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高产”院士的奇迹
寿天德（5912）科大的确是培养院士的摇篮。从 1958 年建校以来，平均每 1000 个毕业生就产生一位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这个比例在我国的现有大学里是空前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生物物理系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 5 届不到 300 名毕业生（包括两届工农兵学员）中，却产生了 6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平均不到 50 个毕业生就产生一位院士！这是一个院士“高产”的奇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窃以为必有其原因。
从科大建校的时机上看，1958 年科大建校时，正值全国规模的迫害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反右运动”刚结束，科大十分幸运地出生在该运动之后，没有像别的大学那样受到反右斗争的沉重打击。当时全国上下掀起“超英赶美”的 “大跃进”高潮时期，相对来说人整人的政治运动暂时平静下来了。从政治生态方面来看，科大以郁文和刘达为书记的两届党委，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较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对科学家和师生采取爱护、保护政策，重用了一批被打成右派或不得志的优秀的人才，没有像北大、清华那样搞批判斗争。
从办学的宗旨上看，中国科学院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将 科大办成我国培养从事尖端科学技术研究的优秀人才的新型大学。因为从当时的高校中得不到足够的优秀毕业生到科学院来工作，院内的科学家对创办自己的大学非常积极，希望科大办成 MIT（麻省理工学院）式的理工综合的大学，为科学院提供充足的年轻科学人才，这也是举校上下一致的认识。科大校歌歌词“科学的高峰不断创造，红旗要红过九重”及郭老提出的“勤奋学习，红专并进”，都反映出这一愿望。科学院的领导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大学的重要性：“创寰球学府，育天下英才”。我所在的 5912 级同学进校时开始，系里分管我们的指导员（复员军人、中尉军衔）曹永昌就一再教导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要努力学习攀登 科学高峰，为祖国服务。1958 年的科大首届师生也停了课参加全民大炼钢铁等群众运动，但科大领导怕停课太久了会影响学生的学业，较早地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专业设置普遍新颖、超前。由于坚持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充分发挥了科学家们的积极性，科大的专业设置几乎完全是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当时设立的 13 个系（后来科学情报大学合并到科大成为第 14 系），都和科学院京区各个研究所对口，由所里的顶级专家（多数为欧美留学、工作过的优秀科学家）兼任系主任和负责系专业方向和教学计划，众多的国内一流的科学家亲自给一年级学生上基础课，如华罗庚、严济慈、钱学森……
以生物物理系（12 系）为例，系主任由原中央研究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贝时璋先生担任。他也是同年成立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院系调整前的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早期在德国杜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工作多年的资深科学家，他深切地感受到古老的生物学正面临着革命性的变革，原有的以显微镜观察、形态分类和组织胚胎学为基础的研究已经过时，必须培养大批现代数理化电子学理论和方法武装起来的新型科学家，来迎接生物学“革命”的高潮。当他决定将研究所命名为“生物物理研究所”时，曾有一些同行科学家嘲弄他“赶时髦”，但他仍然坚持到底，不为所动。
创新的课程设置。科大高度重视打好数理化基础，为学 生从事科学研究备足了后劲。当北大、复旦等生物系学生花了大量时间依次地学习和背诵形态学为主的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组织学、胚胎学等经典基础课时，科大生物物理系的学生则在大打数、理、化基础，甚至还包括电子学、机械制图在内，忍受着极度“重、紧、深”的基础课的煎熬，听课、做习题、做实验、写报告……忙个不停，星期天也舍不得去看场电影！（据学校编年史稿记载：全校各基础课按课程内容及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丙三型，各系依需选择。生物物理系全选甲型：高等数学学习二年半，430 个学时；普通物理学习二年半，上课 408 个学时，实验 280 个学时；化学类基础课学习二年半：普通化学一年，每周上课 4 个学时，实验 4 个学时；有机化学一年，物理化学一学期）。生物物理系基础课学习时间长、课时多、任务重显而易见。专业基础课中特别加强了生物化学（一年）和生理学（动物生理和植物生理，共一年）。对于经典的生物学课程则用很短的学时，浏览式地将其精华和关键实验交代给学生，需要时让他们自已深入钻研。