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苦闷的岁月
第二节 一打三反运动（1）
一打三反运动，具体内容的一打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是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从这个运动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文革结束了，需要整治那些在混乱中气焰嚣张和浑水摸鱼的人。打是重点，反是辅助。从六安城区的情况看，运动的范围广，各个单位都开展了；程度深浅不一，多数单位属于走过场，少数单位严打深挖搞得轰轰烈烈。那些走过场的单位，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一些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对文革中被整深有余悸，不愿也不敢采用刘邓那一套整人术；也许他们是出于大义，认为群众造反是听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即便是错了，也无需他们负责，乱世中的小偷小摸不足为怪，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没必要那么顶真。而那些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单位，无一例外都是派工作组的结果，和1966年的北京刘邓往各大学派工作组整人的手段相同，惩处的力度有过而无不及。六安地区棉纺针织厂是几千人的大厂，在六安城影响广泛，这个厂发生的任何事，都会立刻传遍六安各地。所以，地区革委会和军代表把这个厂作为运动的重点，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组领导运动。工作组的成员来自原地委行署的干部，由原行署公安处书记张纯带队，每个车间都安排一名工作组成员具体领导运动。当时，以职工人数和规模来划分顺序，全厂共有棉纺车间、织布车间、针织车间、织袜车间、和机修车等五个车间。运动是全厂统一部署开展的，但后来针织车间搞得深入扎实，先声夺人，先后揪出了两个反革命集团，茶话会就是其中之一。
针织车间的规模和职工人数仅为全厂第三，为什么针织车间会成为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单位？这得从这个车间的人员构成说起。这个车间始建于1958年，1962年下马停产，1966年复工生产，新招收的工人占百分之90以上。新工人的来源主要是各个街道中的闲散社会青年，其中有少数高中毕业生和中学辍学者，很多人是文盲或者仅能识几个字。这些社会青年由于长期混迹于街道，沾染了一些唯利是图和刁蛮的市井习气。当时的厂党委书记王原苓就公开地说，就职工的素质而言，针织车间和织袜车间将是最难管理的车间。从这个车间复工后，职工之间勾心斗角矛盾不断，由于当时的车间主任范永毅是强势人物，磨大压得住麸，车间内的街混混兴不起浪，革命和生产发展平稳。后来，经过三年的文革混乱，再加之新领导朱树礼是一个老好人，车间内的不良之风日盛，茶话会就是在这种小气候下滋生起来的。
上文已经叙述过。茶话会是以“黑皮”“白皮”两张皮为核心的青年活动场所，连团体都算不上。他们的活动场所有两个，一个是成衣工段门口的小房子，另一个就是黑皮在城区观音巷的家。他们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是坐派的，派性是参与的基础，有共同的语言。聚会也没有固定的日期，小房子里的聚会一般都是在上班时间，十来平米的小房子有时能挤进去十几个人，弄得乌烟瘴气，让那些站派的大哥大姐们看了生厌；黑皮家的聚会是在晚上，青年人晚上闲着没事，就往他家里跑。他们在一起无非是聊天、侃大山，说一些不三不四的俏皮话博得一笑，有时也唱一些苏联歌曲，如《小路》、《灯光》、《喀秋莎》等，现在看来，这些歌都应当是黑皮王永新教他们唱的，伴奏者名叫庞世钧，他会拉胡琴、会画画，是一个小能人。白皮汪云星是六安一中的高中毕业生，一向清高，他平日不苟言笑，但说出的话很有分量，自然也成为中心人物。其他的成员都是没什么特点的平常人，之所以参加几次聚会，一是派性所致，二是晚上闲极无聊，总得有个地方消遣。
针织车间这种状况，如果一直是朱树礼领导，形势不会有任何起伏，这个曾经的大粮站的站长，因为一场火灾被降职到针织车间，自然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他是不会有任何积极进取的动作的。可偏偏是工作队派来了工作能力极强且严肃认真的容治平，他在1958年建厂时就是针织车间的领导，后来调到地区组织部工作，经常下乡搞各种运动，比如四清运动等等，具备了丰富的政治运动经验。容治平的到来给车间的老工人带来希望，这些1958年进厂的老工人都是车间的骨干力量，他们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也几乎全部是站派。他们对小房子里发生的一切极为反感，说那里面飘出来的都是靡靡之音，里面的一群人都是没改造好的街混混。他们这么说也没错，小房子里面的人大都自由散漫，不坚守生产岗位，上班时间为什么经常去小房子里鬼混？如果放在当今，怕早就给辞退了。所以，容治平的到来，目光很快就盯住了小房子和进出小房子的人。
