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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暗恋
普通“暗恋”一方在明,一方在暗;一方浑然不知,另一方欲说还休、或没有机会开口。而“此暗恋”的男女双方,明面看似毫无关系,暗中两人共筑高墙,又扯入不明就里的旁人充当掩体;他们既是同盟,共守秘密,又各持立场、防范对方,在感情漩涡中挣扎得十分辛苦。
我在无意中被卷入并帮助了他们,却也发现了秘密,由错愕、心惊,到自以为聪明地试图纠偏,却让事态更不可收拾。
四十多年后,我能够比较客观地重新评价这桩“暗恋”;五十多年后才说出此事,同时反省自己当年的“应对”。
阴盛阳衰的知青群
在1971年大批重庆知青来边疆农场之前,我连队的男女知青比例失调:
成都老知青中有七、八位女生,一位男生(且准备和其中一位女生结婚),后来一位女生的弟弟来了,还没和大家混熟就疯了(参考哭着乐系列十九 “疯”华正茂)。
北京知青则清一色都是女生,一开始有过三位男生(其中一位是海军政委之子),大概因女生多且很强势,觉得压抑,就都要求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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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华侨知青中,女生有十来位,男生只有三位,其中还有一位“优秀代表”,常常在外面到处游走讲用;另外两位则分外沉默;
昆明知青有三男三女,三男中的一位很少言语,一位后来疯了(参考“疯”华正茂);于是在三、四十位知青中,真正能显山露水的男生,就剩了一位昆明知青—汪良(是假名)。
随和的汪良
汪良是昆明三工校的知青,我起初对他的印象不太好。他按照当时昆明年轻人的时髦标准,戴一块巨大的手表,头上顶着褪色的军绿帽子,故意把帽子向上拉松,可能想显得高一点(他实际身高与我一样)。他走起路来撇着八字脚,身子晃来晃去,给人的印象是吊儿郎当的。
当年人们的表情都很严峻,他却常常无故地露齿而笑,笑得开心了还会缩缩脖子,摇摇头。很少看到他有严肃的表情,即便在开大批判会的时候,被问到很严肃的问题,他也往往答非所问,最多是努力收敛住迷茫的表情,很想严肃思索一下,终究还是想不明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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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对他的印象渐渐好转,是因他性情随和,不拘小节,又大方的离谱。比如他拿着技校毕业生的工资,家庭状况很好,却从不介意别人分享他的衣物钱财,他们三位男生的衣服,常常不分彼此的乱穿; 他公开说他买的香烟,大家都可以抽,被人暗中拿走他就再买一包。问他要钱要东西,他一定不会拒绝,只是给了谁,他不大记得,所以也不需要偿还。他常常不到月中钱就花完了,写信给父母要资助。后来,他发现和三位昆明女生搭伙吃饭比较省事,每月发了工资上缴,女生勤俭持家,才让他多少有了点积蓄,不过那积蓄最后也还是进了别人的腰包。
当年的知青虽然文化不高,却自视甚高,觉得和老工人没有共同语言。他却与老工人打成一片,蹲在墙角接过老工人的水烟筒呼噜呼噜地吸,和老工人的小娃逗来逗去﹐和老婆娘(云南已婚女人的自称)乱开玩笑,把她们逗得笑个不停,自己却不晓得什么事那么可乐。
与汪良最接近的一次,是一次半夜出去拉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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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拗的岈岚
岈岚是我的中学同学,母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车间主任,父亲是海军中将,文革中受邓小平的牵连(邓是她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被定为叛徒。文革中她一家六口(父母和四个孩子)分别到了六处最苦的边疆、偏远地区,却都保持着革命豪情。她给母亲写信都称“妈妈同志”信的末尾则总是“…致以革命的敬礼”。
岈岚因小时候生的一场病(小儿麻痹症),两腿长度略有差异,走路时身体有些倾斜,不过不知就里的人看不出不来。当连里了解到她的腿疾后,专门把她安排在收胶站,免去爬山干活的劳累。
其实她相当的敏捷,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在铁路上行走,她走在前面,在连队路口处的河边,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她突然一个箭步窜下路基,然后说看见铁路上横卧了一条巨蟒,直径有一海碗口粗。我们走在她后面,都没看见。 后来听老工人说,那木棉树的树洞里的确有一条黑色巨蟒,天气很闷热时会出来透气。之后我也“有幸”遇见巨蟒(不晓得是不是同一条)。是在一个昏黑的傍晚,我从河边洗衣上来,手里端了一盆洗好的衣服。走到宿舍拐角处时,看见昏黄的灯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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岈岚或许因家庭的不幸遭遇,性格孤僻,同龄的少女都喜欢笑,她却总是板着脸皱着眉﹐郁闷的低头想事。一旦心中有气,就发出一阵恶毒的咒骂,但她的失态仅仅在朋友之间;转脸面对领导,她又笑脸相迎。
她不是一个容易让人接近的人,但她有个性、毅力,能克己,从来没有因自身残疾而要求特殊待遇,遇到困难总是咬牙坚持。
岈岚也极要强。那时师部有位极左的付参谋长﹐喜欢没完没了的说革命大话,很招人嫌。他高谈阔论时嘴有点歪,我们送他外号“歪的斯基”。他知道我们都讨厌他﹐就故意整北京知青。有一次他“狂整”七连的一位北京男生,令他最后离队出走,之后他听说此人的父亲是海军中将,才酸溜溜地说“原来他的父亲是大官呀。”
那次“歪的斯基”来我们连,他明知道岈岚的父母在落难中,也知道岈岚不能喝酒﹐却硬要和岈岚拼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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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