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品：被供奉在巴黎圣母院的贵州圣徒
2024年12月8号，巴黎圣母院在隆重的纪念仪式中重新开放。
这座法国首都最重要的建筑，在经历了2019年神秘火灾浩劫后，作为法国看重的“文化遗产”，在马克龙的“亲切关怀”下，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法国天主教持续衰落的当下，巴黎圣母院得到的重视有些异乎寻常。这种情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建筑已经超出了宗教范畴，成为法国的国家象征。这也是该建筑被烧引发如此之多关注，并在修复过程中被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
以往关于这座建筑的介绍，多数是从法国的历史、天主教会在此地的活动，拿破仑、维克多·雨果等名人与此建筑的关系、建筑本身的哥特式风格等角度展开，在此不再赘述，只想借此谈一下该建筑和一位贵州圣徒之间的独特渊源。
1、早年生涯
陈昌品，字瑞英，贵州兴仁县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4月11号，诞生于一个贫困家庭。年幼时，法国传教士李万美神父以圣婴会善款收养了他。这个善举不仅改变了陈昌品的命运，也开启了他与天主教会的深厚渊源。
咸丰三年（1853年）圣诞，陈昌品领洗成为天主教徒，并留在院中修习国文、拉丁文等课程。他性格内向，热心敬主，得到了院长文乃耳神父的高度评价，称他“丝毫无可指摘”。咸丰十年（1860年）11月1日，陈昌品转入青岩县姚家关大修院攻读哲学，进一步深化他的天主教知识。然而好景不长，1861年，陈昌品遭遇了不幸。
2、教难与殉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和英法签署《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天主教得以公开传播。此举为引发南方内陆很多闭塞民众的反感。在当地别有用心人士的教唆下，情绪愈演愈烈。
在南方最为闭塞边缘的贵州，当地人情绪最大，手法最为过激。贵州提督田兴恕和贵州巡抚何冠英，曾经联名向全省官僚发出“秘密公函”，明确将天主教定性为“异端邪说，最为害民”，并指示如有外来之人以教主等名目传教，必须随时驱逐，甚至处以制裁。
这个秘密文件，无外乎一个暗地里的动员令，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这种将洪秀全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乃至排斥的心态，已经愈演愈烈。
咸丰十一年（1861年）端午节，贵州青岩的群民按照传统，跑到街上“游百病”。一群小孩走到当地的教堂——大修院门口，唱着民谣，其中有“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的词句。院内的教民和教徒听到民谣后，出门与民众发生冲突。赵国澎闻讯后，带领团丁将大修院包围，并将修士张文澜、陈昌品和教堂管家罗廷荫抓至龙泉寺关押。
赵国澎将此事报告给田兴恕，同时张文澜也买通狱卒将三人被捉的消息传递给胡缚理。随后，赵国澎根据田兴恕的指令，将被抓的三人秘密压至青岩城外谢家坡处死，由于三人都拒绝放弃天主教，因此此举在后来被认为是“殉道”。
3、成为圣徒
作为19世纪中期第一批“殉道”的切支丹，教廷对陈昌品等人十分重视。
1909年5月2日，教宗庇护十世册封罗廷荫、张文澜及陈昌品等十四位贵州青岩教案、开州教案等教难中的殉道者为真福品。
位列真福，一般被认为是封圣的前序步骤，也代表了梵蒂冈对他们的高度认可。不过，封圣一般流程复杂，需要长时间讨论。直到接近1个世纪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2000年册封120位【中华圣人】，陈昌品及诸贵州真福位列其中。这一册封，确认了陈昌品作为圣徒的地位。
4、为何畀供奉在巴黎圣母院
陈昌品之所以会被供奉在巴黎圣母院，与圣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圣婴会，是1840年代法国成立的一个专注于接济贫民儿童的教会慈善组织。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百年间，圣婴会在远东持续活动，救下了数万名被遗弃的婴儿，当然也成为很多当地人的众矢之的，当作“洋教杀婴”的代表存在。
家境贫寒的陈昌品幼年时几乎丧命，正是接受了圣婴会的救济才得以活下来，他也是受到圣婴会的感召才投身教会。因此，1920年6月10日，巴黎圣母院的“圣婴小堂”迎来了真福陈昌品的遗骸，人们将之作为圣婴会孩子们祈祷、奉献的成果供奉在“基督主持圣婴会善功”雕像下面的祭台上。
2007年10月2日，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迪亚斯枢机（Card. Yvan Dias）路过巴黎，莅临圣母院主持圣祭，“基督主持圣婴会善功”雕像前面的中国圣人圣髑受到了隆重敬礼。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教廷对陈昌品圣徒身份的认可，也体现了圣婴会与他之间深厚的渊源。
5、如今的存在
如今，走进巴黎圣母院右侧圣婴小堂里，你会发现里面摆放的耶稣雕像右手牵着一个法国小孩，左手牵着一个留长辫子的小孩。这个留着长辫子的小孩就是陈昌品。
然而，在艺术和历史层积多如璀璨繁星的巴黎圣母院中，这尊雕像还是太渺小，太不显眼了。不仅到此一游的华人游客视若无睹，即便是很多号称资深旅游博主的作者，也对此忽略乃至一笔带过。不过这种忽略也不算什么意外，毕竟作为宗教建筑的巴黎圣母院，远不如作为“旅游地标”和“打卡圣地”的巴黎圣母院，来的名声在外了。
