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132：医院的诡影

《尘封档案》拾遗之132：医院的诡影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午夜谋杀

1949年5月下旬上海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受命进军福建，歼灭闽境国民党残军。7月15日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根据敌情判断，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主持制订了福州战役作战方案。7月23日，第三野战军批准了该方案。

原定于8月15日的战斗因发现国民党军有收缩痕迹，遂提早4天于11日发动进攻，经过6天激战，东南名城福州于8月17日宣告解放，福州战役于8月23日胜利结束。然而，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此大规模的战斗行动，解放军当然也付出了伤亡代价。我军伤员加上气候溽热、水土不服、劳累过度所产生的病号，以及出于革命人道主义而需要同样积极救治的国民党军队伤病员，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这样，第十兵团原有的医疗规模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尽管同时启用了刚接收的国民党军医院，并且还临时征用了地方医院，但还是很难解决问题。因此，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攻占福州的当天下午就签署了一道命令，让兵团卫生部立刻组建几所临时野战医院。

在被紧急征用为临时野战医院的几处场所中，位于福州东门外市郊结合部的庞家祠堂是面积最大的一处。庞家祠堂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三十亩。虽然占地面积甚大，但其中的建筑物并不算多，可能当年拍板的庞氏老祖宗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主张大搞绿化，广泛栽种花草树木，所以祠堂像一个私家花园。岁月如水，川流不息。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风水轮流转，没有哪个家族能够永远保持不败。庞氏家族也难逃宿命，百年还不到，族人就已经四分五裂。

进入民国时期，日益衰败的庞氏家族后人已没有能力在祠堂举行烦琐的祭拜仪式，决定放弃此处，将房产变卖。这样，此处的产权就落到了当时的国民党福州市政府手里。但因为经费与时局的原因，原定将祠堂改建为学校的计划一直没有实现。直至日军占据福州，庞家祠堂被日军看中，强征民夫将其修缮为军用医院。但改建完毕之时，日军又改变主意将之用作军用仓库。如此，到抗战胜利时，庞家祠堂仍作仓库使用，但由于1948年下半年战事吃紧，国民党军队物资供应捉襟见肘，仓库中的东西只出不进，所以很快就变得空空如也。

这样，福州一解放，庞家祠堂就被解放军第十兵团卫生部征用，医务人员、医疗设备、药物几乎是和伤病员同时进入这里的。这边，军医在给伤员治疗，那边，自愿来帮忙的青年积极分子打扫清理出一间间库房作为病房。就这样，三天之内，庞家祠堂就住进了六百多名伤病员。

不料，第四天深夜发生了一起命案。

这天晚上下起了小雨，凉爽的气温让庞家祠堂野战医院中的人们睡得特别熟，当然，正常的值班工作还是依旧进行着。

半夜三点钟，外科值班医生曹和鼎进行他从零点上班以后的第三次病房巡查，两名护士按照规定紧随其后。当时，一切都还没有像今天医院一样正规，外科囊括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所有伤情，只要见血而符合住院条件的，都包括在内。外科病区的住院，不是以受伤、手术的部位来划分，而是以“轻、中、重”三个档次进行区划的，按病人先来后到的顺序住进病房。曹和鼎三人从值班室出来后，按照病房顺序，先查看重伤员病区。刚走了两间病房，隔壁三号病房忽然传来了一声惊呼：“啊！这……”

曹和鼎马上意识到发生了异常情况，一个箭步冲出门去，直扑隔壁病房。那是一个躺着六名重伤员的小病房，微弱的灯光映照下，只见靠窗那张编号为0303病床上躺着的那位重伤员双手上举，脑袋向里侧着，满脸惊慌。这是一位冲锋时踩响敌军埋置的地雷被炸断了双腿而不得不截肢的伤员，下身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他的脑袋可以向左右两侧转动。刚才他一觉醒来，脑袋往里侧动了动，不想就看见编号为0302邻床的床底地上有一大摊血！惊恐之下，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惊呼。

曹和鼎在门口的角度是无法看见0302病床底下的鲜血的，他最初以为是0303病人发生了意外情况，便急步直奔窗口下他的病床，才发现0302病床下的血。血是从0302号病床上滴下来的，此刻还在往下滴着。

0302号伤员是第十兵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的一位连长，三天前的清晨率部突入福州市区时，挨了敌人的一串机枪子弹，腹部被打出了数个贯穿伤口，脾脏、小肠、大肠都严重受创，幸被及时送往战地救护所，做了3个半小时的手术才总算从阎王爷手里把命抢了回来。当天晚上转到庞家祠堂时还昏迷不醒，直到次日上午才苏醒过来。医院给他使用了当时非常宝贵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总算没有发生感染。应该说，0302号伤员的术后情况是乐观的，但现在怎么发生了这等意外？

抢救要紧，立马行动，曹和鼎一面将伤员送进手术室，一面召集医生。战争年代，医生都是就地休息的，伤员刚进手术室，外科主任等军医也匆匆而至。当绷带被打开后，医务人员惊恐地发现：腹部出血的原因竟是被人在绷带边缘处扎了一刀，并做了360度的搅动，产生了一个不小的圆形伤口。

医生鉴别出情况时，伤员已经停止了呼吸。这时，院长赶到了，尽管组织了抢救，但还是未能挽回这位战功卓著的战斗英雄连长的生命。

这是一起谋杀案件，英雄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遭到了看不见的对手的暗算，真是令人悲愤至极。主管庞家祠堂野战医院的政治委员林毅君当即下令封锁整个庞家祠堂，所有人员一律停留于原处接受调查，并指令医院警卫队在医院内外进行搜索。

里里外外的搜索、调查一直进行到天明，没有任何发现。

根据规定，这起案件当即上报至第十兵团卫生部、政治部，然后，又报送兵团司令员叶飞。叶飞闻讯大惊，当即下令紧急通知本兵团所有野战医院、救护所，务必加强防止类似恶性事件发生；这起命案由兵团保卫部协同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进行调查，一定要查明真相，抓获凶手。

第十兵团政治委员韦国清兼任福州市军管会主任，便以主任名义向军管会公安部下达了调查命令。

严格地说，当时，福州市军管会的公安部机构还在开往福州市的途中。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是这年8月1日在福建省建瓯县成立的，下设公安、军事等8个部、处。军管会公安部部长由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第一副部长、福建省委社会部部长的梁国斌兼任，副部长由陆政担任。陆政原系解放军第十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长，渡江战役进军江南后担任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苏州市公安局局长。第十兵团奉命向福建开进时，陆政接到命令，命其从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抽调一批人前往福建，这批人马就是后来组建的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的主要骨干。根据当时施行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工作原则，军管会公安部其实就是福州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安部成员属于非战斗人员，8月17日福州市解放时，他们还在向福州的行进途中。直到21日晚，陆政才率领着公安保卫人员60人和两个班的武装警卫战士进入福州市区了解情况，准备制订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接收工作计划》。

这样，当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梁国斌接到韦国清的命令时，军管会公安部其实还没有正式接收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共产党的福州市公安局也尚未成立。这时候陆政带来的那60名公安保卫人员，正忙于分头前往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本部及所属科、室、队和市区内的五个区的警察分局及所属的22个派出所、国民党福州市政府户政科、国民党福建省社会处等了解情况，做接收的准备工作。不难想象，这当儿人手奇缺，走一个就少一个，但庞家祠堂谋杀案是一起重要案件，必须立刻着手进行调查，因此，梁国斌还是当即决定从已经进城的60人中抽调一名同志，加上兵团保卫部的一名干事和庞家祠堂野战医院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组成一个三人专案侦查小组，立刻着手对该案进行调查。

三人专案组的组长是军管会公安部成员董冰生，他原是山东老区的公安干部，这年26岁，随南下干部团到了苏州，参加了接收国民党苏州市警察局的工作，成为共产党的苏州市公安局的一名政治保卫侦查员，这次被组织上点名入闽，参加接收福州市警察局工作，然后留下从事福州市公安局的政治保卫侦查工作。没有料到的是，接收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受命主持侦查这样一起重大案件。组织上给董冰生配备的两名助手，是解放军第十兵团政治部保卫部的保卫干事马江和庞家祠堂野战医院唯一的保卫干部王望霖，这二位是同龄人，都比董冰生小四岁。

董冰生受命后于当天上午11时许匆匆赶到庞家祠堂，刚跟王望霖说了几句话，马江就满头大汗地赶来了。董冰生说人齐了，我们就开始工作吧，小王同志你先介绍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去察看现场。

王望霖点头，开始叙述：在伤员被害后，医院经搜查后没有发现外来人员潜入。当天值班的两名女工在曹军医巡查03号病房前五分钟刚刚去过该病房，打着手电筒逐张病床察看过伤员，02号病床睡得还好好的，之后她们也没有听见过任何异样声音。

但问题是她们从03号病房出来后，继续查看其他病房，这样走廊里就形成了无人监守的真空带，给凶手的潜入留下了空间。03号病房窗外的湿泥地上未见脚印，窗台上没有攀爬痕迹，窗口四角的蜘蛛网也完好无损，这说明凶手肯定是从走廊进入病房的。

逐个询问了03号病房的五名伤员，他们都说没有听见过声响。

又对其他病区的医务人员和伤病员进行访查，同样没有人听见过任何可疑动静。

王望霖介绍完情况后，三人直奔03号病房现场，其余五名伤员已被转移，留下了六张空病床。02号病床还保持着原样，席子上遗留着血迹，滴落到地上的血也已经干涸。凭当时那种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侦查手段，是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现的。

三人在现场一边察看，一边讨论一个问题：凶手是外面潜入的，还是原本就在野战医院里面的？

这需要察看进出祠堂的通道。

庞家祠堂的前面是一条马路，后面有一条小巷，前后都是用竹篱笆作墙跟外界分隔的；左右两侧则是隔着一条小巷子的居民住家，以砖砌围墙分隔。董冰生、马江、王望霖三人绕着四周的砖墙、竹篱笆仔细查看了一圈，砖墙上缠满了厚厚的爬山虎，如果有人攀爬，那肯定会扯坏这种枝叶细小的植物，但两侧围墙上的爬山虎都很完整，这说明昨晚没有人攀爬过；再看前后的竹篱笆，编制时是故意把竹梢的尖端高低不一地露在上面的，以防人攀爬而过，所有竹竿的尖端都未被折断，那就表明没有人攀越。

看来，问题很可能是出在野战医院的内部。

根据军管会的指示，专案组的工作直接受庞家祠堂野战医院党委领导。因此，专案组长董冰生当即去向党委书记也就是医院的政委林毅君汇报了这一情况。林毅君听后，吃惊不小，这个大学生出身、有着13年革命历史、曾在白区搞过情报工作的知识分子，马上意识到如果专案组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么，野战医院的潜在隐患就大了。因此，他要求董冰生迅速调查，尽快弄清真相，消除潜在的隐患。

二、正打歪着

专案组三人开了一个短会，交流了各自的看法，一致认为如果凶手来自野战医院内部，那就先对医院内的所有人员先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分类情况进行甄别，按照甄别结果再排查可疑对象。

