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49）

第一节  喜从天降（3）

台车是单面针织织机，它以生产汗布和绒布为主，同时也可以生产提花织物。解放前，针织厂的织布车间，一般是夏季生产绒布，冬季生产汗布，换季时，所有的几台都得重新安装，耗时费力。解放后，由于针织公司成立，统筹兼顾，改变了这一季节性生产方式。将全市19家针织厂，分成绒布厂和汗布厂，每个厂只生产一个品种。这样做的优点是省工时、易管理。我在学习了汗布安装技术后，又学会了提花织物的织造。这样，台车的三种织物，我学会了二项，仅剩下织绒布的技术没学。因为国针厂不生产绒衣裤，要想学习绒布织造技术，必须到共和厂（上针五厂）或者五和一厂（上针八厂），因为这两个厂的规模大，技术力量强。

说一件大家肯定不相信的事：在国针厂学习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后，1967年初，我决定想办法学习织绒布的技术。我先到位于肇嘉浜路的针织五厂，到了台车保全室，找到了保全班长。这是陈师傅推荐的，他说共和厂有一位绒布保全师傅技术好，姓什么我记不得了，我去了之后，就找的他。在说明了来意后，这位师傅说欢迎我来学习。我说安徽厂因为武斗，我联系不上，是否请师傅帮我和劳资科联系一下。这位师傅答应了，并且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我回来后，认真考虑了一下，觉得肇嘉浜路离国针厂太远，搬家都不方便，国针厂我最终还是要回来的，不如找一个离国针厂近一点的厂家，于是就去了位于许昌路的上针八厂。这次我先到劳资科，接待我的是一位女科长，我说我是安徽来的，现在国针厂学习，现在想到贵厂学习绒布织造技术。她听说我从安徽来，于是就向我了解安徽的情况，并且说她的孩子在屯溪乡下的一个知青点，刚去没多久。我说屯溪那个地方是江南，比我们江淮地区要好一点，她听了很高兴，说她很担心孩子的吃住，听了我的话心情要好一点了。她最后说欢迎到针织八厂来学习绒布织造技术，还建议我从国针厂搬来八厂的宿舍住为好，比从齐齐哈尔路要近一些，宿舍也有食堂，吃住都很方便。凭着一张嘴，连个介绍信都没有，竟然能联系到学习厂家，这就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事，我现在讲给人听，如同天方夜谭。中国的基础工业之所以能迅速地建立，得益于全国一盘棋的大格局，工业基础雄厚的地方，对基础落后的地方的支持是无私的，从这一件小事可以得到证实。就纺织和轻工业而言，上海对全国的支持是巨大的，当时，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城市都有迁自上海的工厂，这些工厂都是整体搬迁的，职工也是全家一起走。所以，那个时候上海人遍布全国，人们对“阿拉”这种方言都不陌生。这种事情只有在共和国建国初期能办得成，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他们指向哪，人民就奔向那儿。应当指出的是，共和国的重工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内地的重工业是从东北和沿海迁去的。强大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中华民族安全的保障，而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和完善的。

现在，在西方思想熏陶下的精英们，提起现今中国的强大，都把功劳归之于改开以后，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的伟大功绩在他们言语中是一片空白，他们的言语中只有大饥馑和“十年动乱”。可以这样说，中国如果被这些数典忘祖的人掌控并进行顶层设计，中国不会有光明的未来。因为他们是一群仰仗洋人鼻息生活的人，是历史的反动，是中华民族的反动，他们是造成特权阶层、腐败、贫富差距、五毒（贩毒、吸毒、嫖娼、卖淫、黑社会）、三独（疆独、藏独、港独）这一切丑陋现象的根源。上述这些丑陋现象，民国时期普遍存在，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这些丑陋现象消失了四十年，随着精英治国路线的确立，它们又出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泛滥，而且有过而无不及。

我在上针八厂学习织造绒布，前后总共九个月。跟的师傅叫周新基，宁波人。周师傅做事严谨，厂里生产的高档产品28级薄绒布，全部在他的机台上。因为织这种薄绒容易出毛病，轻则断针，重则破洞。想想我真很幸运，跟的两个师傅都是厂里的顶级师傅，他们毫无保留地传授我技术。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所谓的十年动乱期间，所见的两个工厂没停过一天产，所有的师傅们都按时上下班，按时完成生产任务，非常的自觉；这两个厂里也没发生过任何武斗，甚至连公开的辩论也没发生。所以，见到那些右翼文人学者的忽悠文章，不由得从心中生出鄙夷之情，撒谎者，你们把文化大革命描写得暗无天日，就不觉得害臊吗？

就在我们四人来上海学习不久。六安地区棉纺针织厂又派了四人来上海织袜一厂学习，他们分别是王益民、李玉明、陆贵德和一个忘记了名字的王姓青年。他们来的时候，领导有令，让他们一切都服从宋元三的领导。所以，他们到上海后，组长王益民带着他们四个人来国针厂看望宋元三。宋元三在厂食堂招待了他们。之后，宋元三又拉着我步行去上袜一厂。织袜一厂在普陀区，具体地址我不清楚了，反正离国针厂很远，我们大约走了二个多小时才到。他们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之后，我和他们四人中的李玉明友谊甚厚，因为他喜欢看书，我也喜欢看书，能谈得来。就因为这个李玉明，给我带来了一个难于理清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