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婚姻（1）
名声被人糟践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如果说因为青山茶叶站的事玷污了名声，我甘愿承受。但是，这件事对我的工作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派我到上海学习的厂党委书记王原苓和车间主任范永毅对我在青山茶叶站的情况非常了解，因为王原苓的爱人是县茶叶公司的副经理。整个茶叶公司对包姓女人印象极坏，所以我成为他们同情惋惜的对象。只是，经过一打三反运动，是非被颠倒了，被人尻的人反倒被栽赃成尻人的人，这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深痛的。小人在暗地煽风点火，被伤害的人无从反驳，我总不能见人就讲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只能隐忍伤痛。那时候，我对生活的认知不像现在这样深刻，如果搁在如今，我会一笑置之，因为知道有一双天眼在观察人间的是非，在神的裁决中，善恶分明。可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冤屈，如鲠在喉，如箭穿心。我当时的情况，如果周围是一群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扭曲现象，因为文化较高的人，头脑会分析问题。像我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我是清白的，因为在那个祸从口出的时代，只要你有反党反毛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惩处。就像白皮、大宝子和小刘，他们尽管如实检举了别人，也只是落了个免予刑事处罚，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帽子还是戴在他们的头上，动辄受咎。可是，我没那么幸运，我工作在一群无知无识的人中间，他们分不清是非，对流言蜚语择好是从，根本不会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人的遭遇如果是因为徐凯的检举，那么徐凯最轻的处罚，也是被戴上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帽子，长期接受管教。因为，坦白从宽，绝非是宽大无边。徐凯能够全身从学习班退出，是因为徐凯不了解这些人的言行。由于名誉受损，婚姻也被耽搁了。按理说，棉纺针织厂女工多，找对象是一件容易事，可我的婚事一点眉目都没有，尽管我是第一个被送到上海学习的，第一个被提拔到管理层的，长相也还能说得过去，理应成为被女青年的追逐的对象。可是，到了25岁婚姻依然没动，父母兄姐开始为我的婚事着急，介绍了几个人，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成功。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婚事之所以无着，主要的原因还是家庭经济条件差和个人收入低。父母没工作，我的月薪是27·5元。这样的条件让人听了都害怕，还会跟你过日子吗？至于被玷污的名声只是次要原因。
婚姻的难题出现转机是在1971年底，车间裁剪工序的记录员周鹏珍告诉我，辅助工宋士洲住院时认识一个女孩子，在地区五金公司工作，寿县人，她想把这个女孩子介绍给我，如果我愿意，可以见一次面。我当即就同意了。
我和程惠芳第一次见面是在宋士洲家。昏暗的灯光下，她的面容没引起我心动，但也没厌烦，一次平平常常的姻缘就这样开始了。几次相约黄昏后，我们相互有所了解，基本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们的关系公开后，她的一个寿县老乡，把我在青山茶叶站的丑闻和在针织厂较差的口碑如实告诉了她，同时还告诫她要当心，别被卖了还帮他数钱。我是在婚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青山茶叶站的事告诉她，之所以不敢在婚前告诉她，是害怕她因此离我而去。记得当时她听我的自白，淡淡地说一句我早都知道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杨银华告诉她的。我问她听了杨银华的话是什么心情？她说她当时根本不相信。在我这边，当我们的关系公开后，首先遭到母亲的激烈反对，母亲是听了大哥的话后才做如此反应的。大哥说了什么，我不得而知。父亲从未谈及过此事，是赞成还是反对？老人家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三姐支持我们的婚姻，她说程惠芳不错，她用自己的工资给家恕做了一件的卡夹克衫，这年道有几个女孩子能这样做？都是想人家的多，自己掏钱出来倒贴的没有。那时候，的卡夹克衫很流行，少有人能穿上这样的衣服，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呢！她买了布，（的卡不要布票），找一个技艺很高的上海师傅做的。当时，我在上海学习时买的几件时髦的上衣都已穿旧了，需要一件像样的衣衫。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年的婚姻是月老用一条红线穿得紧，不会散开的。她对我当是十成的爱，而我对她却是很勉强的接受。为结婚而结婚，为传宗接代而结婚的成份当有一半。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和她一道走在大街上。有一次，我们上街闲逛，我走在前，猛然回头，心中顿时涌出一个感觉：这是我的妻子吗？回顾往事，这不道德，程惠芳于我而言，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一个人，父亲是国家干部，自己有一份正式工作。当我的婚姻成为老大难时，她及时出现了。可我却不知珍惜，不知感恩，不知疼爱。其实，当时和我在一起的同事，大都找的是农村户口的人，或者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婚后生活大都困顿不堪。惠芳带着满腔的热忱来了，带来了神的预示，带来了我幸福的一生。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在我们的恋爱关系公开之后，同事李宏一天郑重的告诉我：善待程惠芳，她会给你带来幸福。许多年后，我问李宏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样的话？李宏矢口否认他说的这样的话。我说：“我真的要感谢你，就是你那句话带给我希望，我和惠芳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知道她是一个有福分的人。”
她是遗腹女。改朝换代，旧朝基干多数都难躲过厄运，毕姓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她出生前死于非命。一时生活无着且怀有身孕的母亲，将一子一女放在农村托人寄养，只身一人改嫁程宝善。当时，程宝善在治淮委员会工作，惠芳出世后，他视为亲生，非常疼爱。后来，寄养在农村亲戚家的哥哥姐姐迫于无奈，到寿县城关跟随母亲，吃惊的程宝善勉强接受，生活状态可想而知。后来，母亲将已经懂事的大女儿，送给蔡家岗的一位邓姓矿工收养，了去一份忧愁。母亲舍不得将哥哥也送给人，也是为了完成前夫的遗嘱，因此家中时常上演老鼠躲猫猫的游戏，母亲之心能够好过吗？为了生活，她只能泪水倒流。岳母也对我说：“他们三个惠芳命最好，从出生后一天罪都没受过。她爸对她比对华子（妹妹）都好。景维（哥哥）就不行了，见了他爸就像老鼠见猫一样。”岳母从未提及过邓秀华，这可能是她的无法抹去的心痛，不是生活逼的，又有谁会把自己的骨肉送给他人。老邓师傅去世前，邓秀华一直没和亲生母亲来往，她和亲生母亲公开来往是在养母去世后。改朝换代带给平民百姓的伤痛，是一部血泪史，怕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得深刻。惠芳有福，她独独没感受到当事人应当感受到的痛苦。
惠芳的身世是我和她在一次谈话中推演出来的。当时她说：“俺爸是继父，可是他对我很好。”我听了这话，联想到惠芳曾说过岳母在寿县十字路被人们称为戴家四小姐，于是就说：“我说句话你可不要跳起来。”她说：“话还没说，怎知我会跳起来？”我说：“你的亲生父亲十之八九是被镇压的。”惠芳说：“这我还真不知道。”我说：“要是不信，可以问问妈妈。”惠芳说：“要问你去问。”二十年后，我和岳母有一次独处的时间，我想问问惠芳的亲生父亲是什么样的人？话到嘴边又噎回去，往事已成云烟，伤痕已被抚平，提它做什么？可是，这痛苦的往事，岳母却时刻咀嚼着，最终演绎成又一场悲剧。当然，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