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能出人才
熊卫民(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粗略分为前二十七年和后四十余年相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的历史也可以粗略地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958 年建校至 1976 年“文革”结束，包括 1970 年后学校从北京迁到合肥办学。第二阶段从1977 年至今，学校立足合肥在安徽创业。在两个阶段，中国科大都是我国教育改良的先锋，都在学、商、党、政、军界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拿学界来说，第一阶段，培养出了 41 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以下简称“两院院士”） ；第二阶段，业已培养了 26 位两院院士，7 位美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截至 2017 年 10 月）1，以及众多西方著名高校的教授。和国内高校比较，这些成绩还是不错的，应当说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当然，若和加州理工学院之类国际名校比较，这些成绩并不突出——建校六十年了，仍还没有产生诺贝尔奖得主，也很可能没有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与中国科大为什么能出人才一样，中国科大为什么没能出更高级别的人才，也值得探讨。
下面将分两个阶段来介绍中国科大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历程、举措和特点，然后简单讨论一下中国科大以及中国别的高校没能培养出更高级别的人才的原因。
一、理工结合 科学家治系
1、中科院办大学
长期以来，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和高等教育部之间的关系都不太融洽。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生态位十分接近，存在广泛的资源争夺现象。其中之一为人才争夺。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都以人才为本。而因战争、内乱等的阻碍，直到 1950 年代，中国仍没能培养出多少高级的科学人才2。于是，人才成了两机构的争夺对象，以至于后来连毛泽东都被惊动了，要求两机构停战，划一条 “三八线”。
不但高级人才是争夺对象，作为初级人才的大学毕业生也是。作为主要的人才培养机构，高等教育部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居主导地位，近 水 楼 台 先 得 月 ，他 们 往 往 把 最优 秀 的 毕 业 生 留 给 高 等 院 校 ，或 者 分 配 给 国 防 军 工 机 构 等 ，中科 院 得到 的 ， 只是 次 优 甚 至次 品的毕业生，且数量远远不够。
这让中科院很不满。中央号召大家“向科学进军”，并把中科院定位为“火 车 头 ”。 若 生力 军 只 是 不 足 量 的 次 优 ， 中 科 院 又 怎 么能 完 成 这 个 艰 巨任 务 呢 ？ “ 大 跃 进 ” 运动 发 动 后 ， 国 家 对 中 科院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完成时间从 12年 被 压 缩 到 了 7 年 ， 甚 至 还 有 进 一 步压 缩 的 趋 势 。 这 令 中 科 院领 导 和 各所 所 长 对 人 才 产 生 了 更 大 的 饥 渴 。 新 建的 苏 联 科 学 院 西伯 利 亚 分 院 和 即 将 以 “所 与 专 业 结 合 ” 方 式 建 立 的 新 西 伯利 亚大学给他们提供了灵感。钱学森等所长提出，也要办为研究所培养人才的所办学院。而中科院领导则更进一步， 想到干脆把那些学院集中起来办成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这样被构思出来，并迅速被聂荣臻、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批准。
2、办理工结合以理为主的大学
这个新学校该怎么来办呢？科学家们不想把它办得和国内已有的高校一样。民国时期，中国高校实行的本是从西方学来的通才教育。可 1950 年代初，在借鉴苏联的“院系调整”中，它转变成了专才教育，不但专业过细，且教学和科研相脱离。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如此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知识面较窄，学理科的不懂工科，学工科的理科根基不牢，创新能力普遍达不到要求。当时中科院主要在从事原子弹、导弹及相关研究，急缺大量新学科，尤其是新兴、尖端、边缘、交叉学科的人才。钱学森等学术带头人是在民国上的大学，在西方（主要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大陆）上的研究生，这种教育经历让他们很自然地提议，中国科大应当培养与他们类似的、理工结合以理为主的宽口径人才。此议很快得到了郁文、张劲夫、郭沫若、聂荣臻等领导干部的支持，尽管郭沫若等人在“理实交融”专业目标之外，又提了“红专并进”的政治目标。
3、科学家治系
办一所新大学， 师资从哪里来？中科院提出的办法是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由北京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来担任这所大学的教师， 且高年级学生将被送到各研究所去实习和做毕业论文。正副系主任、专业主任、教研室主任等，也均由科学家来担任，由他们设计培养方案。他们强调学生应夯实基础、理工结合，中国科大的学制也就变成了五年，其中三年上基础课，且同学们既要上理科课程， 又上工科课程。课程不但任务“ 重”， 安排“ 紧”， 而且内容“ 深”。为了不“ 挂科”， 大量同学夙兴夜寐， 甚至有为做作业而彻夜不眠的。于是，不久之后，即传出了“穷北大，富清华，不要命的上科大”的俗语。
