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读边聊《翻身》记（十三）

1947年4月22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提出土改不彻底、党内不纯亟须整顿等问题，1947年7月25日毛复信刘少奇称干部应自我检查，进而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该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在刘少奇看来，土改工作做的较差的晋察冀区代表的观点村干部老区还是好得多，虽然作风不好，但成分观点是好的是与自己唱反调。而一些地方干部政府领导机关80%都是地富出身的干部，政权已被人家篡夺了的观点则把整风的火烧的更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土地会议最终形成了彻底平分土地、整顿党、整顿作风的会议总精神。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

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

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转变的关头，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为巩固后方根据地，动员贫苦农民加入到革命战争中来，及时地重申了土地革命的原则，并提醒可能出现的过火行为：

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

这里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其实，每次说到土改，毛泽东就会强调一遍对中农的政策。比如1947年2月在《迎接中国的新高潮》一文中就强调：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

报告说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刚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出现的问题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为巩固土改成果，改正土改中出现的过左或过右的做法，净化化基层政权，中共中央采取的措施就是由上级部门派遣驻村土改工作队对土改工作进行审查和纠偏，对基层组织进行净化和改组。韩丁就是在这个时期去的张庄。派到张庄的土改工作队和其他地区的土改工作队情况差不多，队员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从各村抽调的骨干，比如张庄被上调到区里的张天明三人就被派到别的村进行土改纠偏；二是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北方大学的学员和教师。这些人虽然很多人都出身地主富农的家庭，但他们怀着改造中国的革命激情，比当地农民还积极地投入到土地革命运动中。给韩丁当翻译的戚云女士曾在军调处做过翻译，虽然韩丁不了解她的身世，但猜测她应该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戚云和那些主动要求到农村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把与农民同吃同住当作自我改造的机会，把艰苦的生活当作转变立场、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革命者的机会。

这些知识分子也真是不容易，不仅要忍受跳蚤臭虫的叮咬，还要忍受农民家里污浊的空气和各种难闻的气味。可在韩丁眼里，外表娇柔的戚云竟然没有一点嫌弃和厌恶，而是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农民。这让我想到电视剧《大山的女儿》里的黄文秀，也和当年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一样，完全与农民打成一片，从而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拥护。这让我相信，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是确实能够做到的，做不到是因为不想做。

韩丁根据自己的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道出了当年那些投身于土改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看起来都是心怀感激的。艰苦的生活、思想斗争、集体的友谊和思想改造以后的身心愉快，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深为感动。他们知道自己离革命的心脏更贴近了，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从我和我的希望到我们和我们的需要的觉醒和质变的过程，这使他们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体会到了这种觉醒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到处村去的号召刚刚发出，他们就满怀热情地出发，去同过去的腐朽、邪恶和痛苦的一切进行战斗。（P304）

土改工作队是完全按照1947年9月通过并发布的《土地法大纲》进行再次土改和土改纠偏。北方大学的学员和教师在参加工作队之前，都进行过专门培训，主要就是学习和领会《土地法大纲》。新的土地法大纲严格禁止打人和肉刑，反对挖浮财的做法，反对一切扫地出门的过激做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土改工作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张庄到底属于哪一类情况。当时中共中央将全国土改工作分为三类：一类是土改胜利完成，符合土地法大纲的要求，只需做稍微调整的；二类是土地平分搞的粗糙，地主富农依然占据比贫苦农民更多的土地，许多干部额外多分了果实；三类是虽然搞过一点平分土地，但尚未真正实行土地改革，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村子。

但要确定张庄到底属于哪一类，那就要首先搞清张庄的阶级状况，于是必须重新开始划分阶级成分。这也是张庄工作队驻村后做的第一项工作。

划分阶级也是个复杂的事。张庄采取的是自报公议的办法，就是农民自己亲自到场报告大家解放前他家的收入来源和经济地位，然后大家集体审议和评议。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定成分划阶级相对容易，根据人均占有的土地数就基本八九不离十。可对一些解放前没有土地的手艺人就不好划分了。比如张庄有个叫张起财的泥瓦匠就让农民和工作队纠结了一阵。因为张起财解放前没有土地，现在的土地是解放后分给他的，如果按现在的土地拥有量，他快够上中农了，可那是共产党分给他的地，不算数。可解放前他没有土地，全靠他给人家做泥瓦活养活家人。可又因为他没有给地主扛过活，也不能算雇农。农民说他家解放前属于赤贫，但那时也没有赤贫这个阶级，如果算工人的话，也不行，因为没有资本家雇他。有的农民说张起财应该算中农，这可把工作队给给难住了。最后工作队副队长小李给他划为农村工人，可农民对什么是工人是没有概念的，只是接受了工作队的这个叫法。

对铁匠张还朝的成分划分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村民将划成分和人品及手艺联系起来。村民认为张还朝手艺不咋地，人还脾气大，应该划为中农，并且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起张还朝。要在平时张还朝早就发火了，可现在他强压怒火，不敢顶嘴，生怕把他定为中农，那就分不到地，也分不到其它东西了。村民还貌似很有道理地说，张还朝手艺不好，要价还高，就是在剥削我们，划个中农算便宜他了。可后来发现张还朝解放前有过少量土地，按土地拥有量，他应该算贫农。最后在邻居和几个老人的建议下，张还朝被划为了贫农。

关于张还朝成分的争论其实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农民并不懂得《资本论》，只是觉得质次价高的服务就是一种剥削。这个说法让有马克思理论素养的戚云觉得十分可笑，一个被人雇佣的工匠竟然也能被农民当作剥削阶级。可让她更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村里的一个鳏夫王老汉迷恋上了一个叫王凤的寡妇，家里的好东西都送给了王寡妇，他也有空就自愿去王寡妇地里干活，分文不取，自愿被剥削，甚至连家里母鸡下的蛋也都献给了他心爱的寡妇。当王寡妇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后，评议的妇女们异口同声地说，王寡妇应该算双地主，因为她剥削王老汉的一切，连鸡蛋都剥削了。这个指控立马引来哄堂大笑。村里的男人们不认可这个指控，说那是王老汉自愿的，不算剥削。

剥削这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农民那被泛化和滥用了，连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也被列为剥削一族。没办法，当时的农民就是这样的认知水平。现在我们看当时土改的一些工作细则都有些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可细想农民的认知水平，如果不做这么细致的规定，可能任何措施都会被曲解和误解，政策也就无法推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脱离实际的理论比这种结合实际的措施危害要大的的多。毛泽东和共产党当年如果不是提出简单明了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论，怎么能够动员亿万农民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呢？左派幼稚病指的就是那种脱离实际的教条和不接地气的口号。