这里所说的“人员”，是指包括伤病员在内的所有住在庞家祠堂里的人。庞家祠堂野战医院是一个临时组建的救治单位，人员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管理人员，这就是医院领导和从事非医疗类工作的那部分人，包括财务、后勤、警卫、炊事员和司机等，这部分人员全部是军人；第二类是其工作跟医疗相关的医务类人员：医生、护士、药剂师、化验员、仓库管理员、杂务工，和前面说到过的那些临时抽调来的护理员，这部分人员中，大多数是军人，也有非军人身份的比如随军家属，以及地方上的人员；第三类就是伤病员，这部分人以解放军官兵居多，也有少量国民党军队伤员，以及被两军交战时的枪炮误伤的老百姓。

专案组开始甄别筛选，首先被排除在外的是所有我方军人和随军家属，其理由很简单，这些同志都是随军从江南过来的，经历过考验，都是可靠分子，不可能作案；这样重点调查的就是少量的地方人员和国民党军队、老百姓伤员。

三个侦查员找到医院的地方人员厨师、电工、杂役逐个进行了谈话。杂役打杂活儿的内容包括守夜，每天晚上轮流留下两人通宵值班，其余人则回家休息。侦查员跟当晚留在医院里的几位逐一进行了谈话，其中两位守夜人是重点对象。

这两位守夜人说了他们昨晚的活动情况：根据以前业已形成的惯例，他们是分别负责前后部位的巡看。前面的那位待在大门口的门房里，和两个小时一换班的警卫战士做伴，巡查也是和警卫战士一起进行。从时间推算，案子发生的那个时段他没有离开门房。后面的那位，案子发生的时段则正在伙房里跟值班的部队炊事员聊天。

侦查员当即对这二位所说的情况进行了核实，得到了证实后，这两个守夜人的嫌疑被排除了。

接着是对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伤员进行调查。老百姓伤员一共有四人，两个是孩子，两个大人是一对夫妇，这是一家子。8月17日早上解放军突入福州市区时，不知来自何方的一枚榴弹落在他们所住的那间草房上，爆炸引发的火灾使这一家子全都负伤，被送进医院后一家子住在一个病房。侦查员前去查看，孩子都在10岁以下，两个大人不是断腿就是烧伤了上肢，这种伤情的人绝对不可能溜到其他病房去偷偷杀人的。但侦查员还是问了同病房的其他伤病员，还向守夜的护理员作了了解，一一做了笔录，这才把他们排除了。

这样，剩下的就是国民党军队伤员了。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军队伤员分为三种，一种是临阵起义的，一种是投诚人员，还有一种就是战场俘虏。考虑到斗争的复杂性，通常情况只要有条件，都是把国民党军队俘虏伤员安排在单独的医疗点，以便于看守，以防这类对象中的死硬分子搞破坏活动。在庞家祠堂住院的二十多个国民党军队伤员，有六人是起义人员，其余都是投诚者。侦查员先查看了这些人的病案记录，把其中负伤后影响肢体活动的人予以删除，剩下的12人中，有三名是起义人员，九位是投诚者，他们的伤势都属于不轻不重不需要看护，分布于中病区的三个相邻着的病房里。

中病区由于没有护理员守夜，所以侦查员直接对伤员逐一进行调查，询问他们昨晚是否发现有异样情况发生。这一问，使侦查员之一的王望霖有点尴尬。因为据该病区07号病房的几个伤员反映，昨晚他们病房有一个伤员没在病房过夜，直到今天上午才返回。专案组长董冰生自然要问野战医院负责保卫工作并且主持案发后医院内部即时调查的王望霖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王望霖弄了个面红耳赤，连连说这是我疏忽了，光想着查摸是否听见了什么动静，没想到有人竟然整夜没在病房。

这位彻夜未归的伤员叫陆宝根，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班长。也该他倒霉，带着整个班投诚时走在最前面，半路被一个临死还要效忠党国的军官用卡宾枪扫中胳膊，手臂贯通伤导致粉碎性骨折，于是就住进了中病区。

陆宝根昨晚为什么不在病房？处在刚发生案件的这个特殊阶段，他的这种行为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于是，董冰生就决定亲自传唤，陆宝根一开始支支吾吾不承认自己通宵未归，在他同病房的病友作证后又低下脑袋，怎么也不肯开口了。

讯问直到晚上8点，董冰生寻思得冷静一下头脑，改换一下思路，决定先吃了晚饭再说。当然，这顿饭是吃不安生的，三人边吃边讨论案情，但直到吃完饭都毫无结果。

这时，有人来招呼董冰生去接听电话。董冰生以为是市军管会公安部领导来电询问案件调查进展情况，哪知一接听竟是小封打来的。小封是何人？他是和董冰生一起从苏州入闽接收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的同事，21日晚上跟着陆政副部长前来福州市区了解情况的60名公安人员之一。他此刻怎么给董冰生打电话呢？

原来，小封被派往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鼓楼分局查摸情况，这天中午，有老百姓来反映，发现住在其隔壁的一个姓黄的寡妇被人杀死在家里。等着共产党接收分局的刑警负责人接报该案后，就向被称为军代表的小封等人请示应该如何处置。小封作为督察员参加了对该命案的调查。现场勘查后，刑警得出结论，死者被凶手刺了三刀，其中胸口那刀是致命伤。

勘查完现场后，那几个旧刑警说回分局去分析案情吧。小封说回分局干吗，先就地访察四邻，了解第一手情况后再说。这一了解，就有人反映了，说昨晚10点钟左右看见过一个胳膊上裹着白布吊在脖子上的男子鬼鬼祟祟地从后面溜进巷子，轻轻叩着黄寡妇的门。而黄寡妇是否开门放其入内了，反映者说不得而知。

那几个旧刑警马上作出判断，说看来凶手就是那主儿，此人的身份肯定是国民党军队的伤兵。小封说我赞同你们的分析，那就顺藤摸瓜立即开始调查吧。旧刑警正为共产党接收警察局后自己是否会被留用而忐忑，此刻倒是一个积极表现的机会，于是个个踊跃，马上做了分工，分头外出查访去了。小封知道这些旧刑警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各人都掌握着若干耳目眼线，也就放手让他们去查摸了。但到了晚上他们回到分局时，却一个个愁眉不展，一看便知没有收获。小封了解到他们都是找了耳目眼线查访，但处在刚解放的这几天里，形势的动荡影响了这些耳目眼线的工作积极性，他们未能提供有效线索。那怎么办？小封说既然是伤兵，那肯定是经医院或者诊所处置过创口的，那就找医院询问呀！

于是，旧刑警就连夜出动，去地方医院、诊所调查。小封也不肯闲着，在分局逐个拨打了我军野战医院的电话，寻找胳膊上负伤的国民党军队伤员线索。电话往庞家祠堂这边打时，小封想起了董冰生被派在该院调查伤员被害案件，于是就直接请董冰生接听了。

当下，董冰生听小封这样一说，马上想到了陆宝根，对小封一说，那边大喜，说我马上过来，咱们一起审那主儿。

小封带着一个擅长讯问的旧刑警匆匆赶到庞家祠堂，与专案组一起对陆宝根进行了讯问。这下，陆宝根无法保持沉默了，不得不作了招供。原来，解放军重兵压境后，上峰命令修筑防守工事，他以国民党军队班长的名义挨家挨户搜索强拉民夫时，敲诈勒索带强行抢夺弄到了若干金银首饰和大洋，自然不能放在身边，就偷偷藏到了相好的黄寡妇那里。他负伤住进庞家祠堂野战医院后，心里老是惦念着这笔不义之财，担心被黄寡妇玩一个金蝉脱壳另择居所吞没了。想来想去就决定去找黄寡妇把东西要回来，反正他此刻是投诚者身份，共产党这边不会追问个人财产的。

于是，陆宝根就在昨天傍晚吃过晚饭后以外出散步为借口离开了医院。他不想让黄寡妇的邻居发现自己登门，免得多一份麻烦，于是就找了个小酒馆喝酒，一直到快10点钟了才过去。陆宝根在黄寡妇那里待到早晨4点天色已麻麻亮时准备返回野战医院了，这才开口说要取走那些东西。没想到黄寡妇不肯全部还给他，一定要留下一半，至少也得三分之一。陆宝根一怒之下，抄起一把厨用尖刀就下了手，然后带着那笔不义之财去外面吃了早餐，6点多钟才返回庞家祠堂。这时，这边已经解除了门禁封锁，他和几个外出散步后返回的伤员一起进了医院，没有人注意到他有什么反常。

陆宝根的这番供词使小封大喜过望，却令董冰生三人连连叹息。线索断了，得另外查摸了。

哪知，当晚又发生了谋刺伤员案件！

三、“另类”的女护士

8月24日凌晨一点多庞家祠堂野战医院发生了第二起谋杀案件。被害的是住在中病区05号病房的二十八军第八十三师的一位班长，他是在战斗中被弹片炸伤了双目。送到医院后，一只眼睛被摘除，另一只眼睛医生说可以保住，但必须认真接受治疗。认真接受治疗的一个起码要求是得昼夜24小时用纱布蒙着双眼，这位班长为了早日康复，严格服从。结果，这天晚上他可能是已经听见床前有异样脚步声了，因为同病房有一位伤员听见他喝问了一声“什么人”。

班长的喝问惊动了正在打夜宵的那个值班护理员，她马上奔到05号病房来查看情况，借着走廊的灯光，她赫然看见一个长发飘拂的黑影飞快地跳出窗台，消失在黑夜中。惊恐之下，护理员发出了一声尖叫：“来人哪！有情况！”

这声尖叫顿时惊动了05号病房的所有伤员和医务人员，值班室的医生护士，叫的叫，奔的奔，但扑到窗前察看时，外面一片漆黑，早已没了人影。有人打开了电灯，灯光下，跃入众人眼帘的是那位班长胸口插着一柄匕首的血淋淋一幕。

专案组随即展开工作，勘查现场和访查了中病区方面的相关人员后，就大致上推断出了案子发生的情况：野战医院的伙房在一点钟开始给各病区的值班人员送夜宵。一点十分左右，夜宵送到了中病区门口，在走廊里值守的那个护理员就去门口打夜宵。送夜宵的炊事员是她的老乡，她打了夜宵后跟对方说了几句话，稍稍耽搁了一点时间。而凶手就是利用这个空当潜入了05号病房对那个班长下了手。

凶手是从哪里进入凶杀现场的？中病区的窗外是日军占领时浇制的一大片用于晾晒物资的水泥坪，看不出凶手留下的脚印。但侦查员从凶手要等护理员出去打夜宵时才下手这一点判断，凶手可能是乘护理员不在时从走廊另一头那道门溜入病房的。凶手没有料到凶杀目标竟然觉察了动静而出声喝问，惊慌之下，已经无法从来路退出现场，于是只好跳窗而遁。

由于惊慌，凶手甚至未能拔出行凶的匕首。次日上午，董冰生去了当天已被接收的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请留用的技术警员对这把匕首进行了技术鉴定。鉴定结果是：这把匕首是国民党军统局行动特工配发的专用匕首，美国制造，是1945年春运送中国交军统局使用的500把匕首中的一把。匕首上没有发现任何指纹等痕迹，说明凶手事先对匕首进行过消痕处理，作案时是戴着手套的。

这个结论，跟侦查员在现场窗台上未能提取到凶手的指纹是相符的。

由此初步可以断定，凶手是来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特工。庞家祠堂野战医院的这两起命案，属于政治谋杀案件。

