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仲夏的一天，我在上海福州路书城闲逛时，看到了厚厚的《李普曼传》。顿时，一阵感慨涌上心头。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82年，正是我大学的第二年。我的上铺同学自力讨到了这本书，放在他的床边，我也就这样第一次接触到了它。我一拿起它来便爱不释手，反复阅读，也因此开启了我人生中的一种阅读旅程。从这本书开始，我开始涉猎詹姆斯、桑塔亚纳和杜威的哲学著作，而一颗“到美国去了解这些”的种子也在我心中悄然种下。
我在豆瓣网中看到，很多年轻热当时也有这样的体验。于是我想，这本书为何能在二十多年前吸引了那么多中国学子的目光？为何它能在那么多人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
思想的魅力与生活的可能性
初读这本书时，我被其中一种既陌生又深具共鸣的氛围所吸引。书中弥漫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息，带着令人振奋的力量，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图景：可以进哈佛——这是运动健将的哈佛、一流学者的哈佛，是精英的哈佛；可以通过写作表达思想；可以与大师为友；可以凭卓越的思想左右舆论，甚至影响政治；可以有波澜壮阔的爱情与婚姻。这种人生的无限可能性让我深深着迷。
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一些同学和不少其他人时兴谩骂和嘲笑哈佛等常青藤学校，说他们脱离民众，不去也罢。这让我心生感慨，精英学校怎么可能完全与民众一致呢？如果一致，我当年还会对这些学校那么向往吗？历史上，精英学校都是和民众一致的吗？比如美国立国之初，精英们想与英国分道扬镳，民众怎么想？更可能的是，那时的民众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今天的民众则是一人一票。
那本书中的很多话都鲜活有力，充满着思想的张力。例如，“人今天必须‘靠其所能获得的真理而生活，又必须准备在明天称这个真理是谬误’”；“任何道德的判断都不能确定生活的价值，任何伦理理论都不能宣告内在的善良。”即使我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话，它们也让我感受到哲学的力量与深度。而书中李普曼与哲学家们的互动，情景独特，充满启发，令人难忘，尤其是这样一个细节：
1908年秋天的一个早晨，19岁的李普曼在哈佛的韦尔堂听到有人敲门。他走过来，发现站在门外的竟是著名的大师威廉·詹姆斯。詹姆斯简单地说：“我是威廉·詹姆斯。”这个每个哈佛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权威人物，竟亲自来拜访李普曼，只因为欣赏他的文章。随后，两人一起散步，谈论温德尔、社会主义和多元论的讲座。这一情节让我这样一个彼时远在中国的年轻人感到振奋，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中国无法想象：既没有这样的哲学大师，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同样，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很多人说这就是教育沦为极左的开端：学者们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和多元论，而不是后来的哈耶特和弗里德曼，甚至不是安兰德。基督教保守主义把杜威的理念说成是把人教育成了工具，而没有成为具有上帝希望的具有基督灵魂的人。杜威的学生胡适也被他们贬损。当然对这些知识分子最不屑的话语就是：没有人像知识分子一样愚蠢，完全不具备常识，做最坏的事。我想，如果不是多样化，那还谈什么自由呢？如果说，左的过头了，值得矫正，但是反智，绝对不是我向往和认同的东西。
师生的传承与思想的美感
李普曼与桑塔亚纳的交往让我感到“诗情画意”。桑塔亚纳的才华和气质对李普曼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李普曼用三年时间学完了桑塔亚纳的课，后来还成为他的哲学导论课助教。桑塔亚纳教会李普曼如何写出优雅而条理清晰的文章，也教会他珍视权衡与克制这些古典美德。从这位诗人哲学家身上，李普曼学到了追求卓越和理性主导生活的最高目标。李普曼引用桑塔亚纳的话写道：“我们必须为最美好的事物献身。只有美……具有使事物臻于完美的力量。”
这样的教育和交流，我当时觉得无法企及。我的老师们虽敬业且专业水平高，却缺乏这种自由与深刻的思想共鸣。而《李普曼传》让我通过文字与思想连接，仿佛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那是二十世纪的前叶，虽然开始经历世界大战，但人们还崇尚一种古典之美。这包括说话和行为得体、也包括对理性的追寻。与今天人们追求的“俗、准、狠”，形成鲜明的对比。