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北大、清华等历史悠久的高校实际实施的是党员系秘书等专政。 与这些高校不一样， 中国科大的科学家系主任等有职有权。譬如，1961 年 11 月， 钱学森认为近代力学系即将进入专业学习阶段的学生基础还不够扎实，提出在学制中增加一个学期，给他们补数学基础和力学基础，这期学生也就增加了一个学期，晚半年毕业。
4、一线领军科学家授课
中科院的著名科学家不但为系里设计课程、制订教学大纲，还亲自到学校来讲课。拿最基础的数学课来说， 就一度由华罗庚、吴文俊、关肇直这三位著名数学家来主讲—— 不是一人讲一部分， 而是每人都讲全套的课程。华罗庚一套四册的讲义《高等数学引论》后来得以正式出版， 不但一直沿用至今，还出了英文版。其他来上课的名师，还包括吴有训、赵忠尧、张文裕、钱临照、马大猷、钱学森、郭永怀、杨承宗、赵九章、王元、李正武、郑哲敏等。副校长严济慈也亲自为大家上《普通物理课》和《电动力学》课，一讲就是六年。当时北大、清华、复旦等历史较久的名校当然也有很多名师，包括不少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师和一些在1920 年代、1930 年代既已成名的第一代科学家，但是，能在师资队伍里汇集大量一线领军科学家（主要是 1950 年前后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第二、三代科学家）的，中国科大在中国是独此一家。
5、优秀的生源
虽然刚开办不久， 知名度还不高， 但中科院办的“国” 字号大学， 众多“尖端”的专业，如雷贯耳的名师，还是很快即吸引了考生，尤其是其家长和老师的注意，1958 年招收首届学生时没赶上全国统一招生，生源暂且不论；到 1959 年招收第二届学生时，中国科大的录取线就跟北大、清华同列，居全国最高一档；至1962 年时，平均录取线更是变得高居全国榜首。新专业对考生吸引力尤大。经过多年的教育， 他们普遍具有“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的意识。当时国家号召全国科技人员“向科学进军”，其重点又是实施“ 四大紧急措施” 和研制“两弹”， 而中国科大办的均是相关专业， 不少还是全国独有， 这又如何不令青年学生们对她怦然心动？拿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来说，因报考者太多，1958 年就录了比计划多一倍的学生。不过，这些新兴专业也对中国科大的招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它们多属与国防军工有关的保密专业，对考生的出身有要求。虽不求全是“红五类”，但至少“黑五类”难以通过其政审。这就减小了录取范围，杜绝了一些十分优秀的生源。
6、基本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1950 年代，中国高校先后进行了“忠诚老实”、“思想改造”、“三反”、“肃反”、“反右派”、“红专辩论”、“拔白旗”、“教育革命”、“ 科学批判”、“ 科学大跃进” 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普遍采取了动员青年教师和学生批判资深教师的方式， 有时还动员资深教师之间相互批判。这使得老师之间、师生之间隔阂很深、矛盾很多， 进而资深教师不愿或不敢把自己多年以来积累的知识和心得和盘托出， 而经常批判资深教师、在政治上不大能看得起后者的学生和青年助教也不大可能全心全意地向他们学习。这当然严重影响代际之间知识传递的效果。
强调“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教育革命”和主张“ 人海战术”、对人力有巨大需求的“ 科学大跃进”、“ 大炼钢铁”等运动还对大学正常的教育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包括北大在内的绝大部分高校都不再能进行正规的课堂和实验室教学。事实上，在这些深陷于政治运动泥潭中的高校，从 1958-1960 年，同学们约有三年的时间没能接受正规教育。
中国科大与这些学校不一样。作为一所 1958 年下半年才建立起来新学校， 它没有因之前的政治运动而产生师生隔阂； 因中科院内的政治运动相对温和一些， 教师之间的矛盾也相对较小。据笔者对一些老校友的访谈，从创办到“ 文革” 爆发， 中国科大没有开展过批判老师的运动。而由于大部分同学出身都很好， 同学之间的相互批判也少。极少数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了冷遇，但也并未遭到严厉批判。
“教育革命”、“ 大炼钢铁”等运动对中国科大当然也有冲击。譬如，第一届新生入学后，“学生老师不上课，都在校园内外挖坑用土法炼钢，或在校办工厂及各系自办的小工厂里劳动，一直到1958 年 12 月份才开始上课。” 但这种做法很快即得到了制止。同学们依然要参加劳动， 只是中国科大的同学进行的主要是高级的劳动——去中科院的研究所实习。进入高年级之后，他们更是要到与所在系相结合的中科院的研究所去做毕业论文。这是难得的机遇， 因为当时中国的科研更多地分布在科研院所， 而不是大专院校，且在科研水平上， 那些在“ 二战” 前后方去国外留学的第二、三代科学家及其在国内培养的弟子，普遍比多在高校任教的第一代科学家要高。
7、领导开明
中国科大之所以能对违背教育规律的运动、 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抵制或变通，与领导的开明是分不开的。 拿上节所说的 1958 年 12 月中国科大走出“教育革命”和“大炼钢铁”带来的混乱，恢复正常上课来说，就是出于郭沫若的指示。他说：“学生就是要读书，读书也是为了革命。”有了他的明确意见，中国科大才能与众不同，得以复课。“红专辩论”、“拔白旗”运动令一些同学不敢认真学习，生怕因此被批为“白专”和“个人主义”。郭沫若说：“个人钻研、认真读书不能和个人主义同等看待， 因为今天鼓励个人钻研和认真读书是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的开导无疑能解除同学们的部分顾虑。
