿》。现在我们从《寅恪先生诗存》中已找不到这首诗了，可能陈氏已感觉到这首诗太不合时宜了，幸有叶先生给予传播开来，也算让我们长了见识。
由此看来，这首写给汪精卫的挽诗，直到汪死后六年还拿出示人，足见陈氏对汪氏仍是一片缱绻之情。这样的史学家还能够指望他研究什么出来？！陈作为汪“曲线救国”的追随者，解放后还把《阜昌》拿出来示人，真有些走火入魔了。
陈这首《阜昌》诗屡被叶嘉莹等人引用，陈成了他们习惯拉起的一面大旗，但也只能吓唬一些天真幼稚的年轻研究者。
五
（17）为了满足崇汪情结需要，叶先生又为汪精卫诗词打造出了一个新理论，她一反孟子的“知人论世”为“知人论诗”，也是既误己又误人的谬论。
根据我对叶著的掌握，叶早在1982年12月31日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迦陵论诗丛稿·后叙》就冒出冲击传统诗学的欲望，而这正是叶对汪诗词产生研究兴趣之时。
叶在交待她“对于诗歌的评赏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倾向”后，在阐述“第一种 “知性倾向””时，竟然说：
中国诗歌的传统又是一项以“言志”为主的，所以中国的诗论对于诗歌的作者也就一向格外重视。早在孟子就曾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的话，中国之重视作者的诗论，却也曾产生过一种过分重视“人”的价值，却反而忽略了“诗”的价值本末的流弊。
在叶先生看来，既然传统诗学已经产生“本末倒置”的流弊，那就应当由她重做“颠倒本末”的工作。叶要怎样去颠倒呢？她强调说：
希望能因此而对其诗歌中所传达的感发之生命的质量，做出更为深刻也更为正确的体会和衡量，而并不是要想以作者为人的伦理价值，来做为评赏诗歌的依据，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加以区别的。
（18）叶先生挑战传统诗论的勇气可嘉，可惜无道理可言。愿阐述管见如下。
“诗言志”说出自《尚书·尧典》，是被朱自清先生拿来写一本书的论题，并誉为“这是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诗论影响不断，一直到诗人毛泽东。毛曾多次应诗友要求题字，在与人谈诗时也以此为基点展开。当然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不同于旧式诗人，他是在抒写人民之志。毛丰富与发展了古老的诗论传统。叶嘉莹为了批评孟子解诗两千年来遵循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诗论传统。
（19）叶嘉莹认为她所认定的“末”是侧重于“人的伦理价值”，这种认识是违背中国美学传统的。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从先秦时就是结合善（功利）论美。孔老夫子早就有明确指示，《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在现行的《中国美学史》中都可以找到。
叶先生在美、加讲学多年，可能是忽略了这本是中国美学的常识了，窃以为不能轻易向常识挑战，挑战常识是会闹出大笑话来的。
（20）然而叶先生来南开不久就开始了她的汪精卫诗词研究讲座等一系列活动，为了满足她的崇汪情结，就正式用起了对孟子“知人论世”说“颠倒本末”的神功了。在叶先生指导汪梦川编著《双照楼诗词稿·后记》里，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向孟老夫子亮剑：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斯固不刊之论也；而于汪精卫氏，余欲反其言也：“论其世，品其人，不诵其诗，读其书，可乎？”
汪博士用他的“知人论诗”方式去读汪诗（实际上是从导师的教诲中来），梦川博士竟用这种“知人论诗”方式从汪诗中读出“其中深重的忧患意识，强烈的牺牲情结及夫民胞物与之志意”，他读汪诗意犹未尽，又附律诗四首，将汪的人格写的那样高大上，似乎汪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完人。
在我看来，“知人论诗”说不通，是叶嘉莹为满足自己的崇汪情结的顽固表现，是为了美化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所调制出来的一碗迷魂汤。这种谬论在社会主义大学散布开来，必将危害社会。
就研究汪精卫诗词而言，“知人论诗”说成了叶氏摆的迷魂阵，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六
（21）倘若摆脱掉崇汪情结，联系汪所在时代，是不难把握其人其诗的。
早期，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汪是有作为的革命志士，他的诗是志士之诗。
中期，他在1927年7月15日以后，提出了比蒋介石还右的反共口号，与蒋介石争当右派领袖，他争不过老蒋，只好在诗中经常流露害怕斗争的脆弱心理，“青松受严风，兀兀不肯驯。不如靡靡草，暂屈还复伸。强项性使然，骨折何足论。我行松林下，风落不拾巾。不辞众草笑，只畏青松嗔。”这是典型的懦夫之诗！借用叶嘉莹先生创造的一个名词，这是在表现所谓的“弱德”之美。
后期，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匍匐在日本人面前，他成了典型的奴才诗人。
（22）奴才诗自有奴才诗的存在价值，《陈克文日记》中有一段记录是值得注意的：
日来颇有人批评汪先生之诗词，谓为亡国之音（应为吴稚晖说），做不得，不无多少道理存乎其间。（《陈克文日记》上册，395页）
《陈克文日记》起自1937年，陈氏在党内系汪精卫一派。抗战爆发后，民族尊严感却使他成为蒋介石坚持抵抗的拥护者。
汪出逃半年中，1937年8月18日，日本人吉冈文六写文章：“汪精卫的性质实在是柔软，他的声音好像猫一样娇嫩，写的字正像女人的字……”。吉冈文六还在文章中将汪精卫比作“蚯蚓”。这些可谓妙喻联珠，将汪的柔弱个性、政治主张（曲线救国）活脱脱地呈现出来了，日本人早已将这个傀儡看成是手中随便摆弄的玩偶。
（23）对于汪的诗应作怎样的解读呢？
看两位名人当时的见解吧，1941年夏，钱钟书夫妇来到沦陷的上海专心致志他的《围城》与《谈艺录》的著述，他并没有接受汪伪政权的拉拢，却在1942年读汪精卫诗词后写的一首七律中给出了他的感悟：“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谈艺录》作者不愧为鉴赏大家，他竟然从汪诗中看出寒酸相，听到汪伪政权即将灭亡的声音。钱真成了汪伪必将垮台的预言家！
汪精卫刚死在日本，上海有个女诗人陈小翠也写了一首律诗，其中有句云：“翰苑才华怜后主”。陈小翠是夸赞汪有李后主一样的才情。
以上多项材料都从不同角度说明汪精卫自下决心走“曲线救国”后，他的诗词创作已变成了“亡国之音”，他的命运已与被俘虏的李后主一样。
七
（24）亡国之音自有它的存在价值。
《礼记·乐记》上说：“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汪梦川博士极力称赞汪精卫有“中原何日得澄清”之志，实在是太离谱了。
当然汪精卫的人生道路比李后主丰富、曲折，所谓“亡国之音”也只能限制在“七七事变”前后八、九年吧，前27年自有汪的独特贡献在，这是李后主所不能比拟的。
（25）过去诗词研究者因汪后来做了汉奸而视汪诗为敝屣，这不公平又不科学，而叶嘉莹先生又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做种种辩护，又走向了另一面，掉进更为荒唐的泥淖之中，竟然难以自拔。
八
（26）为此我向叶先生及所内部分追随者做如下建议：
必须彻底摆脱掉头脑中固有的崇汪情结，不能坚持“汪在内心绝不是汉奸”的错误认知不放。应当从民族大义出发，从正确的抗战史出发，建立科学的研究理念。
对于不同意见，也应当想一想对方说的是否有道理，不能一概采取冷处理态度。
叶老呀，您现在已属百岁老人，精力实在不多了，我希望您完成一本《迦陵诗话》，方成为先生一生研究的成功的收官之作！
祝先生诗词研究之树常青！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学术委员
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伊春职业学院）退休教授
丁毅2021年12月于荆州寓所
【附录】
读丁毅教授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
——又闻荆州贵地关公巨型雕塑迁址，感赋
荆州留大意，露布①等闲耕。
数载郁陶笔，一朝哗晓屏。
谁知心眼乱，渊默角弓铮。
非檄胜于檄，解酲恒带酲。
章章书信史，字字警钟声。
国耻岂能忘，怒涛何可平？
迷魂招肺石②，浩气主雄英。
屈轶③汗颜草，紫金血鉴城。
苍黎陷沆瀣，纨绔舞妖精。
泛爱翠旌寇，私怜伥绶卿。
救亡烽火路，驱虏义军征。
令发芝兰地，词屯枳棘营。
悠悠虽远往，历历总分明。
寸朽④暴连抱，百家因共鸣。
凤凰曲两可⑤，杜宇唤曾经。
关像厝安后，扬眉化浊清。
（尹国强2021.12.9于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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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肉粉 马屁精。
allthingsgo 发表评论于
汪精卫其人其诗
从小到大，不论在哪里看到汪精卫这三个字，我都会条件反射似地脑补出“遗臭万年”，“身败名裂”， “卖国求荣”这些字眼儿。除了大汉奸的名头，我还听说汪是坊间传闻的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娶了个很彪悍且同是大汉奸的老婆叫陈璧君。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记错的话，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他着笔甚少，少到连做汉奸的来龙去脉都语焉不详，仿佛这件事虽然惊世骇俗、可耻可恨，但左不过是跳梁小丑螳臂挡车的一幕闹剧，不值得祖国的花朵们劳神分心。至于他的人生，一个叛国投敌、罪行昭彰的独夫民贼，人生的故事就算再跌宕传奇，还值得花时间去了解吗？
第一次开始对汪精卫感兴趣是发现他写过一首流传甚广的《被逮口占》：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我最开始无法相信一个大奸大恶之人能写出这样视死如归、回肠荡气的绝笔诗，甚至怀疑过是别人捉刀之作，情状颇似《围城》中方鸿渐写给苏小姐的道歉信里所言，“见名章隽句，竟出诸伧夫俗吏之手，惊极而恨，遂厚诬以必有蓝本。” 惊愕归惊愕，对先入为主的人来说，这首诗跟汪精卫的不和谐之处其实也不难解释。或者他当时年轻气盛，一时冲动谋刺满清王公，失手被捕自知不免，乃故作激昂语，后侥幸得脱，心性大变，加上权力场中几度沉浮，终于蜕变成贪生怕死，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也是有的。
再后来，某日在微信群里偶然聊起中日战争，有位群友推荐了汪兆铭的《双照楼诗词稿》 （有余英时、叶嘉莹两位先生作序的2012版，以下简称《双照楼》）。很惭愧，我当时还不知道汪兆铭即汪精卫—精卫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时，写文章用的笔名。中国旧体诗是我唯一勉强能读懂的诗，但对于看诗集，我无论兴趣还是学养都不够。幼时随祖父启蒙读过些唐宋诗、魏晋文，很喜欢，但那都是精选的历代大家扛鼎之作，言浅意深，脍炙人口。从头到尾通读某位诗人的集子，我从来没想过尝试。最后决定《双照楼》值得一读有两件原因。
第一件是余、叶二位的序。余英时的长序，虽自言不是为汪翻案，但是言语间对汪人品才具的评价极高。至于对汪“投敌卖国”的分析，二位先生似乎都认同胡适的观点。胡适说汪“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复杂』。” 叶嘉莹在她的短序里说汪有“终身不得解脱的一种‘精卫’情结”。 余先生则加上了“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的判断，当然更要命的仍是，“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
第二件，便是那位群友顺手拈来，出自《双照楼》中的一首七绝《送别》：
把酒长亭杯已空，行人车马各西东。
枫林不共斜阳去，自向荒郊寂寞红。
中国旧诗有种叫“意境”的神奇力量，可以倏然而至，如子弹般击中你，让你感受到发自灵魂深处的震撼，但却无法言喻。不知为何，这首诗给我的冲击，比《被逮口占》还要强。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送别》营造的“境”—远去的友人，空灵的酒杯，寂寞枫林，独立斜阳—与一种卓尔不群、孤标傲世的“格”水乳交融，浑然天成，造诣之高，已堪与盛唐名篇比肩。也许是做科研落下的职业病，我向来对有争议的人物和话题充满好奇。有什么比一个千夫所指但才华横溢的诗人兼政客更有争议性呢？我下决心要把《双照楼》从头读一遍，试试能不能从中发现一个真实的汪精卫。