经比照第一起案件被害人的创口照片得出结论，第一起凶杀案件的作案凶器也是这把匕首。

医院政委林毅君直接参与了专案组的案情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从凶手选择的行凶病区、时间、进退路线以及行凶后迅速消失等情况看来，这人是隐藏在庞家祠堂野战医院内部的一个特务分子。而根据护理员所目睹的“长发飘拂”情况，可以推断凶手是女性。

林毅君于是下令：本院所有女性，不管什么身份什么资格，一律接受调查！

调查先从头发开始，凡是头发长度飘拂得起来的女性医务人员、护理员、管理人员，都被列入了调查范围。她们接到了内容一致的通知：把自己在案发当晚一整夜的活动情况详细书写出来，还得写明证明人；护理员、杂务工等都是文盲，那就烦请别人代笔。总之，人人都得过这一关。

一番折腾后，有一个人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此人是外科护士，名叫蒋伯瑶，23岁，出生于山东临沂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随商人父亲赴济南生活，16岁那年考进了济南的一所教会办的护士学校，两年后毕业当了一家私人诊所的护士。1948年初秋，由中共名将许世友率领的十四万大军开到了济南城下，准备发动济南战役。蒋介石令“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率部固守济南，王耀武即令其所属各部进行相关战备工作。战备工作的一个内容就是扩展战时救护，药品和器械是现成的，南京空投就是，但医务人员不够，于是决定就地解决，从地方上征用。蒋伯瑶就是在这时穿上国民党军队军装，成为国民党军队战地医院的一名外科护士。

但是，王耀武并非许世友的对手，济南战役从9月16日发起，历时八天，于22日突入济南内城。我军以伤亡二万六千人的代价解决了国民党军队十万四千官兵(包括两万人起义)，俘虏王耀武在内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23名。

战争年代，战地医务人员奇缺，因此每攻克一地，我军在接收国民党军队医院后，总是动员被俘的医务人员留下为我方服务——当时对于俘虏的政策是“愿留可留，愿走送路费”。蒋伯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了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成为兵团卫生部野战医院的一名外科护士。1949年2月，苏北兵团奉命改编为第十兵团。蒋伯瑶随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又南下参加了福州战役。组建庞家祠堂临时野战医院时，她被抽调到该院。

蒋伯瑶之所以引起了专案组侦查员的注意，是因为她是全院接受调查符合“长发飘拂”条件的女性医务人员中唯一的没有证明人的对象。据蒋伯瑶自己称，她这天晚上轮到值上半夜班，午夜时分交班后，就回到了宿舍，洗澡，洗衣服，然后就上床休息了。巧的是，蒋伯瑶所住的宿舍是位于楼梯下的一个小间，只能容纳一张两层的单人木床。另一同伴也是中病区的护士，轮到值下半夜班，这样，宿舍里就蒋伯瑶一个人，因此，她的这番陈述就缺少证明人了。侦查员再一了解蒋伯瑶的历史背景，就觉得她有些可疑了。

专案组经过商量，决定找蒋伯瑶当面了解，同时派员去检查她的私人物品。

董冰生、马江负责找蒋伯瑶谈话，谈话是在医务人员宿舍的二楼楼梯口的那个空着的小间里进行的。侦查员意外发现她走进来时左脚有点瘸，不由得就产生了联想：会不会是昨晚从现场匆匆逃跑时扭伤的？

董冰生开口一问，蒋伯瑶说是昨晚下班后回宿舍时路上踩到了一块石头扭了脚脖子。

然后就询问蒋伯瑶昨晚的行踪情况，她说了说，跟对医院组织上了解到的情况一样。那么，蒋伯瑶是否知晓昨晚中病区发生了凶杀案件呢？她说知道的，觉得很可惜，仗打到福州了，全国差不多都要解放了，那个伤员同志即使瞎了一只眼睛，那日后回到地方上也是能够享享福的，哪知就让人给杀了。

侦查员说你如果无法提供证明人，组织上对于你所作的这番陈述就无法采信，所以，你最好再好好想想，是否有人能为你作证。蒋伯瑶听了连连摇头，说这还有什么好想的，就是昨晚的事儿，没有人证明就没有人证明了呗，组织上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无所谓的。

谈到这里的时候，董冰生看见王望霖在门外冲他招手，便暂停询问出去了。

王望霖是和医院的另一保卫人员去搜检蒋伯瑶的私人物品，发现其在进军福州途中于建瓯县休整时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件。发信人姓名不详，自称“庆兄”，称蒋伯瑶为“小妹”，这倒没有什么可疑的，可疑之处在信中的一句话：“所托之事亟盼小妹马到成功，愚兄这边静候佳音。”因此，王望霖马上向专案组长董冰生汇报了。

董冰生看了这句话，也觉得值得怀疑。于是，就把这封信拿着进了屋子，继续进行询问。“庆兄”是何人。蒋伯瑶说“庆兄”是我的堂兄蒋伯庆，我参军时填的表格里写明了的。那么，你这位堂兄托你办什么事情呢？蒋伯瑶淡淡一笑道：“这是我的私事，我不想奉告。”

王望霖便说我们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你必须说老实话，如若向组织隐瞒情况，那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

蒋伯瑶说我明白。

明白什么呢？

明白你们已经认定伤员是我杀害的！

没有这个说法的！我们现在是对你进行调查，你完全可以把组织上需要了解的情况说清楚，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嘛！

蒋伯瑶低声嘀咕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使专案组决定暂停谈话。

这句话是：听说凶手是用匕首杀人的，如果真是干外科的杀人，还犯得着拿把匕首去行凶吗？一把手术刀就解决问题了。省得还担着把凶器藏来藏去的那份心。

董冰生闻听之下，觉得似有道理，于是就决定暂时停止谈话。让蒋伯瑶回宿舍待着，但在没有获得许可之前，不能下楼。

三个侦查员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应该从其他方向对蒋伯瑶进行查摸。于是就重新察看现场，然后验证一个假设：如果是蒋伯瑶作的案，她在仓皇逃离现场后，是如何返回宿舍的？

医务人员的宿舍，安排在后院靠近围墙的一幢两层楼里，女性住楼上，男性住楼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医院安排警卫排昼夜在楼房大门口站岗。这幢楼房只有一个进出口，侦查员向两次命案发生时轮到站岗的战士了解过，都说当时没有人进出过该楼。如果蒋伯瑶是凶手的话，那么，她就只能避过岗哨的视线，得从楼内爬窗出进。侦查员实地察看了该楼，发现只有两个窗口可以让蒋伯瑶爬窗进出：一个是她所住的宿舍，另一个是二楼的卫生间。底楼也有卫生间，但窗口是被铁栅栏挡住了的，不可能进出。

再看二楼那两处适合于蒋伯瑶进出的窗口，因为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所以进出必须在窗口系上绳子。侦查员仔细察看了蒋伯瑶的宿舍和二楼卫生间内适合于拴系绳子的所有位置，未曾发现拴系过绳子的痕迹。再看窗外，靠近楼房的一侧两米多宽处，都栽种着蔷薇。这个季节正是蔷薇开花的时候，一朵朵淡桃红色的花儿争相怒放。蔷薇那带刺的花枝也根根裸露，形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植物防护带。窗下的灌木丛一眼看去更完好无损，没有被人踩踏过。

董冰生对马江、王望霖说：“看来，这个蒋伯瑶确实不是制造这两起命案的凶手啊！”

但是，那封信中那位“庆兄”对蒋伯瑶所说的“所托之事亟盼小妹马到成功，愚兄这边静候佳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还需要调查清楚。

医院政委林毅君听了专案组的汇报，说我亲自找蒋伯瑶谈一谈，看她是否愿意说清楚，同时发电上海那边，请淞沪警备司令部或者上海市公安局去向那个“庆兄”作个调查，看双方的说法是否一致。

林政委找蒋伯瑶谈话的结果很顺利，这个性格倔强行事另类的女护士，听说专案组经过实地调查已经否定她是命案凶手后，激动之下便说了其堂兄给她的信件中那句令侦查员大感兴趣话语的真实意思：她堂兄正对她的一位同学害着单相思，两个月前她随军驻在苏州时，堂兄特地从上海赶到苏州，求堂妹玉成此事。蒋伯瑶答应尽力相帮，说待部队打下福州休整时，她可以去函邀请那位同学来福州探亲，因为那位同学在福州有亲戚，她将会登门拜访，当面向对方说这件事的。

这个说法，次日就得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发来的回电内容的证实。

但是，就在专案组正要离开医务人员宿舍时，在底楼门口却被一个人拦住，从而获得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使原本已经获得解脱的蒋伯瑶重新陷入了嫌疑！

四、军医与护士的瓜葛

对于蒋伯瑶很不利的这个信息，是一位名叫阚勇强的军医向专案组提供的。

阚勇强的宿舍位置正好在蒋伯瑶的楼下，也是一个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双层床的小房间。他轮到上日班，和他一起住的那个王军医轮到下半夜班。阚勇强半夜被王军医起床时弄出的动静吵醒，却是无法再次入眠，只得盯着窗外发呆。不知过了几时，他感觉口渴，起床摸黑找到茶杯，里面有凉开水，喝了几口正想回床上时，忽听得窗外似有动静！

阚勇强悄无声息地踅到窗前往外探望。只见一条人影双手抓着绳子，借着绳子晃动之力轻巧地跃过窗下的蔷薇花灌木，单足在他所住的这个房间窗口边沿的墙壁上轻轻蹬了一下，借力攀爬，轻松地上到二楼，听声音是进了蒋伯瑶的房间。由于动作过快，他未能看清那人的脸容，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一头披散着长头发的黑影。阚勇强定定神，窗外却已是毫无动静，他顿时以为自己是做了一个梦。

侦查员闻听之下，颇有些吃惊：刚刚把蒋伯瑶从作案嫌疑人中排除，又发现了她的新情况，难道这个女护士真是潜入我军的国民党特务？董冰生想了想，说咱们先察看现场吧，看过现场后再作计议。

于是三人又去了医务人员宿舍，先在楼下观察了一番，发现如果从蒋伯瑶所住的房间里伸下一根绳子来的话，确实是能够借助晃荡之力比较容易地上下，也能避开蔷薇花丛。如此看来，阚勇强所反映的情况是有可信基础的。

可是，侦查员记得他们曾经察看过蒋伯瑶那个宿舍里能够拴系绳子的所有固定物，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痕迹啊。三人议了议，说要么蒋伯瑶已经考虑到了事后可能会遭受怀疑这一点，事先在绳子拴系处垫了衣服之类的软物，那就可以有效地防止留下痕迹了。

这样看来，还是得去跟蒋伯瑶当面接触，好歹也得把情况弄清楚。

蒋伯瑶再次被传唤到专案组。马江旁敲侧击，但是她的回答却毫无破绽可寻，丝毫没有问题。马江又仔细观察了她的一双手，也并没有从她手上发现借助绳子从二楼上上下下留下的痕迹。

不过，这似乎还不足以说明蒋伯瑶的无辜，因为还有一种可能：她可以戴着手套进行这种活动的。凶器上不是也没有留下指纹吗，凶手确实是戴了手套作案的呀！

军医阚勇强毕竟说得很清楚，是他亲眼看见、听见有一条黑影借助绳索从地面进了蒋伯瑶的房间的。这种证据的可信度是很高的。于是，就有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能够找到绳子和手套，那就证明了阚勇强所提供情况之可靠性，至于那条黑影是否是蒋伯瑶，那是可以另外调查的。