不知是工作队的统一部署，还是容治平的独创。车间在1970年春节后举办了第一届学习班，学习班里站坐两派势均力敌，相对而言坐派的实力强大些，除去作为记录员白皮汪云星以外，还有四个以高傲自大而著称的女性；而站派的五个人中有两个是嘴巴啪啪叫的小钢炮，车间里担任工段长、班长的一个也没来，都留在了车间抓生产。
据说学习班第一天，两门小钢炮就对准了汪云星猛轰一番，茶话会这个名字也被摆在桌面上。这自然引起了容治平的注意，所以，第一届学习班仅仅办了一个星期就解散，重新举办了第二届学习班。合该我劫数难逃，容治平将我抽到第二届学习班顶替了汪云星担任记录，于我而言，一切灾难从此而起。汪云星留在学习班，不再担任记录，显然已经成为审查对象。这个自视甚高的人，犯下一个聪明人不该犯的错误：为了转移容治平的视线，他把我和李玉明的关系告诉了学习班里那两个高傲自大的女人，这两个女女在学习班举行的第三天便将矛头指向了我，说我和某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有联系。这样，一个茶话会的内幕尚未解开，另一个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又浮出了水面。
我和容治平一点都不熟悉，不知道是什么人推荐我去担任记录，可能认为我刚从上海学习回来，无帮无派，清白如水。这两个女人把矛头指向我，我知道这是汪云星幕后操纵，目的是嫁祸于我，自己脱身。我知道，这个愚蠢行为，非但解救不了自己，还把另一伙人揭发了。他可能不知道组织部的人的工作能力，他们的目光和定力岂能是他人所能左右的，所谓鼠目寸光，此之谓也。
就在那两个女人把矛头对着我的当天晚上，我敲开了容治平住在地委大院的家门。容治平的爱人许学华是成衣车间的大班长，他开门见是我，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并向里屋呼喊容治平。容治平出来接待我，我也没客套，径直讲了和和李玉明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我和李玉明的关系，现在详尽地述说一遍。李玉明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喜欢读书。这是我们共同的爱好，要不然我也不会和他来往。我们从上海回六安后，我一直和他来往，但基本没从他手里借过书看。原因是他的书也是从另一个人手里借来的，这个人就是棉纺车间的刘姓工人，姑且叫他小刘吧。小刘的书是从县文化馆偷来的，他伙同另外几个人翻墙进入孔庙（县文化馆）偷了许多书，托尔斯泰的、狄更斯的、巴尔扎克的，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外国名著。我一听说他们去偷书，心里咯噔了一下，无论如何，偷总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有一天，李玉明带来两个人到我家，一个是外号“师姑”的孙维福，另一个就是小刘。我请他们坐下，聊了一会儿天。这两个人走后，父亲马上告诫我不要和这两个人来往，他说这两个人一个贼眉鼠眼，一个是街痞子。我听了父亲的忠告，决定不再和李玉明来往，也告诫李玉明不要和这两个人来往。李玉明起先较听话，后来还是和他们一溜神气，我由此非常失望。李玉明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有一次他在厂里遇见我，和我解释说他是没办法，师姑和小刘是他的近邻，端个碗都会跑到他家，摆脱不了啊！我一笑置之。
我将上述情况坦然向容治平说明，并一再声称，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审查，如果发现我和李玉明的关系超出我今天晚上所讲的，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我说这样的话是有底气的，这个底气就是：有三个人的场合，我从不发表任何言论，因为，有两个人同时检举揭发，我抵赖不了。即便是两个人在一起，我也不会就任何政治问题发表看法，在因言获罪的社会，管住嘴巴是唯一的自保良策。
第二期学习班办了一个星期，也解散了。第三期学习班扩大了阵容，人数达二十几人，地点由保卫科换到场部会议室。坐派的人几乎不见了，汪云星成为唯一的重点攻击对象，小能人庞世钧也被拉来做陪斗。我仍然是记录，我心里明白，我现在的身份很特殊，在没查清我的问题前，我既非动力亦非对象，一旦查清了，该是动力还是对象立马清楚。与此同时，织袜车间也在办了学习班，就在我们的学习班的隔壁，原来政工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