《双照楼》里收集诗词的数量我没作统计，但应在数百之间。以我对旧诗的陋见，写不出值得一读的评论。个人最大的体会是汪诗的自然真诚，以及倾注其中的强烈情感。如果说“言志”是写诗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那这一点我觉得他近乎完美地达到了。钱钟书认为汪是做秀，规劝他“莫将愁苦求诗好”（注一），学生实不敢苟同。钱老当年也许童心偶发，闲笔戏题。但正如余英时所说，他不仅所见不明，且大失公允。叶嘉莹称汪精卫是“用生命来写作自己之诗篇“的”真正的诗人；为《双照楼》写后记的汪梦川赞汪诗“雅正纯粹、绝无俗态”，均为持正之论，于我心有戚戚焉。汪精卫的诗到底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首先，汪精卫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汪被捕后坚称自己为主谋，决意要为同案之人开脱（注二）。他在狱中羁押了快两年，写了不少诗，其中不乏大义凛然的篇章。《被逮口占》共有四首五绝，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第三首，第四首也极好：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残躯付劫灰”本来是诗人的愿景，但他大概没想到在自己身后，中国人民倒是帮他一字不漏地兑现了（注三）。另外印象深刻的一首是悼念挚友胡汉民的五律（注四）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
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
忽忽余生恨，茫茫死后忧。
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
艳羡战友马革裹尸的夙愿业已达成，而自己却不能随他同赴国难，悲叹余生无涯，捱不尽的后死之忧（也算一语成谶）。字字是血，动人心魄。中国文人绝笔诗历史上不少。最出名的当数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写尽了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们最常见的一种心理。类似风格的我知道还有南明张煌言的“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注五）。但以青史留名、与先贤比肩来为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大义背书，以“格”而论，似乎既没有“引刀成一快”洒脱，也不如“留得心魂在，夜夜照燕台”纯粹。当然，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仅笑对死亡，还看到了另一种选择同样高尚的可能，在境界上似乎又更上一层楼。汪精卫出狱之后，心理上已经死过一次，不知道后来是不是也悟到了这层境界，堪破生死玄关，以至于三十年后决心要试试另一条路究竟有多难走。
其次，汪精卫热爱生活，也善待别人。
汪写羁旅行役、游玩题赠的小诗，别开生面，充满生活情趣。比如这首他的得意之作，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在给胡适的信中专门提到，确是佳构。1926年春节游白云山记下在农家所见，道作
村儿绿袴女红妆，分得黄柑著意尝。
却道城中风物好，不知身在白云乡。
朴实真切，回味悠长。二十年代在法国写的《游日内瓦湖》，颔联作“暂留残照天边树，尽抹微云雨后山”；另一首《夜泛》中间四句，“风平波去懒，云碎月行忙。萤火出林大，渔灯在水长”。这类炼字清奇，读来余香满口的句子，在他的集子里，所在多是，不胜枚举。
汪精卫一生大都在路上奔波，光在中国和西洋之间就来回过至少六次 （注六），至于打了败仗亡命东洋、革命要钱去南洋募捐，更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去趟欧洲的旅程要用月来计算，所以他集子里收了大量船上写的诗。比如这首1919年去法国途中写的《舟中晓望》就琅琅上口：
朝霞微紫远天蓝，初日融波色最酣。
正是暮春三月里，莺飞草长忆江南。
1915年从上海去南洋筹划讨袁途中写下的《寄冰如》(冰如是陈璧君的字)，则是羁旅行役结合爱人同志的代表作：
一去匆匆太可怜，只余巾影淡于烟。
风帆终是无情物，人自回头舟自前。
汪精卫和陈璧君当年同船南下，陈在香港登陆改乘火车回广州归宁，汪则继续同船前往南洋，这首小诗想来是他看着夫人远去的背影写下的。当时汪精卫32岁，和冰如已育有一子一女，但二人伉俪情深，恩爱溢出纸面。所谓河东狮吼云云，不知是否也是好事之徒捕风捉影。汪夫人在《双照楼》里一直保持很高的出镜率，汪先生除了船上寄冰如，还有飞机上寄冰如，坐在家里想冰如，以及陪冰如四处游玩等等。最好的一首的我觉得是《高阳台 冰如导游西湖》，其词曰
风叶书窗，霜藤绣壁，萧疏近水人家。
初日钩帘，遥青恰映檐牙。
湖山已，似曾相识，况旧游，人倚平沙。
最勾留、泉冷风篁，石醉烟霞。
湖光不被芳堤隔。但东西吹柳，远近浮花。
水澹山柔，轻烟晕出清华。
夷犹一棹凌波去，乱野凫、飞入蒹葭。
夜如何？
皓月当头，照澈天涯。
前面写景华美妩媚，极尽渲染烘托之能事，颇得婉约之风，但收尾的“皓月当头，照澈天涯”八个字画龙点睛，同时营造出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无穷的想象空间，远非一般名家的婉约词所能望其项背。
汪精卫爱夫人也爱女儿。去世一年前在飞机上写给三女文恂的诗，有“四野春光融作水，千山朝气蔚成霞。 老牛含笑看新犊，雏鸟多情哺倦鸦”四句，舐犊之情，跃然纸上。他也珍惜朋友，《舟夜》中“良友渐随千劫尽“的感慨，《虞美人》里“故人热血不空流”的悲怆，都在向先他而去的战友们致敬。
他四十年代为义妹方君瑛忌辰写的悼亡诗，中间四句是“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南去北来如梦梦，生离死别太频频”。真情仍在，风骨犹存，但诗中的阳光明媚早已转为孤寒凄苦。钱钟书说他的诗“似觉南风有死声“，描述这个时期的风格大体不差。
其三，汪精卫性格温和，反对滥用暴力。
汪精卫早年思想激进，支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救亡和唤醒民众。但是，清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和辛亥革命的和平解决似乎让他对暴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在政治生涯中的几次重大关头都选择了怀柔而非暴力。二次革命反对孙中山借宋教仁之死发动战争，1927年反对蒋介石借分共大开杀戒，最后一次当然是抗战最低潮的时候选择放弃抵抗。汪精卫不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身边好友曾苦劝他一定要做“军事家”才能成就大事，但他对此毫无兴趣（注七）。
他作于1939年的《金缕曲》，描写战乱之下的国家，山河破碎，遍地新冢，寡妇孤儿，泪眼相对，其词凄婉悲切，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泪。词曰，
绿遍池塘草。
更连宵、凄其风雨，万红都渺。
寡妇孤儿无穷泪，算有青山知道。
早染出，龙眠画稿。
一片春波流日影，过长桥、又把平堤绕。
看新冢，添多少。
故人落落心相照。
叹而今、生离死别，总寻常了。
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门凭吊。
只破碎山河难料。
我亦疮痍今满体，忍须臾、一见欃枪扫。
逢地下，两含笑。
汪精卫这类感时伤怀，悲天悯人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应该是《朝中措—重九登北极阁》（注八）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沧桑，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这首词写于1943年重阳，余英时分析当是汪氏词中绝笔。最后两句套用元好问“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但“能禁几度兴亡”六个大字，道尽古今仁人志士，在我中华兴亡铁律面前，那种深沉的痛惜和无奈，与原词的消极避世相比，高下立现。
最后，汪精卫骨子里是一个孤高自许的士人。作为政治家，他有独立思想，有原则底线，不随波逐流，但作为领袖人物，意志似不够坚定，时常首鼠两端。
汪精卫大概是孙中山最忠实也最信任的追随者，不仅是孙的接班人，甚至连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的总理遗嘱都出自他的手笔。但是汪好几次公开反抗孙的主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事，他与持反对意见的孙中山、黄兴多次辩论，最后一意孤行，决意赴死。二次革命前他主张依法解决宋教仁遇刺案，甚至亲身前往广州呼吁革命党人放下武器，与袁世凯和谈。护法运动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分裂民国，对此他也不以为然。维基百科说，一战后广州军政府曾打算让汪代表南方政府去参加巴黎和会，但他“对军政府不感兴趣，没有接受”。到二十年代孙中山转投沙俄，汪虽然赞成联俄联共，但反对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刺杀这一次，汪最终都没有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而是选择了服从领袖。
他和蒋介石二十年明争暗斗，分分合合的历史非常复杂，但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他看不惯蒋那一套帝王术，也不认同蒋动辄以暴力解决纷争。
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联合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准备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汪坚决反对，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支持容共，并不惜到武汉另立中央，谴责蒋武力清党行为，甚至宣称“反共即是反革命”。在各方压力之下，汪最后被迫退让，同意反共，并在年底尘埃落定之后宣布隐退，远走法国。
到1929蒋介石与各路军阀混战进入高潮，他又被反对派请回国内主持反蒋阵容，但最后因为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一败涂地，到30年底被迫亡命日本。未几蒋介石跟胡汉民因为约法问题闹翻脸，汪精卫力挺昔日同盟会老友，大骂蒋介石“暴横日甚，言之痛心”，二人遂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再次与南京政府对抗，并准备于31年九月北伐。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使汪精卫放下前嫌，再次与蒋合作，并于1932年初出任行政院院长，主持抗战中的政务。维基百科称汪在这一时期“抗日态度坚决，积极备战”。同年八月，汪精卫因为东北军不战而弃东北跟张学良翻脸，一再敦促他下野，并自请辞行政院长职；两个月后他查出患有肝硬化，再加上“外交、财政问题诸感棘手”，遂辞职赴柏林养病。越明年汪归国复职，开始主张并在蒋介石支持下主持对日和平交涉，自此越行越远。从1933年支持何应钦签订《塘沽协定》开始，他就开始成为主战派的眼中钉，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并因此在1935年遇刺。虽然大难不死，但从此枪伤定期发作，而留在身体里的子弹，九年后到底还是要了他的命。
汪精卫性格的某些方面确实像极了他《送别》诗里那一片骄傲的枫林，不求追逐落日，宁愿放逐荒郊。他集子里像《送别》这类托物明志的诗不少。《咏菊》中说，“生也不逢时，落叶满天地。… 忍寒向西风，略见平生志。…. 一花经九秋，未肯便憔悴。 …. 相逢应一笑，异代有同契”。以菊自许，但语气陈恳，清新自然，既不颓废，也无霸气，让人读来肃然起敬。《咏腊梅》里的 “古色最宜邀冻石，孤标只合耦冰仙”，表达的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汪精卫反复多疑，徘徊摇摆的个性，在后期的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他的名作《题易水送别图其二》：
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彷徨。
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锜作鲁殇。
有限山河供堕甑，无多涕泪泣亡羊。
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中间两联连用生典，在他的诗里并不多见。“生惭郑国延韩命” 自比战国后期为秦国修渠的韩国人郑国，明里说自己很惭愧，实则为解释曲线救国是有“延韩命”的苦衷 ；“死羡汪锜作鲁殇”又回到烈士主旋律，懊悔自己当年没能像鲁国的汪锜那样，马革裹尸以励国人。颈联画风再一转，安慰自己山河有限，国难当头，与其感伤堕甑、泪泣亡羊，不如砥砺前行。到结尾的“铸出金城万里长”，掷地有声，词藻气度俱佳，但虚张声势，言不由衷，境界到底落了下乘。
