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春秋争霸（1）
织造车间的局面打开不久，我的最好的朋友、漂染车间主任陆再银被提拔为副厂长，对此我非常高兴。远在王再义伙同刘家全和我作对时，作为漂染工段长、技术员的陆再银是我的坚定盟友。当时，我住在黄大街的天主堂里，陆再银住在西门口的他岳父家里，相距不到三百米。他有事没事就到我家做客聊天，谈论对厂里的看法，谈得非常投机。后来想想，他是有目的的，因为我受到党支部书记刘友胜和车间主任刘仲炎的信任，计划和质量都归我管，和我搞好关系于他而言有百益而无一害。当然，这个认知是后来经过一件事得出来的。陆再银升任副厂长不久，上级对针织厂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杨隆尧退休，赵振武调到市社队企业局担任局长。这说明，市委对他们两位领导的了解比较透彻，杨隆尧喜欢耍权术，自然不再适合担任新职；赵振武实干，当然得安排新职务。不可否认，社队企业局在政府机构中微不足道，但它是政府机关，在企业日渐式微的形势下，安排进政府机关是比较好的结局。
杨隆尧在任期内一直对我采取用而不重的态度，让我屡屡为他排忧解难，却一直没吸收我入党，其目的当是阻止我进入厂领导班子，文革中批判的“入党做官论”实实在在，不是共产党员，在一个国企当厂领导确实很难。但他就没有想到，企业是搞生产的，生产好，企业则好，生产搞不上去，提前下台势在必然，他挖坑的本意是埋别人，埋掉的却是自己。这头临江之麋，不知退休后悟出点道理么？如果他当时提拔我担任生产厂长（我绝无此非分之想，车间主任与我而言，心满意足矣！），我想，他的任期起码可以延长五年。尽管如此，我对他们这老一代的基层领导人还是比较认可的，虽然权柄看得重，肚子里花花肠子多，但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也能坚持原则。像我这样性格的人，他能用，也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那一代人身上。搁到现在长官意志为大的世道，怕是没人敢用或者愿意用我。比如我调到织造车间，提出不让厂长书记进车间，难脱霸道之嫌。他答应了，也认真地履行了诺言，这是他可爱的一面。还有，在我的住房出现困难时，他出手相助，为我解决了燃眉之急，值得感谢。
赵厂长临别之时，说了一句令我非常伤感的话：小徐呀！我和老杨走了，你的日子会很难过。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到时候就知道了。现在想想，可能是在他面前进我谗言的人太多，他觉得我四面楚歌。说实话，我听到这话，当时心中确实涌出一阵恐惧，这么说我马上就要挨整了。但过了几个小时就恢复了正常，我有我的生活观：凭本事吃饭，不愁没饭吃。这个生活观伴我乐呵呵地走完了全部的工作历程。
杨赵走后，市委派了一位党委书记来。此人叫梁庆州，原县化肥厂党总支书记兼厂长，据说他的后台是市政府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梁庆州调到针织厂，理论上说上了一大台阶，因为县化肥厂是区级单位，而针织厂是县级单位。这样的升跃，一般人得花上几年时间，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还是有后台好啊！在梁庆州来后不久，市委又提拔孙谋权为副厂长。
梁庆州的到来，立刻搅混了针织厂这个有很多王八的浅池塘，大大小小的王八开始乱爬。表面看只有两股势力：陆再银和梁庆州。梁庆州自持有后台，并没把陆再银放在眼里，也可能临上任时领导给他交了底，由他组阁，所以他显得坦然。可陆再银却不是这样，他的心悬着，他每天都到我家，一谈就是十点钟以后，弄得我妻子非常厌烦。这时候，我已搬到地委大院居住，陆再银也搬来了，我们两家隔两栋房。这时候，我对一再对陆再银说：你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支持你，难不成我会支持刘家全？但陆再银似乎不相信我的话，还是每日照旧到我家，一而再地央求支持。现在想想我真的很幼稚，陆再银的目的是党政一手抓，既当书记还兼厂长，他是想把梁庆州赶走，像这样官瘾很重的人，绝非是好鸟，可偏偏我非常看重我和他的友谊。除去陆、梁这两股势力外，还有两股看不见的暗势力，葬送了梁庆州的前程。这两股势力分别是政工科有野心的张干事和受到成衣车间支部书记唐锦支持的孙谋全，孙谋全当时被提拔为成衣车间副主任不久，在杨隆尧、赵振武离开之际被提拔为副厂长，十有八九是杨隆尧的推荐。因为靠双突和嗲声起家的唐锦，是杨隆尧的亲信。