开设了大量的专业课，其课时不多但覆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生命科学前沿，开阔学生视野（如生物数理统计、细胞学、胚胎学、遗传学、放射生物学、放射生态学、宇宙生物学、光生物学、辐射剂量学、生物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编程、制图和电工实习等，还初步学会摄影和冲洗、放大技术）。当生物物理系培养出的似乎是“四不像”的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时，他们似乎可以从事任何专业的研究工作，因为他们有足够好的数理化理论和实验基础，以及宽广的学术视野，为进行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备足了后劲，也为从事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毕业论文训练。为了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实践早期结合起来，科大各系学生在最后一年里，均被安排到科学院各对应的研究所（或校内实验室）里，在国内第一流科研人员的指导下接受较完整的科学研究全过程的严格训练，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方能毕业。这是科大的独特优势，科大“理实交融”的方针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学生在这个阶段得到的经验和收获是难忘的，也是课堂教学所得不到的。
毕业分配方面：科大前三届毕业生分配，基本上是中科院对口的和国防部门有关的研究单位为主。实现了为中科院培养研究人才的初衷，为大量涌现出院士创造了条件。科学院和科大在改革开放方面起步早、步伐大。科学院早在 1979 年就开始公派访问学者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进修，而且规定必须工作 2 年，需要时可以延长时间。这个 规定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大陆长期以来于外界隔绝，再加上多年来培养的学者都是学俄语的，语言交流都成问题，时间太短是学不到东西的。而教育部系统后来也派出了访问学者，但其规定只能够在国外进修最多一年，不得延长，结果效果就很差。另外科学院派出的访问学者多以 40 岁上下的中青年学者为主，这样科大留校的大批 58、59、60 级毕业生和 “回炉生”就获得了极好的机会去快速提高并接近科学前沿。科大较早“断奶”，有利于年轻人才成长。科大自下迁到合肥经历了“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后，人心涣散，损失惨重，不仅仪器设备损坏大半、并失去了原有在京的科学院的兼职教师，而且大批的有北京户口的干部、教授和教师骨干也先后调回北京，剩下的就是以包忠谋为代表的干部队伍、钱临照先生为代表的学术骨干，以及 58、59、60 三届 200多名毕业生和一些“回炉生”为主的年轻教师队伍。科大这时就被科学院“断奶”了，年轻的科大能不能存活、成长壮大,全靠自己了。好在科大人没有散伙，大家拧成一股绳，坚持“所系结合”方针，艰苦奋斗办科大。由于没有学术权威可以依靠，科大呈现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局面，在学科建设上一些年轻人历史性地承担起学科带头人的重任，敢想敢闯，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终于打开了局面。与北大、清华等高校相比，科大教师队伍中论资排辈的现象要少得多，更有利于年轻人才成长。
我们以生物物理系的情况介绍如下。
1976 年文革结束前，科大生物物理系不到 300 名毕业生中产生的 6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是：
王大成院士（5812），蛋白质科学（三维结构与功能、分子改造研究）
王志珍院士（5912），分子生物学（蛋白质折叠、分子伴侣、胰岛素研究）
陈润生院士（5912），理论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非编码RNA 研究）
施蕴渝院士（6012），结构生物学与蛋白质分子及药物设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学研究
陈 霖院士（6402），脑和认知科学、视觉的拓扑结构研究
饶子和院士（7302），结构蛋白质组学、创新药物研究
他们从事的都是当代分子生物学中的蛋白质、遗传信息和脑科学领域的前沿科学研究。其中 5912 级特别突出，全班 48 名同学中涌现了 2 位中科院院士和 3 名院士候选人（王书荣，寿天德，沈钧贤）！
这前三位院士和饶子和院士均是毕业后就在生物物理所工作的研究员；施、陈两位均在成长初期在生物物理所进修或工作过。陈霖是 1964 年入学，只读了两年基础课便遇上了文革，1970 年被发配到煤矿工作，直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复出后，被招收回母校“回炉”培训为助教后，才先后经过与生物物理所进修、合作研究和派遣出国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在科大工作多年后调入生物物理所。更值得注意的是饶子和，他是 1973 年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在科大生物物理专业三年学习后便分配到生物物理所梁栋才院士的蛋白质晶体学实验室从事研究，通过艰苦努力和国外进修成才的。由此可见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在他们的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毫无疑问，他们的科学基础和探求科学的理念则是在科大养成的，他们也是所系结合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