前面提过的《舟夜》，写于1939年，是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在越南跟日本人谈判后，拟回上海推行和平运动，途中船上所作。后面四句曰，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見百年沉。
淒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颈联并无半分对自己铤而走险换来的“和平局面”的向往，反倒全是对神州人才凋敝，又将沉沦百年的无奈和感伤。但末句一转，似乎国事仍有转寰的余地，平生报国之心未尽，则残生尚有用武之地，未可轻掷。一首好诗，但写得如此纠结，不难想象诗人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嘴上虽说“不作零丁叹”，但心里大概是把惶恐滩走过好多遍了。
卿本佳人 奈何作贼？
这是所有读完汪精卫的人心头绕不开的终极追问。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在抗战最艰苦的1938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出走越南，去跟日本人和谈，而且一条道走到黑，最后被政府以叛国罪通缉，被党除名，也绝不悔改？
让我们先来做排除法。
第一，从汪精卫的性格看，我们知道他搞和谈肯定不是因为怕死。首先，他打小就悍不畏死。其次，到38年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而且因为枪伤的缘故，活着了无生趣。为了半条残命卖国，似乎很不划算。最后，不搞和谈也不需要他上战场送死。跟着别人喊坚持抗战的口号成本并不高，他甚至可以带头喊。
第二，他和陈璧君出洋如家常便饭，万里来去自如。仅从这个细节看，他家不是一般的殷实。因此，贪财聚敛大概也不成其动机。
第三，从他三十年代不止一次主动要求下野的举动看，汪对权力的野心有限。至于指挥军队纵横捭阖，前面说了，他更是全无兴趣。
排除了贪生、求财和夺权这三点，剩下还有几种解释。
首先是汪精卫跟蒋介石的个人恩怨。汪精卫和蒋介石从孙中山去世之后就争斗不休，汪以孙中山接班人的身份，到抗战前只能勉强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其后更是降格为蒋的副手，可谓屡战屡败，每况愈下。余英时以为 “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作蒋的副手是“相当让他难堪的“，并断言”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这个观点稍有诛心之嫌。也可能汪看不起蒋的人格操守，由此质疑蒋的决策是否出于公心。结果，蒋越是主战，汪越是认为他动机不纯。但不管出于何因，汪如此决绝地议和，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蒋的某种影响，当无疑问。
其次，汪精卫觉得议和才是存国力、救黎民的最佳方案。事实上，那时候国内主和派并非只有汪一人，私下里觉得战必亡、和为上的人很多。客观而论，1938年欧战还没开打，抗日前景如何，国民政府在苏联、中共和日本三者之间，到底怎样取舍才能最好地平衡各方政治利益，最大限度保护民众，我相信除了毛主席和事后诸葛，没人敢说自己有把握能看清楚。但是，碍于舆论的高压，普通人怎敢公然把求和这种大逆不道的卖国言论说出口，平白给自己换顶汉奸帽子戴上？（注九）。
其三是胡适先生总结的“烈士情结“。简单地说， 汪精卫觉得自己非常人，应行非常事。普通人怕汉奸帽子，汪精卫一个民族英雄怎会把它放在眼里？我们的英雄诗人加职业革命家在这个万马齐喑的至暗时刻，“检点平生未尽心”，想起谭嗣同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敦敦教诲，念着当年发下的“残躯赴劫灰”的誓言，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执念，终于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遗臭万年的单行道。
最后，汪精卫大概低估了在全面侵华已成事实之后再行和谈对中华民族形象和感情的伤害。汪一贯特立独行，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他怼过孙中山，反过蒋介石，另立中央也不只一次。也许他觉得，孙中山跟日本人密谈过，拿着德国人的钱去广州搞军政府，最后还把老毛子请到家里来改组国民党，就这样也没耽误他老人家成就国父的一世英名。战和之间的分歧，也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最多像当年的分共风波，或者中原大战，意见相左就先单干，就算再被开除党籍（注十），最终人们还是会理解他拳拳报国的一片苦心，还会请他回来的。
当然，最后这一次，他错了，而且错得一塌糊涂。事实证明，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大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敌的存在。一切敢于藐视它锋芒的人，无问东西，不论因果，都会被斩得魂飞魄散，永世不得翻身。
我儿子小时候特别不喜欢看书，但是不知何故对R. J. Palacio写的《Wonder『奇迹』》情有独钟。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书中的情节很熟悉，里面有句箴言印象深刻：
When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being right or being kind, choose kind.
我想了很久，觉得可以译为“宁入歧途，勿失慈悲“，就用这一句为汪先生作结吧。
聂宇
2023年12月4日, Wilmette, Illinois.
注释
注一：钱钟书有首作于1942年的《题某氏集》，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这首诗后来被广泛认为是读《双照楼》后写的诗评。钱先生喜欢挖苦知识分子矫揉做态。《围城》里汪处厚续弦后，早已想好“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的佳句，只恨新太太尚未生养，一时用不上。所谓“莫将愁苦求诗好”，无非是讽刺汪精卫也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
注二：这段故事维基百科中未见记载，我是听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讲的，说他和黄复生（四川隆昌人，算是我半个老乡）被捕后都坚称自己是主谋，对方是从犯，让主审官颇为感佩。另外，汪精卫行前已报必死之心，有《致南洋同志书》称：“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注三：据维基百科记载，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21日何应钦奉命将汪墓炸毁，并将遗骨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到长江里。
注四：汪精卫在狱中听说胡汉民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后写下三首五律，这是其一。后来发现是误传。
注五：南明张煌言的《入武林》一诗作:
家亡国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注六：12年辛亥之后去法国读书，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去法国避难，19年巴黎和会前后，27年因为分共和蒋介石闹翻后出走法国，还有32年底和35年底两次去欧洲治病。
注七 据维基百科，“汪与吴稚晖在巴黎时，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著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他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但汪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
注八 “眼底沧桑”，正版应为“眼底风光”。余英时考证，汪本拟作“沧桑”，后以过于颓废改为“风光”， 余以为“沧桑”与全词格调更合，故从其原意。
注九 余先生的序里提到，陈寅恪即持此论。另外汪精卫在河内发表呼吁终止抗战的“艳电”之后，曾致电孔祥熙解释动机：
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
余先生说汪精卫所言“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确为事实。
注十： 据维基，在1939年因为投日被开除党籍之前，汪1925年曾被西山会议派开除党籍，以及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被开除党籍。
从小到大，不论在哪里看到汪精卫这三个字，我都会条件反射似地脑补出“遗臭万年”，“身败名裂”， “卖国求荣”这些字眼儿。除了大汉奸的名头，我还听说汪是坊间传闻的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娶了个很彪悍且同是大汉奸的老婆叫陈璧君。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记错的话，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他着笔甚少，少到连做汉奸的来龙去脉都语焉不详，仿佛这件事虽然惊世骇俗、可耻可恨，但左不过是跳梁小丑螳臂挡车的一幕闹剧，不值得祖国的花朵们劳神分心。至于他的人生，一个叛国投敌、罪行昭彰的独夫民贼，人生的故事就算再跌宕传奇，还值得花时间去了解吗？
第一次开始对汪精卫感兴趣是发现他写过一首流传甚广的《被逮口占》：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我最开始无法相信一个大奸大恶之人能写出这样视死如归、回肠荡气的绝笔诗，甚至怀疑过是别人捉刀之作，情状颇似《围城》中方鸿渐写给苏小姐的道歉信里所言，“见名章隽句，竟出诸伧夫俗吏之手，惊极而恨，遂厚诬以必有蓝本。” 惊愕归惊愕，对先入为主的人来说，这首诗跟汪精卫的不和谐之处其实也不难解释。或者他当时年轻气盛，一时冲动谋刺满清王公，失手被捕自知不免，乃故作激昂语，后侥幸得脱，心性大变，加上权力场中几度沉浮，终于蜕变成贪生怕死，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也是有的。
再后来，某日在微信群里偶然聊起中日战争，有位群友推荐了汪兆铭的《双照楼诗词稿》 （有余英时、叶嘉莹两位先生作序的2012版，以下简称《双照楼》）。很惭愧，我当时还不知道汪兆铭即汪精卫—精卫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时，写文章用的笔名。中国旧体诗是我唯一勉强能读懂的诗，但对于看诗集，我无论兴趣还是学养都不够。幼时随祖父启蒙读过些唐宋诗、魏晋文，很喜欢，但那都是精选的历代大家扛鼎之作，言浅意深，脍炙人口。从头到尾通读某位诗人的集子，我从来没想过尝试。最后决定《双照楼》值得一读有两件原因。
第一件是余、叶二位的序。余英时的长序，虽自言不是为汪翻案，但是言语间对汪人品才具的评价极高。至于对汪“投敌卖国”的分析，二位先生似乎都认同胡适的观点。胡适说汪“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复杂』。” 叶嘉莹在她的短序里说汪有“终身不得解脱的一种‘精卫’情结”。 余先生则加上了“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的判断，当然更要命的仍是，“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
第二件，便是那位群友顺手拈来，出自《双照楼》中的一首七绝《送别》：
把酒长亭杯已空，行人车马各西东。
枫林不共斜阳去，自向荒郊寂寞红。
中国旧诗有种叫“意境”的神奇力量，可以倏然而至，如子弹般击中你，让你感受到发自灵魂深处的震撼，但却无法言喻。不知为何，这首诗给我的冲击，比《被逮口占》还要强。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送别》营造的“境”—远去的友人，空灵的酒杯，寂寞枫林，独立斜阳—与一种卓尔不群、孤标傲世的“格”水乳交融，浑然天成，造诣之高，已堪与盛唐名篇比肩。也许是做科研落下的职业病，我向来对有争议的人物和话题充满好奇。有什么比一个千夫所指但才华横溢的诗人兼政客更有争议性呢？我下决心要把《双照楼》从头读一遍，试试能不能从中发现一个真实的汪精卫。