据宿舍门口的岗哨反映，蒋伯瑶在发生案件之后一直到现在，并没有离开过宿舍，甚至也没有下过楼。这就好办了，如果阚勇强所看见的那条黑影确实是她的话，那么，手套也好，绳子也好，肯定就在这幢楼里——确切地说，就在二楼的某个地方藏匿着，只要找到绳子和手套，那就差不多是馒头上笼八分熟了。

那就搜吧！

搜查的结果，在二楼卫生间的水箱里找到了一副白布手套、一根卷成圈团的拇指粗的麻绳。

侦查员马江、王望霖顿时眉开眼笑。但是，董冰生没有笑容，他说，伙计，且慢！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玄呐？

玄在哪里呢？玄在手套上。这副白布手套一看就知道是全新的，还是第一次使用；麻绳是旧的，不知已经使用过多少次了，麻丝不但有所磨损，而且很脏，黑糊糊的不知黏上了什么东西。一副新的白手套，在经历了跟一根脏兮兮的麻绳的力度可达百斤以上的紧密接触后，会留下什么痕迹？答案几乎等同于生活常识了：麻绳上的脏垢和麻绳本身的颜色会牢牢地侵入到白手套纤维的深处，即使使用最好的洗涤剂也难以清除这种藏污纳垢式的侵入。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眼前这副白手套的掌心一面虽然有脏垢，但似乎并没达到“牢牢地侵入”的程度，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

董冰生一说，马江、王望霖顿有同感。为了验证这点，就拿来肥皂把白手套洗了洗，上面的脏迹一洗就掉了。用放大镜观察，脏迹位置的纤维并未有过磨损。

这就是说，这副白布手套跟麻绳并未发生过紧密接触。而如此脏的麻绳如果跟任何固定物拴系的话，固定物上肯定会留下明显的痕迹；如果在拴系时用衣物等软东西垫过的话，所垫物品上无疑必须留下更为明显的痕迹。但是，在适宜于蒋伯瑶进出该楼房的(宿舍和卫生间)那两处地方并没有发现有这种痕迹的固定物，也没有发现有这种痕迹的垫物。因此，阚勇强所反映的情况看来是不存在的。

反映情况是提倡的，这也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但是，当所反映的情况出现问题，而且问题大到发现了伪证之类，那这个要求进步的人就需要人们予以特别关注了。

军医阚勇强就这样被专案组纳入了关注范围，董冰生决定：先了解一下阚勇强的历史情况。

阚勇强，字雨萌，1921年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35年考入江苏省国立高等医科学校，次年往日本留学，攻读外科。三年后，因中日战争的原因中断学业回国。刚回上海就被一位跟在日本人后面摇尾巴的老乡推荐给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半年后，一心从事医学的他跑到南京，刚成立的汪精卫汉奸政府正需要这种在日本待过几年的“人才”，不但收下他，还送去部队当了少尉军医。阚勇强穿上军装不久，一次前往苏州办事时恰遇日本学医时的一位同学山本，山本其时在苏州一所日伪陆军医院当顾问，便劝阚勇强转到了那家医院的外科。

阚勇强很重情面，又喜欢追求刺激。正当此时，来了他的一位同乡兼老同学郑某。郑某此时已参加了国民党“军统”，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收集日伪的“清乡”计划。这种高度保密的文件当然很难找到，郑某于是便把主意打到了阚勇强头上。而阚勇强几乎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在阚勇强的努力下，终于搞到了机密情报，但郑某紧急通知阚勇强说他已经暴露，如不即刻逃离苏州，必遭逮捕，捕后一死是免不了的，让他死得痛快些已经是人家给他最大的恩典了。阚勇强这才知道寻求刺激原来不是一桩好事，刺激过头是要丢脑袋的。但是这当儿也顾不上后悔了，立马逃跑才是正道。于是就来了个不辞而别，一口气逃回了老家沭阳。

沭阳当时属于日伪和共产党的拉锯地区，两方都有自己的人马，也都有各自任命的政府，哪方来了就哪方得势。这种地区有一个好处，对于阚勇强这样的角色，是没有人理会的。这样，他就自己开了一家小诊所，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抗战胜利后，那位郑某回乡来了，其时他已经离开“军统”去了国民党军队第四师，在师里管着一份后勤工作。郑某又动上了阚勇强的脑筋，喝了几顿老酒就鼓动得阚勇强把私人诊所关了门跟着前往，当了一名上尉军医。接下来就是跟共产党军队开仗了。阚勇强不必上前线直接作战，他是替那些被共产党军队打伤的官兵治疗。这样到了1947年11月，阚勇强所在的国民党军队第四师参加了盐南战役，被华东野战军第十一、十二纵队打得抱头鼠窜。阚勇强被流弹所伤，国民党军队扔下他便逃，他在昏迷中被俘。醒来破口大骂国民党，然后就告诉战地救护所的医生应该怎样处理他的伤口，军医这才知道原来遇到了一位医术高超的同行。

阚勇强伤好后，主动提出要求留下，像他这样一个人才，对于华野方面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就成了第十一纵队的一名军医。不久，第十一纵队所在的苏北兵团奉命改编为第十兵团，第十一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九军，阚勇强没有离开过部队，一直当着外科军医。

专案组研究了阚勇强的历史，由于其中有着那个军统特务郑某掺和其内，所以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尽管阚勇强的负伤、被俘、留下都显得顺理成章，没有故意制造的成分，但不能排除渡江战役后第十兵团暂驻苏南时那个郑某或者郑某指派的特务前去策反的可能。阚勇强有着容易被人怂恿的特点，一不留神就会上钩。也许，是阚勇强接受了郑某的指令，布置了这两起凶杀案件，指派其他女性特务作的案子呢？

既然阚勇强有着这种可能性，那么就需要对他的现状进行调查。侦查员不查别的，先向轮到站岗的那几个警卫排战士悄悄问了问，一下子就查摸到了一个情况：今天上午阚勇强曾端了盛放着湿衣服的脸盆上过二楼，上去时见岗哨正好在门口侧着脸注视着他，随口解释说底楼盥洗室人多，去楼上盥洗室洗衣服。

这就是说，阚勇强可以把绳子、手套放在脸盆里，带上二楼后偷偷放进卫生间的水箱里，制造假象，然后向专案组反映半夜有人“攀绳飞身上楼”的情况。他的指向很明显，就是冲蒋伯瑶而来的。

那么，阚勇强为什么要制造伪证诬陷蒋伯瑶呢？

专案组发现，蒋伯瑶和阚勇强同样来自第二十九军野战医院，两人是同事。这两个人之间是否发生过什么瓜葛？于是就去向另外几个也来自二十九军的医务人员了解。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蒋伯瑶参军后，阚勇强马上盯上了她，要求跟她谈恋爱。但蒋伯瑶似乎没有兴趣。阚勇强自认为是个情种，于是频频出击，一封封情书直飞蒋伯瑶处。蒋伯瑶恼了，便把情书公开张贴出来。这件事引起了组织上的重视，战争时期哪里容得这种情况出现，那还不扰乱军心？于是对双方都进行了批评，当然，事情是由阚勇强引起的，挨得就重一些，还在全院大会上作了检讨，弄得好没面子，一度头都抬不起来。

如此看来，阚勇强这是因为求爱不成而生恨，知道专案组对蒋伯瑶产生了怀疑，就决定来个落井下石，让蒋伯瑶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那么倒是可以排除阚勇强跟本案的关系的。不过，鉴于其历史上的一段经历，所以得弄一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决定找阚勇强当面谈一谈。

先谈那个郑某，阚勇强说郑某早在1947年春天就在一次行军途中翻车身亡了，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时间地点说得清清楚楚。那么是否有其他人也知道呢？阚勇强说后来他参加解放军后碰到过两个护士，以前就在他那个科干的，后来被俘了也留了下来，现在就在二十八军医院，可以打电话询问的。董冰生便让王望霖去给二十八军野战医院挂电话找那两个护士询问。

然后讯问阚勇强关于今晨看到窗口外有人攀墙而上的问题，专案组不想跟他啰唆，直接把手套的疑点摊了出来，阚勇强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煞白。董冰生又说到了岗哨曾看到他上午拿着脸盆上楼去一节，然后那位来自兵团保卫部的马江就拍起了桌子。一家伙就把阚勇强吓得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连声告饶。

阚勇强作了交代，情况跟专案组估料的是一致的，他因为向蒋伯瑶求爱不成萌生了恨意，于是就乘机诬陷。

这边情况谈完，王望霖也跟二十八军那边通过电话回来了，说阚勇强所言情况属实，那个郑某确实已经死亡，那两个护士当时是相帮着阚勇强将其入殓的。

专案组分析，从目前情况看来，阚勇强并无特务嫌疑，也不是凶手，所以，他应该是跟本案无关的。

这样，专案组就不再跟阚勇强有什么关系了。但野战医院方面当然要对他处置的，林毅君政委一声令下，立马将阚勇强退回了二十九军。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惠洽宇听说后大怒，将阚勇强解除军医职务，贬到担架队去抬伤员。

应该说，犯了如此大的错误(以现在的刑法来说，这是犯了诬陷罪)没有给什么组织处分而仅仅打发去抬担架，那是网开一面。像阚勇强这样的技术人才，遇到这种处置不过维持一两个月，稍稍吃点苦头就会重新当他的军医的。可是，阚勇强的运气不好，一个多月后，他参加厦门战役在前线抬伤员时中弹阵亡了。战后，阚勇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五、冒出了一个“中统”特工

福州战役结束后留下了国共两军的大批伤员。其中有一些伤员原本伤势不是特别严重，但由于战场情势而造成了处置不及时或不当，以及伤员本身的抵抗力问题，导致感染、恶化，伤势就升级了。这种情形，当时通常在战役结束后的一两天内是高发阶段。福州战役也不例外，到了战役结束后的次日，各救护所、野战医院甚至连队都频频向上级报告出现了伤情变化现象。连队的伤员是那些当时伤员自认为受的是轻伤，弹片划破了皮肤、子弹打断个手指、脚板被尖锐物戳穿之类，包扎后又冲锋上阵杀敌立功去了，没想到会感染，于是就出现了危重的后果。

由于各单位出现的此类情况参差不齐，医疗力量的原始分配就出现了问题，为及时组织救治，第十兵团卫生部当即对全兵团在福州市内的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疗进行了人员、设备等方面的查摸，决定将这部分需要救治的重伤员进行统一安排，根据各野战医院主刀大夫的特长，将同类伤员运送到同一家野战医院进行救治。

庞家祠堂野战医院这边有一位老军医是留德眼科出身，特别擅长动眼部手术，所以，兵团卫生部就把凡是眼睛伤势急需处置的伤员，不管国共哪一方的，统统送到庞家祠堂来接受救治。因此，从8月24日下午起，庞家祠堂这边就一片忙碌景象，不时有汽车、马车甚至担架匆匆而至。那位老军医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据说连晚餐都是在手术室吃的，就喝了一杯奶粉。

由于接连发生了两起伤员被害命案，医院对于安全防范工作做得特别仔细，当天晚上，林毅君政委亲自坐镇警卫排，指挥警卫人员和临时组织起来的工役人员对全院各病区进行不间断的巡逻。