中国科大的首任党委书记是郁文。他为人也比较开明。1959年前后，他把何犖、曾肯成、方励之、顾雁、朱兆祥、任知恕等一批才干、胆识俱佳，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以至于不再能在原单位工作的年轻人吸纳进学校，并称这是“发了一笔洋财”。几年后他又设法给其中的右派“摘帽”，让他们得以正式成为中国科大的教师，给同学们授课。不久，有高层领导欲把北京市变成没有阶级敌人的“水晶城”。根据这个命令，前述一百多名中国科大的“政治处理品”将遭到清理。此时中国科大的党委书记已由刘达接替，这位自己也遭到过错误处理的开明领导采纳了严济慈副校长的建议，“居然敢对抗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命令，下令人事部门中止清理这批教师的调令，为科大保留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
中科院党委书记张劲夫以及陈毅等中央领导也给了中国科大以支持。陈毅、罗瑞卿、乌兰夫、郭沫若等中央领导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刚刚建校，房屋、设备等还非常欠缺的中国科大来，这就是一种以行动来表达的支持9。陈毅、聂荣臻、张劲夫等还不时应郭沫若校长之邀，到中国科大来给全校师生做报告。郭沫若本人更是珍爱这所学校，不但自己经常来学校做报告，与师生座谈，还多次把稿费捐出来， 给同学们改善生活条件——包括建游泳池和给全校同学发 “压岁钱” 等。领导的开明和支持给了同学们以很大的鼓舞。张劲夫“一百个农民才能养你们一个大学生”的话更让他们产生报恩之心。同学们普遍珍惜难得的机会，学习十分认真。
8、科研机会多
与其他高校的同学相比， 中国科大的学生有更多的科研机会。首先，进入高年级后，他们被安排到中关村中科院的研究所去实习和做毕业论文—— 为了给他们提供方便，学校专门在中关村建了“ 一分部”。其次， 毕业之后， 他们有相当大的比例被分配到科研部门， 尤其是中科院和国防科研部门的研究所工作， 研究机会相对较多。甚至在暴虐的“ 文革” 期间，因为还有少量国防军工或毛泽东钦点、聂荣臻亲抓的课题仍在进行， 而由于出身较好，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仍能参加科研工作。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之后的数年往往是科研人员能否成才的关键，若是几年不做研究或不出成果，很可能此人在科研方面也就不再有前途，或者发展前途很小。在同龄人蹉跎多年甚至十多年的同时，一些中国科大毕业生有了科研积累， 改革开放后他们当然更易获得出国进修机会和研究资源。马太效应不断积累， 他们做出重大成就、成为杰出人才的机会当然也就较大。再次， 那些与别的高校青年教师一样在“ 文革” 期间缺乏科研机会的中国科大留校毕业生，于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相对更多的锻炼机会—— 原因很简单， 中国科大的老教师基本没迁到合肥来。在没有大树可乘凉的同时，他们当家较早， 在科研方面主动性更强。再加上作为中科院系统的教研人员，他们得到了较多的出国进修机会，因而他们能更快成长。
9、工农兵学员
不但建校之初严格考取学生的几年出了人才， 甚至在“ 文革”期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中，中国科大也出了一些人才——其中包括 4 位两院院士。
为什么能如此？ 笔者带着疑问访谈了从中国科大毕业的几位工农兵学员， 以及他们当年的老师。得到的答复是： 中国科大的工农兵学员招生较少， 进来者大多经过了一定的考试（ 虽然不是全国或全省统考， 但作为推荐依据之一， 招生地区还是对被推荐者进行了考试） 。进来之后， 中国科大又对学生进行了摸底考试， 让他们清楚自己的底子较薄。然后， 给他们进行为期半年以上的基础课补习，把初、高中知识浓缩后传授给他们。再后，上大学的课程，学期结束时同样进行考试。工农兵学员是带着“上、管、改”的任务来上大学的。在别的高校，老师基本不敢考学生，甚至还反被学生考。可中国科大当时的老师多为前几年的毕业生，不但年轻，而且出身好，他们记得当年老师是怎么教自己的， 也敢于以类似方式去严格要求学生。进入高年级后， 学生仍然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去实习和做毕业论文。毕业之后， 他们之中又有较大的比率被留到中科院系统工作—— 在中国科大基本没有“社来社去”之说。“ 文革” 过后， 其中一些人又得到了出国进修或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做研究生的机会……在同龄人没机会上大学，或者上了大学也只是整天开会和进行体力劳动之际， 中国科大的工农兵学员受到了相对较为严格的训练，因而他们成才的几率也就大一些。
在极不正常的时代， 中国科大还能严格要求学生。看来，中科院的科学家在中国科大造就的严谨传统依然传承了下来。而教师能抵住外界的压力遵循教育规律，又与领导干部的开明和敢于担当关系密切。中国科大于 1972 年 5 月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此时学校党委书记为刚从蹲了五年的“牛棚”出来的刘达。他是领导干部中罕见的“异类”，复出不久即在全国挑选了三百多名1967-1970 届中国科大毕业生回母校培训， 拟让他们在受训两年后担任教师。1973 年，此事被当成“回潮”、“复辟”的典型而加以批判，刘达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宁愿“被整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作为前“走资派” 的党委书记都敢冒风险， 中国科大原本根正苗红的老师当然也就敢于严格要求学生。总的说来，中国科大之所以在几年时间内即迅速崛起、多出人才，甚至在“大跃进”和“文革”这类极端环境下也能有相对较好的产出，主要是因为她有好老师、好生源，尤其重要的是，比较尊重教育规律。在别的高校瞎折腾的时候，因学校和中科院党政领导的支持， 治系的科学家阻挡住了一部分来自于外界的狂风暴雨。
二、民主办学 改革先锋