《双照楼》里收集诗词的数量我没作统计，但应在数百之间。以我对旧诗的陋见，写不出值得一读的评论。个人最大的体会是汪诗的自然真诚，以及倾注其中的强烈情感。如果说“言志”是写诗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那这一点我觉得他近乎完美地达到了。钱钟书认为汪是做秀，规劝他“莫将愁苦求诗好”（注一），学生实不敢苟同。钱老当年也许童心偶发，闲笔戏题。但正如余英时所说，他不仅所见不明，且大失公允。叶嘉莹称汪精卫是“用生命来写作自己之诗篇“的”真正的诗人；为《双照楼》写后记的汪梦川赞汪诗“雅正纯粹、绝无俗态”，均为持正之论，于我心有戚戚焉。汪精卫的诗到底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首先，汪精卫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汪被捕后坚称自己为主谋，决意要为同案之人开脱（注二）。他在狱中羁押了快两年，写了不少诗，其中不乏大义凛然的篇章。《被逮口占》共有四首五绝，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第三首，第四首也极好：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残躯付劫灰”本来是诗人的愿景，但他大概没想到在自己身后，中国人民倒是帮他一字不漏地兑现了（注三）。另外印象深刻的一首是悼念挚友胡汉民的五律（注四）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
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
忽忽余生恨，茫茫死后忧。
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
艳羡战友马革裹尸的夙愿业已达成，而自己却不能随他同赴国难，悲叹余生无涯，捱不尽的后死之忧（也算一语成谶）。字字是血，动人心魄。中国文人绝笔诗历史上不少。最出名的当数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写尽了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们最常见的一种心理。类似风格的我知道还有南明张煌言的“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注五）。但以青史留名、与先贤比肩来为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大义背书，以“格”而论，似乎既没有“引刀成一快”洒脱，也不如“留得心魂在，夜夜照燕台”纯粹。当然，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仅笑对死亡，还看到了另一种选择同样高尚的可能，在境界上似乎又更上一层楼。汪精卫出狱之后，心理上已经死过一次，不知道后来是不是也悟到了这层境界，堪破生死玄关，以至于三十年后决心要试试另一条路究竟有多难走。
其次，汪精卫热爱生活，也善待别人。
汪写羁旅行役、游玩题赠的小诗，别开生面，充满生活情趣。比如这首他的得意之作，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在给胡适的信中专门提到，确是佳构。1926年春节游白云山记下在农家所见，道作
村儿绿袴女红妆，分得黄柑著意尝。
却道城中风物好，不知身在白云乡。
朴实真切，回味悠长。二十年代在法国写的《游日内瓦湖》，颔联作“暂留残照天边树，尽抹微云雨后山”；另一首《夜泛》中间四句，“风平波去懒，云碎月行忙。萤火出林大，渔灯在水长”。这类炼字清奇，读来余香满口的句子，在他的集子里，所在多是，不胜枚举。
汪精卫一生大都在路上奔波，光在中国和西洋之间就来回过至少六次 （注六），至于打了败仗亡命东洋、革命要钱去南洋募捐，更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去趟欧洲的旅程要用月来计算，所以他集子里收了大量船上写的诗。比如这首1919年去法国途中写的《舟中晓望》就琅琅上口：
朝霞微紫远天蓝，初日融波色最酣。
正是暮春三月里，莺飞草长忆江南。
1915年从上海去南洋筹划讨袁途中写下的《寄冰如》(冰如是陈璧君的字)，则是羁旅行役结合爱人同志的代表作：
一去匆匆太可怜，只余巾影淡于烟。
风帆终是无情物，人自回头舟自前。
汪精卫和陈璧君当年同船南下，陈在香港登陆改乘火车回广州归宁，汪则继续同船前往南洋，这首小诗想来是他看着夫人远去的背影写下的。当时汪精卫32岁，和冰如已育有一子一女，但二人伉俪情深，恩爱溢出纸面。所谓河东狮吼云云，不知是否也是好事之徒捕风捉影。汪夫人在《双照楼》里一直保持很高的出镜率，汪先生除了船上寄冰如，还有飞机上寄冰如，坐在家里想冰如，以及陪冰如四处游玩等等。最好的一首的我觉得是《高阳台 冰如导游西湖》，其词曰
风叶书窗，霜藤绣壁，萧疏近水人家。
初日钩帘，遥青恰映檐牙。
湖山已，似曾相识，况旧游，人倚平沙。
最勾留、泉冷风篁，石醉烟霞。
湖光不被芳堤隔。但东西吹柳，远近浮花。
水澹山柔，轻烟晕出清华。
夷犹一棹凌波去，乱野凫、飞入蒹葭。
夜如何？
皓月当头，照澈天涯。
前面写景华美妩媚，极尽渲染烘托之能事，颇得婉约之风，但收尾的“皓月当头，照澈天涯”八个字画龙点睛，同时营造出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无穷的想象空间，远非一般名家的婉约词所能望其项背。
汪精卫爱夫人也爱女儿。去世一年前在飞机上写给三女文恂的诗，有“四野春光融作水，千山朝气蔚成霞。 老牛含笑看新犊，雏鸟多情哺倦鸦”四句，舐犊之情，跃然纸上。他也珍惜朋友，《舟夜》中“良友渐随千劫尽“的感慨，《虞美人》里“故人热血不空流”的悲怆，都在向先他而去的战友们致敬。
他四十年代为义妹方君瑛忌辰写的悼亡诗，中间四句是“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南去北来如梦梦，生离死别太频频”。真情仍在，风骨犹存，但诗中的阳光明媚早已转为孤寒凄苦。钱钟书说他的诗“似觉南风有死声“，描述这个时期的风格大体不差。
其三，汪精卫性格温和，反对滥用暴力。
汪精卫早年思想激进，支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救亡和唤醒民众。但是，清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和辛亥革命的和平解决似乎让他对暴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在政治生涯中的几次重大关头都选择了怀柔而非暴力。二次革命反对孙中山借宋教仁之死发动战争，1927年反对蒋介石借分共大开杀戒，最后一次当然是抗战最低潮的时候选择放弃抵抗。汪精卫不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身边好友曾苦劝他一定要做“军事家”才能成就大事，但他对此毫无兴趣（注七）。
他作于1939年的《金缕曲》，描写战乱之下的国家，山河破碎，遍地新冢，寡妇孤儿，泪眼相对，其词凄婉悲切，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泪。词曰，
绿遍池塘草。
更连宵、凄其风雨，万红都渺。
寡妇孤儿无穷泪，算有青山知道。
早染出，龙眠画稿。
一片春波流日影，过长桥、又把平堤绕。
看新冢，添多少。
故人落落心相照。
叹而今、生离死别，总寻常了。
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门凭吊。
只破碎山河难料。
我亦疮痍今满体，忍须臾、一见欃枪扫。
逢地下，两含笑。
汪精卫这类感时伤怀，悲天悯人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应该是《朝中措—重九登北极阁》（注八）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沧桑，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这首词写于1943年重阳，余英时分析当是汪氏词中绝笔。最后两句套用元好问“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但“能禁几度兴亡”六个大字，道尽古今仁人志士，在我中华兴亡铁律面前，那种深沉的痛惜和无奈，与原词的消极避世相比，高下立现。
最后，汪精卫骨子里是一个孤高自许的士人。作为政治家，他有独立思想，有原则底线，不随波逐流，但作为领袖人物，意志似不够坚定，时常首鼠两端。
汪精卫大概是孙中山最忠实也最信任的追随者，不仅是孙的接班人，甚至连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的总理遗嘱都出自他的手笔。但是汪好几次公开反抗孙的主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事，他与持反对意见的孙中山、黄兴多次辩论，最后一意孤行，决意赴死。二次革命前他主张依法解决宋教仁遇刺案，甚至亲身前往广州呼吁革命党人放下武器，与袁世凯和谈。护法运动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分裂民国，对此他也不以为然。维基百科说，一战后广州军政府曾打算让汪代表南方政府去参加巴黎和会，但他“对军政府不感兴趣，没有接受”。到二十年代孙中山转投沙俄，汪虽然赞成联俄联共，但反对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刺杀这一次，汪最终都没有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而是选择了服从领袖。
他和蒋介石二十年明争暗斗，分分合合的历史非常复杂，但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他看不惯蒋那一套帝王术，也不认同蒋动辄以暴力解决纷争。
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联合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准备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汪坚决反对，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支持容共，并不惜到武汉另立中央，谴责蒋武力清党行为，甚至宣称“反共即是反革命”。在各方压力之下，汪最后被迫退让，同意反共，并在年底尘埃落定之后宣布隐退，远走法国。
到1929蒋介石与各路军阀混战进入高潮，他又被反对派请回国内主持反蒋阵容，但最后因为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一败涂地，到30年底被迫亡命日本。未几蒋介石跟胡汉民因为约法问题闹翻脸，汪精卫力挺昔日同盟会老友，大骂蒋介石“暴横日甚，言之痛心”，二人遂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再次与南京政府对抗，并准备于31年九月北伐。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使汪精卫放下前嫌，再次与蒋合作，并于1932年初出任行政院院长，主持抗战中的政务。维基百科称汪在这一时期“抗日态度坚决，积极备战”。同年八月，汪精卫因为东北军不战而弃东北跟张学良翻脸，一再敦促他下野，并自请辞行政院长职；两个月后他查出患有肝硬化，再加上“外交、财政问题诸感棘手”，遂辞职赴柏林养病。越明年汪归国复职，开始主张并在蒋介石支持下主持对日和平交涉，自此越行越远。从1933年支持何应钦签订《塘沽协定》开始，他就开始成为主战派的眼中钉，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并因此在1935年遇刺。虽然大难不死，但从此枪伤定期发作，而留在身体里的子弹，九年后到底还是要了他的命。
汪精卫性格的某些方面确实像极了他《送别》诗里那一片骄傲的枫林，不求追逐落日，宁愿放逐荒郊。他集子里像《送别》这类托物明志的诗不少。《咏菊》中说，“生也不逢时，落叶满天地。… 忍寒向西风，略见平生志。…. 一花经九秋，未肯便憔悴。 …. 相逢应一笑，异代有同契”。以菊自许，但语气陈恳，清新自然，既不颓废，也无霸气，让人读来肃然起敬。《咏腊梅》里的 “古色最宜邀冻石，孤标只合耦冰仙”，表达的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汪精卫反复多疑，徘徊摇摆的个性，在后期的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他的名作《题易水送别图其二》：
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彷徨。
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锜作鲁殇。
有限山河供堕甑，无多涕泪泣亡羊。
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中间两联连用生典，在他的诗里并不多见。“生惭郑国延韩命” 自比战国后期为秦国修渠的韩国人郑国，明里说自己很惭愧，实则为解释曲线救国是有“延韩命”的苦衷 ；“死羡汪锜作鲁殇”又回到烈士主旋律，懊悔自己当年没能像鲁国的汪锜那样，马革裹尸以励国人。颈联画风再一转，安慰自己山河有限，国难当头，与其感伤堕甑、泪泣亡羊，不如砥砺前行。到结尾的“铸出金城万里长”，掷地有声，词藻气度俱佳，但虚张声势，言不由衷，境界到底落了下乘。
前面提过的《舟夜》，写于1939年，是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在越南跟日本人谈判后，拟回上海推行和平运动，途中船上所作。后面四句曰，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見百年沉。