历史的缩影与思想的全景
这本书不仅是李普曼的传记，更是一部二十世纪世界史、美国史与思想史的简要缩影。从老罗斯福与威尔逊到肯尼迪、约翰逊与尼克松，它展现了政治与思想交织的全景图。那时，还没有其他书能如此客观全面地呈现这些内容，使我对这些人物与事件有了全新的理解。
李普曼一生的写作成就令人惊叹——千万字的积累，上万篇评论，三十多本涉及新闻、政治与伦理的著作。他让我明白，一个人可以通过思想与写作构建非凡的人生。在当时的中国，这种生活模式对我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启示。我曾有过一个尴尬的记忆，有一次，有个朋友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竟然脱口而出：做个思想家。我的朋友以一种微嘲的眼光看了一下我，然我顿时羞赧难掩。之后我也确实没有成为什么思想家，我去了华尔街工作接近三十年，思想支离破碎，而且左右兼收并蓄，离思想家的目标越来越远。但是还是被这本书打磨成一个不同的人：我喜欢写东西，我追求文字的美，我被理性的魅力所折服，对“理性至上”这样的批评特别反感。我继续读桑塔亚纳、想像桑塔亚纳在哈佛教书最后一天那样，把粉笔一扔，说：我与春天有约，于是去了英国，在意大利终了。我和他稍有不同，从英国回来之后，我又去了香港。但总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
不过我去华尔街，倒也不仅仅是被金钱所诱使，而是对赚钱的这个过程，尤其是能用数学模型以及其它“理性”工具来实现赚钱的这个过程很感兴趣。这也是一种理性之美、一种对智力的尊重。所以我至今也对赚钱，直白的说，就是炒股这个事“乐此不疲”。这也是因为，我受了理科教育。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哲学、历史以及新闻学的研究相对来说尚未受到充分尊重或自由发展的时代。优秀的学生大多流向自然科学领域，比如我们物理系那年就有二十多位全省第一名的学生。然而，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也很有趣。《走向未来》丛书结合了这两方面让我非常喜欢读。这也是在没有像桑塔亚纳那样的大师栽培的时候，自己找到的乐趣吧。
思想的延续与人生的回响
虽然我走在数理和金融的路上，《李普曼传》对我的影响力并未随着时间减弱。我有这本书的中英文版，有其它桑塔亚纳的书，写了不少关于桑塔亚纳的散文。所以，一本书对于一个人的“毒害”真是不浅。
当然我也不是唯一这样的人。许多人和我一样，对这本书曾有深深的迷恋。即便多年后，还有人在网上回忆书中的篇章，谈论它对他们思想与生活的启迪。这本书里也有些爱情的描述，这也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李普曼的爱情故事，能让人感受到思想与情感的深度交织。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过去我彷徨在无尽头的长廊里，窥视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
多年以后，当我在纽约莱克星敦大街的一家银行上班时，偶尔还会想起离那里不远就是李普曼的出生地，还有他曾就读的男校。没有夸张地说，李普曼和这本传记对我的影响，早已深深融入我的生命中。这本书风格的流畅、以及其中的激情与理想，至今让我回味无穷。它不仅让我了解了一位思想家的生活与成就，也让我发现了哲学与文学的美，感悟到思想自由的可贵与生活的多样性。
不过，最近我也有一些对李普曼的新的思考。我问ChatGPT：李普曼的理念在当今媒体环境中能否行得通？它像下面这样回答我，说李普曼如果在今天，会遭遇很多困难，但它说也是有些结局方案的，我看了一下，都很勉强，感到相当悲观。不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众需求，我很幸运我当时受到这本书的熏陶，形成我的这条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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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的理念在当今媒体环境中能否行得通？