梁庆州来到厂里后，我们没交过一次心。我对这些搞政工的寄生虫干部不说是本能的厌恶，起码也是没有好感，他不找主动找我，我绝不会主动找他，再说，凭本事吃饭无所求啊！我的本性喜欢做事，宋元三这个障碍被搬开后，我大部分的时间仍在车间，计划执行没问题了，质量就是重要的工作，因为机器运转长了会出毛病，出了毛病必须及时修理。所以我经常去棉毛、台车和摇倒纱保全室，只要看见里面有人在谈心，就虎着脸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到车间巡视自己分管的机台。这是在上海跟陈德金师傅学来的好风格，保全工离开自己的机台，就像战士离开战场。有几次我进车间办公室，看到梁庆州和办事员谈心，也只是点头笑笑。据曲书记说，梁庆州有一段时间经常来车间办公室，看似聊天，可能是有目的。我听到这话，只是笑笑。
大概是张干事的势力和唐锦的势力持续上访，在市委和市政府造势，局面开始不利于梁庆州。但是，梁庆州似乎没察觉这一点，这个涉水远来的过客，不知此水塘的深浅，这个浅水塘，水虽浅，但王八多且喜欢咬人。前所说的张干事的势力是一股暗势力，他的后台是他的老干爷（前任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以及他精心巴结的组织部的人（政工干事和组织部的人打交道是家常便饭）；唐锦孙谋权势力的后台是后来被我称之为政治妓女的市委副书记王春梅。
现在说一说王春梅其人。她是1970年从上海纺织工学院分到地区棉纺针织厂的一拨人中间的一个，被分到织袜车间；被分到漂染车间是龚国元和顾月芳夫妇；分到织造的是杨红娟和刘行忠。几年以后，龚国元和王春梅均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到了文凭吃香的八十年代，龚国元被提拔为针织厂的副厂长，王春梅则担任了织造车间支部书记。在织造车间，她就是一个泥抹子，专门在生产管理上抹稀泥。前文说的宋元三就是被她惯坏的，宋元三屡屡不执行车间生产计划，她就屡屡把宋元三拉到一边好言安慰，怂恿加许愿，把宋元三惯成软硬不吃的混混。后来，市委组建新班子，需要一个花瓶，这个花瓶的条件是：本科毕业、正区级干部、女性、四十岁以里。她恰恰具备了所有的条件，由此上升为市委副书记。这样的人被提拔为市委副书记，说明共产党基层组织干部造孽造到了登峰造级的地步。所以，我一见报纸上说什么XX领导班子里女性占多少比例，气恼就不打一处来。让这扯淡的事永远见鬼去吧！人才不在乎男女，如果武则天再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剁了这些混蛋。
1985年初，市委派出一个工作组进驻针织厂。组长是组织部长，副组长是市经委副主任，此人姓卢名干青，曾担任过原地区棉纺针织厂机修车间支部书记。由于我在车间，工作组的行为我不甚了解，只知道他们分别找了全厂中层干部谈话，之后又找了部分基层骨干（工段长、班长）谈话。就是这个谈话，使我认清了共产党选拔干部方法的严重缺陷。中层干部谈话涉及全部的中层干部，应当说反应的比较全面。问题就出在部分基层干部的谈话上，选什么人和工作组的人谈话，里面的猫腻很多。记得那天选部分基层干部谈话时，织造车间的一位棉毛保全，根本不是基层干部，也被选去谈话了。谈完话他出来恰好碰见我，他小声说：张干事这东西太坏，他让我去和工作组谈话，让我说自己是班长，还说梁庆州是外来户，心不在针织厂，只想拿针织厂当跳板往上爬，我们得齐心合力把他撵滚蛋。他还说，张干事安排的人都是和他亲近的人，肯定都会说他的好话。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对选拔干部的方法嗤之以鼻，在很大程度上，谈话对象的遴选过程，就已经把某个人的政治生命决定了。
找我谈话的是卢干青副主任，看他那洋洋不睬的态度，就知道他对我的印象不好。所以我的脸也就耷拉下来，有来不往非礼也。谈话开始就沉默了很长时间，见我基本不看他。他开始转变了态度，笑着对我说了些客气话，我依然是耷拉脸对他。他说想听听我对厂部领导班子的看法。我说我对梁庆州不了解，他到针织厂后倒也没高高在上，经常下车间走走。说到领导班子，我坚定不移地支持陆再银，这个人实干肯干，技术又好，肯定能成为一名成功的领导。他又问我有没有其他人适合担任厂领导？我说看不出来，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不遛怎知好坏？千把人要吃饭，领头雁很重要，希望市里慎重。我看他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因此就索性敞开讲，刺挠他几句。我说听说你们要选举，我奉劝你们一句，如果选举，陆再银必胜无疑。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肯定？我说：在针织厂，只要我和陆再银联手，可以击败任何人。他对我说的话并不在意，也难怪，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只听汇报，根本不了解基层实情。我被那两股势力抹黑，他们认为我在针织厂没有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