淒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颈联并无半分对自己铤而走险换来的“和平局面”的向往，反倒全是对神州人才凋敝，又将沉沦百年的无奈和感伤。但末句一转，似乎国事仍有转寰的余地，平生报国之心未尽，则残生尚有用武之地，未可轻掷。一首好诗，但写得如此纠结，不难想象诗人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嘴上虽说“不作零丁叹”，但心里大概是把惶恐滩走过好多遍了。
卿本佳人 奈何作贼？
这是所有读完汪精卫的人心头绕不开的终极追问。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在抗战最艰苦的1938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出走越南，去跟日本人和谈，而且一条道走到黑，最后被政府以叛国罪通缉，被党除名，也绝不悔改？
让我们先来做排除法。
第一，从汪精卫的性格看，我们知道他搞和谈肯定不是因为怕死。首先，他打小就悍不畏死。其次，到38年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而且因为枪伤的缘故，活着了无生趣。为了半条残命卖国，似乎很不划算。最后，不搞和谈也不需要他上战场送死。跟着别人喊坚持抗战的口号成本并不高，他甚至可以带头喊。
第二，他和陈璧君出洋如家常便饭，万里来去自如。仅从这个细节看，他家不是一般的殷实。因此，贪财聚敛大概也不成其动机。
第三，从他三十年代不止一次主动要求下野的举动看，汪对权力的野心有限。至于指挥军队纵横捭阖，前面说了，他更是全无兴趣。
排除了贪生、求财和夺权这三点，剩下还有几种解释。
首先是汪精卫跟蒋介石的个人恩怨。汪精卫和蒋介石从孙中山去世之后就争斗不休，汪以孙中山接班人的身份，到抗战前只能勉强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其后更是降格为蒋的副手，可谓屡战屡败，每况愈下。余英时以为 “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作蒋的副手是“相当让他难堪的“，并断言”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这个观点稍有诛心之嫌。也可能汪看不起蒋的人格操守，由此质疑蒋的决策是否出于公心。结果，蒋越是主战，汪越是认为他动机不纯。但不管出于何因，汪如此决绝地议和，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蒋的某种影响，当无疑问。
其次，汪精卫觉得议和才是存国力、救黎民的最佳方案。事实上，那时候国内主和派并非只有汪一人，私下里觉得战必亡、和为上的人很多。客观而论，1938年欧战还没开打，抗日前景如何，国民政府在苏联、中共和日本三者之间，到底怎样取舍才能最好地平衡各方政治利益，最大限度保护民众，我相信除了毛主席和事后诸葛，没人敢说自己有把握能看清楚。但是，碍于舆论的高压，普通人怎敢公然把求和这种大逆不道的卖国言论说出口，平白给自己换顶汉奸帽子戴上？（注九）。
其三是胡适先生总结的“烈士情结“。简单地说， 汪精卫觉得自己非常人，应行非常事。普通人怕汉奸帽子，汪精卫一个民族英雄怎会把它放在眼里？我们的英雄诗人加职业革命家在这个万马齐喑的至暗时刻，“检点平生未尽心”，想起谭嗣同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敦敦教诲，念着当年发下的“残躯赴劫灰”的誓言，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执念，终于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遗臭万年的单行道。
最后，汪精卫大概低估了在全面侵华已成事实之后再行和谈对中华民族形象和感情的伤害。汪一贯特立独行，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他怼过孙中山，反过蒋介石，另立中央也不只一次。也许他觉得，孙中山跟日本人密谈过，拿着德国人的钱去广州搞军政府，最后还把老毛子请到家里来改组国民党，就这样也没耽误他老人家成就国父的一世英名。战和之间的分歧，也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最多像当年的分共风波，或者中原大战，意见相左就先单干，就算再被开除党籍（注十），最终人们还是会理解他拳拳报国的一片苦心，还会请他回来的。
当然，最后这一次，他错了，而且错得一塌糊涂。事实证明，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大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敌的存在。一切敢于藐视它锋芒的人，无问东西，不论因果，都会被斩得魂飞魄散，永世不得翻身。
我儿子小时候特别不喜欢看书，但是不知何故对R. J. Palacio写的《Wonder『奇迹』》情有独钟。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书中的情节很熟悉，里面有句箴言印象深刻：
When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being right or being kind, choose kind.
我想了很久，觉得可以译为“宁入歧途，勿失慈悲“，就用这一句为汪先生作结吧。
聂宇
2023年12月4日, Wilmette, Illinois.
注释
注一：钱钟书有首作于1942年的《题某氏集》，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这首诗后来被广泛认为是读《双照楼》后写的诗评。钱先生喜欢挖苦知识分子矫揉做态。《围城》里汪处厚续弦后，早已想好“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的佳句，只恨新太太尚未生养，一时用不上。所谓“莫将愁苦求诗好”，无非是讽刺汪精卫也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
注二：这段故事维基百科中未见记载，我是听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讲的，说他和黄复生（四川隆昌人，算是我半个老乡）被捕后都坚称自己是主谋，对方是从犯，让主审官颇为感佩。另外，汪精卫行前已报必死之心，有《致南洋同志书》称：“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注三：据维基百科记载，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21日何应钦奉命将汪墓炸毁，并将遗骨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到长江里。
注四：汪精卫在狱中听说胡汉民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后写下三首五律，这是其一。后来发现是误传。
注五：南明张煌言的《入武林》一诗作:
家亡国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注六：12年辛亥之后去法国读书，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去法国避难，19年巴黎和会前后，27年因为分共和蒋介石闹翻后出走法国，还有32年底和35年底两次去欧洲治病。
注七 据维基百科，“汪与吴稚晖在巴黎时，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著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他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但汪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
注八 “眼底沧桑”，正版应为“眼底风光”。余英时考证，汪本拟作“沧桑”，后以过于颓废改为“风光”， 余以为“沧桑”与全词格调更合，故从其原意。
注九 余先生的序里提到，陈寅恪即持此论。另外汪精卫在河内发表呼吁终止抗战的“艳电”之后，曾致电孔祥熙解释动机：
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
余先生说汪精卫所言“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确为事实。
注十： 据维基，在1939年因为投日被开除党籍之前，汪1925年曾被西山会议派开除党籍，以及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被开除党籍。
allthingsgo 发表评论于
丁毅致叶嘉莹：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
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
——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
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
您好！
我决定写公开信给您与所内研究人员，故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本人姓名丁毅，谱名丁正梁。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伊春职业学院）退休古典文学教授，曾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现为学术委员。属无党派人士。
我认真研读了叶先生的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及有关文章，汪梦川博士编注的《双照楼诗词稿》也翻过了，产生了系列想法，愿陈述出来，与诸君商榷。
1.首先陈述一下我对汪精卫其人的看法。我认为汪氏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评价：早期有功（反清，追随孙中山先生，贯彻执行新三民主义）；中期有过（从1927年7月15日倒向国民党右派）；后期有罪（从1938年12月18日公开叛国投降日本）。
伟大——渺小——卑鄙构成了汪精卫完整的一生，三个阶段的功与过相较，功不抵罪。由于他投敌当了汉奸总头目，对我中华民族伤害太大，远远超过秦桧，他与秦桧一起被钉在中华民族史的耻辱柱上，得不到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同情。
2.对于诗人汪精卫，过去诗词研究者大都忽略了他，这也不是科学态度。汪梦川博士编注的《双照楼诗词稿》是一本有用的书。但对于汪博士在此书《后记》中说，他读汪诗深受感动，“感动者何？以其中深重之忧患意识，强烈之牺牲情结及夫民胞物与之志意也”。我觉得如针对汪精卫早期诗词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如包括他后期诗词就不适当了。
汪梦川博士所谓的“强烈之牺牲精神”实发挥导师叶先生的观点。叶先生用“精卫情结”概括，并作了详尽阐释。
3.叶先生说，“汪精卫诗词之所以让我感动，就因为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诗词里边，都一直贯穿着他的一个理念”，即从汪精卫早期在狱中所作《被逮口占》组诗借传说中精卫鸟表现出的敢于牺牲精神。叶先生把这种精神用“精卫情结”概况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正确，她告诉读者，当汪精卫的死讯传来，胡适在日记中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的‘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是抱定牺牲自己的志意的。”
引完胡适这些话后，叶先生说她讲的汪精卫的“精卫情结”跟胡适讲的烈士情结是相同的意思。
胡适原话在汪梦川博士编著第28页引文里就容易找到，在叶先生引文后尚有：
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比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1944年11月13日条，页二OO）
可见胡适对汪精卫的“烈士情结”与汪政治主张的是与非是严加区分的，他并没有肯定汪精卫以不怕死的精神去当汉奸。叶嘉莹先生引胡适的话有断章取义之嫌！
叶先生认为“汪精卫不是一般的烈士，他所做的是更大的牺牲。”汪的“精卫情结”要高于胡适说的“烈士情结”一个层次。她说：
他少年时候也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牺牲了生命，但我可以永远得到“丹心照汗青”的全名，可是最后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就连这个身后的名都牺牲了。他从此被人骂成“汉奸”。…… 他是从开始到结尾，终身所贯注的，还不止是一个烈士的情结，因为他不是“殉名”的烈士，他是连名都要牺牲的，所以我说他是一种精卫的情结。