但是，意外情况还是发生了！

这天午夜过后进入8月25日凌晨不久，医院忽然全院停电了！当时的手术室设备绝对简陋，当然没有什么备用发电机、停电应急灯之类，这一停电对于眼科手术来说那还得了！幸亏那位老军医临危不乱，而且事先已经让人准备了几个手电筒，护士立刻用手电照明，然后取来了汽油灯，正在进行的手术竟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个伤员的眼伤不但给治好，而且后来还被抽调去干了海军。

林毅君对于停电自然大吃一惊，寻思什么都考虑到了，单单漏掉了电源这一块。他也是从战火中走来的一员武将，处置这种突发事件的经验是有的，当下立马下令：正在巡逻的人员立刻封锁各病区的进出通道，原地警戒，听候命令。然后，马上去手术室检查，得知没有出事，手术继续在进行，便松了一口气，叫上警卫排长一同前往医院配电间。

配电间位于庞家祠堂后院右侧角落，倚墙砌就的两间小平房。只有一个电工，是日军占领福州时雇佣的一个南洋归国华侨，姓刁，全院上下都唤其“刁师傅”。旧时电工是一个技术含量较高的行当，社会上难觅。所以，后来国民党政府接管庞家祠堂、共产党把庞家祠堂改为野战医院了都一直把刁师傅留用下来，而且给一份工役中最高的薪水。这刁师傅姓刁，为人倒不刁钻，江湖经验很到位，心里很是明白，拿了共产党给的高薪就得舍命效力。见医院这几天如此忙碌，就干脆从家里拿了蚊帐、席子来住在配电间，各病区有事随叫随到，随到随修。一周来，野战医院上上下下对于刁师傅的工作态度和技术一致肯定，院长已经动起了开拔时动员人家随军工作的脑筋。

但是，今晚这个关键当儿却停电了。而且，令人不解的是，此刻配电间也是黑灯瞎火，门窗紧闭，刁师傅不知去向！按理来说，发生全院停电这样的情况，连政委都已经过来查看了，电工师傅更是应该在现场忙碌啦，可是，现在怎么人也不见了？

刁师傅此刻在哪里呢？他在医院的伙房，正在葡萄藤架下的一张凉椅上躺着呼呼大睡。警卫排长找到他时，还以为自己误撞到了酿酒厂的通风口前，被那股浓烈的酒气熏得倒退三步；定定神连连呼唤也唤不醒，气得一把将其从凉椅上扯起来，刁师傅这才睁开眼睛一脸迷糊地问：“这……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你看看还是电灯光亮吗？

刁师傅这才发觉出了问题，于是赶紧奔配电间。警卫排长派两名战士跟着他，关照看着他怎么动手处置，要问清故障出在哪里，为什么出了这样的故障。这是林政委吩咐警卫排长的，因为尽管没有出事，但政委被那两起命案吓怕了，总觉得停电这事儿像是特务故意制造的破坏活动，所以首先得注意这位电工师傅。

刁师傅到配电间一检查，说是总电路跳闸了，他把闸刀推上去，全院就恢复了通电。

林政委闻报，暗暗松了一口气，说老子打了十来年仗，出没于枪林弹雨，从来没有心惊肉跳过，这几天倒被那个看不见的凶手弄得六神不安似的。好了好了，电来了，恢复正常了，大家该干吗还干吗去。

此时，董冰生、马江和王望霖从24日凌晨一点多发生第二起命案开始一直到阚勇强交代了其制造伪证诬陷蒋伯瑶，整整忙碌了20个小时没有消停过，加上前一天的劳累，当下刚刚吃了点东西连澡也没洗就地在办公室地板上躺下睡着了。停电时，三人不知道，直到外面有人声时这才被惊醒。如果按照林政委的指示，该干吗还干吗，他们应当是继续睡觉，但这一醒，三人就不想睡了，倒不是干着侦查这一行具有先知先觉之明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意外，而是心里还是惦记着那两起未侦破的命案，就你一言他一语地聊了起来，等于是举行案情分析会议了。

三人聊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没有聊出什么结果了，又有倦意袭来，于是就重新躺下意欲休息。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声枪响，然后是吆喝声：“抓住他！”

三名侦查员立马一跃而起，抽出手枪便往外奔。外面已是一片混乱，叫喊声、脚步声夹杂一起，在静夜中显得分外惊心。在花园里，董冰生迎面碰到了警卫排副排长，唤住了询问发生了什么情况。副排长向他报告说，中病区有一位伤员在睡梦中觉得似有脚步声向他的病床轻轻走来，这是一位侦察兵出身的副营长，一条腿踩上地雷被炸没了，其他都还正常，当下便条件反射似的从枕头下抽出了他一直寸身不离的手枪，眼睛还没睁开就对准了脚步声方向。这也许是一个梦魇样的反应，因为他并没有打开手枪保险，但却已经使那个真的在逼近过来的黑影大大吃惊，一个转身便往外逃。这下，这位副营长真的醒了，真切地瞅见一个黑影正往门口逃窜，倏地便往天花板上开了一枪，大喝一声：“抓住他！”但那人已经消失在门口了。据病区走廊门口轮值的护理员说，她并没看见有人进去过，听见枪声时，瞥见一个人影飞快地冲进了和出事病房相对面的那个病房了。而据那个病房被惊醒了的伤员反映，他们看见此人跳上窗台逃跑了。警卫排当即组织追捕，现正在进行中。

追捕的结果是未能捕获逃跑者，据盯着黑影追在最前面的那个战士说，对方的奔跑速度极快，他尽了最大的力，也未能缩短跟对方之间的距离。那人逃至后院的那道月亮门时，顺手把门内倚着的一把长扫帚踢倒作为障碍物，他没有防备，拐弯奔过去时被绊了一跤，等到爬起来看时，目标已经没了影踪。警卫排长随后赶至，看看侧面围墙上的爬山虎完好无损，后面那高高的竹篱笆也没有折断一根，便认为那主儿肯定躲在后院唯一的那口水井里。可是，找来长竹竿探查井里却没人。用手电反复照查井壁，也未见有洞穴。

这个意欲图谋不轨的黑影就这样神秘消失了！

这个结果对于专案组来说，倒是一个颇具刺激性的挑战。明明是看见目标逃到这一块区域来的，怎么凭空消失了呢？三名侦查员打着手电去后院那个区域反复查看，最后认为目标可能还是越墙而逃的。墙上那些爬山虎之所以完好无损，那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目标可能是借助了绳索进行飞越式的攀爬，比如将绳子拴在墙外的某个固定点，攀入后让绳子垂落着。逃跑时，手握绳索，脚尖点蹬着爬山虎借力上墙。由于爬山虎长得非常茂密，这种脚尖点蹬有点轻功的动作，对于植物所形成的损伤微乎其微，不仔细检查是无法发现的。

架着梯子、打着手电检查墙壁上的爬山虎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选择，因此侦查员将这份冲动先暂时放在一旁，而是去墙外的小巷去察看是否有能够拴系绳子的固定物。一看之下，觉得有戏：墙上钉着若干根用于架设电线的三角铁架子。董冰生看着三角铁架子，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觉得不必大费周折去检查爬山虎了，只要把梯子搬来检查这几个三角铁架子就行了，铁锈斑驳的架子上拴过绳索，绳索上还吊过上百斤的重量，肯定得留下痕迹的。

于是立马就干，这事还得麻烦电工刁师傅，因为那种长达十米的竹梯只有他那里有，得去配电间借。刁师傅很热情，说我被停电那事儿折腾后，没有再睡觉，闲着也是闲着，我替你们把梯子扛过去，巷子里的电线架设的时间长了，你们爬上去察看我还不大放心哩，跟着过去，有什么问题也可及时处理。侦查员听着觉得有理，谢过后四人就一起去了小巷。

但是，把那几个三角铁架子逐个检查下来，竟然没有一个上面有被拴过绳子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的痕迹，表面各个部位的铁锈都完好无损。这个结果对侦查员打击甚大，连说“想不通”。

刁师傅扛着竹梯走在最后面，说你们对这件事想不通，我对另一件事也是想不通啊。王望霖便问他什么事想不通。他说我打从14岁在南洋当学徒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二个年头了，这份电工手艺说不上天下无敌，但在福州地面还是有些名气的，电灯厂的师傅解决不了的活儿，都是请我去指点的；你们解放军打来之前，马尾那边国民党的军舰上有电路问题他们的修理工匠对付不了的，也慕名来请教过几回，他们的司令官还曾派汽车接我去上军舰当场排除电器故障。可是，今晚停电这事儿我实在想不通啊，这闸跳得有点蹊跷啊！

刁师傅这么一说，王望霖便请他说说蹊跷之处。刁师傅说我下午就已经知道送来的伤员很多，手术一直排到晚上。为防止发生供电意外，傍晚我特地检查了所有的保险丝，使用时间长的干脆换上新的，还把所有包括闸刀在内的接触铜片都用砂纸打磨了一遍。根据我的经验，这样处理过的配件在接触方面肯定不会发生问题，如果说会有问题，那也是由于用电量超负荷而引起的保险丝熔断，而绝对不会跳闸。所以，我有点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呢！

侦查员听刁师傅这样一说，随即就产生了一种职业性的联想：停电之事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制造的一种破坏行为？眼科手术，一停电那不是要砸锅了吗？可是，这人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主刀的老军医的技艺竟然如此了得，停电也未能使他的手术产生差错。这样，破坏目的就达不到了，于是就有了后面的闯入中病区病房企图行刺伤员一节。

这样想着，专案组就认为有必要对停电之事作一个调查。

于是便请刁师傅带他们前往配电间去察看。配电间是两间小平房，里间大些，是整个庞家祠堂的电源进口和控制中心，以当时的技术设施，也不过是密如蛛网的电线和保险丝盒、闸刀之类，没有其他自动化设备。外间就是刁师傅的工作间，无非是工作台、工具箱、零部件柜之类，屋角有一张用几块木板临时搭起来的床，刁师傅这些日子就是在这张床上过夜的。

屋里门窗紧闭，这时虽然已是黎明时分，但福州的气温还是不低，侦查员一进门就汗珠直沁。据刁师傅介绍，他这些天晚上睡觉也是关着门的，因为配电间属于重要部门，不能让坏人钻窗子溜进来搞破坏。刁师傅把侦查员领到里间，指着那个控制医院电源进口的总闸刀说了他先前提到过的跳闸困惑。所谓“跳闸”，这里指的是电路使用过程中遇到了瞬间超负荷的情况时，闸刀的金属片受其影响而自动将刀片往外推移而使电源中断。这在当时的用电过程中是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故障，没有什么奇怪的，碰上了把闸刀重新推到位就是。刁师傅的困惑有二：其一，他在傍晚对配电间作检查时，特地将闸刀的金属片用砂纸擦拭过，不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而且深夜时分医院的用电量也在正常范围之内，甚至比刚入夜时还要少一些，所以不应当出现跳闸现象；其二，即使发生了用电超负荷情况，配电间所作出的反应应该是保险丝熔断，而不是闸刀跳移出金属座，因为他在傍晚检查时特地把闸刀推得很牢的。