1. 办校方针不变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科大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全院办学，所系结合”是中国科大在建校之初即确定的办学方针。实践证明，它是非常有效的，使得中国科大迅速成长起来，在短短的七、八年时间内即为国家培养出近5000 名质量较高的科技人才。进入新时期后，中国科大仍想继续沿用这个方针。但由于此时它已南迁到合肥，与科研机构集中的北京距离遥远，使得这个方针实施起来存在巨大的困难。中国科大的广大教职员工一度想通过把学校迁回北京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方毅（当时他既是中科院院长，又是国家科委主任，还是国家主管科学教育口的副总理）主张已迁移的高校就留在本地办学，再加上中国科大在北京的原校址被海军七院论证部和 1973 年成立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占用，结果没能如愿。
为了解决中国科大所面临的困难，使它能够在合肥稳定下来，安徽省委前后任书记万里和张劲夫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很有远见，想把合肥建设成为一个自然科学的学术中心，提出可以把最好的地方征拨给中科院和中国科大，并在调配干部等方面给以充分支持。当时中科院在合肥建有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们建议中科院在最近几年内，再筹建几个新的研究所；而中国科大则可在原合肥师范学院、银行干校的校址基础上进行大幅度扩建。 中科院同意安徽省的意见，于 1978 年 6 月同意了中国科大的扩建方案，并在几年时间内先后在合肥建立了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和固体物理研究所。
虽然在安徽省的大力支持下，中科院在合肥的几个研究所发展较快，但那些研究所毕竟建立时间不久，且研究范围较窄，不可能在短期内与中国科大众多的系科进行密切的“所系结合”。为了让中国科大能继续利用中科院北京各研究机构的资源，1978 年 8 月，中科院党组李昌、胡克实致信邓小平，恳请指示六机部尽快将海军七院占用的原中国科大南院校舍腾出。几天后，邓小平即对信作出批示，要求六机部商同中科院从速处理。1978 年 9 月，中科院同意中国科大在原玉泉路校区南院成立北京教学管理处， 以负责组织高年级学生到北京进行后期教学（包括请研究所的科学家来给学生开课，学生到各研究所去实习、做毕业论文等） ，规模为 2000 人。除在北京建立后期教学点之外，中国科大还于 1981 年 6 月就合作科研、合作培养人才、仪器共享等问题与距离较近的上海分院、合肥分院、南京分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决定请三分院的科研人员到学校来兼课，并与上海光机所、上海原子核所、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地理所等研究所联合招收、共同培养研究生。
2. 开放办学
在北京办学时， 中国科大教师队伍的主体是中科院京区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这批高水平的兼职师资大多没有随学校迁移。南迁合肥之后，虽然中国科大仍请他们到学校来兼职、讲课，但他们不可能来得像“文革”前那样频繁了，这迫使中国科大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教师体系。“文革”后期，通过办“回炉班”等方式，刘达等领导已经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科大又利用中科院的优惠政策，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大量选派教师出国进修。从 1979 年 5 月至 1982 年底，通过科学院公派项目、教育部公派项目以及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专家的推荐， 中国科大先后选派了200 余名优秀青年教师赴欧美进修、访问，且时间通常长达 2年。1981 年夏天，学校又从 1977 级毕业生中选拔了 30 多名优秀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据统计，1980 年代，中国科大先后派出教师1000 多人次，到 19 个国家进修、访问、讲学，其中不少人在国外取得了优异成绩，而且 85% 以上的出国教师都学成回国。这些人到国际科学前沿更新了自己的知识、 技术储备， 迅速成为了中国科大师资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还有不少成为校、系领导成员，方校长、温元凯等人更是成了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共同偶像。
在大量派遣教师去国外学习的同时， 中国科大还通过各种渠道邀请世界各国高水平的科学家到校访问讲学，其中，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任之恭、萨拉姆等到校讲学的国际著名科学家还被学校聘为名誉教授、客座教授或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80 年初，经过多次接触和交流，中国科大与美国马里兰大学签署了校际合作交流协议备忘录。从那以后，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中国科大又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许多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在 1984～1986 年间，来校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的外籍专家平均每年达到二百多名。
3. 民主办学
与外界频繁而深入地接触大大拓展了中国科大人的眼界， 对于如何办好中国科大，他们有了越来越成熟的想法。1984 年秋天，五名教授组成了中国科大新的领导班子。这些饱经忧患的科学、教育专家广开言路，从善如流，开展了“分权制衡，校政公开，言者有功，共荣共生”为特征的民主办学改革。他们认为，失言往往是嘉言的先导，明确提出“言者有功”、“保护失言者”，鼓励广大师生员工畅所欲言， 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学校和国家的各种事务发表意见，把自己的智慧贡献出来。学校的各种事务，谁有意见都可以大声地说。谁想作学术报告和开学术研讨会，用不着领导批准，只需自贴海报一张。作为学校的公共平台，校刊广泛地刊登各种言论，包括那些看上去有些“离经叛道”的逆耳之言。据统计，其中批评与建议一类的稿件约占八分之一。
