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外生活（之九）“水上公园”华人群的秘书长老李

我的海外生活（之九）“水上公园”华人群的秘书长老李

记不清是哪一年，大约十几年前吧，在泽西市哈德森河边“水上公园”遇到了老李。初次相见，感觉非常投缘，现在也记不清当时聊了些什么，但是，以后每年来新泽西，一到“水上公园”，就可以看到他周围有好多人在一起聊天。大家都称他为我们的“秘书长”，疫情期间，千辛万苦费尽周折到达泽西市的老人，一来就马上微信联系他。“秘书长”立即约定一个时间，微信告知还在泽西的朋友，届时都到河边聚会。当然，大家都非常自觉戴着口罩，不能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而是保持一定距离围成一圈。有点像周历王那个朝代的人，只能“以目示人”。好在都是老朋友，大家都非常熟悉，聚一次非常不易，坐下后先听朋友讲述这次来美一路折腾的故事。



（前排C位坐轮椅的就是“秘书长”老李，“水上公园”合影的背景是纽约的自由塔。）

老李是广州人，普通话却比较标准，没有一点粤音粤味。还记得他和夫人住在河边附近的一栋公寓。疫情之前，每次来泽西市，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都是他夫人推着轮椅，送他到“水上公园”。

老李与各省来这里的老人、还有中年人都非常熟悉。我们的“纽约武汉人”微信群，就是他告诉我谁谁谁是武汉人，然后聚在一起建了群。现在有四十多人了，常在“水上公园”见面的武汉人有十几个人。2018年我们回到武汉的十几个人还在家乡聚了一次。正如老李所说：“人是有磁场的，好人与好人相吸、坏人与坏人相随”。老李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有强大磁场的好人！



（2018年8月再武汉的“纽约武汉人”相聚在汉口“三五醇”酒店。）

我与他自从互加微信之后，思想上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交流，他只要看了我发在《文学城》上的博文之后，都会把读后感发给我。例如：

有幸拜读李老师的《通湘门外李家花园》有二感：

其一、一个城市之所以有活力，不仅在于它今天的高搂大厦、繁华商埠，也在于它的历史沉淀的文化底蕴。这些沉积的东西应该有九州通衢所吸纳的滋润；有文人墨客留下的黄鹤东去；有武昌城头的枪声带来的改朝换代。更应该有市井生活、民生百态所留下的种种故事。

前三者容易让为政者采纳而用，而后者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脉络，任何的发展都不能割裂历史，许许多多看似不起眼的东西，正是形成一个城市“性格”的基础。也许一些有心人“忆”海拾贝，把这些散落的珍珠拾起来，串织成一幅城市变迁的“上河图”以示后人，将令这个城市更加丰满。

其二、如存续了几代人的“李家花园”，是不应遗漏的一个角落，作为健在的一代，恐怕没有比李老师对“李家花园”更为熟悉的了。建议李老师继续修改并丰富其内容，向文史馆之类的部门投稿，说不定被采纳，为李氏众先人的辛勤留下点记忆，也为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录添点砖瓦。

又如，《顶撞书记被免职》一文读后感：

如果没有《顶撞书记被免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李老师了，这也是我敬佩李老师的原因。遇事是以个人得失为先还是以道理、公义为先，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水平问题，更是一个人优秀品质的特征。如果总是唯唯诺诺、患得患失怎么能为培养下一代尽心尽力？在从紧缺经济到经济发展的转型时代，一些官员、医生、教师这些本应维护正义、是非分明的社会角色，就是因为过多从自己的利益得失作为做事的标准，以至失去履行职责的本心，甚至贪赃枉法、为害社会。这正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教育失衡的根源之一。

从这两篇读后感中，我们不难看出老李的文字表达能力之强，思考问题之深邃，而一个人的思考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与他的思维能力是密不可分的。科学思维的能力决定了老李不仅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独立思考能力非常强的好人！