鉴于上述两点困惑，刁师傅坦率地对侦查员说，他怀疑此事是人为制造的。也就是说，有人乘他不在配电间的时候，偷偷溜进了进来，把总闸刀往外稍稍拉了拉，导致全院断电。而这“稍稍拉了拉”，就像平时自动发生的跳闸一样，显得自然、正常。可是，这个现象偏偏碰上了技艺高超而又喜好琢磨的刁师傅，于是就要从貌似正常中挖掘不正常了。

专案组三位侦查员听得很仔细，对此也很感兴趣。董冰生向刁师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确实发生了如你此刻所怀疑的那种情况的话，那么，你说那个搞破坏的家伙是怎样进入配电间的呢？你说你离开配电间时门窗都关得好好的，回来时门窗也照样完好，难道那人有配电间钥匙？

刁师傅给问住了，他搔着脑袋想了想，说配电间钥匙就我有，而且我是从来不离身的，洗澡挂在脖颈上，睡觉压在枕头下，还有谁能拿得到我的钥匙呢？搔着搔着，那张国字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看上去有点怪异的神情：“哎！这……”

刁师傅想到了一种可能：他先前喝多了酒在医院伙房前的葡萄架下沉沉大睡时，有人从他口袋里掏走了钥匙，打开配电间拉下了总电源闸刀，制造了“跳闸”的假象，然后，又把钥匙重新放进了他的口袋。

董冰生听刁师傅这么一说，和马江、王望霖交换了一个眼色，意思尽在不言中：有这种可能啊！

那么，就需要向刁师傅请教了：您这喝酒是怎么回事？

刁师傅说，他生性嗜酒，通常每天总要喝上几两，而且只喝高度数的烈性酒，一年四季都是如此。福州解放，解放军接收庞家祠堂后，他和所有捧着国民党政府饭碗的人一样，心里非常担心失去这份工作。但解放军当天宣布留用人员名单时，第一个就是他，而且，一位军官还跟他亲切握手，说老刁同志你不必有什么想法，你是工人阶级，我们信任你。接着，庞家祠堂就成了解放军第十兵团的临时野战医院。刁师傅是个知道报恩的人，他马上决定暂时不回家，住在医院为解放军效力。这样，他就没有酒喝了。

如此干熬到昨天傍晚，刁师傅处置好配电间的活儿后去医院伙房吃晚饭。像刁师傅这样的高级工匠，在医院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不管哪一个部门都需要用电，都有可能发生故障，都少不了请他帮忙。而伙房是一个故障率最高的部门，因此，伙房的人跟刁师傅走得很紧，他吃饭不必去窗口排队，只要往伙房门外葡萄架下的石桌前一坐，就会有人给他端上好饭好菜。这天刁师傅过去时，还没走到葡萄架下，就闻到了一阵酒香。他一阵惊奇：谁在喝酒？

喝酒的是全院另一位跟刁师傅一样有资格不到窗口去排队而坐在葡萄架下享用好菜好饭的特殊人物。此人名叫陈晋坊，是福州“达庆菜馆”的大厨，烧的一手好菜，从国民党福州政府的头头脑脑到后来日伪时期的日军、汉奸头目，都喜欢他烧的菜，凡有宴会，总是叫他掌勺。福州解放前两个多月，“达庆菜馆”的老板担心共产党打过来后“共”了他的财产，便关了店去海外了。陈晋坊拒绝了老板的邀请，没有随同出国，回家休息了。原以为肯定会有其他饭馆老板前来请他出山的，哪知由于局势原因，餐饮业生意一落千丈，陈晋坊一直在家待到福州解放前夕也没有人来聘请他。

没有想到的是，福州解放后当日，解放军就来拜访陈晋坊了。那是野战医院的林毅君政委和后勤股长，他们正需要一名厨师给重伤员专门烹饪可口的营养菜肴，无意间听说庞家祠堂附近就住着这么一位大厨，于是就登门聘请。陈晋坊接受了聘请，当天就到医院伙房主持特供小灶。陈晋坊凭着这份手艺当然也是享受跟刁师傅相同的待遇，所以他可以不排队用餐。但是，他和刁师傅吃的伙食跟其他人一样，可以齐整些，在品种上没有什么特殊。这天，陈晋坊不知怎么想的，弄了一瓶烧酒喝了起来，见刁师傅来用餐了，就招呼一起喝。刁师傅想想配电间的事儿已经料理停当了，喝一点酒也不至于误什么事儿，于是就跟陈晋坊一起喝了。他虽然嗜酒，但酒量并不是很大，只是有点贪杯，喝着喝着不知怎么就过了量，后来就在凉椅上躺下睡着了。他睡着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当然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侦查员对此情况进行了讨论，对于陈晋坊此举一时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董冰生说咱们先悄然对这位大厨作一番了解，看看他的历史是否清白。这天，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已经正式接收了全市所有的原国民党警察局以及下属各分局、派出所，这种调查就可以去派出所进行了。董冰生于是去找了派出所的军代表，军代表说现在刚接收，对于那些旧警察的情况还不了解，这种事儿不敢贸然向哪一个去询问，倒不如向那位陈大厨的街坊邻居中拥护新政权的积极分子调查吧。

物色了三位陈晋坊的邻居，有一位还是陈晋坊的发小，几十年没有断过来往，连三年前陈晋坊买下这里的住房都是这人给介绍的。据这三位邻居说，陈晋坊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厨师，向无劣迹恶闻，尽管他给各类当权者都烧过菜肴，但互相之间的关系也仅仅就是厨师和顾客的关系，我给你烧菜，你给我钞票，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易。不止一次听说过，那些请陈晋坊去烧菜的日伪、国民党权贵人物在给陈晋坊工钱后，还顺手赠送其他礼物，有的礼物的价值远远超过工钱，但他都是拒绝接受。

这样看来，陈晋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他请刁师傅喝酒就是一种偶然了？专案组三君交换了意见，最后决定直接找陈晋坊了解喝酒方面的情况。这一了解，有一个人暴露在侦查员面前！

此人名叫陶辛涛，是庞家祠堂野战医院唯一的不穿军装不是军队编制的炊事员。他是国民党福州市政府当初接收日军掌管的庞家祠堂后招募的杂役中的一个，先做杂役，后来就进了伙房，不久又当了伙房的头头。解放军接收庞家祠堂后，留下若干名工役，陶辛涛即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熟悉伙房情况，像伙房这种必不可缺的部门，需要一个熟悉本处情况而且便于跟其他留用工役取得很好沟通的对象，所以军方就决定留用他了。留用下来，具体干的工作就是协助医院的军方炊事员烧饭。

据陈晋坊说，他喝的那瓶酒还是陶辛涛送的。当时，陶辛涛说陈大厨你这些日子辛苦了，我这里正好有一瓶酒，你拿去喝了吧。陈晋坊也有些嗜酒，当下觉得正好对路数，正喝着时，看见刁师傅来用餐了，于是就拉着一起喝了。这二位原本并不相识，还是第一次聚在一起喝酒，陈晋坊的酒量还可以，没想到刁师傅却不大能喝，竟然醉倒了。陈晋坊是每天晚上回家过夜的，于是就让陶辛涛照料刁师傅。以后的情况他就不清楚了。

专案组正商量着是否要找那个陶辛涛当面了解情况时，警卫排长忽然来找董冰生了。董冰生听警卫排长一说事由，心里倏然一喜！原来，刚才伙房的一个炊事员去煤堆那里挖煤准备烧中饭时，看见陶辛涛神色慌张地从煤堆后面出来，匆匆回伙房去了。他不禁觉得奇怪。这个陶辛涛属于留用人员，名义上是让他协助烧饭，其实是不必具体干什么活儿的，所有活儿都是炊事员在干，只有遇到什么问题比如鼓风机坏了需要找师傅修理之类时，才招呼他去办。一个不必干活的人，大热天的跑到煤堆这边来干吗？由于这几天野战医院一直不太平，动辄就是杀人，响枪，所以这个炊事员的警惕性很高，想着就起了疑心，于是便决定去陶辛涛刚才去过的那个位置检查一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一查，查出了名堂——煤堆里竟然埋着一个铁箱子！箱子里放着什么东西？因为上了锁，就无法知晓了。这个炊事员于是报告了班长，班长随即就向警卫排长汇报了。警卫排长几乎想都没想，立马就来找专案组长。

铁箱子打开了，里面是两支美国制造的左轮手枪、一百多发子弹、八个手榴弹、黄金银洋若干和一沓盖着“内政部调查局”印戳的空白委任状。人们可能对“内政部调查局”这个机构会感到陌生，但一说其前身，却是尽人皆知——中统。国民党的中统局，名称几经改变，最先也就是1928年刚组建时称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来又演变成为一个在任何公开机构和组织编制中都查找不到的“黑户口”，完全处于地下性质，内部名叫“特工总司令部”，简称“特工总部”，成立于1932年，其最高负责人称为“主任”。之后，这个对外称为“党务调查科”的特工总部随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构升格，改称为“党务调查处”。到了1935年，又改称为“军事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对内称“党政处”。1937年9月以后，一度又称为“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直到1938年3月，才定名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局”简称的由来。到了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又指令中统局缩小编制，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这个机构又被指令改称“内政部调查局”，由季源溥担任局长。但是，由于习惯原因，后来人们还是将该特务机构称为“中统”。

“中统”的上述演变情况，警卫排长当然不清楚，就是专案组的马江、王望霖也不知晓，只有董冰生因为接触过此类资料，才知道“内政部调查局”就是原中统局。这样看来那个陶辛涛是一名“中统”潜伏特务。董冰生大喜，马上下令抓捕。

但这时庞家祠堂里已找不到陶辛涛的影子了！

六、六名特务

陶辛涛去哪里了呢？专案组的第一个怀疑就是这家伙畏罪潜逃了！因为侦查员让炊事班长取了铁锹一起去煤堆那里拨拉挖掘检查时，动静虽然不大，但如果那个铁箱子确实是陶辛涛藏匿的话，他肯定做贼心虚早已留心着了，哪还敢在庞家祠堂再待下去呀？

董冰生就让王望霖去门口向警卫室询问，那个留用下来的原庞家祠堂门卫证实说，陶辛涛在七八分钟前确已骑了一辆自行车出去了，当时没看出慌张，从容跟他打了招呼，说去采买副食品的。王望霖从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医院司务长那里，一问纯属子虚乌有，于是马上断定陶辛涛真的畏罪潜逃了。

董冰生立马向医院林政委报告此事，林毅君说那还犹豫什么，赶紧追捕呀！逮着了这小子，拉到医院这边来当众枪决，以血还血！董冰生说就为这来找领导的，请您下个命令，让庞家祠堂所有留用下来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起来，我来不及一个一个分别找他们谈话了解陶辛涛的社会关系情况了，就集中起来开一个座谈会集体了解吧。

所有留用人员一个个通知到聚合起来用了差不多十分钟时间，而座谈会仅仅开了五六分钟，董冰生让王望霖主持会议，言简意赅：陶辛涛涉嫌特务，现畏罪潜逃，请大家提供这人在福州或者外地的亲友关系情况，我们立马去抓这小子！

众人也来不及议论，马上回忆着说了起来，侦查员就一边听一边记录，临末一算，一共收集了陶辛涛的19条亲友信息，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或者大致位置的，其中13条是在福州本市的。董冰生便对众人拱手称谢，说感谢大家了，时间紧迫，咱也不跟大伙儿多聊了，得立马去查缉，顺便关照一下，我已经通知了大门口警卫室，在座的各位从现在起暂时不能离开医院。几时可以离开，等我命令。工作需要，对不住大伙儿了！