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倡专业、客观的新闻报道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在其经典著作《公众舆论》（1922年）中，他指出普通民众往往依赖于头脑中简化的“刻板印象”来理解复杂的现实。他认为，专家和精英应通过事实和专业分析引导公众舆论，从而帮助公民做出更好的决策。然而，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中，传统新闻报道备受质疑，脱口秀主持人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导者，这种格局对李普曼的理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他的理念能否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甚至蓬勃发展？
主流媒体信任度的下降
• 对机构的不信任：当前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是李普曼理念面临的首要障碍。调查显示，许多人认为传统媒体存在偏见，甚至认为它是与普通民众脱节的精英机构的一部分。
• 替代声音的崛起：脱口秀主持人、YouTube内容创作者和社交媒体影响者往往主导舆论，他们将观点包装为事实，并迎合观众的偏好。这些人以其亲和力和“真实性”吸引观众，形成了对传统新闻形式的对立。
• 媒体消费的碎片化：与李普曼时代不同，如今媒体环境高度分散，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信息来源。这种“回音室”效应加剧了观点的极化，而非促进公共讨论。
李普曼的理念在当今是否行得通？
李普曼的新闻哲学基于三个关键假设，而这些假设与当今媒体现实产生了显著的矛盾：
1. 集中的媒体结构
李普曼设想的是一个以记者和专家为守门人的媒体环境，这些人负责筛选信息并以客观的方式呈现。然而，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而缺乏责任机制的环境进一步弱化了“守门人”的作用。甚至，很多信息源本身就是以混淆视听为目的的。
2. 对专业知识的信任
李普曼强调专家分析的重要性，然而当今的反智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民粹主义话语往往盖过事实。公众更倾向于信任凭借个人魅力赢得声望的意见领袖，而非凭借资历和知识。
3. 共享的公共领域
在李普曼的时代，媒体创造了一种相对统一的叙事，能够吸引广泛的受众。而如今，媒体领域被分割为各自独立的“信息孤岛”，受众仅消费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内容。
李普曼对当今的启示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李普曼的一些理念在当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我们应对当前媒体环境提供了指导：
• 专业知识的筛选与传播
尽管传统媒体的守门人角色已被削弱，但人们依然需要可靠的信息筛选者，以过滤虚假信息并提供可信赖的分析。事实核查机构和调查性新闻正是这一理念的现代体现。
• 媒体素养教育
李普曼认为，公民需要学会批判性地评估信息，而不是被动接受。考虑到假新闻和算法驱动的误导性内容的泛滥，媒体素养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通过教育，公众可以获得在混乱的信息环境中识别真相的能力。
• 重建对机构的信任
李普曼认为，可信赖的机构对民主制度至关重要。为了让他的理念在当今社会扎根，媒体机构需要通过透明性、问责制以及重新致力于新闻客观性来重建公众的信任。
适应脱口秀时代的现代李普曼
如果李普曼活在今天，他或许会认识到，赢得公众信任不仅需要提供事实，还需要讲好故事。脱口秀主持人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善于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系，而这正是传统新闻报道常常忽视的。现代版的李普曼可能会倡导结合严谨的分析与生动的叙事，利用播客、YouTube或TikTok等新兴平台，在不牺牲新闻完整性的前提下扩大受众。
此外，李普曼提出的“舆论制造”概念可以在算法和社交媒体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他或许会呼吁对科技公司进行更严格的监管，以确保公众讨论不被哗众取宠和错误信息主导。
结论：李普曼的理念仍具现实意义
尽管沃尔特·李普曼所设想的专业、客观新闻的理想与当今碎片化、极化的媒体格局似乎格格不入，但他的核心思想依然具有价值。人们对专业知识的筛选、媒体素养教育和可信赖机构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然而，为了适应数字化、去中心化的世界，这些理念需要进行调整与再创新。
在一个媒体信任度稀缺、哗众取宠屡屡得胜的时代，李普曼的愿景提醒我们，新闻报道可以成为清晰、真相与公共利益的推动力量。这是一个理想，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