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画面感和代入感都极强，那些故事，那些场景就像曾经发生在我的身边一样，因为我也是过来人。它让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大学校园无休止的辩论、人大代表的竞选、交谊舞的方兴未艾，宿舍里传出“红莓花开”、“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街头的个体户吆喝、旧货市场的二手衣服……家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迪士科的旋转灯……外商进入中国沿海的工业市场，一栋栋厂房在贫瘠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地下性工作者应运而生……
这是一段魔幻时光。黑灰蓝的单调被五光十色代替；统一的歌喉被百花齐放所代替；不同的睡魂在同一时间苏醒，然后在白日里做着不同的或者类似的白日梦，不少人为白日梦的成真或窃喜或呼唤。
作者严歌苓熟谙那个时代的社会生相，读者可以读出她饱蘸笔墨、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写作激情，以及透过各种生存状态、流行现象等揭示出的社会本相。
80年代，是一个过渡年代。彼时文革戛然而止，人们从一种宗教式的激情转向个性奔放的激情。那时原有的信仰开始动摇，新的信仰尚且未知，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空虚的 ，迫切需要找到填充物，于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是人们最大安慰和追求，人们急切地以短平快的方式脱贫致富。港商二奶李真巧以光明正大膀大款为荣；转业的文艺兵芙苑走穴演艺累极并死于非命；火锅店的鼎沸躁动、女裁缝连夜赶制“港货”；吴可、梁多这帮文人为摆脱困窘，不惜脱掉自尊的外衣依赖李真巧的援助；就连干净清高的米拉也高兴接受远方小姑李真巧送的二手港衫。这些描写真实得让人心颤心酸心痛。
80年代是一个体脑倒挂的年代。米拉的父亲老米是一个著名画家，为了得手一段中意的金丝楠木，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屈就于权贵的 “创作”意图，尽管他在心里骂自己与卖身的娼妓没有两样；年轻画家的梁多维护独立的风格，可为了办一个小型画展也不得不依靠先富起来的李真巧，否则就只能住在朋友家的壁橱里；吴可这个剧作家很有骨气，不怕得罪领导，几起几落，都不肯改变创作初衷，甘愿躲进枯黑灰暗的老屋里成一统，就是这样一个堂堂男人，也曾经接受来自李真巧的帮助。难怪这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科技工作者跳槽下海，难怪冰心先生曾经在那个年代为“臭老九”的不公发出“鼓与呼”。
80年代是个性张扬和性开放的年代，迪士、贴面舞会、裸体模特儿、地下出版、婚外恋、包二奶、三奶……一夜情……人们恣意发泄和挥霍压抑了多年的荷尔蒙，就连米拉这个干净清高的女子也无法置身其外，而一度成为第三者。小说中关于性的描写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李真巧。这个女子中的尤物，80年代港商的二奶，和男人苟合成为她的家常便饭，追溯渊源，是因为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被一帮有门路的男人“搞坏了”，不是身体而是心灵的破碎和败坏，因此破罐子破摔，而破罐子的碎屑不时刺入有钱老男人的肌理，或许她不认为是他们在占有她，而是她在报复性地占有他们，所以她的贪婪与她的伤痛都是无止境的。
笔者以为《米拉蒂》在写作技巧方面的较大突破，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首先是對角色多重人格的深度刻画。
对人物的双重或多重人格的刻画，原本是小说家的基本素质和主要技巧，这在严歌苓以往的小说里无一例外，但是这部小说在这方面有一个质的飞跃，这和作者这次写作彻底放开、未被审查删减，更无需自我审查有关。作者基于人物生存环境的客观性和个性特征的主观性，去着力挖掘人物内在深处的宝藏和垃圾，以及那些灰色地带的元素，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不同个性的灵魂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有一种聆听的渴望，并且在聆听中自省。