为了避免“让司令员去做排长的事”，让广大师生真正享有参与校政管理的权利，他们探索了多种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的路子。学校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师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对于全校科研项目的审定、科研经费的分配、各种学位的评授、教师技术职务的评定等，这些委员会都有充分的发言权。不同的校领导和委员会，各有各的权力，各司其职，各行其权，相互制约，有条不紊。因为中国科大是一所年轻的学校，校、处、系负责人与教师多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科大同学，谁都不好摆领导架子，所以，中国科大教师之间有很浓的平等氛围，普通教师愿意就许多问题发表意见，而校、处、系负责人也乐意听取或不得不听取。
作为“校长负责制”的试点高校之一，中国科大还实行了系主任负责制，系党总支只起保证监督作用。系主任有权提名任免系副主任及以下的干部；有权确定初级技术职务，并推荐授予中、高级技术职务的人员名单；有权支配本系的教学、行政经费和国家投资的重点学科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
学校实行校务活动公开化。开校长办公会议，教职工可以去旁听。一年举行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由校领导向教职工报告当年工作，并公开今后若干年全校大政方针。教职工还会在会议期间提交数以百计的咨询校政的提案，校领导必须对此作出回答。而学生代表大会则是同学们了解校政、校领导征求民意的又一条渠道。对于学生们关心的各种问题，学校的有关领导必须给予解答；对于学生们的建设性意见，有关部门还被要求在一周之内把采纳情况直接反馈回去。除此之外， 校领导及其他有关部门的领导还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青年教师俱乐部和中老年教师俱乐部，在那儿作为普通一员和大家平等交流。民主经常会导致不同的意见，在充分地试验之前，它们往往优劣难辨。怎么办？中国科大并不要求大家统一到某一种认识中去，而是容忍异己、容忍不同意见，让不同意见兼容共进。这些举措是符合中央简政放权、 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教育体制改革精神的，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就使得科大形成了锐意探究、纵智论争的风气，即便是年轻的本科生、研究生、助教，也无不意气风发，雄辩滔滔，独立意识、民主意识极强，进而令中国科大科研成果叠出，成为了学术自由的“乐土”、全国最有活力的高校之一。1986 年 10 月～11 月，这些办校理念和措施得到《人民日报》接连报道，并配发编者点评，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
4. 其他改革措施
经过民主办学群策群力，中国科大还提出其他多种改革方案。1980 年代，中国科大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专业结构调整和改造，先后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系统科学与管理系、科技管理与科技情报系、管理学院等，使学校当时以理科为主的学科结构调整为理工结合、兼有文管的综合性学科结构。学校还进行了“4-2-3（学士、硕士、博士）分流培养”的试点，将高等教育的三个层次通盘考虑，针对学生的兴趣、能力等方面的不同情况，对学生进行分流培养，以提高培养质量，缩短培养周期。这是后来国内高校推行“本硕连读”、“硕博连读”的先声。
与此同时，中国科大还在国内较早试行学分制，实行免修、选修、主辅修、双学位等措施；开办不分系科专业的教学改革试点班（因其没有系的代码，简称“零零班”） ，宽口径培养人才；试行导师制，允许对拔尖学生单独拟定培养计划；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尽早参加科研活动，建立学生科研专项经费，开放部分实验室供学生使用；等等。
5. 少年班
在科大的改革创新措施中，还有一项名声极响的创举——开办少年班。这项开中国超常教育先河的改革要追溯到 1974 年。那年 5月，李政道通过周恩来上报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建议书给毛泽东，提出，“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可以参考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少数十三、四岁的有培养前途的少年到大学培训。此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虽然没有立即实施，但给一些高级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文革”结束后，面对严重的人才断层，人们迫切希望国家能用超常的方式快速培养出优秀人才。1977 年 10 月 20 日，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方毅副总理写信，推荐 13 岁的智力超常少年宁铂。与此同时，中科院、中国科大也收到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推荐少年英才、早慧儿童的信。11 月 3 日，方毅对倪霖的信作出批示：“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大提出了创办少年班，对智力超常的少年进行超越常规教育的设想，并很快得到了中科院的批准。 中国科大随即派出了多位教师去全国各地对被推荐者进行考察，最后，有 21 位平均年龄只14 岁（最小的只 11 岁）的少年被中国科大破格录取。