说完，董冰生便带着马江、王望霖立马就往外走，门外林政委派的吉普车已经等候着他们了。

吉普车在福州市区开开停停了两个多小时，跑了陶辛涛的八个亲友关系处，都说陶辛涛没有去过。马江、王望霖已经有点着急和担心了，董冰生还很镇定，说那就去第九家吧，第九家没有后面也还有十家哩，不着急。

第九家，是住在三牧坊的一个姓周的开着一家机修小厂的资本家。侦查员登门时，周老板正在给手下员工说让他们今晚加班急修一台机床的事儿。见有穿解放军制服的公家人来找，便马上让员工出去，张罗着要接待。侦查员说周老板不必客气了，我们是军管会公安部的，来找你了解一个人的情况：陶辛涛，你认识吧？听说你们是好友？他今天来过你这里没有？

周老板一张口，侦查员不禁一个激灵，原来他说陶辛涛半小时前刚刚来过，抽了一支香烟，喝了一杯凉茶，开口告借了一点钱钞，五六分钟前刚告辞离开，说要去郊区郑家村呢。

董冰生一边听，一边心里在庆幸：郑家村是从另一个方向去的，如果那主儿不去郑家村而朝他们刚才开车过来的那个方向走的话，惊弓之鸟是非常敏感的，一不留神没准他看到吉普车后察觉了一溜了之，那再要找到他就得多费些周折了。现在还好，才走了五六分钟，吉普车追上去就是！

周老板没有瞎说，陶辛涛对周老板说要去郑家村也是真话，所以，吉普车往前开了不过三四百米，侦查员就瞅着了正在路旁树阴下走着的陶辛涛。

陶辛涛落网后面对着那个铁箱子，矢口否认，坚持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玩意儿，至于里面的武器等物，那更是如坠五里雾中了。如此，侦查员也就不再追问这人跟配电间的跳闸事件有什么关系了，命案那更是不必提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拿这主儿没有办法了。办法还是有的，不过麻烦一点罢了。如果说马江、王望霖是军队保卫人员，对于此类案件不曾碰到过可能会感到棘手的话，董冰生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董冰生虽然穿着军装，参加革命也有四五年时间了，却没有打过一次仗，他一参加革命就干公安，在老区政权的公安局侦破过的案子少说也有五六十起了，还几次参加过由出国留过洋专门攻读刑事侦查的专家担任教官的学习班、培训班，不但知道如何侦缉疑犯，还知晓种种鉴别和讯问方法。因此，当下他就让暂停讯问，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当然不是休息，董冰生立马给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并已内定为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的老领导陆政打电话，汇报了侦查庞家祠堂野战医院命案的情况，说现在讯问疑犯遇到了困难，想打听一下不知已经接收下来的原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的那些旧警察中是否有鉴定指纹的技术人员，如果有，这边急需提供帮助。陆政早已经审阅过旧警察局递呈的材料了，便说警察局有技术室，应该有人能够鉴定指纹的。董冰生大喜，便说那就请领导下个命令，把这位技术员派到我这边来助我一臂之力吧。

技术员连夜匆匆赶到野战医院向董冰生报到。董冰生说了面临的情况，那人说明白了，我这就动手吧，要提取三个目标的指纹：配电间闸刀瓷柄、铁箱里的武器、委任状，以及嫌疑人的指纹。董冰生说那就麻烦你立马行动吧。

鉴定结果是次日上午通知专案组的，说配电间闸刀瓷柄和铁箱内的武器、委任状上的指纹均与陶辛涛的指纹相同。

当这份鉴定书放到陶辛涛面前时，陶辛涛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他仍旧一言不发，但那游移不定的眼神告诉侦查员，此刻其内心正进行着交代与否的激烈斗争。董冰生适时开腔了，进行了一番政策交待，当然，还得举一些他以前在老区办案时的关于坦白从宽的具体案例。一番口舌后，陶辛涛终于开口交代了。但一开口却使侦查员暗吃一惊：他跟两起命案没有任何关系！

陶辛涛交代说，他是抗战时期“中统”在福州发展的地下人员，参与收集日军的各种情报。抗战胜利后，对于庞家祠堂这座日军仓库，名义是国民党福州市政府负责接收，事实上由于仓库油水大，所以“军统”、“中统”都暗地较劲，想插一手。“中统”方面鉴于陶辛涛跟当时市政府参与接收的一名官员沾着点亲戚关系，就指派他打入庞家祠堂当了一名伙夫。陶辛涛原是做木材掮客生意的，原以为到庞家祠堂这边来稍稍混一阵最多几个月也就差不多了，哪知这一打入，就没有出头之日了，上峰让他待着再说，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辞职，否则以团体纪律处置。就这样，陶辛涛一待就是三年多，其实除了最初接收时提供了一些物资情报外，再也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中统”方面也没有人来理睬他。他早就厌烦了这份工作，一直想离开庞家祠堂了去干他的木材掮客老行当，但因为上峰没有发话，他就不敢离开。好在那份许诺的津贴还是照样按月发给，所以心里还算平衡。

两个月前，上峰来找他了。说鉴于时局态势，估计福州可能要暂时放弃，福州“沦陷”之后，估计庞家祠堂仍旧会被共产党作为仓库使用。仓库重地是我们要打入的目标之一，所以你应设法作为留用人员继续待在庞家祠堂，然后就交给了陶辛涛那个装着武器和委任状的铁箱子，但没有说用途，只让他保管着就是。陶辛涛口头上答应得很好，心里却指望共产党方面把他打发掉。但是，事与愿违，因为他是伙夫头头儿，再说向无劣迹传闻，所以临时野战医院把他留了下来。陶辛涛在头天晚上曾去找过“中统”给他指定的联系人，说共产党没有把庞家祠堂作为仓库使用，而是弄成了医院，请示是否可以撤出。次日，上峰通过联系人给他回音：庞家祠堂作为野战医院使用，有着同样的活动价值，你可伺机制造事件，给共军以隐蔽性的杀伤。如果畏缩不动，有机不乘，放弃行动，将按团体纪律严厉制裁。

陶辛涛没想到这个请示竟然产生了如此后果，想想没有办法，只好动起了如何制造杀伤性的破坏行动的脑筋。陶辛涛还没想好应当如何下手时，医院已经发生了第一起命案。他的上峰对此竟然知晓得极其迅速，案发那天下午他去外面采买调料时，竟然就有一个不相识的人悄悄递交给他一纸三指宽的纸条，说“军统”已经下手了，你也赶紧下手。

陶辛涛想了又想，先是打起了在饭菜里投毒的主意，但又想到如此他肯定暴露无遗，于是又动起了另外脑筋。还没有想定当的时候，又一起命案发生了，上峰紧接着又下达了紧急命令，催促他必须迅速行动。正好这时有伤员送来庞家祠堂动手术，陶辛涛于是想到了制造停电事件的主意。于是，他就设计了一个通过陈晋坊将电工刁师傅灌醉的方案。

这个方案实施了，也成功了，但却未能产生杀伤性效果。陶辛涛还没来得及总结失利教训时，侦查触角已经伸过来了。他看到炊事班长拿了铁锹和专案组侦查员去了煤堆那里，就知道事情大大不妙，几乎想都没想，立马拔脚开溜。他先是去了那个联系人那里，但没有遇到，于是就想去郊区暂时先躲一下再说，没想到就被捕了。

专案组分析了陶辛涛的口供，认为似乎真实。当务之急，是把陶辛涛所说的那个联系人先给逮住。

那个联系人被陶辛涛称为“老洪”，是在市内城隍庙一带游动着沿街兜售草帽、凉鞋的小贩。董冰生对马江、王望霖说事不宜迟，我们现在马上去城隍庙那边，撞上了就逮，没撞上则打听那主儿的下落，反正好歹也得将其拿下。

于是，三人就化装了一番，或步行或骑自行车，天气炎热，衣服穿得少，手枪就藏在作为道具的篮子或者拎包里。他们的运气不错，到了城隍庙一眼就看见有一个跟陶辛涛所说的一模一样的小贩，肩扛挂满了草帽、凉鞋的一个竹架子，一边慢慢走着，一边用福州话叫卖。董冰生朝两个同伴使了个眼色，三人就从三个方向向目标逼去。侦查员马江上前询问草帽价格，那主儿不疑有他，热情回答。马江便按照事先计议的，将其往旁边一条僻静小巷里引。目标进了小巷，似乎发觉情况不对，但还没作出反应时，后面董冰生、王望霖已经冲上来将其控制住了。

这个洪姓特务招得很迅速彻底，当晚，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根据专案组上报的情况，出动人员抓捕了六名“中统”特务，其中包括陶辛涛的上峰。

被捕特务的口供证实了陶辛涛招供内容的真实性。这样，尽管专案组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野战医院神秘命案还是没有线索。

七、发现了秘密通道

这下，专案组三名侦查员坐不住了，尤其是董冰生，他是代表市军管会公安部前来侦查案件的，马江和王望霖不过是军方指派给他的助手，不言而喻，责任全部在他身上。偏偏这时军管会办公室又直接打来电话，说韦国清主任非常关注庞家祠堂野战医院伤员被害案的侦查工作进展情况，问目前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有没有困难，是否需要增派人手。

军管会主任让人直接把询问电话打到专案组，此举足以充分表明第十兵团最高领导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董冰生深知这一点，接听了这个电话后，马上把马江、王望霖叫来，传达了领导的电话内容后，三人当即对命案线索继续进行讨论。

之前，专案组一直对凶手逃至医院后院后凭空消失感到不可思议，现在还是陷于这种困惑。董冰生说，这种消失肯定是有原因的，比如就地隐藏于后院的某处我们还不知道的隐秘点；比如没有隐藏，而是凭着高超的轻功技艺攀越后面的竹篱笆逃离了；比如通过某个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秘密通道溜出了医院。看来，我们还是得仔细勘查现场。走吧，今晚大家辛苦一下，我们再去后院查看。

这样，三人就打着手电再次查看后院。凡是估计能够藏得下一个人的位置，他们都一一查看了。连一直没有作为怀疑目标的煤堆也攀上去用钢钎捅了多处，看是否有一个类似“猫耳洞”样的隐藏点。最后，他们又来到了后面的竹篱笆，几乎是一寸一寸地检查是否有一个割断了又伪装完好的简易门洞之类，但还是没有收获。如此折腾下来，已是8月27日凌晨一时多了。董冰生三人无奈之下，只好去休息。

这时的野战医院，自停电那天晚上遭遇那个神秘凶手的袭击后，更进一步增加了警戒。院领导下令抽出所有非医务人员参加武装值班，每天晚上九点到次日早上五点，各个病区外面都安排了岗哨，每两小时一换，院长、政委带头，严防死守。这种情势对于专案组来说，当然是一种无言的督促：你们不侦破案件没抓到凶手，全院同志就只好如此防范，以确保伤病员的安全。因此，专案组长董冰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种火燎似的焦急导致董冰生的精神高度紧张，神经绷得极紧，人虽然感到非常疲乏，但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夏夜很短，没多久远处就传来了鸡鸣声，董冰生索性不睡了，悄悄起来到后院去溜达。