《米拉蒂》浓墨重彩地描绘了80年代以后中国两代作家、艺术家在那个开放的亢奋的相对自由的年代爆发出的蛰伏已久的创造力，而其文艺作品内含转型的开放与纠结及其文革的烙印。极左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对人格的异化。米拉的父亲米潇是文革中的黑五类，80年代的知名画家。由于画作两次获得全国大奖，让他在业界声名鹊起，钱包也因此鼓涨起来，业内人士羡慕都来不及呢，然而，他却在迅速走红的高光时刻，陷入痛苦万状的作茧自缚之中，个中原因只有他自己和一位天才青年作家懂得，那就是他创作的人物身上无不包含愚忠的，单调乏味的、盲目的、斗争的，高大全的特征，无论他如何费尽心思去构建一种属于个人的特质的东西，努力营造一种标新立异的独创性和前瞻性，然而，都无法逃出吴青华、江水英、李铁梅、阿庆嫂等八个样板戏的英雄人物套路，而画家娴熟的臻于完善的画技，恰恰给画中人物陷入无法挣脱的活棺材提供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当米潇意识到自无法摆脱的可悲之处之后，独自躲在在一片啧啧声后面长时间发出哀鸣，他斥责自己的所谓获奖作品不过是一坨屎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老米本来是极左的敌人，他痛恨和排斥迫害自己、毒害民族的极左，自以为免疫力很强，然而却不曾料到最终却成了极左的俘虏。可见，意识形态的洗脑，不仅是有痕的，也是无痕的，也许无痕的渗透更加顽固和可怕。就像触发了森林里的魔咒，使人陷入无尽的黑暗和恐惧中。
从米潇这个角色身上，读者看到了他的血管里有两种不相容的东西。一种是与生俱来的热血，一种是时代强心剂通过血管输进去的类似于硅胶的液体。热血需要激情流动，而硅胶却在怪诞的凝固中阻碍着它畅通的管道，于是两者扭在一起摔跤，让人物无时无刻不在矛盾挣扎中痛苦呻吟。
对角色人格的双重性或多样性的着力刻画和细腻入微的描述，正是《米拉蒂》的显著特征，也可以说是严歌苓写作上的一大突破。
吴可这个剧作家（米潇的忘年交，米拉蒂的“小吴叔叔“），既是一个从不摧眉折腰巴结权贵，死活不愿意按领导意图修改剧本的深明大义的硬汉，同时又是一个在文革初期为了改变自己靠边站的地位而对”走资派“（单位领导）大打出手的小人；既是一个嫉恶如仇，痛打当年强暴女知青李真巧的伪君子王汉铎的侠义之士，又是一个在性生活方面放浪形骸的男人。米拉蒂的远方小姑李真巧即是一个卖身为小三的风尘女子，又是一个倾其所有扶持落难的知识分子的侠女；既是一个文化缺失的时代受害者，又是一个崇尚知识，偏爱知识分子的女人；既是一个依靠富翁过日子的寄生虫，又是一个精明能干很会侍候男人和亲友的贤惠女人，同时还是母亲的孝女；既是一个同情弱者的好打抱不平的女中豪杰，又是一个无原则地放弃惩罚强暴者的最佳时机的愚昧妇人；她对那些作恶男人的潜意识的报复心态衍生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将无休止的索取锁定予有钱的老男人，最终卷走香港富翁合资巨款逃亡海外。梁多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他起先的创作是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在此基础上把天才发挥到极致，因而有了出国展览的机遇，然而这个天才画家又是一个极端自私冷漠的男人，他在李真巧那里擭取肉体的慰籍和物资的援助，却在她落难的时候拒绝给予丝毫帮助；为了筹集出国的费用，他不惜放弃神圣的独立创作原则，而根据富人的种种虚假要求来画人物肖像；出国后居然不讲信用扣取应该交付买主的画作；作为金钱的奴隶，最终堕落为一名专画美人的御用画匠，曾经走进自然，感悟生命的灵气和冲动荡然无存。
至于米拉蒂这个主角的个性也是多面立体的，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坦言这个角色有自己的影子，她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与世无争。12岁从军的米拉蒂在文工团不多言不多语，从不拍马屁抢风头，哪怕永远只能演B角，她也安之若素。她身边的一些女孩为了多打一点饭菜，不惜向炊事班的人抛媚眼套近乎，而礼貌待人的她总是份量最少的那一个，然而，她愿意。她就是一枝处于淤泥而不染的亭亭玉立的荷花无意争奇斗艳。在我看来，米拉蒂的与世无争，不是不争，而是对不公平的竞争不感兴趣，事实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和命运较劲。