1978 年 3 月 8 日，中国第一个少年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从 1978 年 2 月7 日起，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对中国科大开办少年班一事进行了广泛报导，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对推动广大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少年班不但是中国科大的名片之一，还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神童教育”的热潮。1984 年 8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时，对中国科大少年班作出较高评价，说：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办少年班。1985 年，教育部决定扩大少年班试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12 所高校也相继开办了少年班。中国科大对这些早慧少年实行因材施教、宽口径通识教育。最初半年或一年给他们补中学的基础课， 然后让他们进入大学课程的学习， 前面两三年不分系科，进行强化的基础教学， 然后， 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到各系接受相关的专业教育，而且容许他们调换系科和专业。除细致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的班主任外，学校还聘请了一批杰出教师担任他们的学业指导老师（即“学导”） 。学导根据学生的普遍特点和个性， 指导他们进行个性化的专业、 课程选择和学习计划制订，帮助他们掌握学科的最新动态以及选择合适的科研课题。 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着重培养其创新精神、创业能力。1985 年，在总结少年班办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科大又针对高考成绩优异、年龄相对较小的学生，依少年班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又称零零班、强化班） ，让他们和少年班同学在一起上课，一起生活，一起接受管理，相互取长补短。
实践表明，中国科大摸索出来的这套培养方式是相当成功的。截至 2014 年底，少年班共招收 1261 人，毕业 1070 人；零零班共招收 1151 人，毕业 809 人16。据 2008 年的一项统计，此前毕业的1027 名少年班学生中，“有 935 人考取研究生，占 91%。前 16 届毕业生（1983-1998）共 590 人，64%获得博士学位，26.9%获得硕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约 20%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有 93 人已拥有国内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职，许多人已成为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有超过 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国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在世界 500 强企业任职的约35%。” 据周逸峰教授介绍，光他们 1978 级少年班，就出了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德意志银行中国行长高峰、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翁振宇、“纳米博士”秦禄昌、“李光耀顶尖科研奖”获得者谢旻、清华紫光总裁郭元林、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王海林等优秀人才。
6. 重新崛起
在进行上述一系列改革创新的同时，学校在硬件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1984 年，经严济慈校长上书，邓小平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 ，中国科大被国务院批准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 10 所高校之一。经过几年的建设，截至 1988 年底，中国科大校园面积扩大近一倍，建筑面积已由迁址合肥时的 6 万平方米增至 51 万余平方米，设备先进、性能优越的校园计算机网络建成并投入运行，到 1990 年代又建成了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结构分析、选键化学等中科院开放研究实验室等。学校的这些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它已远离首都、远离中科院大部分研究所，每年仍吸引了大量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录取线再次高居全国榜首，很多省市的高考“状元”在填报志愿时首选中国科大。因招生数量很少（1980 年代一届只收数百人） ，录入的学生普遍十分优秀，同学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大，大家普遍十分努力，“遍历”（演算）经典教材和习题集中的所有习题，以解题为乐、为竞赛方式者大有人在。而因为培养出的大批到西方留学的优秀毕业生，和取得的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它在国外更是声名鹊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广大师生员工努力拼搏、开拓创新，中国科大于1980 年代重现辉煌，重新归入了中国最优秀的大学行列。