老李是饱受十年文革坑害的一代人，1966年读小学五年级时，爆发文革，停课闹革命。等到复课时，惨遭毁灭性破坏的中小学教育教学，没有教材，老师们拿着一本《语录》或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上课；没有教学管理，学校如同“菜园门”；有的学生成了文盲加流氓。大革文化命毁了中华几代人啊！

老李深知，自己说是1972年的高中毕业生，一纸文凭却没有丝毫文化含量。仅有“学历”，而没有“学力”是不能在社会上立足的。幸亏老李遇到了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经常给他们抄写文言文，如《捕蛇者说》、《岳阳楼记》等，为他打下了文言文阅读的基本功，掌握了基本的阅读方法，打开了自学之门。终于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正如人民教育出版社著名编辑周正逵先生所言：“一个人，如果没有文言文基础，就不可能欣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文学素养，就很难读懂文化著作，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老李原本高中毕业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了当时广州有一个政策，规定一个家庭已经有一个孩子下农村了，另一个可以留城。他的姐姐早已下放农村，他就是“另一个”。至于工作嘛，可以说什么都干过，后来在一个企业单位，从底层车间工人做到管理人员，其间艰难困苦真是一言难尽！一句“天道酬勤”让有文化有教养的老李脱颖而出。

老李吃过没有文化之亏，结婚成家有了儿子之后，他特别重视培养孩子。孩子没有辜负老李的厚望，大学毕业之后，以优异成绩到了美国读研，研究生毕业成绩优异，导师推荐从事金融工作。从此，老李就经常中美两边跑了，几乎每年都要来美国住半年。

老李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践行者。他利用在美国的时间，实现了到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不仅先后去了美国二十多个州，还利用在美国签证前往世界各国比较方便之机，相继去了加拿大的东部、西部和班芙等几个大的国家公园；还五次游览了欧洲各国。之所以往返五次，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像年轻时那样连续作战了，只有分阶段实现自己游遍欧洲的愿望。他们老两口都不会英语，但是他们不畏惧旅途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坚信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好人，而且实践也告诉他们，在各国旅游途中，他们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好人，虽然语言不通，仅凭眼神、手势就可以得到外国好人的热情帮助！他们怀着对世界满满的好奇心，漂洋过海，飞去飞来。每到一处，老李都用他的高级相机留下许许多多异域风光。让朋友们艳羡不已。

前不久，纽约疫情期间，老李和他太太辗转多地，再次从广州如愿飞到了纽约。在广州临上飞机前，还有朋友劝他们为自身安全起见，暂时不要去疫情那么厉害的美国，还是退票留在安全的中国吧！但是，老李夫妇二人毫不犹豫登机，老两口顾不得那么多了！强人老李有一位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太太，夫人是他强大的后盾，走遍天下都不怕。

老李，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大名，这次请他审阅这篇文章时，我们视频交流时，他告之那不俗的名字，寄托了父辈殷切希望他如大鹏展翅高飞，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不仅飞得高，而且远远超过了“鹏飞万里”！他也因此阅历丰富更有才华！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老李还是哈德森河畔“水上公园”华人的“秘书长”，只要他在群里发一条信息，大家就会准时到“水上公园”围坐在一起互道安好，海阔天空聊起来。老李真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善良的有强大磁场的好人！更是我们泽西市哈德森河畔华人群名副其实的认真负责的“秘书长”！

【附录】通湘门外李家花园

（我的校友湖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提供的一百多年前的武昌通湘门的照片。）

通湘门外李家花园永远在我的记忆之中。

一百多年前，武昌原来还有一个通湘门。通湘门，顾名思义，就是湖北武汉通往湖南的门户，位于起义门与大东门正中间，原张之洞路东端，中山路南端。1906年为粤汉铁路通车而建，所建火车站即名为通湘门车站。现在的武昌火车站正是在通湘门外那里建起来的。当时，通湘门内是刘家湾和任家湾，各有几十户人家，以种菜为生。通湘门外只有我们“李家花园”一家。李家花园是我的祖父创建并经营的私家花园，种植茉莉花、白兰花、株兰花等香花，专供汉口茶叶行制作香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武昌大东门到梅家山，再到武昌起义门，还残存一段土质的城墙，上面长满野草。从张之洞路（现为紫阳路）出武昌城的土城墙，有一条石子路，走一二百米就可以看到任家湾和刘家湾，穿过任刘二湾，再翻过铁路，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到我们李家花园。我在那里出生，后来就从那一条乡村小路走出来。