叶先生将希冀成为烈士的汪精卫与当了汉奸的汪精卫等同来看，甚至将当汉奸看得比烈士还高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难以苟同。汪当卖国汉奸比当反清烈士还值得称颂，这是出于什么逻辑呢？！
4.叶先生无视是非之分，一概肯定汪氏在前后两期不怕牺牲的精神，让人感到叶先生为汉奸喊冤叫屈，她在讲解《病中读陶诗》这一组二首诗时，明显看出她故意曲解汪诗，为汉奸汪精卫鸣不平。
《病中读陶诗》编入《小休集》，此集由曾仲鸣于（1930）编成，《病中读陶诗》据汪梦川博士对《杂诗》题解（134页），可以推断这二首诗应当写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前。时汪精卫在革命阵营内。1926年1月4日汪精卫主持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他重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是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他写的《病中读陶诗》只能放在这个背景下去理解才是正常的解诗者遵循的常规。
然而叶先生在讲到第一首诗中的“ 孤云叆叆诚何托”时却发挥道：
你汪精卫被人说成汉奸了，你当时的那一份用心，连你死后的声名都牺牲掉的那一份用心，谁真的认识？谁真的理解？
在讲第二首“抱节孤松如有傲，含薰幽蕙本无求”时，叶先生又说：
这个汪精卫真是写得好，尽管他外表上做了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
汪精卫写这组诗时距他投敌当汉奸还有十二个年头，叶先生这样讲这组诗真让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读叶先生著述甚多，从来没见过她如此讲诗啊！什么叫“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内心看绝不是汉奸”？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大家认为你做了汉奸事，但你并不是汉奸”，你汪精卫是别人给安上的汉奸罪名，其实你是个大好人呀，因为有十二年前写的诗为证啊！叶先生如此讲汪诗，不顾起码的逻辑，不遵循解诗的正常途径，任意发挥诗中的“感发”因素，实际出自个人偏见，随便乱扯，足让人长叹不已。
5.叶先生重点讲的应该是《忆旧游·落叶》，这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到南京组织了伪政府写的一首词。这首词集中表现了汪当汉奸后复杂的心情，用词中汪把自己喻为“落叶”，它有“护林心事”。汪梦川博士以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五“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释之。叶先生在阐释“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馀馨”发挥道：
“落红”是什么？这首词不是写落叶吗？大家要记得，我在前面讲到汪精卫的一首诗，“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落叶已经没有希望了，不知道我要流走，但是我要用我的鲜血染红花瓣，我最后愿付上我的代价，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的持守，我的意志。
真妙！叶先生从汪精卫1926年的《病中读陶诗》读出十二年后汪氏当汉奸的真心，现在又从汪氏当汉奸后的词作读出了1910年因刺杀摄政王蹲监狱时所做的《被逮口占》相通的心情。总之，这就是叶先生所发现的汪诗从头至尾都有一种不怕牺牲的“精卫情结”。
6.叶先生为了说明这个“精卫情结”的可贵，有价值，她提到民国政府派人接收伪政府官员时，把财产变为己有，有所谓人心思汉（奸）的说法。这说的应是实际情况。伪政府总是要维护一部分人利益的，这些上等人家被劫收，这些人的“心思汉奸”统治时期是可以理解的。
我提请叶先生注意下层百姓心情。
1941年6月18号日本天皇裕仁接见汪精卫，汪精卫接受在他统治区强征3万慰安妇的指令，汪伪政府在江浙以各种手段征集善良贫穷人家女性，他们毁了多少良家妇女的一生？！
我倒是注意到1941年正是17岁的叶嘉莹同学入辅仁大学的一年。北京伪政权倒台时，叶先生已是北京一中学教师，看来你家（伯父）属于上等人家呀，你们人心思汉（奸）可以理解。我估计叶先生是不理解那些被征召慰安妇家庭的辛酸的。我希望叶先生应同情那些慰安妇，你说的人心思汉（奸）是不包括她们的。
7.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叶先生引名流学者写的诗为证，她称引的学者有：钱仲联、龙榆生、陈寅恪、钱钟书诸位先生。他们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
① 关于钱仲联，诗学大师。沦陷期间，钱氏曾任中央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汪死，钱有悼诗。1948年有《咏诗三首》，其二有云：“人心长不死，汪实未有奸”。为汪氏辩护。
② 关于龙榆生，词学大师。龙亦在汪伪政权任职，是汪氏词友，二人关系极密切，又当过陈公博秘书。龙后来被民国政府判“汉奸文人罪”，与汪夫人陈璧君共在苏州狮子口监狱服刑。
③ 关于陈寅恪，中古史学大师。抗战初期陈是抗战亡国论者，对汪氏“曲线救国”持理解态度。1941年12月25日，日占领香港施行“粮食配给制度”，1942年2月21日，日占领军派人给陈寅恪教授送米16斤及肉罐头等，陈教授回赠办事汉奸衣料1件、信笺。
④ 钱钟书，学界誉为文化昆仑。钱钟书于1942年在上海完成他的“忧患之书”《谈艺录》，钱钟书为什么离开昆明（国统区）西南联大？作家钟璞小说《东藏记》（337页）所写尤甲仁（钱化身）离昆明，只说是嫌昆明太苦，沦陷的地方“日本人也是要秩序的，我们可以闭户读书”。小说家言不如叶先生说的更有说服力：“应是汪政府有人来邀请钱氏者。……然而以钱氏之明智理性，当然决不可能接受汪氏伪政府之延揽。”
叶先生说，以上名流学者都没有说汪氏是汉奸，为什么这些名流持如此态度，只能用伟人的话来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慰安妇及被抓赴日本作劳工们与名流学者们对汉奸的认识永远不一样。
8.其实社会上层也不乏深明民族大义者，即使汪氏家族中也不乏对汪投敌叛国有正确认识者，只是叶先生没有看到而已。
如汪精卫长兄汪兆镛老先生。老先生为汪兆铭同父异母长兄，大汪兆铭22岁。1896年前后，兆铭父母相继去世。汪兆镛担负起抚养弟妹责任。长兄待小弟特别好，确实如同父子。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发表艳电成为中国头号汉奸，听到这个消息汪兆镛大吃一惊不敢相信，当消息属实后，汪老先生老泪纵横，提笔给汪精卫写了绝交信，告诉他以后不要以汪氏子孙自居。
1939年初，汪家修家谱，由汪兆镛先生主持，要将汪精卫从家谱里除名，汪家族人大多不同意。汪老先生大怒，亲笔在汪精卫名下注上“汉奸”二字。同年七月，汪老先生为四弟当汉奸又气又急，经常捶胸顿足，高声痛骂，因气恼生病，于1939年7月28日辞世。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说，“汪氏子孙，即使饿死也不得投敌卖国当汉奸。””果然汪老先生子孙继承了老先生爱国精神，大都加入革命队伍。
再，汪精卫子女中，也不乏对汉奸父亲有正确认识者。2005年，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业的汪精卫的小儿子汪文悌回大陆祭祖，在台州纪念馆看到自己父母的跪拜像，含着眼泪说：“做错了事，就应当受到惩罚。”他并不为当汉奸的父母辩解。
这些汪氏家人的表现，均发生在2009年叶先生为汪精卫所做系列文章之前。
9.叶先生竟然说：
真正了解当时的那些个人，都知道汪精卫绝不是汉奸，他是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只有蒋介石那一派的人才会真正把他打成了汉奸了。
叶先生为“汪精卫绝不是汉奸”所作的辩护是毫无道理的。汪伪政府听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支持法西斯战争干了多少有损于国家、民族、人民的坏事，难道“是不得已这样做的”吗？给我的感觉是叶老先生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对中华民族八年全面抗战史缺乏应有的了解。这应与叶老先生年青时长期在沦陷区接受的奴化教育有关，成了“当汉奸有理有功论”者。
叶先生认为“只有蒋介石才会把他打成汉奸了。”这也是有违于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实际的。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败局已现端倪时，南京汪伪政府与重庆政府在反共立场一致前提下，抓紧勾结。
早在1944年8月8日，蒋介石嫡系军长方先觉弃守衡阳降日。12月11日，汪伪和平军军长方先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商谈，30日国民党以各界名义宴请已做了汉奸部队长官的方军长，并赏方氏现金一千万元。
抗战胜利后真正要求惩治汉奸的是中国共产党、民主人士及广大工农大众。而蒋介石作为战胜国领袖迫于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压力，不得不做出审判伪政权文职人员以应付舆论，收编所有伪军部队以备打内战，这才是出自老蒋的内心所愿。
10.蒋介石从后方重庆回到南京以前，指使何应钦炸掉南京中山陵旁的汪精卫坟墓，也是出于政治形势需要，绝不如叶先生所说：“他们两个人斗争了一辈子，所以一定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
我注意到叶先生与丈夫1948年末辗转至台湾，夫妻二人都遭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打击，都遭遇到牢狱之灾。你对老蒋没好感可以理解，但说是蒋某人把汪打成汉奸是出于蒋个人目的，这样认识违背了历史总趋势，用这种方式为汉奸喊冤叫屈是极端错误的。
从个人好恶感情出发评论汪精卫的诗词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诠释。
我提请叶先生注意人民领袖毛泽东对汪精卫与蒋介石的个人感情。毛泽东的多位亲人死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当毛感到到抗日必须推蒋做领袖时，他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共产党做了最大的让步。我觉得毛泽东对于汪精卫的初期印象应该不错。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5年9月毛来到广州，是汪精卫推荐毛泽东作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汪诗文俱佳，他应该也很欣赏毛的才华，毛也应很尊重长他十岁的汪。可是当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院濒危时，9月8日延安为牺牲战士张思德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到场作了《为人民服务》报告，其中说：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里的“替法西斯卖力”应指汪精卫们，因为过了两个月，11月9日下午4点20分，汪就病死了，他死得比鸿毛还轻。
11. 何应钦派人炸掉汪精卫坟墓开棺后，发现在死者上衣内有陈壁君书写的“魂兮归来”，并有汪精卫的绝笔《自嘲》，全诗是：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这首诗并没有收入汪梦川博士编注的《双照楼诗词》，应当补入，对于全面了解诗人汪精卫是不可缺少的。此诗仿陆游的《示儿》，但陆诗表现爱国情怀，汪诗则反其道而行之。
在这首诗里感叹自己一生吃尽了苦头，却换来了天下人的怨恨。但他毫无悔意，只是觉得自己开创的事业无人接着去做。汪不甘心失败，他死不瞑目。
我读此诗觉得汪氏开创的现代版的汉奸事业还是后继有人的。
12.南开，一个与敬爱的周总理联系一起的高校，前几年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首席高参的余茂春，此人竟出自南开，已让人摇头叹息。而今由叶先生开创的研究所为做了汉奸的汪精卫做各式各样的辩护，此风散发开来，令人深长思之，这到底是为什么？
13.尊敬的叶先生，下面我谈一下我对汪诗的理解。
根据曾仲鸣《小休集跋》可知，汪氏本人是严格区分诗文界限的。汪说：“文本以供革命宣传之用”，“至于诗则作于小休，与革命宣传无涉。”
汪精卫认为他写诗不过是当作小小的休息的一种方式。曾仲鸣认为汪写诗始于北京狱中，“当时虽锒铛遍体，而负担已去其肩上，诚哉为小休矣……至于出狱之后，则纪游之作居八九。盖十九年间偶得若干时日，已作游息，而诗遂成于此时耳。革命党人不为物欲所蔽，惟天然风景则取不伤廉……”