7. 第三次创业
1987 年之后，因为学潮和随之而来的整顿等原因，中国科大的发展势头受阻。拿研究生的报考来说，其人数逐年递减，1987 年比1986 年减少 14.7%，1988 年又比 1987 年减少 19.8%，1989 年又比1988 年减少 18.7%。进入 1990 年代，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讲话之后，全社会出现“下海”热潮，久为管理人员过多、经费紧张、教师待遇过低等问题所困的，包括中国科大在内的全国很多高等院校都变得人心不稳，教师流失现象严重。1993 年，国家决定实行“211 工程”，计划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其中，“九五”期间重点建设 25 所大学。以此为契机，中国科大开始了继 1958 年创办初建和 1970 年迁校重建之后的第三次创业。她确定了“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规模适中”的办校方针，不跟风盲目扩大规模，继续坚持“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注重培养全面素质和创新精神”的教学原则，注重提高质量，着力促进学科交叉、催生学科生长点，遴选了数学与非线性科学、现代工程材料的力学行为和材料设计、极端条件下的凝聚态物理、加速器物理及同步辐射应用、化学反应的人工控制、火灾安全科学与防治工程等六个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进行重点建设。1995 年12 月，中国科大成为国家首批十五所进入 211 工程的高校之一。1997年 1 月，国家计委批复中科院，同意中国科大为国家“211 工程”项目院校，在“九五”期间建设。这标志着中国科大“211 工程”建设进入全面启动实施阶段。当年，中国科大的科研经费到款 1.15 亿元，比 1996 年增加 1 倍有余。继续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后，中国科大得以大幅度改善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学校建设有了新的发展。
1999 年，中国科大又获得“985 工程”的支持，成为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九所高校之一；接着，它又于 2000 年整体进入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进入“985 工程”后，中国科大又得以在 1999-2001 年间新增建设经费 9 亿元（教育部、中科院、安徽省各投入 3 亿元）。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后，除了刚刚提到的 1999-2001 年中科院每年给予1 亿元的支持，2001 年后，中科院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科大的支持力度。2004 年 10 月，中科院、教育部和安徽省政府签署协议，决定继续重点共建中国科大，推动其创建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国科大由此成为第一所通过签署共建协议启动实施“985 工程”二期建设的高校。2008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又批准中国科大正式实施“211 工程”三期建设。 得到三大工程强有力的支持后，中国科大盖了很多楼，改善了办学条件，把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并了过来（1999 年），大幅扩大了研究生的招生。1990 年代后期以来，中科院、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组部等机构先后开始实行“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中国科大利用这些计划，大大加强了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的力度。
2017 年，中国科大整体进入教育部“双一流”工程，并因合肥被定位为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之一而新增上千亩的新校区， 这将给中国科大提供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三、为什么没能培养出更大的才？
虽然中国科大出了不少科学技术人才，但毕竟还没有出诺贝尔奖级的。不但留在国内的没出，在海外发展的也没出。事实上，不但中国科大人没出，其他高校，也基本没出。“我们的工程师和教授很少有领导世界新潮流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中国人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率不过万分之几”；“在 1500 年之后 500 多年全世界 838 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民族，据说也是最聪明的，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也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科大 1984 级校友、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天文学终身教授葛健曾以自己为例，探讨中国科大人错失重大科学发现机会的原因：“我们当年缺乏的是很多美国杰出科学家具有的非常突出的实践能力和由此产生的对科研最前沿的嗅觉。”他还进一步对科研嗅觉进行了分析：“美国科学家更重视实践（动手）而中国科学家更重视理论（动脑） 美国科学家更重视演绎思维而中国科学家更重视归纳思维。这演绎思维，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科研嗅觉，对发现和解释新现象非常重要和关键。” 他的总结和分析是发人深省的。