她自小单纯，独立于世外，然而她懂得什么叫美丑；少女时身为舞蹈演员懂得用个人的辛勤汗水去挣得立足之地；她像一轮宁静纯净的明月，从不惹是生非，但在内心深处憋着一股劲，一旦条件成熟就从冷静中生出一股出人意料的爆发的力来。从小时候作为黑五类的子女被人凌辱，在浆糊在头上的那一刻起，她的心就就封闭了，但并没有死去，就像雪藏的火源，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迸发出异样的火花。80年代初她转业后努专心写作，并一鸣惊人。
米拉的内在压力，除了来自社会以外，还在于父母长期不和的交战，对此，她看似习以为常，然而在父母激战之时，她会冷静地做出极端行为——撕毁写作的稿件———她的个性游弋于冰与火之间，她清高不屑于浪费时间与人交往，她火热，乐于助人。当李真巧因涉嫌走私罪坐牢出狱以后，她为帮助其东山再起积极帮助筹集资金，并愿意用自己的稿费相助，当她发现梁多对李真巧不仁不义之后，直截了当的当面戳穿他的“丑”。若干年后她移居美国，后成为知名作家，其作品被译为多国语言获得丰厚的稿费，她先后资助了三名来自贫困地区的留学生。米拉和比自己只大十几岁的继母一直是比较疏离的，但在父亲弥留之际她答应父亲善待继母的请求，并告诉继母自己不会要父亲的所有遗产，这让那位看重物质的漂亮老女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从米拉冷静的不动声色，甚至缺乏笑容的外在下，有一副仁慈的心肠，这让我想起冰山的雪莲和地矿里黑亮的煤炭。
在“个人问题”上，少女米拉蒂暗恋战友易轫，压抑的情感直到后者结婚都没有表达出来，80代偶遇后两人爱得死去活来，后者为他抛妻别子，她为后者刮宫流产，而最后的结局是她远走高飞出国，分手成为必然，虽然89年的动荡迫使两人分离，然而，倘若没有这个导火线，最后的结局依然会分离，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精神层面的人，虽然他努力想走近她的世界，她也在努力向父亲介绍他的长处，譬如一个真正男人的担当、下海经商的素质等等，然而，当她远离他之后，她明白自己冰雪理性的个性是可以“狠“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她也知道自己也是有这个实力的，于是，分手成为定局。然而，几年之后，当她接到他的结婚请柬的时候，内心的破碎只有密西西湖才知道。她撕碎了请柬，在心里质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不就才几年吗？然后哭着奔向浩渺如海的密西西根湖……读到这里，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女孩也太虚伪，这不就是你一手炮制的局面吗？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后果吗？为什么要倒打一钉耙呢？其实，当我们走进米拉的内心世界去聆听，可以听到两个声音在征战。一个声音在说，他是我的初恋，我的青春的见证人，我的不顾死活的热恋，他是一个爱我超过爱自己的真男人！我舍不得他。尽管不少男人可以和我聊很多话题，他们可以写富有吸引力的小说和诗歌，但是，他们缺乏担当，他们不像他那样可以掏心掏肺舍生忘死地爱我……算了吧，你不要自欺欺人，另一个声音说，你是属于象牙塔的人，你是以文学为生命的人，即便你让他来美国和你团圆，他会和你的圈子更加格格不入……不！我不甘心这个属于我的伟岸英俊的男儿从此以后属于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不管你愿不愿意，这就是事实，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执意出走而造成的，当初他一再表示挽留你的诚意，不管你现在拥有多大的失落感，都必须承受自作自受的结局……
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不仅拥有人格的多面性，而且当每一面人性在互相对峙和诋毁的同时，又生出新的更加不可思议的层面来，这些色彩各异的面抻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活物来。由于文革的影响，导致80年代的中国人的人格异化尤为突出，且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二《米拉蒂》的另一写作特点是借助精妙的艺术形式拓展哲理性的反思，