这座法国首都最重要的建筑，在经历了2019年神秘火灾浩劫后，作为法国看重的“文化遗产”，在马克龙的“亲切关怀”下，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法国天主教持续衰落的当下，巴黎圣母院得到的重视有些异乎寻常。这种情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建筑已经超出了宗教范畴，成为法国的国家象征。这也是该建筑被烧引发如此之多关注，并在修复过程中被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
以往关于这座建筑的介绍，多数是从法国的历史、天主教会在此地的活动，拿破仑、维克多·雨果等名人与此建筑的关系、建筑本身的哥特式风格等角度展开，在此不再赘述，只想借此谈一下该建筑和一位贵州圣徒之间的独特渊源。
1、早年生涯
陈昌品，字瑞英，贵州兴仁县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4月11号，诞生于一个贫困家庭。年幼时，法国传教士李万美神父以圣婴会善款收养了他。这个善举不仅改变了陈昌品的命运，也开启了他与天主教会的深厚渊源。
咸丰三年（1853年）圣诞，陈昌品领洗成为天主教徒，并留在院中修习国文、拉丁文等课程。他性格内向，热心敬主，得到了院长文乃耳神父的高度评价，称他“丝毫无可指摘”。咸丰十年（1860年）11月1日，陈昌品转入青岩县姚家关大修院攻读哲学，进一步深化他的天主教知识。然而好景不长，1861年，陈昌品遭遇了不幸。
2、教难与殉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和英法签署《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天主教得以公开传播。此举为引发南方内陆很多闭塞民众的反感。在当地别有用心人士的教唆下，情绪愈演愈烈。
在南方最为闭塞边缘的贵州，当地人情绪最大，手法最为过激。贵州提督田兴恕和贵州巡抚何冠英，曾经联名向全省官僚发出“秘密公函”，明确将天主教定性为“异端邪说，最为害民”，并指示如有外来之人以教主等名目传教，必须随时驱逐，甚至处以制裁。
这个秘密文件，无外乎一个暗地里的动员令，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这种将洪秀全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乃至排斥的心态，已经愈演愈烈。
咸丰十一年（1861年）端午节，贵州青岩的群民按照传统，跑到街上“游百病”。一群小孩走到当地的教堂——大修院门口，唱着民谣，其中有“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的词句。院内的教民和教徒听到民谣后，出门与民众发生冲突。赵国澎闻讯后，带领团丁将大修院包围，并将修士张文澜、陈昌品和教堂管家罗廷荫抓至龙泉寺关押。
赵国澎将此事报告给田兴恕，同时张文澜也买通狱卒将三人被捉的消息传递给胡缚理。随后，赵国澎根据田兴恕的指令，将被抓的三人秘密压至青岩城外谢家坡处死，由于三人都拒绝放弃天主教，因此此举在后来被认为是“殉道”。
3、成为圣徒
作为19世纪中期第一批“殉道”的切支丹，教廷对陈昌品等人十分重视。
1909年5月2日，教宗庇护十世册封罗廷荫、张文澜及陈昌品等十四位贵州青岩教案、开州教案等教难中的殉道者为真福品。
位列真福，一般被认为是封圣的前序步骤，也代表了梵蒂冈对他们的高度认可。不过，封圣一般流程复杂，需要长时间讨论。直到接近1个世纪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2000年册封120位【中华圣人】，陈昌品及诸贵州真福位列其中。这一册封，确认了陈昌品作为圣徒的地位。
4、为何畀供奉在巴黎圣母院
陈昌品之所以会被供奉在巴黎圣母院，与圣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圣婴会，是1840年代法国成立的一个专注于接济贫民儿童的教会慈善组织。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百年间，圣婴会在远东持续活动，救下了数万名被遗弃的婴儿，当然也成为很多当地人的众矢之的，当作“洋教杀婴”的代表存在。
家境贫寒的陈昌品幼年时几乎丧命，正是接受了圣婴会的救济才得以活下来，他也是受到圣婴会的感召才投身教会。因此，1920年6月10日，巴黎圣母院的“圣婴小堂”迎来了真福陈昌品的遗骸，人们将之作为圣婴会孩子们祈祷、奉献的成果供奉在“基督主持圣婴会善功”雕像下面的祭台上。
2007年10月2日，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迪亚斯枢机（Card. Yvan Dias）路过巴黎，莅临圣母院主持圣祭，“基督主持圣婴会善功”雕像前面的中国圣人圣髑受到了隆重敬礼。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教廷对陈昌品圣徒身份的认可，也体现了圣婴会与他之间深厚的渊源。
5、如今的存在
如今，走进巴黎圣母院右侧圣婴小堂里，你会发现里面摆放的耶稣雕像右手牵着一个法国小孩，左手牵着一个留长辫子的小孩。这个留着长辫子的小孩就是陈昌品。
然而，在艺术和历史层积多如璀璨繁星的巴黎圣母院中，这尊雕像还是太渺小，太不显眼了。不仅到此一游的华人游客视若无睹，即便是很多号称资深旅游博主的作者，也对此忽略乃至一笔带过。不过这种忽略也不算什么意外，毕竟作为宗教建筑的巴黎圣母院，远不如作为“旅游地标”和“打卡圣地”的巴黎圣母院，来的名声在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