做学术研究， 需要提问题的能力 （包括敏锐觉察到现象与逻辑推演存在冲突、从不疑处生疑的能力，将错综复杂的现象简化成科学问题的能力等） ，猜答案、建假说的能力，建模型的能力，找证据的能力，严格推演的能力，用实验、数据、逻辑说服他人的能力，等等。其中，非常关键的是想象力（联想、对比的能力） ，怀疑的能力，严格推理、清晰思维的能力。
想象力往往需要人文课程来培养。譬如，比较史学往往能让人茅塞顿开，观人看事时洞若观火。再如，历史研究、侦探破案、法官审案和科学研究均有共通之处：都是在复原某个过程，都是在寻找因果关系，都需用到假说、演绎、猜想、反驳等方法。人文课程不足，会限制一个人在想象力方面能达到的高度。作为一所理科高度发达的高校，中国科大在人文教育方面确实乏善可陈，不但没能开设多少人文课程，就连这方面的演讲，也是十分稀少，与北大、剑桥之类高校完全不能比拟。
怀疑能力是科学精神的主要方面，与严格推理、清晰思维能力密切相关。这两类能力的培养，与逻辑（含数理逻辑）、哲学、历史等课程有关。这类课程，中国科大也并不见长。事实上，大部分中国学校都不见长。因为咱们从小学起就背“标准答案”、“最佳答案”（而不承认开放的答案、亦可的答案） ，就说言不由衷的话。上中学、大学后又被教育去做“驯服工具”，盲从、迷信领袖，以及“听话、出活”等。早就没有什么独立思考，对于双重标准、指鹿为马、个人崇拜等，历来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除课程设计外，大学体制、中小学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政治体制、社会风气、机构文化、单位小环境、个人性格、家庭环境等，都会对人才的成长构成影响，相关文献很多，就不在此赘述了。
总而言之，中国科大之所以能够出一些人才，主要是因为她大体能比较独立地按教育规律来办学；她之所以没能出更高级别的人才，是因为她没做到真正的独立，还没能完全按教育规律来办学。
致谢：本文由阮耀钟教授出题，在访谈中得到了施蕴渝院士、滕脉坤教授、陈惠然教授、任知恕局长、王贵海局长、姚蜀平副研究员、王忠民教授、朱学良研究员、周丛照教授、胡兵教授、薛天教授等多位中国科大学长的支持和配合，在撰写过程中受益于与李尚志教授、阮耀钟教授、朱天相教授、华新民先生、陈兆甲先生、戴世强教授、陈允明教授等的讨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熊卫民（1974—），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教育史、口述史，xiong163@ustc.edu.cn 〕
注释：
1 《科大英才名录》编写组：科大英才名录。（见本文集9.01）
2 据中国科学院于 1949 年底、1950 年初的调查，当时中国培养出来的有较突出成就的科技专家只有两百余人，见：中国科学院 1949—1950 年全国科学专家调查综合报告[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4(3):228-249.
3 丁兆君, 丁毅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背景与动因浅析[J]. 教育史研究,2010(1):1-9.
4 童秉纲.践行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的故事. http://idea.cas.cn/viewscientists.action?docid=11934
5 据笔者对王贵海（2017 年 9 月 18 日）、姚蜀平（2017 年 10 月 10 日）等的访谈。
6 任知恕, 熊卫民. 我所参与的中科院人事和教育工作[J]. 江淮文史,2017(4):95-107.
7 本段引语出自中科大的相关档案，转引自丁毅信. 郭沫若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办学思想与实践[J]. 高等教育研究, 1987(2):24-28.
8 戴开元, 华新民. 刘达与科大[J]. 科学文化评论, 2008(5):107-114.
9 领导干部的子女也是考进来的，据：任知恕, 熊卫民. 我所参与的中科院人事和教育工作[J]. 江淮文史, 2017(4):95-107.
10 熊卫民, 贺崧智.生物物理专业连队——陈惠然教授访谈录（2018 年 3月 6 日,待刊）。
11 熊卫民、姚琴.从生物物理系到生命科学学院：施蕴渝院士访谈录.（待刊）12 即“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管大学，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13 主要依据笔者对滕脉坤（2017 年 1 月 13 日）、施蕴渝（2017 年 1月 6 日）、陈惠然（2017 年 1 月 17日、3 月 6 日）的访谈。
14 戴开元, 华新民. 刘达与科大[J]. 科学文化评论, 2008(5):107-114.
15 鹿舫.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人民日报.1986-10-22、1986-10-26、1986-10-31、1986-11-04、1986-11-14.
16 少年班学员简介. http://scgy.ustc.edu.cn/2014/1231/c11008a118263/page.htm
17 50 周年校庆纪念特刊.中国科大报.2008-9-20，第 17 页.
18 熊卫民,张雲涵.在生科院圆科学家之梦——周逸峰研究员访谈录.https://mp.weixin.qq.com/s/U0ite6kb4mIiriYDgwXqWQ
19 据笔者对 1980 年代毕业生周丛照（2017-12-19）、朱学良（2017-12-28）、胡兵（2017-12-26）等人的访谈。
20 董光璧.人与科学（第二册）.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 年，第119 页.
21 张维迎.自由是一种责任.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960.html
22 葛健.科大难忘的课堂（见本文集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