这种有厚度和深度的哲学反思，自始至终渗透于对话、议论等各种表达形式与场合。
书中关于文革的反思有多处，最典型的集中反映在“吴可的新剧《排队》这一章里。作者通过缩写的话剧《排队》及其演员戏剧性的表演将现实主义哲学应用于自然主义的对话中，在无伴奏的对话和独白中，将建国以后的种种荒唐和丑恶的社会现象呈现出来——饥荒贫困、血统论、窝里斗、相互残杀、知青渴望返城等等——这一幕幕生动滑稽而又苦涩揪心的话剧实则是深层次的细致的反思，读者（无论是不是过来人）在观看”的时候都会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年代去对号入座，思考自己做过什么，或者是会做什么，而这些行为，于自己于他人于社会有什么恶果？如此，中国的未来该如何设计？这样的悬念就是反思的目的。 写剧本是严歌苓的一个特长，她对媒体坦言，尽管自己起初并不情愿搞电影写剧本，但是多年来却花了大量的时间改编剧本，而这一次，她将这个艺术表现形式穿插在小说中，并很好地服务于反思社会历史与个体生命。
又譬如“余音”一章里的老米与小米父女俩对话中，让我们读到了人物在反思中用一把小刀在一层层地剥洋葱，尽管有点辣有点冲鼻子，但是那种气味有助于让人清醒，还可以提高免疫力。病入膏肓的老米谈到正在读的一本英文书《Awakening》，（在台湾译作“睡人”）小米看过由此书改编的电影，对里面的情节颇为熟悉。这是一本关于病理的书，作者是医生沙克斯，他记录的病人在“sleepy Disease”中沉睡了几十年，等于准死亡，1969年春天，一种神奇的药物问世，沙克斯医生用超大剂量，使这些准死亡者复活过来，这本书像是科学寓言：病人的药物生命持续了两三个月，发现活过来无非还是围绕那么几桩事，食色性也；而。尤其是随着药物副作用的显现，使他们对这几桩事的欲望数倍夸张，折磨和困扰数倍加大，于是，一部分醒来者放弃了药物生命，又睡回去了。老米说到这里，感叹道，我们那帮子家伙，80年代也像醒过来的。这时小米联想到，父亲刚刚被平反的时候住在各种过渡房里的叔叔伯伯们，那时他们的精气神、亢奋度、躁动感简直就是发育中的少年人，让荷尔蒙闹不得安生。是的真像一次苏醒，或者惊醒。关于在苏醒和惊醒之后，老米这帮人感觉如何，没有下文，留下耐人寻味的悬念，读者在体味中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的深深担忧。因为苏醒之后的大陆又渐渐回归原有的轨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米拉是书中人物中最早离开大陆的，她是为了躲避89年64的清算，飞越太平洋，来到密西西根湖畔定居，求学、写作、任教，写自己想写的故事，收获颇丰；女儿出国后没有几年，老米也为了斩断无法斩断的痛苦——娼妓般的创作——追求自由和艺术离开中国大陆来到曼哈顿生活，宁愿在街上为人画肖像以赚取自由。后长期定居巴黎，边走边看边画，畅游欧洲。米家父女的好友剧作家吴可在国内的创作经历了无数次跌宕起伏：被审阅、被认可、被修改、被公演、被封杀，再被审阅、再被认可、再被修改、再被公演、再被封杀……一路跌跌撞撞走来，他的背脊梁弯了又直，直了又弯，直到老朽不堪，在风烛残年移居美国，本来准备和情人李真巧共享晚年，但却在三年之后遽然离世。
在欧美的哲学家、文学家中间流行着一句话，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爱因斯坦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米拉蒂的父亲老米说，哪里有艺术哪里就是祖国。而真正的艺术，发祥并盛开在自由的国度。老米晚年生活的國度里既有面包，又有自由和艺术,他應該是有歸屬感的人。正如米拉所想：米瀟的最後二十多年,完全按自己意願活，也按自己意願死，他是滿足的，沒留什麼遺憾。
令笔者有些纳闷的是，严歌苓在描述米拉的远方小姑李真巧与情人合伙将几个香港富翁投资三千多万港币的公司洗劫一空的情景时，用了“这也许是李真巧又一次替天行道”这句话草草带过，很多年后“小姑”在欧洲浮出水面，依然神韵如故，厨艺如故，“她是不得老的”，她的同案犯那个年轻的情人在欧洲成为小有名气的画家，她最终定居美国。窃以为这是《米拉蒂》的唯一败笔。文学作品的社会导向作用和价值出发，李真巧及情人洗劫公司巨资后销声匿迹遁形海外，其过程之敏捷顺利，以无人追究，逍遥法外而告终，这无疑是那些准案犯和嫌疑犯所觊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