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出生在湖南湘潭小镇工人家庭，1992年本科毕业于重庆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专业。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她接受了额外的教育，而且那个时候大学生阅读面比较广泛。
她到广州求职，人家一看她专业，“你这个专业啊，只能去找江泽民了。”好不容易找到花都区一家工厂，却遭遇工厂破产。去向落空，食宿无着，在经委她急得哭了。扫地阿姨同情她，带她回自己家吃饭。以后杨斌回想起这顿饭，还会感动落泪。世上还是好人多，人事局老局长安排她进了区检察院，那里正好需要一名抄抄写写的文员。
她珍惜机会，从头学习法律，当上了检察官。她的工人父亲讲，有的人虽然犯了罪，但实际是可怜人，你要凭良心办事。很快她脱颖而出，1998年经过选拔进入广州市检察院。起初，她只知道铁面无私、打击犯罪，是一名过得硬的公诉人，没受过一分贿、吃过当事人一顿饭。仅仅这样，她就算是中国最好的检察官了。
但是她还有良心。她提审犯罪嫌疑人，必带香烟、打火机。她给犯人敬烟，给予人性关怀，尽量减少他们对社会和法律的抵触和对抗。打交道多了，多数犯人口服心服，包括有的重刑犯都敬重她。
在花都区，她经历过一件事。一位外乡老汉来递儿子工伤得不到赔偿的状纸，杨斌公事公办，“我们这里只收复印件，不收原件。”“请问这附近哪儿有复印的地方？”“您得出去找。”悻悻地老人走了。坐着的杨斌马上后悔了，起身冲出去，在楼梯上追上了老汉，“老人家，您别走，我替您复印。”老人哗地眼泪就流出来了。她没有做格外的事情，只是以诚相待。这件事让她反思，我以前是不是太严了、缺乏人情味？
2005年她承办了一个案子，江西来穗农妇周模英亲手将自己八个月的小女儿淹死在河水里。案情简单明了，虎毒不食子啊。不寻常的检察官遇到了不寻常的犯人。周模英对杨斌讲，我不配做母亲，没脸见自己孩子，请判我死刑吧。审讯过程中，杨斌了解到，周模英夫妇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完全依靠丈夫做苦力微薄而且不稳定的收入，衣食住都没有保障，生病更无钱医治。那天凌晨三点，小女儿哭闹不休。周模英陷入绝望，决意跟小女儿一起淹死。到河边才想起，家里还有两个小孩需要人照顾，于是将小女儿留在了河里，自己回到了家中。周模英抱怨丈夫冷漠。杨斌因此约见了她的丈夫，正在家带孩子，生活的确艰难，人的确木讷。
杨斌决定，要给这个家庭、两个还活着的孩子生活的希望。在法庭上，她讲了这么一段话，“尽管我依然认为我不能理解周模英的行为，但是，我提醒自己，有一群人的生活，也许是我们这些有条件坐办公室的人永远没有经历过也不可想象的，那么，用我们的眼光和道德标准来衡量、批判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太苛刻了呢？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何尝又不是我们的悲剧？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原因和背景，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为生活而辛苦支撑的人们，他们的困难和命运。这也是法律应有的良知。”她请求法庭考虑被告的具体情况，从轻处理。一审判决10年有期徒刑。杨斌帮周模英找律师上诉，二审减为6年。
周模英服刑期间，杨斌曾多次探监、探望她的家人，并将她的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跟自己儿子一起生活。周模英2010年11月提前出狱，无以为报，扑通一声跪在了杨斌面前。
体制内外对杨斌的做法有异议，有人认为她的做法跟检察官的身份不符，身为检察官，却越俎代庖，做起了辩护律师的事。但杨斌认为自己的做法有充分法律和法理依据，检察官有权力、有责任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建议适当刑罚，包括从重或者从轻的建议。根据法定从轻情节，建议量刑从轻，正是严格依法，并非法外施恩。
杨斌升华到法哲学的高度，认为：法律人在审判别人的同时，也要用法律审判自己，设身处地，如果处在被告同样的境地，自己是否可以做得更好、避免犯罪。更重要的要认识到，法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她的理念足以解释她的行为。
人性的魅力不可阻挡。杨斌的司法实践赢得了体制内外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赏。检察院系统给了她很高的荣誉，最高检领导称赞她“代表了公诉人的巅峰。”
胡温时期，言论空间比后来宽松。杨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内网和社媒上宣传自己的法哲学、表达法律意见。单位给她许多荣誉，但是希望她变成一尊泥菩萨，劝说她噤声，并将她调离公诉人岗位。从2011年起，她负责档案管理，重又做回了文员，失去了办案机会，尽管众所周知，她是一位明星检察官。
为了摆脱体制束缚，怀着对“自己的上面只有法律”那份自由的向往，2015年她从检察院辞职，当时有20多家知名律所邀请她加盟。广州律师协会要求她出具自14周岁以来的无犯罪记录。如果真的要办全，她必须跑三个省五个派出所。身为前检察官，她知道每个人的犯罪记录在公安内网一查便知。她意识到，体制在管理时万能，在服务时无能。在交涉无果之后、自己当上实习律师之前，她不得不将律协告上法庭。她想当律师，而律协是律师行业管理机构。有同行批评她炒作，但她达到了目的。
她发现，同样是进出法院、检察院，律师必须过安检，而检察官不用。控辩双方地位不对等，不利于司法公正。有的同行认为安检只是例行公事、是形式，她却认为如果连形式上的权利都得不到，何谈实质？她坚持投诉，投诉的对象是广州市检察院，自己以前的单位。
2013年云南广济村数百村民因为土地征用，跟警方发生暴力冲突，事后三位村民代表遭监禁。2016到2018年间，他们先后刑满获释，本村村民为其先后举行欢迎会。2019年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抓捕参加欢迎会的25位村民。5月杨斌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认为这些村民的庆贺行为不构成犯罪。不久她接到司法局和律所来电，要求她删除这篇文章。她跟律所主任就此发生争论。几天后，律所通知她合同到期，不予续签。但是在这之后，这家律所还曾召她回去，教育她在发表言论时，首先要想到自己是党员、是律师。她回应，“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
杨斌的先生是公司职员，他们的经济条件一般。但他们在番禺海鸥岛租房，成立天祥关爱，关照刑事案件受害人，尤其是其中的未成年人。2020年2月，正是新冠瘟疫严重的时候，民权律师许志永上门，杨斌收留了他。15日警方上门抓走了许志永，指控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同时以涉嫌窝藏拘押杨斌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杨斌收留许志永时没有犹豫，因为后者不是警方公开通缉的逃犯，收留他并无严重法律后果。“我们之所以一路溃退，是因为过于恐惧，”事后她这么讲。警方将她从番禺带到广州，第一看守所，她做检察官时非常熟悉的道路。快到看守所时，驾车警察接到电话，要求立即掉头，将杨斌送回番禺家里。关键时候，杨斌在体制内的同情者发挥了作用。
2020年8月广东省司法厅注销了杨斌的律师证。11月，河北孙大午夫妇、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等家人以及大午集团一些高管凡28人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为由逮捕。2021年杨斌北上，出任大午集团法务总监，代表遭灭顶之灾的公司跟政府交涉。没有结果。
身为法律人，杨斌至此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中国实际很需要像杨斌这样的人，可惜体制不容。她只好带着儿子出国，在欧美法学机构做访问学者。
她在检察院先后工作了23年，不会不了解中国法律体系内部的阴暗面。但她不失赤子之心，仍相信上帝挚爱赤子。
体制内的朋友安慰她，“你要相信，连那些监视你的国保私下都是敬佩你的。”
2024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