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谦恭与自傲

钱钟书是当代著名作家和国学大师，学贯中西，名闻遐迩。任何对钱氏的议论、褒贬都难免会遭人白眼。但近读他两段颇能显示其性情而又迥然不同的文字，强烈的好奇心让人按耐不住想说上几句。唐突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钱钟书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谈及叶嘉莹，曾这样说：“叶嘉莹女士曾见过两次，并蒙以《迦陵论词集》相赠。又以《评王静安论〈红楼梦〉》抽印本等为媵。颇读书。亦尚有literary sense。终恨'卖花担上看桃李’。只须以其集中 '论 “常州”派’一篇及王论《红楼梦》一篇与《也是集》中七九-八三页。一一七-一二二页相较。便见老朽之学穷根柢。直凑单微。数千言胜于其数万言也。其引西书。则显未读叔本华原著。遑于其他。其于引T.S. Eliot。Empson。皆近乎扯淡。虽半辈子在美洲。而于西学亦殊浅尝也。欧美中青年学人来讲学者。亦似于本国经典未尝读过。只从其教授讲义中道听途说。误谬时出。旧宣统老师Johnston尝云。与胡适之谈。知其实未看过康德。今则此风普遍。亦于中国学者之实未看过杜甫韩愈等而高谈唐代文学也。狂言不足为外人道”（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致宋淇札）。

他先是说叶嘉莹的词学研究华而不实，像“卖花担上看桃李”， 引用西书也显然没看过原著，“虽半辈子在美洲。而于西学亦殊浅尝也”。然后批评欧美中青年学人，未读本国经典却敢来讲学，并言及讲哲学史的胡适没看过康德。虽然针砭时弊，正中要害，其恃才傲物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叶氏的批评似乎也过了头。

近日重读钱氏旧文《诗可以怨》，却看到一段与前引段落判然而异的文字：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 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ha inventato I'ombrello)。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象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去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这里钱先生毕恭毕敬，非常谦卑。如果抹去作者名字，恐怕很难相信这和前面的书信出于一人之手。也有人说他这里是在无情地批评、嘲讽自己，就像批评那些不懂西学却试图骗人者一样。但似乎有些牵强。

其实，问题不那么复杂。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只因为他虽精通西文，却不懂日文（据说也不懂俄文和梵文）。于是在注重汉学的日本人面前就显得颇为谦恭。

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学问根基是决定因素，是谦恭与傲慢的依据和底气，那么，在明知每人专长、学养各有不同而在所难免，为什么会以己之所长而自傲，而不能客气一点呢？倘若有人拿钱先生不擅长的日本汉学来贬低他，不是有失公道吗？

行文至此，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的名言自然浮现于眼前：“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难道此一陋习，连聪慧如钱先生者，亦难以免俗？

思之黯然！

【缀语】

本欲结束小文，似觉意犹未尽。本来钱先生针砭时弊与谦恭待人，都无可厚非，甚至堪称楷模。而将二者放在一起来看，却发现他似乎恃才傲物，批评他人有点过头。这好像也有偏颇。但话说回来，大才子有点自傲，也情有可原，对吧？

                        （2024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