一部《双照楼诗稿》，纪游写景诗最多，其次则是写亲情的，所谓不怕牺牲个人生命之志意者，仅占很小比例。
我认为像汪氏游览中外名胜之多而又留下诗者，古今实无第二人。如1920年入庐山写《庐山杂诗》就有十四首之多，后又多次来庐山都有诗。以《红叶》为题，一气赋四首。这些构成汪诗主体特点，善写物境，得形似之妙，应是谢灵运以来又一人也。汪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价值主要在这里。
汪氏一生多变，前期轰轰烈烈，中期窝窝囊囊，后期苟苟且且，他没有流芳百世，恐怕要遗臭千年。
在中国的历史上他是一个独特的典型人物，他又留下那么多诗词，值得深入研究啊！我认为贯穿汪氏一生与诗词者确实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志意”，那就是对陶渊明的崇拜。著名陶渊明研究专家刘中文教授在《汪精卫之陶诗理论发微》中说：“汪精卫一生最崇拜的诗人便是陶渊明。” 我认可刘中文先生使用的“崇陶情结”概念比所谓的“精卫情结”更能“体现了汪氏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心理。”
汪氏在少年时受父亲教诲诵读陶渊明、陆游二家诗，受陶影响最大。在《双照楼诗稿》中很难找到陆放翁的影响。早年他写有《病中读陶诗》，临死的前一年还发表了《读陶诗》《读陶随笔》，而这篇《读陶随笔》确如刘中文先生所说“颇具思辨性的学术文章”，“而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他取号应当受陶渊明《读山海经》第十首“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启发，借以表现自己的壮志，决定了一个少年的人生价值追求。精卫这个填沧海的神鸟形象在他头脑中萦绕了十多年，终于在狱中爆飞出来而创作出《被逮口占》这组名作。汪氏创作始于此，出口竟成传世名作，这也是诗歌史上的奇迹。
汪精卫行刺摄政王应是受到陶渊明《咏荆轲》的鼓舞。“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些诗句肯定让年青的汪精卫产生冒险的任侠冲动。
汪后期作出投敌当了汉奸也与他脱离国内外形势去理解陶渊明诗有关。在《读陶随笔》中他对顾炎武“亡国亡天下”的一段话大发议论。顾炎武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汪精卫对顾炎武的名论给以解释：“由今言之，则亭林所谓亡国者，谓之易朝，而所谓亡天下者，则为亡国焉耳”。而陶渊明《述酒》一篇，由于辞意隐曲，甚难索解。一些解诗者多认为是陶渊明为晋宋易代而发。汪精卫感到后来很多人读陶诗继承这种索解牵强读陶诗法：
然腐者踵之，则陶公之诗，篇篇皆述酒也。然则陶公所耿耿者，惟在易朝而已；天下国家，非所关怀。其亦浅之乎测陶公矣乎！又况附会穿凿，其究竟必堕入恶道。
汪精卫批评一些解陶诗者把陶诗及写到酒者全解为晋宋易代而发，就太小看了陶渊明。因为陶的胸怀更广大，他是心怀天下的，是一个摆脱掉对某一朝一姓的忠，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汪精卫对陶诗的理解是精准的，但是在他选择摆脱重庆蒋介石政府另立南京政府时，他背后依靠的是日本人。此时的天下而绝非古代仅指中国，而是指整个世界。自从帝国主义出来以后，中国已不是孤立的存在。自从法西斯出来，世界又分两大阵营。躺在名古屋医院里思考他读陶心得时，他虽然对陶的天下情怀理解得高出古人不少，但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他从陶诗那里学来的天下情怀怎么被斥为卖国，就连他长兄都骂他是汉奸？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
“崇陶情结”让汪精卫写出了不少好诗；“崇陶情结”让汪成了辛亥革命的功臣，“崇陶情结”让他在1912年1月国盟会推他为总理时他谦让不就职，8月携夫人赴法开始淡出政治，直到1920年11月才应孙中山邀请回国。在政治上他时进时退，真像陶40岁前时隐时仕；汪精卫不是有深谋大略的政治家，当日本侵华开始汪持“抗战亡国论”，他没有选择出国旅游，而是投向日本法西斯，他认为他有陶渊明的天下胸怀，然而他看错了天下大势，最后当了汉奸被人唾骂。学诗学陶可以，搞政治一味学古那是要碰壁的。
这就叫“成也崇陶，败也崇陶”。
尊敬的叶先生，我的意见就是这些，请赐教。
祝您长寿！
丁毅于荆州寓所
2021年10月
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
——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
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
您好！
我决定写公开信给您与所内研究人员，故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本人姓名丁毅，谱名丁正梁。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伊春职业学院）退休古典文学教授，曾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现为学术委员。属无党派人士。
我认真研读了叶先生的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及有关文章，汪梦川博士编注的《双照楼诗词稿》也翻过了，产生了系列想法，愿陈述出来，与诸君商榷。
1.首先陈述一下我对汪精卫其人的看法。我认为汪氏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评价：早期有功（反清，追随孙中山先生，贯彻执行新三民主义）；中期有过（从1927年7月15日倒向国民党右派）；后期有罪（从1938年12月18日公开叛国投降日本）。
伟大——渺小——卑鄙构成了汪精卫完整的一生，三个阶段的功与过相较，功不抵罪。由于他投敌当了汉奸总头目，对我中华民族伤害太大，远远超过秦桧，他与秦桧一起被钉在中华民族史的耻辱柱上，得不到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同情。
2.对于诗人汪精卫，过去诗词研究者大都忽略了他，这也不是科学态度。汪梦川博士编注的《双照楼诗词稿》是一本有用的书。但对于汪博士在此书《后记》中说，他读汪诗深受感动，“感动者何？以其中深重之忧患意识，强烈之牺牲情结及夫民胞物与之志意也”。我觉得如针对汪精卫早期诗词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如包括他后期诗词就不适当了。
汪梦川博士所谓的“强烈之牺牲精神”实发挥导师叶先生的观点。叶先生用“精卫情结”概括，并作了详尽阐释。
3.叶先生说，“汪精卫诗词之所以让我感动，就因为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诗词里边，都一直贯穿着他的一个理念”，即从汪精卫早期在狱中所作《被逮口占》组诗借传说中精卫鸟表现出的敢于牺牲精神。叶先生把这种精神用“精卫情结”概况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正确，她告诉读者，当汪精卫的死讯传来，胡适在日记中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的‘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是抱定牺牲自己的志意的。”
引完胡适这些话后，叶先生说她讲的汪精卫的“精卫情结”跟胡适讲的烈士情结是相同的意思。
胡适原话在汪梦川博士编著第28页引文里就容易找到，在叶先生引文后尚有：
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比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1944年11月13日条，页二OO）
可见胡适对汪精卫的“烈士情结”与汪政治主张的是与非是严加区分的，他并没有肯定汪精卫以不怕死的精神去当汉奸。叶嘉莹先生引胡适的话有断章取义之嫌！
叶先生认为“汪精卫不是一般的烈士，他所做的是更大的牺牲。”汪的“精卫情结”要高于胡适说的“烈士情结”一个层次。她说：
他少年时候也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牺牲了生命，但我可以永远得到“丹心照汗青”的全名，可是最后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就连这个身后的名都牺牲了。他从此被人骂成“汉奸”。…… 他是从开始到结尾，终身所贯注的，还不止是一个烈士的情结，因为他不是“殉名”的烈士，他是连名都要牺牲的，所以我说他是一种精卫的情结。
叶先生将希冀成为烈士的汪精卫与当了汉奸的汪精卫等同来看，甚至将当汉奸看得比烈士还高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难以苟同。汪当卖国汉奸比当反清烈士还值得称颂，这是出于什么逻辑呢？！
4.叶先生无视是非之分，一概肯定汪氏在前后两期不怕牺牲的精神，让人感到叶先生为汉奸喊冤叫屈，她在讲解《病中读陶诗》这一组二首诗时，明显看出她故意曲解汪诗，为汉奸汪精卫鸣不平。
《病中读陶诗》编入《小休集》，此集由曾仲鸣于（1930）编成，《病中读陶诗》据汪梦川博士对《杂诗》题解（134页），可以推断这二首诗应当写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前。时汪精卫在革命阵营内。1926年1月4日汪精卫主持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他重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是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他写的《病中读陶诗》只能放在这个背景下去理解才是正常的解诗者遵循的常规。
然而叶先生在讲到第一首诗中的“ 孤云叆叆诚何托”时却发挥道：
你汪精卫被人说成汉奸了，你当时的那一份用心，连你死后的声名都牺牲掉的那一份用心，谁真的认识？谁真的理解？
在讲第二首“抱节孤松如有傲，含薰幽蕙本无求”时，叶先生又说：
这个汪精卫真是写得好，尽管他外表上做了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
汪精卫写这组诗时距他投敌当汉奸还有十二个年头，叶先生这样讲这组诗真让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读叶先生著述甚多，从来没见过她如此讲诗啊！什么叫“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内心看绝不是汉奸”？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大家认为你做了汉奸事，但你并不是汉奸”，你汪精卫是别人给安上的汉奸罪名，其实你是个大好人呀，因为有十二年前写的诗为证啊！叶先生如此讲汪诗，不顾起码的逻辑，不遵循解诗的正常途径，任意发挥诗中的“感发”因素，实际出自个人偏见，随便乱扯，足让人长叹不已。
5.叶先生重点讲的应该是《忆旧游·落叶》，这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到南京组织了伪政府写的一首词。这首词集中表现了汪当汉奸后复杂的心情，用词中汪把自己喻为“落叶”，它有“护林心事”。汪梦川博士以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五“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释之。叶先生在阐释“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馀馨”发挥道：
“落红”是什么？这首词不是写落叶吗？大家要记得，我在前面讲到汪精卫的一首诗，“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落叶已经没有希望了，不知道我要流走，但是我要用我的鲜血染红花瓣，我最后愿付上我的代价，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的持守，我的意志。
真妙！叶先生从汪精卫1926年的《病中读陶诗》读出十二年后汪氏当汉奸的真心，现在又从汪氏当汉奸后的词作读出了1910年因刺杀摄政王蹲监狱时所做的《被逮口占》相通的心情。总之，这就是叶先生所发现的汪诗从头至尾都有一种不怕牺牲的“精卫情结”。
6.叶先生为了说明这个“精卫情结”的可贵，有价值，她提到民国政府派人接收伪政府官员时，把财产变为己有，有所谓人心思汉（奸）的说法。这说的应是实际情况。伪政府总是要维护一部分人利益的，这些上等人家被劫收，这些人的“心思汉奸”统治时期是可以理解的。
我提请叶先生注意下层百姓心情。
1941年6月18号日本天皇裕仁接见汪精卫，汪精卫接受在他统治区强征3万慰安妇的指令，汪伪政府在江浙以各种手段征集善良贫穷人家女性，他们毁了多少良家妇女的一生？！
我倒是注意到1941年正是17岁的叶嘉莹同学入辅仁大学的一年。北京伪政权倒台时，叶先生已是北京一中学教师，看来你家（伯父）属于上等人家呀，你们人心思汉（奸）可以理解。我估计叶先生是不理解那些被征召慰安妇家庭的辛酸的。我希望叶先生应同情那些慰安妇，你说的人心思汉（奸）是不包括她们的。