从铁路边下来，那条窄窄的小土路穿过一座山丘似的坟山，走大约五、六百米就到了李家花园。我儿时记忆中的方位就是现在的武昌火车站东广场那一大片地方。

小土路进入李家花园后，映入眼帘的第一栋房子是我们李家的住宅。住房建筑是典型的湖北农村风格，土木结构，砖砌外墙一米以上是土砖。土砖房冬暖夏凉，特舒服。

住宅大门进去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堂屋，堂屋两边有四间卧室，前面两间卧室的门对着堂屋，后面两间卧室的门对着堂屋后面的一间在湖北农村叫做“倒（dào）屋”的房间，“倒屋”与堂屋之间是用木板隔开的。

堂屋正对大门的隔板正中的神龛上供奉着我们李家的列祖列宗牌位，两边靠木板壁摆放着八把太师椅和两张茶几，神龛下面还有一张八仙桌。“倒屋”开有后门，后门与大门在同一中轴线上，挨着后门有一个木楼梯可以上二楼，二楼堆放一些杂物。“倒屋”后面是一间大厨房。从我记事起，我们一家住在进堂屋左边一间，三叔一家住在进堂屋右边一间，二叔一家住在三叔隔壁，四叔解放后在铁道部门工作，后来任宝鸡铁路局局长，一家定居宝鸡。

我出生时，我的祖母因病去世，祖父孤身一人住在我们家隔壁。祖父在世，大家庭没有分家时，三家主妇轮流主厨，三个月轮一次；后来分家了，祖父则轮流在每一家吃饭一个月。四叔则按月给祖父寄钱，供他零花。

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李家花园所有资产被合营到“青山公园”。六十年代初，祖父去世了，二叔一家与三叔一家搬到“青山公园”去了，李家花园那一栋老房子就只有我们一家住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那栋老房子也被没收了（后来落实政策，武昌房管所给了3200元人民币）。李家花园那块风水宝地也因建武昌火车站被征用了。李家花园从此就像通湘门一样消失在城市变迁之中了！

但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终生难忘！

我家老宅的大门朝东，家门前、土路边有一口水塘，水源来自东、南、西三面山上，全靠天然，在我的记忆中，这口水塘还从来没有干过。水塘的东边是一排“花房”。我们李家花园的茉莉花、珠兰花、白兰花一到冬天全部都要搬到花房去。

我们家三面环“山”（儿时的眼光看是山，后来长大了，再看，其实是土包），东北方向那一面“水”，是一片藕塘，从那一片藕塘边走上东面的小山，小山的东面就是赛湖，站在小山高处可以遥望赛湖那边的莲溪寺，近看山上种了一大片桃树，每当桃花盛开时，从远处看，真是美极了。现在已经没有赛湖了，只有一栋栋高楼大厦。“赛湖”和“连溪寺”作为地名，在穿过高楼大厦的雄楚大道公交车站牌上还可以看到，真是徒有虚名！恐怕再过几年这地名也将消失了。

李家花园的花房比住宅大多了，它坐北朝南，长约百米，宽约50米、高约10米。冬天，珠兰花和茉莉花搬进西边的花房，它们大约占据了整个花房面积的一半，里面有点像现代物流公司的仓储间，一层一层直到屋顶。从南门进去，有几条走道直抵北面的后墙，从西到东也有几条走道，凡是走道交汇处都有炭火缸，冬天温度低时，缸里烧的木炭，保证花房温暖如春。