没有想到，董冰生的这个无意间的举止竟然给专案组带来了意外惊喜！他在沿着后院的竹篱笆信步漫行时，在靠近右侧围墙的拐弯处发现有一块石板看上去似乎跟其他石板有些许异样。后院靠近竹篱笆一侧大约十五米宽的地方全部是用白石板铺的地面，据说这是当年庞氏家族中的男丁习练武术的专用场地。董冰生发现的这块石板是其中的一块，跟其他石板异样之处在于不像其他石板那样四侧边沿口的缝隙处长着小草或者青苔。董冰生很奇怪之前曾进行过数次检查怎么没有留意到这个迹象。他抬脚用力在石板上蹬了两下，竟然发出了“咚咚”之声。他一个愣怔之后，随即作出了反应：这下面是空的！

董冰生去伙房找了一根铁钎，把石板撬开，一看，一个激灵——石板下面竟是一条地下通道！

原来，现在的竹篱笆内外位置和右侧围墙外面的小巷及小巷另一侧的那些民居，早先都属于庞家祠堂内，只不过后来庞氏后人运衰业败，经济拮据，无奈之下只好将祠堂产业像割麦芽糖似的一块块割让给了他人。当年建造祠堂时，在现在的后院竹篱笆位置内侧沿线有一个下水道，上面盖了石板，以和练武场地的地面吻合。这条下水道穿过右侧围墙，穿过外面的小巷，一直延伸到小巷另一侧一幢房屋的天井里，然后一个拐弯，流向该房屋外面的一条小河。后来，庞家祠堂的部分产业变卖给了他人，买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正好那条小河淤塞了，于是就干脆移土填埋，在上面盖了房子。这样，这条下水道也就不能使用了，庞家祠堂于是就另外开挖了一条下水道排水。这已经是几十年之前的事情了，所以即使是留下来的庞氏家族后人，也没有人知道还有这样一件事。

专案组长董冰生眼睛一亮，他马上意识到：估计这就是凶手逃到后院后凭空失踪的原因了！

董冰生将石板恢复原样，然后去把马江、王望霖两人唤醒，一说这个发现，那二位顿时倦意全消。三人对情况作了分析，然后派王望霖以晨跑名义到右侧小巷里跑了一圈，查看的结果是：小巷地面上与此相连的位置并没有下水道盖板。这就是说，这条已经废弃不用的下水道是穿越小巷进到了对面的那户民居的院子里了。

董冰生说找个人来钻进去侦察一下吧。之所以要找个人来侦察，那是因为这条用砖头砌就的长方形下水道的宽度超过三位侦查员的肩膀，他们无法钻进去。董冰生找了警卫排长，说了情况，请他找了警卫排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小个子兵过来帮忙。

专案组给小个子兵一个手电筒、一根绳子，关照他钻进下水道后必须悄无声息地往小巷方向爬行，一直爬到发现有跟地面相通的出口盖板后，扯动绳子发回信号，然后就可以往回撤了。

这个侦察行动进行得很顺利，小个子兵爬进下水道后，爬进得比较利索，片刻就发回了信号。这边，侦查员在绳子上留下记号后，就示意回撤。

根据绳子上的记号测量了长度，表明小巷另一侧那户人家进门大约两米处有一块石头盖板。

这样，专案组就有理由认为该户人家中可能隐藏着特务分子，这个特务就是制造野战医院命案的凶手。董冰生向野战医院政委林毅君汇报了这一发现，林政委大喜，说那就派警卫排去逮人吧。董冰生说林政委这样做可能不妥，因为万一有误的话，出动军人搜索民居，这样的新闻还不全城乱传，关键是那样就向外界暴露了我们的侦查意图。林毅君听着觉得有道理，便问那依你的想法应该怎么做。董冰生说还是先通过秘密手段对可疑目标进行调查后再说吧。

这时候，福州全市的原国民党警察局、分局以及派出所都已经被军管会公安部接收了，尽管新政权的公安局还没挂牌成立，但事实上各警务机构都已经在开始以人民公安的准则在运行了。因此，专案组找到派出所军代表，一说协查情况，那边就立马进行，一会儿就有了结果。

可疑目标住着一户姓邢的人家，主人邢福是在市内与人合伙开私人诊所的一位世代中医，44岁，政治面貌清白，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和政治活动，医术一般，生性谨慎，是一个从来没有引起过外界注意的城市平民。邢福二十二年前娶妻刘氏，生有一子一女，七年前刘氏染病不治身亡。此后，邢福一面行医，一面抚养子女，生活过得很不尽如人意。曾经生过续弦之念，也有热心人为其撮合过，但要么对方对其的家庭情况不满意，要么就是他不满意对方不肯承诺对其子女的抚养义务，所以有数次机会都放弃了。直到今年两个月前，才找到了一个对象。那女人27岁，名叫乐清枝，据说有过短暂婚史，嫁了个汽车司机，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车祸而亡。乐清枝就回到了娘家生活，中间是否有人介绍过对象不清楚，反正两个月之前有人替邢福热心撮合，双方见面后都觉得满意，于是乐清枝就住进了邢福家，也没举行婚礼，甚至大概连结婚证书也没去区公所申领。

董冰生不问别的，单问一点：这位乐女士身材如何，个头是大是小？回答是：那是一个个头瘦小，体重不会超过四十五公斤的女子。

董冰生大喜：行了！就是她了！

事不宜迟，专案组决定立刻下手。林毅君政委闻报，马上下令野战医院警卫排出动，将小巷子两头封锁，不进不出。警卫排长带着四名战士，随专案组三位侦查员叩门而入。开门的是邢福那十七岁的女儿，还没弄清楚来人是什么身份就已经吓呆了，那乐清枝正在厨房准备午饭，听见声音探头一看，一张脸顿时变得煞白，呆若木鸡似的愣在那里。

那时候办理这种公事也不必出示搜查证、拘留证什么的，说声“我们是军管会公安部，奉命执行公务”就行了。随即将乐清枝就地控制，然后进行搜查，结果在厨房水缸底下发现了一个两尺深的洞穴，里面有一支手枪、100发子弹、两把特工匕首、10颗微型烈性炸弹、5公斤烈性炸药、20个用于纵火的自动燃烧装置、一瓶毒药以及密写药水，还有10两黄金。

乐清枝被捕后，供认了其身份和罪行：她在七年前以热血青年的身份前往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要求从军参加抗战，结果被军统局看中，招收她进了“团体”。进去之后，乐清枝才知道，这个由戴笠领导的“团体”待遇不薄，但纪律甚严，而且基本上是终身制，未获允许擅自退出者，密裁没商量。军统也讲究量才录用，一位以顾问名义在军统局工作的美国特工专家审查了乐清枝的经历、文化、家庭背景等资料后，又跟她进行了面谈，最后得出了一个令人出乎意外的结论：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子，适合于从事行动。军统局当时的特工分为三个大类：情报、行动和技术。所谓行动，就是爆炸、暗杀、绑架等暴力活动。美国特工专家的这个结论，使其他中国专家不解，认为这似乎是错点了鸳鸯谱。有人将此情况报告了戴笠。戴笠向来认真而好事，闻报便直接召见乐清枝，看了看，聊了聊，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人知道戴笠是否跟美国专家进行过沟通，乐清枝就被送到了特工训练班开始接受行动术训练。两年后，乐清枝从特训班结业，授予少尉军衔。随即潜往当时还被日本占领着的东南沿海地区从事特工活动，先后暗杀了十三名日伪人员，其中包括一名日军中佐，受到了军统局的表彰，戴笠还专门接见她并邀请共进工作午餐。

这时抗战已经结束，本来像乐清枝这样的特务是应当得到晋升重用的，据说戴笠也有过这个意思。但就在这当儿，戴笠飞机失事在南京身亡，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郑介民、唐纵三大特务忙于争权夺利，哪里还顾得上这种小事？对此抱着满腔希望的乐清枝不禁心灰意冷，开始恋爱并打报告要求退出“团体”。不久，毛人凤出任保密局长，整顿局务，认为乐清枝的行为是“意志衰退”，不能重用，当然也就没有晋升一说。当时正裁减人员，然而乐清枝被认为是人才，尽管她再三要求离开，但还是被强迫留下。为了安抚其情绪，行动处将其调到了福州老家，没有指派什么工作，让她待在家里领着一份薪水待命。

这一待就是两年多，乐清枝以为“团体”已经把她忘记了，正动着去谋一份什么工作解闷的脑筋时，有人找上门来了。

这个找上门来的是保密局行动处派来的一名官员，他向乐清枝传达了局本部的命令：根据时势判断，“党国”将暂时放弃一部分城市，福州可能也在其中。特命令乐清枝潜伏下来，自共产党占领福州后即开始进行破坏活动。即日起，乐清枝的组织关系从局行动处脱离出来，改由“保密局广闽特区总部”领导，乐清枝应听从该部指挥，叫干啥就干啥，不得违拗，否则必以团体纪律处置。

两天后，乐清枝就接到新上司的指令，让她准备嫁于中医邢福。上司向她交待了这个安排的真实意图：根据“保密局广闽特区总部”指示，应当在福州“沦陷”前尽可能多地将潜伏特工安插进共产党占领福州后的要害部门、岗位，如此执行有困难，那就退而求次，在那些适宜于日后从事破坏活动的地方安插特工，以便福州“沦陷”后能够迅速开展活动，给共产党制造麻烦。让乐清枝嫁给邢福，就是因为看中了邢福家院子里有一条已经废弃多年而被人们遗忘了的地下通道，乐清枝住进了邢家，就能利用这条通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庞家祠堂从事破坏活动。

国民党对于共产党接收庞家祠堂后的安排以为同国民党从日军那里接收下来的安排是一样的，认为肯定也是作为军用仓库使用，所以“保密局广闽特区总部”随即送来了专案组现在在邢福家搜出的那些准备用于破坏活动的武器和器材。

乐清枝到邢福家后不过两个多月，福州就解放了。庞家祠堂确实迅速被接收并投入使用了，但却没有如之前估料的那样作为军用仓库使用，而是进驻了第十兵团的野战医院。其实这是一项临时措施，但乐清枝不知道。长期接受特工训练和执行特殊使命使她形成了一个习惯，有什么情况变化必须迅速向上峰报告。于是，乐清枝就向预先约定的联络点送去了这一情报。

上峰的回音很快就来了，命令乐清枝立即按对付军用仓库的方式对野战医院实施破坏活动，制造混乱，旨在影响共产党部队的军心，同时也使民众认识到国民党的潜在力量。

于是，乐清枝就开始实施暗杀伤员的犯罪活动。早在福州解放之前，她就已经利用夜深人静的机会从地下通道数次进出于庞家祠堂，已经摸熟了里面的地形。所以，连续两次潜入实施暗杀干得迅速而隐蔽。上峰很快就知晓了乐清枝的“工作成果”，及时给予表扬鼓励，并命令她“再接再厉”。但是，当乐清枝再次潜入庞家祠堂企图行刺伤员时，却被人发现而不得不狼狈逃离。好在那个通道非常隐秘，她的动作又熟稔，钻进下水道后迅速将石板复原，给专案组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乐清枝以为这两起案子作得天衣无缝，共产党的侦查人员肯定无法追查，哪知仅仅过了两天人家就上门来了。

福州市军管会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非常迅速，数日之后就有了结果。1949年9月4日，即福州市公安局成立的当天，特务杀人犯乐清枝就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