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童装车间(1)
从戴楼大队搞路线教育回来后，刘仲炎建议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回答得很干脆：你看党委会那一群人，值得尊重的有几个？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挺难为情的。他笑道：果然是徐凯。我也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提起此事，说这是他们几个老家伙的共同看法，并且说应当要求入党，进去了才能改造他们。这话我爱听。因此就写了一纸报申请书，就一句话：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告是交给叶科长的，叶科长笑笑没吱声，但收下了。过了一段时间，支部书记曲志坚通知我去开积极分子会，我去了。知道原来这是例行程序，凡写申请报告的人，支委初步审核后，都要定期召集起来开会，宣读党章中有关段落，并对积极分子予以鼓励。第二年，党委书记杨隆尧找我谈话，告知我在上周召开的党委会上，我的入党申请没被通过，希望我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不能通过呢？他说大家主要的意见是认为我骄傲。听到这儿，我立刻打断他的话，“杨书记，你们接纳还是不接纳我为共产党员，我都不在意，继续努力就是了，反正改造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你们不接纳的理由我不接受，我从不骄傲，我一直都抱着谦虚认真的态度为人处事。一直以来，我认真学习，向一切人学，向一切事物学。凡是我不懂的，我都认真地学。如果没什么事，我就走了。请你告诉说我骄傲的人，我喜欢人家对我提意见，但不喜欢瞎说。”说完我起身就走。回来后，我和刘仲炎说了情况，感谢支部的培养。一年后，科室支部又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并上报党委，杨隆尧又找我谈了一次话，结果还是不欢而散。这已是1981年的事。随着改革的步步深入，社会逐步发生变化。起初是表现在衣着的颜色和款式上，街上行人的着装一改非兰既灰的单调，开始艳丽起来，赤橙黄绿青蓝紫，应有尽有；喇叭裤、直筒裤、紧身服、超短裙、吊褂这些曾代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服装款式，一波一波地推陈出新。随之而出的还有女士波浪卷发，男子大包头、披肩发和蓄胡子。更有甚者，差不多在1981年的时候，在地委大院后门口，一个女青年突然抱着一个老者，猛烈地亲吻了几口，在女孩子咯咯笑的当口，老者双手捂脸逃奔了。这一幕，引起了无数行人的惊愕和傻笑。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社会上的失业（官方的称呼为待业）青年开始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歌曲大都是台湾校园歌曲，舞蹈是迪斯科。校园歌曲如一股春风，带来清新之气；而迪斯科的扭动却富有性感，于还是保守的社会而言可谓新潮。据说还有青年群体到野外苟合的，源之于北欧的性开放在华夏大地似乎也蔓延开来。俗话说“人上一百，五颜六色。”许许多多无业青年在一起厮混，总会产生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来。彻夜不归的、寻欢作乐的、偷抢扒拿的应有尽有。这一切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多数家长的担忧，怕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堕落变质。
为了解决家长的担忧，有些单位开始将无业青年组织起来，安排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针织厂也不例外，经党委研究，决定成立一个童装车间，生产针织童装。当时针织厂的生产处于最好时期，产品畅销，利润丰厚，只愁产不愁销。将无业青年组织起来，是一个好方法，即可增加产能，又能使青年就业。我有幸被安排为童装车间副主任，成衣车间工段长王友翠担任支部副书记，同时调来的还有成衣老师傅王开兰和裁剪的老师傅蔡长波。原织袜车间支部书记徐明的女儿徐凤调来担任管理员，我提议织袜车间的王永新担任文书。这个王永新就是上文讲的茶话会的黑皮，刚被释放不久。当时我认为黑皮有文化有能力，担任文书一定能胜任，另一方面，他蹲过七年牢，总得改正了性格中的缺陷了吧，谁知道这一提议给我带来无尽的伤害。可见佛家的因缘和合说有道理，世界上任何事都是因缘相续，有人坐牢，总有它的原因。这是我步入老年后才从佛经里读懂的道理，早年若知这道理，人生之旅肯定顺当些。
经过近三个月的筹建，童装车间投产了，招收了一百多名失业青年。安徽日报的记者专程来采访，消息刊登在次日的首版，可见解决失业青年的社会问题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童装车间投产后，厂内的失业青年全部得到安置，地委和行署部分领导的子女也安排进来。在王友翠、王开兰和蔡长波的精心教授下，青年工人很快地就学会了各项技能。由于悟性不同，学员掌握技能操作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快的十天左右就会了，满的则需要一个多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总的来说全车间形成批量产能是在一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后，基本达到预计的生产能力。
为了管理好这些散漫惯了的社会青年，我和他们约法三章：不允许在厂内吵嘴打架，吵嘴一次停工三天，打架一次，停工一个星期；在厂外打架被拘留者，除名；无故旷工三天（包含三天）以上者，按自动离职处理。约法三章执行后，基本没人违反约定。曾有一个女工被人揶揄，气愤不过和这人吵了一架，双双被停工，并责令揶揄者写检查贴在车间门口。结果出人意料，两个人都不愿停工，宁愿不拿工资在车间上班。这件事引起我的注意，知道这些青年非常珍惜这份来自不易的工作。
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痛心，至今我也不能判断我做的究竟是对还是错。周建华是织袜车间一位女工的孩子，他的爸爸是地区中院的一位科长。他在外面和人打架被拘留，我张榜公布将其除名。他的妈妈来找我，要求网开一面，让他儿子回来上班，被我严词拒绝。之后，他爸爸带着中院的一帮人（五六个）来场找我，希望我能允许他儿子回来来上班，言词极为恳切，也被我委婉拒绝了。我的理由是这个头不能开，开了，就管不住这一百多个孩子。周科长非常失望的离开。哪知道半年后的“严打一网”，周建华被拉进网，判了二十年徒刑。当他的好朋友陈勇告知我这个消息，我呆了，意识到我可能犯了一个会后悔终生的错误：允许周建华回来上班，他不至于在社会上游荡，也就不会被一网网进去。三年后，我脱产去党校学习，暑假里，曾在童装车间工作过的陈兵来我家玩。闲聊中，得知他已在机床厂上班。我问他怎么还能想到我呀？他说我就是来感谢徐主任的。我说你感谢我什么呀？我对你们这些青年人都没有什么特俗恩惠。陈兵说我们几个男孩子都非常感激你，要不是你管得严，我们都可能会像周建华一样被拉进去。周建华被除名后，我们下班都老老实实地在家呆着，不敢出去，生怕惹了事被除名。
七八年后的一天，我在大东门西华书店外面的一个买包的门市间里，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走过去心中后心中疑惑，这人在哪见过？再一细想，啊！是周建华。胖了，人也更加魁梧。我想走回去和他聊聊，转而一想，算了，讨这个没趣做什么！他可能还在记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