花房东面那一半只看到约十根粗大的顶梁柱，房间显得高大空旷。高大的白兰花树都是种在大缸中，每棵都要四个工人抬进花房，小一点的也得两个人抬。花缸排列有序，炭火缸按一定规格摆放其中，花房的冬天也是温暖如春。

冬天如果哪一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时，上午十点左右要把所有的花都搬出来晒晒太阳，下午三点左右再搬进去。

花房南门前面是一片如足球场那么大的花场，花场东面摆放白兰花。紧挨着的是珠兰花，摆放珠兰花的场地上搭有花棚，夏天太阳大了还要拉上遮荫布。然后是摆放的茉莉花，按大、中、小砵依次排列。

春、夏、秋三季，所有的花都放在花场，花房就成了儿童的乐园。夏天，白兰花房特别阴凉，大人小孩都在那里纳凉。

一年中这三季李家花园都飘着花香，刮东南风时，站在通湘门外的铁路边都可以闻到李家花园的花香。

每年春节除夕之夜，从住宅大门口到花场四周，再到花房门口，三五步之距就插一只大蜡烛，夜幕降临后，所有蜡烛全点燃，借此祈祷来年花事如火如荼，香花生意兴隆、前途一片光明。

李家花园从创建到公私合营被并入青山公园之前，一直是我的祖父当家。祖母在我出生那一年就去世了，祖父从1945年到1961年去世，一直独自操持这个大家庭。花园的主劳力是我的父亲和三叔，二叔在外开车跑运输，四叔一直在铁路局工作。

李家花园当年是武昌一个比较大的私家花园，仅靠我的父亲和三叔两个劳力显然是不够的，常年请的三四个花匠都是远亲近邻，我记得的就有远房的舅舅呀、表叔呀。他们不仅要精心伺候那些娇嫩的花儿，什么剪枝呀，除草呀，接枝呀等等，还要干许多重体力活，夏天每天要到水塘挑水去浇花。像茉莉花还得正午时间去浇水，我常常看到父亲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还在花园里劳作，真是幸苦至极！他们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在天亮之前赶到武昌城里一些公厕挑粪水回来给花施肥。那一担粪水比浇花水要重得多啊，穿街走巷，小心谨慎就不必说了，还要翻过铁路，走那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路艰辛，难以与外人述说。我的父亲是李家花园的主劳力，一生辛苦劳作练就了他强健的体魄，他退休后仍然坚持力所能及的劳动，直到1994年以86岁高龄去世。

我的父亲是李家花园的长子，一生少言寡语，不论在外还是在家，从不多说话。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认识字，但很少见过他读书看报。晚年有时看到他读《水浒》，也只是翻翻而已。公私合营之前，他是李家花园的花匠，人称李师傅，从早到晚在花园忙碌。公私合营之后，他是青山公园一名优秀的园林工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在家他听我祖父的，在单位他服从领导的分配。上世纪60年代初，远在武东的461厂，找青山公园要一名园林工，因为那时去武东交通不便，那里的生活条件也比城里艰苦，很多人不愿意去。领导找他，让他去那里，他二话没说就去461厂，一直工作到退休。现在461厂郁郁葱葱的绿化林带，就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

我的父亲一生性格温和，关爱孩子，孝顺老人。

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发脾气，更没有因为儿时的我们调皮而打骂我们，他总是那么温和的看着我们健康成长。

他非常孝顺祖父。记得父亲在青山公园工作期间，只要单位聚餐，他一定把粉蒸肉留下来，让当时与他一起生活的小弟弟，从青山送回武昌家里，给祖父吃。

李家花园从创建到消失，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亲历者，创业的艰辛自不必说，所有的香花都是祖父千辛万苦亲赴南粤采买、运回；父亲在家殚精竭虑精心管理和养护，才有我们李家花园大家庭的幸福生活。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祖父和父亲默默承受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当时，除了老宅和老宅周边的几块菜地外，所有资产都“合营”了，祖父自然退休，父亲成了“青山公园”的园林工人。李家花园从此就消失了。

然而，李家花园永远都在我的记忆之中！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