7.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叶先生引名流学者写的诗为证，她称引的学者有：钱仲联、龙榆生、陈寅恪、钱钟书诸位先生。他们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
① 关于钱仲联，诗学大师。沦陷期间，钱氏曾任中央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汪死，钱有悼诗。1948年有《咏诗三首》，其二有云：“人心长不死，汪实未有奸”。为汪氏辩护。
② 关于龙榆生，词学大师。龙亦在汪伪政权任职，是汪氏词友，二人关系极密切，又当过陈公博秘书。龙后来被民国政府判“汉奸文人罪”，与汪夫人陈璧君共在苏州狮子口监狱服刑。
③ 关于陈寅恪，中古史学大师。抗战初期陈是抗战亡国论者，对汪氏“曲线救国”持理解态度。1941年12月25日，日占领香港施行“粮食配给制度”，1942年2月21日，日占领军派人给陈寅恪教授送米16斤及肉罐头等，陈教授回赠办事汉奸衣料1件、信笺。
④ 钱钟书，学界誉为文化昆仑。钱钟书于1942年在上海完成他的“忧患之书”《谈艺录》，钱钟书为什么离开昆明（国统区）西南联大？作家钟璞小说《东藏记》（337页）所写尤甲仁（钱化身）离昆明，只说是嫌昆明太苦，沦陷的地方“日本人也是要秩序的，我们可以闭户读书”。小说家言不如叶先生说的更有说服力：“应是汪政府有人来邀请钱氏者。……然而以钱氏之明智理性，当然决不可能接受汪氏伪政府之延揽。”
叶先生说，以上名流学者都没有说汪氏是汉奸，为什么这些名流持如此态度，只能用伟人的话来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慰安妇及被抓赴日本作劳工们与名流学者们对汉奸的认识永远不一样。
8.其实社会上层也不乏深明民族大义者，即使汪氏家族中也不乏对汪投敌叛国有正确认识者，只是叶先生没有看到而已。
如汪精卫长兄汪兆镛老先生。老先生为汪兆铭同父异母长兄，大汪兆铭22岁。1896年前后，兆铭父母相继去世。汪兆镛担负起抚养弟妹责任。长兄待小弟特别好，确实如同父子。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发表艳电成为中国头号汉奸，听到这个消息汪兆镛大吃一惊不敢相信，当消息属实后，汪老先生老泪纵横，提笔给汪精卫写了绝交信，告诉他以后不要以汪氏子孙自居。
1939年初，汪家修家谱，由汪兆镛先生主持，要将汪精卫从家谱里除名，汪家族人大多不同意。汪老先生大怒，亲笔在汪精卫名下注上“汉奸”二字。同年七月，汪老先生为四弟当汉奸又气又急，经常捶胸顿足，高声痛骂，因气恼生病，于1939年7月28日辞世。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说，“汪氏子孙，即使饿死也不得投敌卖国当汉奸。””果然汪老先生子孙继承了老先生爱国精神，大都加入革命队伍。
再，汪精卫子女中，也不乏对汉奸父亲有正确认识者。2005年，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业的汪精卫的小儿子汪文悌回大陆祭祖，在台州纪念馆看到自己父母的跪拜像，含着眼泪说：“做错了事，就应当受到惩罚。”他并不为当汉奸的父母辩解。
这些汪氏家人的表现，均发生在2009年叶先生为汪精卫所做系列文章之前。
9.叶先生竟然说：
真正了解当时的那些个人，都知道汪精卫绝不是汉奸，他是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只有蒋介石那一派的人才会真正把他打成了汉奸了。
叶先生为“汪精卫绝不是汉奸”所作的辩护是毫无道理的。汪伪政府听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支持法西斯战争干了多少有损于国家、民族、人民的坏事，难道“是不得已这样做的”吗？给我的感觉是叶老先生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对中华民族八年全面抗战史缺乏应有的了解。这应与叶老先生年青时长期在沦陷区接受的奴化教育有关，成了“当汉奸有理有功论”者。
叶先生认为“只有蒋介石才会把他打成汉奸了。”这也是有违于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实际的。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败局已现端倪时，南京汪伪政府与重庆政府在反共立场一致前提下，抓紧勾结。
早在1944年8月8日，蒋介石嫡系军长方先觉弃守衡阳降日。12月11日，汪伪和平军军长方先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商谈，30日国民党以各界名义宴请已做了汉奸部队长官的方军长，并赏方氏现金一千万元。
抗战胜利后真正要求惩治汉奸的是中国共产党、民主人士及广大工农大众。而蒋介石作为战胜国领袖迫于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压力，不得不做出审判伪政权文职人员以应付舆论，收编所有伪军部队以备打内战，这才是出自老蒋的内心所愿。
10.蒋介石从后方重庆回到南京以前，指使何应钦炸掉南京中山陵旁的汪精卫坟墓，也是出于政治形势需要，绝不如叶先生所说：“他们两个人斗争了一辈子，所以一定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
我注意到叶先生与丈夫1948年末辗转至台湾，夫妻二人都遭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打击，都遭遇到牢狱之灾。你对老蒋没好感可以理解，但说是蒋某人把汪打成汉奸是出于蒋个人目的，这样认识违背了历史总趋势，用这种方式为汉奸喊冤叫屈是极端错误的。
从个人好恶感情出发评论汪精卫的诗词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诠释。
我提请叶先生注意人民领袖毛泽东对汪精卫与蒋介石的个人感情。毛泽东的多位亲人死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当毛感到到抗日必须推蒋做领袖时，他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共产党做了最大的让步。我觉得毛泽东对于汪精卫的初期印象应该不错。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5年9月毛来到广州，是汪精卫推荐毛泽东作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汪诗文俱佳，他应该也很欣赏毛的才华，毛也应很尊重长他十岁的汪。可是当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医院濒危时，9月8日延安为牺牲战士张思德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到场作了《为人民服务》报告，其中说：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里的“替法西斯卖力”应指汪精卫们，因为过了两个月，11月9日下午4点20分，汪就病死了，他死得比鸿毛还轻。
11. 何应钦派人炸掉汪精卫坟墓开棺后，发现在死者上衣内有陈壁君书写的“魂兮归来”，并有汪精卫的绝笔《自嘲》，全诗是：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这首诗并没有收入汪梦川博士编注的《双照楼诗词》，应当补入，对于全面了解诗人汪精卫是不可缺少的。此诗仿陆游的《示儿》，但陆诗表现爱国情怀，汪诗则反其道而行之。
在这首诗里感叹自己一生吃尽了苦头，却换来了天下人的怨恨。但他毫无悔意，只是觉得自己开创的事业无人接着去做。汪不甘心失败，他死不瞑目。
我读此诗觉得汪氏开创的现代版的汉奸事业还是后继有人的。
12.南开，一个与敬爱的周总理联系一起的高校，前几年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首席高参的余茂春，此人竟出自南开，已让人摇头叹息。而今由叶先生开创的研究所为做了汉奸的汪精卫做各式各样的辩护，此风散发开来，令人深长思之，这到底是为什么？
13.尊敬的叶先生，下面我谈一下我对汪诗的理解。
根据曾仲鸣《小休集跋》可知，汪氏本人是严格区分诗文界限的。汪说：“文本以供革命宣传之用”，“至于诗则作于小休，与革命宣传无涉。”
汪精卫认为他写诗不过是当作小小的休息的一种方式。曾仲鸣认为汪写诗始于北京狱中，“当时虽锒铛遍体，而负担已去其肩上，诚哉为小休矣……至于出狱之后，则纪游之作居八九。盖十九年间偶得若干时日，已作游息，而诗遂成于此时耳。革命党人不为物欲所蔽，惟天然风景则取不伤廉……”
一部《双照楼诗稿》，纪游写景诗最多，其次则是写亲情的，所谓不怕牺牲个人生命之志意者，仅占很小比例。
我认为像汪氏游览中外名胜之多而又留下诗者，古今实无第二人。如1920年入庐山写《庐山杂诗》就有十四首之多，后又多次来庐山都有诗。以《红叶》为题，一气赋四首。这些构成汪诗主体特点，善写物境，得形似之妙，应是谢灵运以来又一人也。汪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价值主要在这里。
汪氏一生多变，前期轰轰烈烈，中期窝窝囊囊，后期苟苟且且，他没有流芳百世，恐怕要遗臭千年。
在中国的历史上他是一个独特的典型人物，他又留下那么多诗词，值得深入研究啊！我认为贯穿汪氏一生与诗词者确实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志意”，那就是对陶渊明的崇拜。著名陶渊明研究专家刘中文教授在《汪精卫之陶诗理论发微》中说：“汪精卫一生最崇拜的诗人便是陶渊明。” 我认可刘中文先生使用的“崇陶情结”概念比所谓的“精卫情结”更能“体现了汪氏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心理。”
汪氏在少年时受父亲教诲诵读陶渊明、陆游二家诗，受陶影响最大。在《双照楼诗稿》中很难找到陆放翁的影响。早年他写有《病中读陶诗》，临死的前一年还发表了《读陶诗》《读陶随笔》，而这篇《读陶随笔》确如刘中文先生所说“颇具思辨性的学术文章”，“而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他取号应当受陶渊明《读山海经》第十首“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启发，借以表现自己的壮志，决定了一个少年的人生价值追求。精卫这个填沧海的神鸟形象在他头脑中萦绕了十多年，终于在狱中爆飞出来而创作出《被逮口占》这组名作。汪氏创作始于此，出口竟成传世名作，这也是诗歌史上的奇迹。
汪精卫行刺摄政王应是受到陶渊明《咏荆轲》的鼓舞。“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些诗句肯定让年青的汪精卫产生冒险的任侠冲动。
汪后期作出投敌当了汉奸也与他脱离国内外形势去理解陶渊明诗有关。在《读陶随笔》中他对顾炎武“亡国亡天下”的一段话大发议论。顾炎武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汪精卫对顾炎武的名论给以解释：“由今言之，则亭林所谓亡国者，谓之易朝，而所谓亡天下者，则为亡国焉耳”。而陶渊明《述酒》一篇，由于辞意隐曲，甚难索解。一些解诗者多认为是陶渊明为晋宋易代而发。汪精卫感到后来很多人读陶诗继承这种索解牵强读陶诗法：
然腐者踵之，则陶公之诗，篇篇皆述酒也。然则陶公所耿耿者，惟在易朝而已；天下国家，非所关怀。其亦浅之乎测陶公矣乎！又况附会穿凿，其究竟必堕入恶道。
汪精卫批评一些解陶诗者把陶诗及写到酒者全解为晋宋易代而发，就太小看了陶渊明。因为陶的胸怀更广大，他是心怀天下的，是一个摆脱掉对某一朝一姓的忠，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汪精卫对陶诗的理解是精准的，但是在他选择摆脱重庆蒋介石政府另立南京政府时，他背后依靠的是日本人。此时的天下而绝非古代仅指中国，而是指整个世界。自从帝国主义出来以后，中国已不是孤立的存在。自从法西斯出来，世界又分两大阵营。躺在名古屋医院里思考他读陶心得时，他虽然对陶的天下情怀理解得高出古人不少，但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他从陶诗那里学来的天下情怀怎么被斥为卖国，就连他长兄都骂他是汉奸？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
“崇陶情结”让汪精卫写出了不少好诗；“崇陶情结”让汪成了辛亥革命的功臣，“崇陶情结”让他在1912年1月国盟会推他为总理时他谦让不就职，8月携夫人赴法开始淡出政治，直到1920年11月才应孙中山邀请回国。在政治上他时进时退，真像陶40岁前时隐时仕；汪精卫不是有深谋大略的政治家，当日本侵华开始汪持“抗战亡国论”，他没有选择出国旅游，而是投向日本法西斯，他认为他有陶渊明的天下胸怀，然而他看错了天下大势，最后当了汉奸被人唾骂。学诗学陶可以，搞政治一味学古那是要碰壁的。
这就叫“成也崇陶，败也崇陶”。
尊敬的叶先生，我的意见就是这些，请赐教。
祝您长寿！
丁毅于荆州寓所
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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