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唱 下

看唱 下

       分配这些吃饭的公家人也是有原则的，要分配到贫下中农家里，地主富农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所以这是一种特权，是一种荣誉。但也有一些人家不接受，因为生活困难，拿不出像样的饭菜，或者不想揽这个麻烦事。你想家里要招待城里来的客人，首先你得把家里收拾的整齐干净一些，你的把饭菜做的比平时好一些，做好你还得去请他们，来了你的要热情和气礼数些，熬茶倒水伺候着，劳神费力挺麻烦的。有时候生产队长实在配不下去了，就不得不政策放宽，不得已派到地主富农家，这对于地富家庭就是一种抬举了。我们家也有过一次，父母亲招待客人那是一贯的周到热情，做好饭我就去叫，高兴的很。

       不过，我们家那一次接待的客人不是唱戏的，是工作队的下乡干部。那时候常常有上边派下来的干部，来村子里调查研究，传达精神，指导工作。这些人有时一两个，有时三四个，有时十来个，都叫工作队，类似于古时候的钦差大臣。他们本应该吃住在公社，可是上头规定要他们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要吃住在老百姓家里，而且一定要吃住在最贫困的贫下中农家里。上边虽然如此规定，具体执行起来也有难处，一是村里最困难的贫下中农很穷，招待不起，再说这些人家一般也比较懒散邋遢，日子确实比较艰难，拿不出像样的饭菜应酬。再者那些钦差大臣们也不想吃苦，也想吃些好的住的比较舒适些，加之村里的干部也想讨好这些人，于是大家心照不宣，就把工作队安排到队部办公室住，说这样方便联系群众，方便开会，方便工作队写材料等等，其实是方便钦差们晚上玩，早上睡懒觉，他们也不去地里边劳动。吃饭吗，村干部就尽量把他们安排到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人家，于是一来二去，就派饭到我们家一次。

      这些工作队吃派饭也是一顿半斤粮票两毛五分钱，村干部安顿社员不要收，说给多记工分，以此来讨好工作队，好为他们向上汇报时说好听话。唱戏的就没有这个待遇。

记得有一年外县来的剧团卖票看戏，庙院围起一丈来高的布幔，里边有人看守，防止人从布幔下钻进去。这一招让我们这些小屁孩抓狂，到处找机会往里钻，找不着就使坏用石头打里边的看守，或用棍子措看守的屁股，等他们出来我们早跑的没影了。

       还有一次，县剧团五月十三唱完戏没有地方去，就在村里免费唱了几天。反正唱戏的天天有出差补助，喜欢在外，白吃白喝赚旅游。他们住在老乡家晚上睡得比较晚，因为唱完夜戏就不早了。早上起的很早，起来就到野外嚎嗓子，下腰踢腿拿鼎，翻跟头，折蹦子练功夫。由于年年五月十三来唱戏，许多唱戏的和乡亲们结下了友谊，他们的名字深深的印在乡亲们的脑海里，到现在我都记得他们的样子和他们的艺名，比如唱红的（须生）小金马子，唱黑的（大花脸）曹大黑。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剧团解散了，曹大黑的女儿曹翠花分到印刷厂，和我姐姐成了室友，住在城墙根下的一排房子里。一年天下连阴雨一个多月，城墙坍塌，摧毁那排房子死了好多人，我姐姐和曹翠花幸免。

       我文章中所说的戏是指山西的地方戏晋剧之北路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其他三大梆子为“蒲州梆子”蒲剧、中路梆子、上党梆子。）。北路梆子，又名“上路戏”，主要流行于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忻州及内蒙古、河北的部分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它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北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的风格。后来我离开了故乡，但那晋剧的调调一直让我不能忘记，伴随我一生，每当听到那独特的调调就使我想起故乡，想起龙王庙，想起父亲母亲。

       除了晋剧我还看过几次道情，是静乐县来的，属于小众民间的草台班子，腔调也很特别，每一句唱腔的尾音总是有个“嗨呀”。舞台行头都十分简陋，人数也不多，而且都是男的。我们村子里也有过道情剧团，参加的好像有王瞒杨，王斌林，王润民等，父亲也有参与，但不是演员，是打杂的场工。后来这些人又组建了晋剧团，购置了不少的行头，在龙王庙公演过一场《打金枝》。剧团的行头就存放在村西头大队部的一溜东房里，我们曾经偷偷地拿出来玩过。我之所以记得道情戏，是有一个十分恐怖的场面，一个人把一把菜刀劈到另一个人的脸上，菜刀明晃晃的，脸上直往下流血。被劈的人一直带着那把菜刀痛苦的表演着，我看的害怕极了，虽然大大说那是假的，但我就是害怕。这个害怕一直伴随着我，无法忘记。后来渐渐长大，才认为那确实是假的，才渐渐释怀，但剧情没有忘记，成了一个抹不去的记忆。

       说书唱戏劝世人，戏剧就是人世间人生万象的反映，它是有内涵的，是有生命力的。那些传统的古装戏每一出都有一定的启迪教化世人的意义，那是一种文化传承，是会留在你的脑子里的，是会影响你的。在我童年，少年，及青年时期看了一些戏曲，虽然那时并不专注，只是看个热闹，但从现在看来，这些戏剧对我的影响还是深刻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直至如今还念念不忘这些陈年往事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